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大方向上说，取消股票红利税更有利于增加老百姓的财产性收入，有利于股市的健康稳定发展，这些都是战略性的理由。而反对取消红利税的理由则都是战术性的——立法障碍可以通过法律程序逐渐解决；“小非”和公司高管等大股东反而获得更多好处的问题则是我国股市的历史问题造成的，假以时间，这些问题也都能解决。更何况，大股东因为取消红利税而获利并不能掩盖中小股民同样因此而获利的客观事实。
　　然而取消红利税导致低收入者（劳动所得为主）反而比高收入者（资本所得为主）承担更高的税率，这一税负不公问题却很难在现行税收体制内解决。
　　分类所得税制存“硬伤”
　　对此，上海财经大学教授、中国税务学会理事胡怡建接受记者采访时指出，征收红利税存在税负不公问题，取消红利税同样存在这一问题，之所以出现这一税收悖论，关键在于当下的分类所得税制本身不够公平。
　　所谓分类税制，就是对同一纳税人在一定时期内的各种所得，按其所得的不同来源，将其分为不同类别的所得，如工资薪金所得、稿酬所得、特许权使用费所得等等，并对每一类所得按照单独的税率分别计征所得税。
　　胡教授指出，分类所得税制优点鲜明，它计征简便、易于控制源头、能有效地防止偷漏税，然而高效简便的另一面是缺乏足够的公平，无法全面反映纳税人的真实应纳税所得的水平。现行分类所得税制将个人收入分为11类，按不同税率计税，也造成同等数额的收入因其来源不同而税负不同的结果，也就是赚同样多的钱，交不一样的税。比如同样月收入1万元，张先生完全是靠工资收入，需缴税745元，李先生只有5000元属工资收入，另外5000元属红利收入，则只需要缴纳45+500=545元的税，如果取消红利税，李先生更是只需要缴45元税。
　　可见，分类税制容易造成应纳税所得来源多、综合收入高者（如拥有大量红利收入的纳税人）不缴税或少缴税，而应纳税所得来源少、收入相对集中者（如仅拥有工资收入的纳税人）多缴税的现象。
　　此外，同样月收入10000元，单身一人与上有老、下有小，自己还要还房贷的家庭情况大不同，需要承担的税负却完全一样，这也是很不公平的。
　　取消红利税更需综合税制改革
　　“正是由于分类税制在税负公平问题上存在种种‘硬伤’，因此想要从根本上解决红利税取消的两难问题，最好的办法就是将工资薪金、劳动报酬、稿酬等劳动性收入和利息、股息、红利所得及股权转让所得等财产性收入统一起来，综合征税。许多发达国家都是这么做的。”胡怡建说道。
　　不过，虽然个税征收以综合所得税制最为公平，但这种税制是建立在个人自行申报基础上的，要求税制本身能够较为充分地体现公平正义、纳税人有较高的纳税意识、税务机关有较强的技术和征管能力，这些条件我国目前还都不大具备。
　　而要达到这些目标，我国应实行真正的金融实名制，建立个人收入的信用化体系，建立对个人收入、支出的结算信息系统。在这个前提下，将纳税人所有的收入都归并在一个身份证或税务号码下面——所有金融方面的信息在金融机构的电脑里都能够顺利而准确地查到，这才能形成“综合”成为个人所得税的计税依据，改变对高收入人群“无效调节”的现状。这也是实现税收公平的必要前提。
　　取消红利税利大于弊
　　从“创造条件让更多群众拥有财产性收入”的十七大报告方针上看，取消红利税就像当年取消利息税一样，是一件能够有效增加老百姓财产性收入，实现藏富于民目标的大好事。但也正由于与利息相比，红利具有很强的投资属性，牵涉的利益方也远较利息多，因此取消红利税才会引起这么大的争议。
　　从根本上说，取消红利税需要在综合税制改革的基础上推进才能较好地解决税负不公的问题，然而个税体制由分类税制向综合税制的改革是一个宏大、复杂而艰巨的工程，无论是纳税人主动申报纳税意识的培养和健全、税务机关软硬件实力的匹配、国民信用和财产档案的建立等等都绝非一朝一夕能够完成。我国目前也只是在从分类税制向分类与综合税制相结合的税制方向进行过渡，这条路显然还很长。
　　尽管税制改革无法一蹴而就，但眼下取消红利税依然是利大于弊，一方面此举能与证监会的“强化分红”改革相匹配，促使A股逐渐走出“重融资，轻回报”的陈年顽疾，进而鼓励更多的投资者建立长期价值投资理念。另一方面，结构性减税也是我国目前税制改革的大方向，尤其是在财政收入连年增长、．
　　迭创新高的背景下，取消红利税，让利中小股民都是一件利国利民的好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