【摘 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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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 在东西方文化交汇和冲突的历史背景下,生活在二十世纪黎明期的郭沫若拥有一颗热烈、开放、敏感的心灵。他的现代审美意识和文艺观在新的时代条件下,表现出了充分的主观性和情感性的特征。在他看来,“文艺的本质是主观的、表现的,而不是没我的、摹仿的。”基于这种主体性的文艺观,在浪漫主义的审美特征上,郭沫若前期主张效法自然,在“自我”情感的自然流露和艺术表现中发挥自我的创造力;又主张超越自然,以极度扩张的自我心情去综合创造。这两方面的统一,使艺术的自我表现有了广阔的天地和深层的内涵,并形成了独有的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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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 在东西方文化交汇和冲突的历史背景下,生活在二十世纪黎明期的郭沫若拥有一颗热烈、开放、敏感的心灵。他的现代审美意识和文艺观在新的时代条件下,表现出了充分的主观性和情感性的特征。在他看来,“文艺的本质是主观的、表现的,而不是没我的、摹仿的。”基于这种主体性的文艺观,在浪漫主义的审美特征上,郭沫若前期主张效法自然,在“自我”情感的自然流露和艺术表现中发挥自我的创造力;又主张超越自然,以极度扩张的自我心情去综合创造。这两方面的统一,使艺术的自我表现有了广阔的天地和深层的内涵,并形成了独有的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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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 上篇一般性判断现在遇到的麻烦是,愿意看小说的人越来越少了,为了这个,小说的写法要改变,起码需要改造一下文体。我们正进入信息社会,报纸、期刊、书籍、广播、电视等传播媒介利用越来越复杂的技术向人们倾泻各种信息,每人每天收到的信息内容越来越丰富,速度越来越快,质量越来越高,迫使人们不断加以选择。艺术方面;影视媒介排挤了小说,那不单因为看小说比看电影电视费劲,也因为影视的信息
<正> 要正确认识和评价新中国文学,必须对文学史实作实事求是的历史主义的分析比较,以期恰当地评价具体作家作品和文学现象。科举的认识,必须实事求是,必须充分地占有材料,从客观的史实中引出规律来。而要做到实事求是,又必须对史实采取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义的态度,这样也才可能对文学史上出现的不同的作家作品和文学现象,作出具有历史眼光的分析比较,从而产生既不无端贬损,也不过于溢美的恰切评价。列宁说过,“马克思主义的活的灵魂和精髓就在具体地分析具体情况”。他还说:“在分析任何一个社会问题时,马克思主义理论的
<正> 在新时期颇为壮观的小说巨流中,出现了两次以返顾历史为特征的回归浪潮。一是早期“反思文学”对五十年代乃至革命战争年代的回首;二是自“寻根文学”之后形成的对古代(或“拟古代”)乃至“先民”(或“类先民”)生活的反顾。这两次充满激情的回忆都不是“历史题材”意义上的对往昔生活的再现与审度,而是作为价值生活发现的精神认同。特别是可概括为“还原”文学的第二次回归潮,更在形而上的层次上对人类生活及其存在方式、人类文明与发展,作了总体上的重估,在强调以感性为核心的生命本体论的意识背景下,呼唤着野性与热
