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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5年，上海码头。
卡斯帕跟着父亲走下轮船，眼前这个陌生的地方让他有些紧张。父亲牵起他的手，告诉他这里是他们一家即将居住的地方：“你会喜欢上海的。”
一连好几个星期过去，卡斯帕始终提不起精神。父亲在一个中国富商家里当英语教师，母亲开了一家小小的面包房，卡斯帕只好一个人玩。他不敢走出租住的阁楼，因为总有一群中国孩子欺负他。
一个雨天，卡斯帕帮母亲寄信，又一次被堵在巷口。他们看中了卡斯帕身上那件红色雨衣，不容分说就要抢走。卡斯帕一声不吭，死死抓住雨衣的一角不放手。
身单力薄的卡斯帕哪里是一群孩子的对手？他湛蓝的眼睛里噙满眼泪，但强大的自尊不允许他哭出来。就在雨衣马上要脱手的一刹那，一个中国男孩从背后猛地帮他一拽，雨衣又回到卡斯帕手里。
那群孩子中有人高叫：“是陈阿毛，快跑！”一群人顿时逃得无影无踪。那个男孩追赶了几步，回来告诉卡斯帕：“以后他们再欺负你，你就在巷子里喊我。这帮小赤佬越来越无法无天了。”
卡斯帕终于觉得上海不是那么讨厌了。他认识了一个新朋友，名叫陈阿毛。
唐山路690弄的居民发现陈家那个最淘气的阿毛身边多了一个小朋友，还是个外国小孩。一个讲上海话，一个说外国话，两人经常在一起嘀嘀咕咕，不知说些什么。半年后，卡斯帕大致能听懂上海话了，也会笑眯眯地对那些照顾他家面包生意的邻居阿姨们说：“侬好！”
陈阿毛觉得这个小毛头的一切都透着新奇。问他为什么受了欺负不反抗，卡斯帕说：“爸爸教导过我，一个人要永远保持良好的风度。”陈阿毛听不太懂，挥挥拳头：“要是有人敢惹我，我就狠狠地揍他！”卡斯帕摇摇头：“不可以。如果没有修养，会被人瞧不起的。”
陈阿毛才不信，这是上海，只有穷人才会被人看不起。卡斯帕还是摇头：“我们在奥地利时，有大花园，但是德国人把我们犹太人赶出自己的家，没收了我们的房子。他们有了很多钱，可是他们没有高贵的心。”
陈阿毛的心被什么东西触动了一下，他第一次为自己往日的行径感到羞耻。从杂货店偷糖吃，戲弄算命的瞎子，这些野孩子的本事本来想教给卡斯帕，好一起去胡闹，可不知怎的，他为自己这些念头脸上发烧。
卡斯帕从教会学校回来，常常带着一本书去找陈阿毛。陈阿毛卖报之余，也会到卡斯帕家去玩。卡斯帕的父亲总是哼着歌儿，帮卡斯帕的母亲干活。陈阿毛的父亲很少有不醉醺醺的时候，而且一喝醉，就拿老婆孩子出气。陈阿毛打心眼里喜欢这家人，乐观又温馨。
学校要考试了，卡斯帕忙着复习功课，好些天没见到陈阿毛。一考完，他就直奔陈阿毛家。爬上逼仄的阁楼，卡斯帕看见陈阿毛躺在床上，脸色灰青。卡斯帕走过去握着他的手，他的手烫得吓人。卡斯帕蓦地想起全家被关在集中营时，姐姐也有过这样的脸色，姐姐没有逃过一劫。
卡斯帕哭了，他不想失去最要好的朋友。他还想和陈阿毛一起去逛城隍庙，过农历新年时让陈阿毛带他放鞭炮……
卡斯帕告诉父亲陈家发生的一切，父亲沉默了。他们在上海举目无亲，生活也仅仅是保证不饿肚子而已。卡斯帕的母亲取下手上的戒指，这是她曾经显赫的家庭最后的证明。她微笑着把戒指放在丈夫手里，说能换回一条性命，它就发挥了最大的价值。
陈家姆妈半夜被敲门声惊起，门外站着的是弄堂里那个和蔼的外国男人，以及一个背着药箱的医生。陈阿毛身上出现了青色的斑块，医生说再拖一夜就没希望了。
卡斯帕始终没有告诉陈阿毛发生了什么，他把这个秘密藏在心里。
1943年，上海的局势越来越紧张。卡斯帕的父亲被解雇，母亲的面包店也关门了。更可怕的是，有风声传来，说日本人要在上海建隔离区，把犹太人赶到那里，不准在外面居住。父亲的身形一天天消瘦，家里永远静悄悄的，只有傍晚陈阿毛送当天的报纸时，卡斯帕才能说上几句话。
