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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经济下滑的原因分析关系到对当前经济形势的判断，决定了今年是会见底回升还是继续下滑。在货币贬值压力很大的情况下，更要注意避免系统性风险
导致中国经济下滑的原因除了国际冲击，还包括两个因素。首先是经济运行规律。没有一个国家可以保持经济平稳运行几十年，每个国家都会有经济周期，无论是美国，还是中国。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我国大概是每六七年一个上升周期或下降周期。从90年代初到1997年是一个上升周期，从1998年到2003年是下降周期，然后又开始大约七年左右的高速增长，现在我们处在又一个下降周期。基本上是一个规律性的东西。为什么会有这样的规律？宏观经济学有很多这方面的研究。
其次是中国遇到了经济结构的转型期。人均收入已经达到中高收入水平，2014年是7500美元；工业化已经达到顶峰，处于下落阶段。根据经济发展的规律，资源一开始是向高生产率的部门转移，特别是制造业。生产力进步比较慢的行业价格涨得快。当工业化到了一定程度之后，因为价格因素，资源要向低生产率部门转移，就显然会降低整体经济增速。这是一个结构性的因素。叠加在一起后，周期性因素还是占主导地位的。
当前中国面临的经济下滑主要是周期性因素导致的，而非结构性的。这个判断非常重要。如果经济下滑是结构性的，主要对策就是着眼长期的结构性改革；如果经济下滑是周期性的，那就应该采取反周期的措施。
对于经济下滑的原因分析关系到对当前经济形势的判断，决定了2016年是会见底回升还是继续下滑。基层反映的消息不太好，也许没有想象的那么坏，但是要充分估计风险。一旦资金链条断裂，会产生系统性的风险。在货币贬值压力很大的情况下，更要注意避免系统性风险。
实际增长率是否已经达到潜在增长率也是关系经济形势判断的重要问题。有些人估计潜在增长率为6%，国外有些人估计只有3%、4%。按照后者来看，中国当前的实际增速还超越了潜在增长率，需要采取紧缩性的措施。我自己的估算结果是，潜在增长率还能够保持在7%左右，至少6.5%是没有问题的。因此，实际增长率低于潜在增长率，应该采用反周期的措施。
按照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的五大任务，我认为需要处理好以下几个关系与问题。
压缩产能难以带动经济增长
产能过剩有目共睹，但产能过剩是经济低速运行的原因还是结果？
有人认为产能过剩是经济低速运行的原因，只要把产能过剩的问题解决了，经济就能恢复正常了，增长就上去了。
在一定意义上，压缩产能的确有可能促进经济增长。比如说现在面临产能过剩的一些企业没办法倒掉，银行还不断地提供贷款，挤占了资金。如果把这部分产能压缩下来，可能会释放信贷资源，让信贷流向真正需要的部门。这是一种机制。另外一种促进经济增长的机制就是稳定价格。现在因为产能过剩，各企业打价格战，钢筋水泥等价格回到20年前。如果把产能压掉一部分，可能会把价格稳住。
但是产能过剩主要是经济调整的必然结果。如果想用它改善经济增长环境，我觉得是有问题的。最关键的是需求的增长要跟上，没有需求就没有真正的增长。以日本为例，安倍政府将日元贬值30%，但是收效甚微，这是因为日本的有效需求不足，所以就没有增长。因此，在中国，仅仅靠压缩产能是不能带动经济增长的。
三角债源于没有订单
作为杠杆率计算公式中的分子，M2是一个债务的累计值。如果央行不回收资金的话，那么M2和杠杆是没办法降下来的，只能降低它们的增长速度。这方面的通常做法是，大力发展资本市场包括债券市场，让大家都去股市、债市融资，这样的话M2增速就会降下来。
现在所说的降杠杆，不是说把M2增速降下来，而是如何清理三角债。现在的三角债与上一轮的三角债没有太大区别，原因还是经济增长率降下来了，大家没有订单，所以互相欠债。从1998年至2003年，三角债问题的解决就是靠经济增长，经济增长之后大家有了订单，经济运转起来了，相互之间的债务就自然解决了。在没有经济增长的情况下，硬性降杠杆无非是两种办法：一是卖资产，二是普遍降低杠杆，包括银行。前者在产能过剩行业的可行性很小，因为缺少买家，后者会将原来隐藏的坏账率表面化，银行的资本充足率就难以满足监管要求。
不能忘记短期需求管理
供给侧改革延续了十八届三中全会的改革方向，完全正确。它的目标是提高潜在增长率，这是一个长期的过程。为了实现2020年人均可支配收入翻番的目标，GDP的增长速度年均不能低于6.56%，因此提升潜在增长率是非常必要的。有人说，供给侧改革能提升有效供给，这种说法需要探讨。如果是无效的供给，市场就不会买他的，他就卖不出去。如果有供给，还有人在买，我觉得那就是真正的供给。
