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杨休六6点多就醒了，这一宿睡得不太好，趴着，压得胸口像快吹爆的气球，醒来时心脏跳得快要骤停了，连着太阳穴天灵盖一块儿乱蹦。天太热，太阳起了个大早，尽职尽责地卖命，他从凉席上爬起来，一层汗差点儿把他粘在上头。
　　抓过手机看一眼，除了两条催他交歌词的微信，陆棠也给他发了一条，说他打火机被她不小心揣走了，改天给他送回来。
　　杨休没回，陆棠就是个屁大点儿事都要打报告写总结的倒霉姑娘。
　　城是老城，街也上了岁数。这座关外小城接纳了杨休一年时间，他坐绿皮车来，混在成千上万的陌生人里，和他们组成一座活着的临时城市。杨休兜里揣着去哈尔滨的车票，临时停车临时起意，下车抽了根烟，铁轨纵横交错，银杏叶腾起茫漠浩远的金色雾霭。一根烟烧完，火车便开走了。
　　杨休是个乐队主唱，离开乐队之前，还算小有名气。乐队叫“出轨”，在兰州建的，4个大学生，在体育场后头塌陷的天坑里冶炼他们的重金属。
　　乐队的歌10首有8首是他写的，直到今天，杨休他爷都满心眼儿以为杨休能当个鼎鼎大名的文学家，笔下龙蛇走，胸中绵帛成。只可惜他爷是个文盲，听评书就听个音，没文化的根基残忍粉碎了浪漫主义的果实。
　　杨休上小学的时候还算是个勤奋好学的好孩子，全市征文大赛上得过奖，还登了报，他爷包了胡同口书报亭所有的报纸，见天举着报纸在院门口拦路过的街坊四邻，指着豆腐块让人家有感情地、大声地朗诵一遍。
　　拜他爷所赐，杨休从小就明白了人们的尊敬和轻蔑往往是同一样东西。
　　杨休趿拉着人字拖出门，背心短裤是从地上捡的，也不知道是要穿还是要洗。他在这间旧仓库租住了两年，屋里就一扇窗，阴暗潮湿，虫鼠做窝。对面是座二层厂房，被教育机构租做了教室，正放暑假，从小学到高中，遍地都是补课的学生、家长。
　　杨休找个早点摊坐下，瘸了腿的桌子上结了层油污，他随手抹了一把，要了碗豆腐脑。
　　杨休没当成文豪，自打初中班主任通读了他给班长的情书，他就再也不想当文人了。大学毕业后他和乐队游荡了四五年，从兰州出发沿着鸡屁股直到鸡肚子，一路唱一路玩，终于在广州贯彻了乐队“出轨”的名号，4个人因为斗殴被派出所扣了两天，出来后干脆利落地分道扬镳。
　　二
　　豆腐脑端上来的时候，杨休正在想他写了一半的歌词，他在兰州目睹過一次坠楼自杀，女人死在他几十米开外的路沿。杨休举着一勺辣椒看豆腐脑，觉着胃里翻腾得凶悍。
　　胳膊突然被撞了一下，一大勺红油惨烈地摔进了碗里，杨休抬头怒视罪魁祸首，陆棠一身白短袖休闲裤，睁着一双鹿似的眼睛，眼神无辜。
　　杨休一滞，陆棠扯了把三脚凳坐下，她穿得太干净了，早市油烟四起，令她像个扔进煤灰里的鸽子蛋。
　　“给你。”杨休把豆腐脑推过去。
　　“客气。”陆棠笑了笑。
　　“没有。”杨休的太阳穴跳得更狠了。
　　陆棠不说话了，她话不多，都给喝大了攒着，她喝多过一次，在杨休的仓库，他俩开了电视，在地上铺张报纸，摆了一溜老雪，一兜子花生毛豆。陆棠话多得像泄洪，她絮絮叨叨回顾了一遍幸福美满的童年，讲了足有一个小时，讲完之后打了个酒嗝，歪垂着头一笑，“我骗你呢，我爸早死了。”


　　电视里说，“车和车撞上是车祸，人和人撞上是爱情。”