<正> 差不多成为论者的一种共识:无论就艺术力度之精锐、审美格局之更嬗还是发展流变之速律等方面看,长篇比较起中、短篇来,都显得步履滞重、瞠乎其后。创作的落差连带了理论的偏斜,绝大多数论者的难以数计的评论文字,更多地是睃巡于中短篇创作,至于列举一个时期的代表作时,长篇竟常常面临“局外”的尴尬。对于这种现象,尽管我们可以从作家状况、创造特点、传递关系上指点出一系列存在的合理性,尽管我们可以认可情况确实如此,归根结蒂却不能说事情本该如此。新时期文学业已历经过十多个春秋,茅盾文学奖业已评过三届,近数年
<正> 在中日两国民俗文化的深层里,有许多相似的乃至相同的或同源分流的或同中有异的因素值得深入地加以考察。有关鸡(天鸡、金鸡)的神话、传说和信仰就是其中之一。在这方面,已有几位日本先辈学者做了许多探讨,取得了令人敬佩的成就。可惜的是,中国学者中还没有人注意到这个问题,而这类课题的微观研究不进行到一定程度,宏观研究也就难于做到正确的或近似正确的总体把握。本文的目的是,仅就我所掌握的若干材料对日本学者们的研究做些补充并提出一些个人的见解,特别是从鸡的象征功能入手,进行比较研究,以探讨中日两个民族在
<正> 周作人是中国现代文化史上一个不可抹杀的人物。因为他曾经堕落成媚敌的汉奸而为人不齿,也因此在历史研究中消失了很久。近些年来,在学术空气相对正常的情况下,研究周作人的著作和文章日益多了起来,有关基础研究工作也颇有成绩。如资料丰富翔实的《周作人年谱》《周作人研究资料》的出版,为学人提供了良好的条件。对周作人投敌史实的改订和评估引起的争论也是非常有益的。最近出版的倪墨炎的新著《中国的叛徒与隐士周作人》却第一次为人们提供了一部系统的、材料丰富的、评理公允而分析肯綮的周作人评传。在中国,这十多年来
<正> 在全国各界人民隆重纪念和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70周年的热烈气氛中,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于5月9日举行纪念会。所里部分学者聚集一堂,畅谈70年来党所领导的文艺工作取得的伟大成就,共同抒发对于共产主义和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坚定信念,并结合自己的学术心得和切身感受,对于如何总结党所领导的文艺工作的经验教训,如何在本专业的学术研究工作中更好地贯彻党的指导精神和一系列方针政策,以适应社会主义建设——特别是精神文明建设的需要,讲述了一些经过认真思考的、很有价值的意见。同志们指出,中国共产党在7
<正> 1991年4月23日至27日,中国鲁迅研究学会、山东省鲁迅研究会、济南市文化局和曲阜师范大学等单位在曲阜联合举办了“鲁迅与孔子”学术研讨会、为纪念鲁迅110周年诞辰拉开了帷幕。这次会议云集了全国各省市近百位鲁迅研究、孔子研究的专家和学者,他们广泛地讨论了鲁迅与孔子这两位文化伟人博大精深的思想文化体系,集中疏理、澄清和探讨了鲁迅与孔子之间的历史对应关系,以及如何对待中国传统文化和建设新文化等问题。鲁迅与孔子是中国文化史上的两个巨人,他们代表了中华民族不同时代最辉煌的文化遗产,探讨他们之间
<正> 谢章铤,字枚如(1819—?),福建长乐人。著有《赌棋山庄集》(引文称“全集”),其中《酒边词》八卷。《赌棋山庄词话》十二卷,《词话》续编五卷(引文称《词话》)。谢枚如论词,主常州派而折衷于前期浙西派,对浙派末流和道、成、同、光年间词的流弊批判颇为严厉,亦多中肯綮之言。他说:“仆之论词,颇与时流不同。”(《答黎生》,全集文续卷二)其目的固然在矫时弊,也不愿后学者失去正确方向,而“没于黄茅白苇中”(同上)。金应珪在《词选·后序》中概括清乾嘉以还词的淫、鄙、游三大流弊,枚如认为,“一弊是学
<正> 一 1921年10月份,郁达夫的短篇小说集《沉沦》作为“创造社丛书”的一种出版,在当时的中国社会上,曾激起了一阵轩然大波。一段时间里,这位创造社的才子成了众矢之的,遭到了来自四面八方的围攻,有尖锐而猛烈的批评,更有不顾情面的讥讽、骂詈。一向温柔敦厚讲究中庸的国民,这时在这本薄薄的小书面前好象都被“震惊得至于狂怒”(郭沫若语)了。作家后来倾诉自己的遭遇说,那时“社会上因为还看不惯这一种畸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