但是短期之内不能忘记需求管理，因为目前我们缺少的是需求。需求有两方面，一方面是消费，一方面是投资，投资也是现期需求。看投资不能仅算经济账。比如说高铁投资，改变了地理观念，提高了百姓的福利，在这个意义上看投资本身也是消费。有人可能觉得投资是浪费，但提高老百姓福利的投资怎么能是浪费呢？搞投资不能唯GDP论，不能只看现实的经济收益。日本没有一片裸露的土地，中国差距还很大，还需要投资。另外，中国是巨型国家，沿海地区相当发达，可是中西部地区非常落后。不说远的地方，从北京往西50公里，就进入很落后的太行山区了。李克强总理提出要让已经进城的1亿农民工落户，让1亿棚户区的人有房子住，让1亿的农民进城，这3亿需要海量的投资。这样的地理概念决定了中国增长潜力还会非常大。按照新古典增长理论，发展中国家搞投资就能增长，没有达到稳态之前就是要积累资本，然后就有了增长。
改变广义财政支出的收缩趋势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要适度扩大财政赤字，这是非常正确，也是非常重要的。近期高培勇老师讲了一个很重要的观点：如果按照狭义的财政口径计算，财政支出是扩张性的；但是如果按照全口径的财政来计算，；财政支出是在收缩的。所谓狭义的财政口径就是经常性的财政收支，而广义财政还应该包括政府基金收入、国有企业收入、社保。如果再把事业单位算进去，整个财政支出收缩得非常厉害，相应的是银行存款猛增，钱花不出去。这和现在的经济状况是完全背道而驰的。
财政赤字用来干什么呢？一方面，财政赤字可以支持地方政府的投资。现在地方政府发债基本上全用来置换到期的债务。这远远不够，要让它们有余钱增加投资。另一方面，财政赤字可以帮助去库存。除了一线城市之外，二三线城市房价都在跌，这是政府出手的绝佳机会，可以很低的价格从处于困境中的开发商那里买到房产，然后解决3亿人的住房问题。这样既给开发商解了套，又把降低杠杆的事情做了。我们这代人为经济的高速发展付出了很高的代价，作为含着金钥匙出生的下一代人负担一些债务是十分合理的。目前我们的政府债务与世界水平相比还很低，所以我们这样做也是可取的，事实上全世界都在做同样的事情，因此风险相对不高。
总而言之，2016年经济可能会有很大的风险，政府应该采取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来提高有效需求，防范系统的经济风险。
作者为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研究员
导致中国经济下滑的原因除了国际冲击，还包括两个因素。首先是经济运行规律。没有一个国家可以保持经济平稳运行几十年，每个国家都会有经济周期，无论是美国，还是中国。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我国大概是每六七年一个上升周期或下降周期。从90年代初到1997年是一个上升周期，从1998年到2003年是下降周期，然后又开始大约七年左右的高速增长，现在我们处在又一个下降周期。基本上是一个规律性的东西。为什么会有这样的规律？宏观经济学有很多这方面的研究。
其次是中国遇到了经济结构的转型期。人均收入已经达到中高收入水平，2014年是7500美元；工业化已经达到顶峰，处于下落阶段。根据经济发展的规律，资源一开始是向高生产率的部门转移，特别是制造业。生产力进步比较慢的行业价格涨得快。当工业化到了一定程度之后，因为价格因素，资源要向低生产率部门转移，就显然会降低整体经济增速。这是一个结构性的因素。叠加在一起后，周期性因素还是占主导地位的。
当前中国面临的经济下滑主要是周期性因素导致的，而非结构性的。这个判断非常重要。如果经济下滑是结构性的，主要对策就是着眼长期的结构性改革；如果经济下滑是周期性的，那就应该采取反周期的措施。
对于经济下滑的原因分析关系到对当前经济形势的判断，决定了2016年是会见底回升还是继续下滑。基层反映的消息不太好，也许没有想象的那么坏，但是要充分估计风险。一旦资金链条断裂，会产生系统性的风险。在货币贬值压力很大的情况下，更要注意避免系统性风险。
实际增长率是否已经达到潜在增长率也是关系经济形势判断的重要问题。有些人估计潜在增长率为6%，国外有些人估计只有3%、4%。按照后者来看，中国当前的实际增速还超越了潜在增长率，需要采取紧缩性的措施。我自己的估算结果是，潜在增长率还能够保持在7%左右，至少6.5%是没有问题的。因此，实际增长率低于潜在增长率，应该采用反周期的措施。
按照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的五大任务，我认为需要处理好以下几个关系与问题。
压缩产能难以带动经济增长