卡斯帕一家被带走时，整条巷子的居民都远远地目送他们。陈阿毛被姆妈死死抱住，日本兵的刺刀在阳光下闪着惨白的光。卡斯帕抱着一个小小的包裹，紧跟在父亲身后。父亲脸上有一道伤，头发也乱了，脚步有些踉跄。
比隔离更可怕的是饥馑，上海不再是“东方的巴黎”，整个城市的胃发出空洞的轰鸣。陈阿毛很想念卡斯帕，不知道他的小兄弟能不能吃饱，会不会受欺负。
陈阿毛当上了电车售票员。第一个月的薪水交给姆妈时，他嗫嚅着说想拿出一点钱去看看卡斯帕一家。姆妈犹豫了一下，把一半薪水塞给他，说：“多带点钱，他们在那里日子不比咱们容易。”
卡斯帕看到陈阿毛时，一下子高兴起来。他长高了，可是更加瘦弱，像根竹竿。卡斯帕望望大门口的日本兵，悄悄告诉陈阿毛，没什么可怕的，就是得病的人很多，有死掉的，还有就是经常吃不饱。陈阿毛让卡斯帕待在原地不要动，他拔腿就往外跑，他知道卡斯帕现在最需要什么了。
陈阿毛跑遍了兆丰路，才在一个角落找到卖包子的小摊子。他把身上的钱全掏出来，买了一大兜包子。卡斯帕闻到面粉和肉的香味，这种味道给他带来莫大的快乐，他说要赶紧拿回去给父母吃。陈阿毛看见卡斯帕的金发在阳光下闪耀，他挥手和自己的外国兄弟告别。等他再去找卡斯帕时，卡斯帕一家没了消息。
1945年冬天，陈阿毛在电车上认出当年那位帮他治病的医生。医生问他，那位外国朋友一家是否还在上海，他们抵押在他那里的戒指，他一直想还给他们。陈阿毛听到这个被隐藏许久的故事，心底被混杂着感激与思念的情绪浸泡，眼睛里噙满泪水。
2005年，反法西斯战争胜利60周年，80岁高龄的陈阿毛看到报纸上一位犹太女士说，上海救了她，这里是她的故乡。夕阳的余晖中，他又想起那个叫卡斯帕的犹太男孩。
这年冬天，陈阿毛踏上了前往奥地利的旅程。他去了卡斯帕提起过的美泉宫，看到了蓝色的月亮湖。维也纳克恩顿大街上，一名少女在拉小提琴。琴弦里流淌出的旋律，让他回想起卡斯帕家反复播放的唱片。
陈阿毛站了许久。那个金发蓝眼的犹太少年，仿佛再次出现在他眼前。
（摘自《女报•时尚》2011年第5期图/陈国龙）
卡斯帕跟着父亲走下轮船，眼前这个陌生的地方让他有些紧张。父亲牵起他的手，告诉他这里是他们一家即将居住的地方：“你会喜欢上海的。”
一连好几个星期过去，卡斯帕始终提不起精神。父亲在一个中国富商家里当英语教师，母亲开了一家小小的面包房，卡斯帕只好一个人玩。他不敢走出租住的阁楼，因为总有一群中国孩子欺负他。
一个雨天，卡斯帕帮母亲寄信，又一次被堵在巷口。他们看中了卡斯帕身上那件红色雨衣，不容分说就要抢走。卡斯帕一声不吭，死死抓住雨衣的一角不放手。
身单力薄的卡斯帕哪里是一群孩子的对手？他湛蓝的眼睛里噙满眼泪，但强大的自尊不允许他哭出来。就在雨衣马上要脱手的一刹那，一个中国男孩从背后猛地帮他一拽，雨衣又回到卡斯帕手里。
那群孩子中有人高叫：“是陈阿毛，快跑！”一群人顿时逃得无影无踪。那个男孩追赶了几步，回来告诉卡斯帕：“以后他们再欺负你，你就在巷子里喊我。这帮小赤佬越来越无法无天了。”
卡斯帕终于觉得上海不是那么讨厌了。他认识了一个新朋友，名叫陈阿毛。
唐山路690弄的居民发现陈家那个最淘气的阿毛身边多了一个小朋友，还是个外国小孩。一个讲上海话，一个说外国话，两人经常在一起嘀嘀咕咕，不知说些什么。半年后，卡斯帕大致能听懂上海话了，也会笑眯眯地对那些照顾他家面包生意的邻居阿姨们说：“侬好！”
陈阿毛觉得这个小毛头的一切都透着新奇。问他为什么受了欺负不反抗，卡斯帕说：“爸爸教导过我，一个人要永远保持良好的风度。”陈阿毛听不太懂，挥挥拳头：“要是有人敢惹我，我就狠狠地揍他！”卡斯帕摇摇头：“不可以。如果没有修养，会被人瞧不起的。”
陈阿毛才不信，这是上海，只有穷人才会被人看不起。卡斯帕还是摇头：“我们在奥地利时，有大花园，但是德国人把我们犹太人赶出自己的家，没收了我们的房子。他们有了很多钱，可是他们没有高贵的心。”