　　杨休刚有点儿良心发现，起身上厕所的陆棠就重心不稳一头向他栽了过来，实心大活人实打实扑在他身上，杨休被撞了个跟头，骂娘随着玻璃瓶子倒地的声音此起彼伏，罪魁祸首无辜地抬起头，“杨休，我出过车祸，你有过爱情吗？”
　　杨休有过爱情，和他班长谈过一年恋爱，写了100多封信，互相买零食，后来女孩去了北京，杨休还傻了吧唧骑着自行车追火车，追出两公里车链子掉了死活安不上，他一边哭一边搬着自行车迈过一道道铁轨，回家时住了十几年的胡同正在拆迁中。
　　陆棠喝光了豆腐脑，杨休什么都没吃，陆棠是兰州人，无辣不欢，杨休也在兰州待过，他和辣椒犯冲，和陆棠也犯冲。
　　陆棠抽了张纸巾擦嘴，“晚上有空吗？”
　　“有。”杨休点了根烟，他在车库打了份零工，今天轮休。
　　“那我过去。”陆棠付了钱，她确实出过车祸，在那之前她弹古筝，她跟杨休说，她爸死后，她妈把所有得精力都砸在培养她弹古筝上，一首《高山流水》弹得她听见洗碗的水声都反胃。陆棠承担了从小到大所有文艺汇演的开场任务，就在大学毕业之前，她在演出返校的路上被一辆刹车失灵的摩的撞进了医院，左手的中指和食指便再也伸不直了。
　　她曾经对杨休说，“我从小巴不得这两根手指废掉，现在终于废了，连带着人一起废了。”
　　杨休把烟从胸肺掏出来，树梢夏蝉玩命地嘶喊，要从心口撕个口子，掏出那些明火执仗又摇摇欲坠的东西。再抬头时，陆棠的白短袖已经消失在街口，卖炸糕的油锅腾起白烟，将她消瘦的背影淹没，她脊背挺得笔直，紧绷着，像根随时会挣断的琴弦。
　　杨休记忆里的陆棠不是琴弦，是一片在山谷里翻飞的衣角，一年前他从敦煌到阳关驿，在城门楼底下吃了一天的沙子，古道旌旗，红绸猎猎，他在城墙下晒太阳，陆棠从他身边经过，也不看他，径直上台阶往云巅走，往风烟肆虐的太阳底下走，白衬衫被风撕扯成翅膀，琴盒如同黑色的茧，牢牢地捆在她身后。
　　有那么一瞬间，杨休以为自己见了鬼。
　　那天晚上杨休和陆棠就自然而然地在一起了，也谈不上是谁主动。杨休说自己是体验生活的作词家，陆棠什么也没说，他们在同一家民宿同一张桌子吃了晚饭，一前一后上了楼，木头楼梯咯吱咯吱地二重奏，陆棠站在房间门口，杨休磨蹭着开门，他捅了半天锁眼，听陆棠说，“你想进来吗？”
　　陆棠令杨休想到白纸，干净、脆薄又柔韧。杨休曾在无数张白纸上写歌词，那些纸最后都变成了飞机，顺着窗口坠入天空。 　　杨休翻了个身，背对着陆棠，他从地上扒拉了一阵，摸出根烟点上，大漠的夜更静了，比一根烟燃烧的声音还静。
　　陆棠说，“都没了。”
　　杨休说，“没了就没了。”
　　陆棠咬着牙抽泣，“你什么都不知道。”
　　“切，”杨休把烟按灭在墙头，“我为什么要知道。”
　　天破晓时，他们在羌寨门口等到了去酒泉的大巴车，杨休戴着耳机，陆棠扔了琴盒，他们保持着陌生人的距离，上车后坐得很远，大巴开了一夜，气味令杨休恶心，陆棠比他先下了车，白色的身影遗落在狭长的公路中央，两侧青山远黛，令杨休想起河岸纯白的驯鹿。
　　三
　　早市快散了，杨休回了院子。他从未想过他会再次遇见陆棠，从西南到东北，太远了。大半年前，他和一位十八线女歌手分手，女人蹭了他一嘴的口红印，他抬手去擦，正撞见陆棠走出教育机构。
　　“这也是体验生活？”
　　杨休讪笑，“这是生活。”