产能过剩有目共睹，但产能过剩是经济低速运行的原因还是结果？
有人认为产能过剩是经济低速运行的原因，只要把产能过剩的问题解决了，经济就能恢复正常了，增长就上去了。
在一定意义上，压缩产能的确有可能促进经济增长。比如说现在面临产能过剩的一些企业没办法倒掉，银行还不断地提供贷款，挤占了资金。如果把这部分产能压缩下来，可能会释放信贷资源，让信贷流向真正需要的部门。这是一种机制。另外一种促进经济增长的机制就是稳定价格。现在因为产能过剩，各企业打价格战，钢筋水泥等价格回到20年前。如果把产能压掉一部分，可能会把价格稳住。
但是产能过剩主要是经济调整的必然结果。如果想用它改善经济增长环境，我觉得是有问题的。最关键的是需求的增长要跟上，没有需求就没有真正的增长。以日本为例，安倍政府将日元贬值30%，但是收效甚微，这是因为日本的有效需求不足，所以就没有增长。因此，在中国，仅仅靠压缩产能是不能带动经济增长的。
三角债源于没有订单
作为杠杆率计算公式中的分子，M2是一个债务的累计值。如果央行不回收资金的话，那么M2和杠杆是没办法降下来的，只能降低它们的增长速度。这方面的通常做法是，大力发展资本市场包括债券市场，让大家都去股市、债市融资，这样的话M2增速就会降下来。
现在所说的降杠杆，不是说把M2增速降下来，而是如何清理三角债。现在的三角债与上一轮的三角债没有太大区别，原因还是经济增长率降下来了，大家没有订单，所以互相欠债。从1998年至2003年，三角债问题的解决就是靠经济增长，经济增长之后大家有了订单，经济运转起来了，相互之间的债务就自然解决了。在没有经济增长的情况下，硬性降杠杆无非是两种办法：一是卖资产，二是普遍降低杠杆，包括银行。前者在产能过剩行业的可行性很小，因为缺少买家，后者会将原来隐藏的坏账率表面化，银行的资本充足率就难以满足监管要求。
不能忘记短期需求管理
供给侧改革延续了十八届三中全会的改革方向，完全正确。它的目标是提高潜在增长率，这是一个长期的过程。为了实现2020年人均可支配收入翻番的目标，GDP的增长速度年均不能低于6.56%，因此提升潜在增长率是非常必要的。有人说，供给侧改革能提升有效供给，这种说法需要探讨。如果是无效的供给，市场就不会买他的，他就卖不出去。如果有供给，还有人在买，我觉得那就是真正的供给。
但是短期之内不能忘记需求管理，因为目前我们缺少的是需求。需求有两方面，一方面是消费，一方面是投资，投资也是现期需求。看投资不能仅算经济账。比如说高铁投资，改变了地理观念，提高了百姓的福利，在这个意义上看投资本身也是消费。有人可能觉得投资是浪费，但提高老百姓福利的投资怎么能是浪费呢？搞投资不能唯GDP论，不能只看现实的经济收益。日本没有一片裸露的土地，中国差距还很大，还需要投资。另外，中国是巨型国家，沿海地区相当发达，可是中西部地区非常落后。不说远的地方，从北京往西50公里，就进入很落后的太行山区了。李克强总理提出要让已经进城的1亿农民工落户，让1亿棚户区的人有房子住，让1亿的农民进城，这3亿需要海量的投资。这样的地理概念决定了中国增长潜力还会非常大。按照新古典增长理论，发展中国家搞投资就能增长，没有达到稳态之前就是要积累资本，然后就有了增长。
改变广义财政支出的收缩趋势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要适度扩大财政赤字，这是非常正确，也是非常重要的。近期高培勇老师讲了一个很重要的观点：如果按照狭义的财政口径计算，财政支出是扩张性的；但是如果按照全口径的财政来计算，；财政支出是在收缩的。所谓狭义的财政口径就是经常性的财政收支，而广义财政还应该包括政府基金收入、国有企业收入、社保。如果再把事业单位算进去，整个财政支出收缩得非常厉害，相应的是银行存款猛增，钱花不出去。这和现在的经济状况是完全背道而驰的。
财政赤字用来干什么呢？一方面，财政赤字可以支持地方政府的投资。现在地方政府发债基本上全用来置换到期的债务。这远远不够，要让它们有余钱增加投资。另一方面，财政赤字可以帮助去库存。除了一线城市之外，二三线城市房价都在跌，这是政府出手的绝佳机会，可以很低的价格从处于困境中的开发商那里买到房产，然后解决3亿人的住房问题。这样既给开发商解了套，又把降低杠杆的事情做了。我们这代人为经济的高速发展付出了很高的代价，作为含着金钥匙出生的下一代人负担一些债务是十分合理的。目前我们的政府债务与世界水平相比还很低，所以我们这样做也是可取的，事实上全世界都在做同样的事情，因此风险相对不高。
总而言之，2016年经济可能会有很大的风险，政府应该采取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来提高有效需求，防范系统的经济风险。
作者为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