陈阿毛的心被什么东西触动了一下，他第一次为自己往日的行径感到羞耻。从杂货店偷糖吃，戲弄算命的瞎子，这些野孩子的本事本来想教给卡斯帕，好一起去胡闹，可不知怎的，他为自己这些念头脸上发烧。
卡斯帕从教会学校回来，常常带着一本书去找陈阿毛。陈阿毛卖报之余，也会到卡斯帕家去玩。卡斯帕的父亲总是哼着歌儿，帮卡斯帕的母亲干活。陈阿毛的父亲很少有不醉醺醺的时候，而且一喝醉，就拿老婆孩子出气。陈阿毛打心眼里喜欢这家人，乐观又温馨。
学校要考试了，卡斯帕忙着复习功课，好些天没见到陈阿毛。一考完，他就直奔陈阿毛家。爬上逼仄的阁楼，卡斯帕看见陈阿毛躺在床上，脸色灰青。卡斯帕走过去握着他的手，他的手烫得吓人。卡斯帕蓦地想起全家被关在集中营时，姐姐也有过这样的脸色，姐姐没有逃过一劫。
卡斯帕哭了，他不想失去最要好的朋友。他还想和陈阿毛一起去逛城隍庙，过农历新年时让陈阿毛带他放鞭炮……
卡斯帕告诉父亲陈家发生的一切，父亲沉默了。他们在上海举目无亲，生活也仅仅是保证不饿肚子而已。卡斯帕的母亲取下手上的戒指，这是她曾经显赫的家庭最后的证明。她微笑着把戒指放在丈夫手里，说能换回一条性命，它就发挥了最大的价值。
陈家姆妈半夜被敲门声惊起，门外站着的是弄堂里那个和蔼的外国男人，以及一个背着药箱的医生。陈阿毛身上出现了青色的斑块，医生说再拖一夜就没希望了。
卡斯帕始终没有告诉陈阿毛发生了什么，他把这个秘密藏在心里。
1943年，上海的局势越来越紧张。卡斯帕的父亲被解雇，母亲的面包店也关门了。更可怕的是，有风声传来，说日本人要在上海建隔离区，把犹太人赶到那里，不准在外面居住。父亲的身形一天天消瘦，家里永远静悄悄的，只有傍晚陈阿毛送当天的报纸时，卡斯帕才能说上几句话。
卡斯帕一家被带走时，整条巷子的居民都远远地目送他们。陈阿毛被姆妈死死抱住，日本兵的刺刀在阳光下闪着惨白的光。卡斯帕抱着一个小小的包裹，紧跟在父亲身后。父亲脸上有一道伤，头发也乱了，脚步有些踉跄。
比隔离更可怕的是饥馑，上海不再是“东方的巴黎”，整个城市的胃发出空洞的轰鸣。陈阿毛很想念卡斯帕，不知道他的小兄弟能不能吃饱，会不会受欺负。
陈阿毛当上了电车售票员。第一个月的薪水交给姆妈时，他嗫嚅着说想拿出一点钱去看看卡斯帕一家。姆妈犹豫了一下，把一半薪水塞给他，说：“多带点钱，他们在那里日子不比咱们容易。”
卡斯帕看到陈阿毛时，一下子高兴起来。他长高了，可是更加瘦弱，像根竹竿。卡斯帕望望大门口的日本兵，悄悄告诉陈阿毛，没什么可怕的，就是得病的人很多，有死掉的，还有就是经常吃不饱。陈阿毛让卡斯帕待在原地不要动，他拔腿就往外跑，他知道卡斯帕现在最需要什么了。
陈阿毛跑遍了兆丰路，才在一个角落找到卖包子的小摊子。他把身上的钱全掏出来，买了一大兜包子。卡斯帕闻到面粉和肉的香味，这种味道给他带来莫大的快乐，他说要赶紧拿回去给父母吃。陈阿毛看见卡斯帕的金发在阳光下闪耀，他挥手和自己的外国兄弟告别。等他再去找卡斯帕时，卡斯帕一家没了消息。
1945年冬天，陈阿毛在电车上认出当年那位帮他治病的医生。医生问他，那位外国朋友一家是否还在上海，他们抵押在他那里的戒指，他一直想还给他们。陈阿毛听到这个被隐藏许久的故事，心底被混杂着感激与思念的情绪浸泡，眼睛里噙满泪水。
2005年，反法西斯战争胜利60周年，80岁高龄的陈阿毛看到报纸上一位犹太女士说，上海救了她，这里是她的故乡。夕阳的余晖中，他又想起那个叫卡斯帕的犹太男孩。
这年冬天，陈阿毛踏上了前往奥地利的旅程。他去了卡斯帕提起过的美泉宫，看到了蓝色的月亮湖。维也纳克恩顿大街上，一名少女在拉小提琴。琴弦里流淌出的旋律，让他回想起卡斯帕家反复播放的唱片。
陈阿毛站了许久。那个金发蓝眼的犹太少年，仿佛再次出现在他眼前。
（摘自《女报•时尚》2011年第5期图/陈国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