　　他们将杨休的仓库当成一节不问来处的车厢，买了一打不知期限的车票，陆棠不常来，来的目的也只有喝酒，她当不成音乐家，也不想回培养她成为音乐家的地方，在杨休家对面的教育机构教语文，就算左手按不动琴弦，右手至少还能拿得起粉笔。月亮爬上树梢，陆棠一瓶酒下肚，絮叨着和杨休聊起半新不旧的往事，他们都才20多岁，却在说起旧事时觉着自己活了50多年。
　　“我小时候喜欢捉蚂蚁，养在铅笔盒里，养着养着就没了。”陆棠的开头永远像突如其来的拨音，没头没尾的。
　　“我喜欢养毛毛虫，”杨休说，“养在同桌女生笔袋里。”
　　陆棠没理他，她看着窗外的月亮，“后来我喂过一只流浪猫，喂了小半年，有天晚上它突然就不见了，我再也没见过它。”
　　“可能跟小母猫私奔了，”杨休笑着说，“它们都不是你的。”
　　陆棠沉默了一会儿，她举起受伤的左手，食指中指钩子一样弯曲着，她盯着看了一会儿，“那什么是我的？”
　　杨休弓着腰，脊背弯曲骨骼错落，他想起年少时搬着自行车走过的铁轨，那时他觉得远得走不到尽头，现在望过去，也只有短短的百十步路。
　　“我妈是我见过最伟大的妈，”陆棠说，“她对我特好，不打我不骂我，我家穷，她白天在社区诊所打工，晚上还得踩缝纫机给人家做套袖，一宿一宿踩，她万事不求人，怕我受委屈也没改嫁，我弹琴得奖了她就哭，不得她还哭，考上音乐学院也哭，这辈子，就我手废了她没哭。”
　　她说，“她从楼上跳下去了。”
　　杨休坐在山雨欲来的黄昏，迎面涌入冷冽的秋雨，他挂了个白窗帘，火车卧铺床单改的。他想着这些事，从烈日当空一直坐到金轮西坠，隔壁音像店一直在放同一首歌，是“出轨”的成名曲。
　　门没锁，陆棠进来时，夕阳沉下地平线，室内光线昏恹黏稠，潮气和闷热像阳关驿的沙尘，细密地黏在皮肤上。
　　“怎么不开灯？”陆棠在昏黄中模糊成一团白色影子，她提着一袋酱肉，香气滴滴答答淋了满屋。
　　“别开了。”杨休抽了抽鼻子，“电费没交。”
　　陆棠又不说话了，她从三合板拦出的厨房拿了个盆，把酱肉放进去，灯光从窗外穿透进来，吻着她半边身子。
　　“我要走了，”陆棠说，“去南方。”
　　“哦，”杨休叼着烟，摸索着在兜里找打火机，“正好，我也要走了。”
　　陆棠回身帮他点了煙，杨休就着一闪而逝的火光看清了女孩的形状干净的眼皮，她问，“你去哪儿？”
　　“还不知道。”杨休眯着眼，一口烟在胸腔逡巡，他靠着灶台，像只歇在枯枝的野鸟。
　　“我给你写过一封信，没寄出去，本来是一首歌，可我不能弹琴了。”
　　黑暗中，陆棠的声音有种梦呓的质感，杨休把她也变成了一只鸟，起飞时手起刀落。
　　“寄给下一个人吧，”杨休把烧了一半的烟丢进洗碗池，他笑了一声，“走吧，别想了。”
　　杨休没送陆棠，陆棠替他关了门，他靠着洗碗池，摸出根烟却想起没有打火机，夜色终于吞噬了这节车厢，他想起陆棠养在铅笔盒里的蚂蚁，想起儿时搬开石头找蚂蚁窝，却翻到一簇歪斜的野花，顽劣柔韧，以掀翻岩石的气势向阳而生。
　　音像店还在放那首歌，路灯熙熙攘攘，半轮明月当空。
　　——我爱上了会死的人，爱上了不死的神，一个活在远古，一个死在如今。
　　杨休低下头，盯着指尖轻笑。有什么在他心里绽放，枯萎，重生，如太阳东升西落，岁月星移斗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