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上海佬”种“五七”田
——原上海金星化工厂团委副书记王均行访谈录
口述： 王均行
采访： 吴 静
整理： 吴 静
时间： 2011年2月22日
地点： 上海市延安东路100号联谊大厦27楼
王均行，男，1953年出生。1975年入党。1971年—1979年任上海金星化工厂团委副书记、计划调度员；1979年—1981年为上海旅游高等专科学校学生；1981年—1990年任上海龙柏饭店人事部经理、党总支副书记，副总经理；1990年—1992年在日本大阪旅行专科学校留学；1992年—1993年任锦江集团计划财务部副经理；1993年—2004年任上海新锦江股份有限公司财务总监、董事长秘书；2004年后历任上海锦江国际旅游股份有限公司财务总监、董事会秘书。
顶替父亲去三线
我是属于子女顶替进小三线金星化工厂的。那时上海硫酸厂劳动工资科派人来招工，可能有什么政策，到我们地方来问有多少人是上海去的，先了解，然后根据条件再政审和体检等。招工的时候说清楚是去安徽的，说是先去上海培训，何时去安徽不知道。我们当时在农村，有个机会出来已经很好了，不太在乎去哪里。
我一开始是到上海电化厂实习。说是实习，其实就是工作，三班倒，就是操作工。我们这些人希望留在上海，但是实习了2年不到，小三线来要人了，我是第一批过去的，先是去江西吉安地区的一个化工厂实习半年。上海电化厂的产品和小三线厂的产品完全不一样，在上海实习也算是熟悉一下化工厂的环境。我们去江西吉安实习，就是对口实习了，那个厂和金星化工厂的产品一样。后来组织上又叫我去大别山实习半年。1974年5月，我进了金星化工厂，进去的时候这个厂已经在建设，我被分配到了一车间工作。
各方英才汇集金星
在小三线建设初期，上海去小三线的主要有两批人：一批是上海对口单位的一些领导、业务骨干，他们是筹建单位派去的。我们金星化工厂是上海硫酸厂筹建的，就从硫酸厂转过去了一批人，包括我们厂里的厂长、党委书记，还有很多科长和一些业务骨干。那个时候是“文革”期间，这些人有的是老干部，“文革”前期老干部被靠边了，后来没有什么事，就到后方去了。像我们的党委书记原是硫酸厂党委书记，老八路出身；我们金星化工厂的厂长原来是硫酸厂厂长，也是同样的情况过去的；我们车间主任也是原硫酸厂的团委书记。另一批人，是上海三年自然灾害的时候下放回老家的。当时动员回乡的时候，组织上有承诺：我们国家现在很困难，等到好一点的时候，再请你们回来。上海搞小三线建设，就招了这么一批人，也许是兑现以前的承诺。当时从上海回乡的这些人中，本人年纪轻的本人出来，年龄超出一定岁数的可以由子女顶替出来。这种情况进入我们厂里的，浙江人比较多，还有是崇明和横沙岛的人。
后来，厂里陆续进来了大批上海1970、1972届初中毕业生。这些人原来也在上海各个厂里培训，可能是我们厂里工作需要，也分批进来了。
我们厂的土地是征地征下来的，虽然是在山沟沟里面，但还有些农田，那儿有个村庄，后来十几个当地的农民进来工作。他们做些辅助性工作，大多在后勤、食堂，个别年纪轻的也当操作工，大家同工同酬。
自力更生 艰苦创业
筹建速度很慢，经常是停工待料，材料进不来，有些事就不能做。一车间建成了，我们的工艺流程中需要蒸汽，要烧炉子，但大炉一直进不来，很晚了才建起来。当时是“文革”期间，搞政治运动，生产受到影响，要什么东西，就是进不来，缺货。另外，厂里的建设资金也划不下来。我出来读书的前一年，当了总调度员，那时才了解到是预算不够，要到上面去申请资金，还不一定申请得到，要资金和材料都没有，只能等待。
那时人的思想觉悟确实非常高，学习大庆精神，“有条件要上，没条件就创造条件也要上”。我们也是这样，什么都是自己干。当时厂区到一车间有一条马路是砂石路，我们大家自己动手去浇水泥路，建筑材料也是自己到码头的船上去卸货，装到车上，到厂里后又从车上卸下来。那时候工资很低，每月就30多元。有些老职工、干部思想觉悟比较高。领导很辛苦，厂长经常深入到第一线，我们的厂长是硫酸厂的技术专家，那时候也50多岁了，身体不怎么好，他和我们一起干，看到他那样干，我们也就更加卖力了。
我们厂没有军代表，但那个时候是半军事化管理。厂保卫科有枪支，我们也经常训练打靶。晚上我们带枪巡逻，要保卫这个厂。
我们还筑过马路、做过搬运工。很多不是我们应该做的事情，我们也都去做。因为请不到人、资金欠缺、设备不能到位，自己想办法要尽快把厂建起来，特别是一些老工人，他们是新中国成立前过来的，他们有种翻身感，有主人翁的意识。
虽然没投产，但是厂里的职工每天还是要正常上下班。上班就找点事情做做，没事情做的话也就搞搞卫生，做点辅助性工作，到机修车间加工点配件。工作时间不长，去上个班，早点回来。工作不忙，厂里就组织工人学习，但是有不少小青年不要学习，上班也不好好上。有些人晚上在寝室里喝酒，喝酒之后唱歌，最后哭了。打架的事情没有发生过。
“扎大营”式的生活
那个时候搞三线建设是战备需要，大三线在贵州、四川那边，我们是小三线，当时叫“备战备荒为人民”，“深挖洞，广积粮，不称霸”，还有句话叫“靠山，近水，扎大营”。我们那里有个家属住宅区就叫大营，那里有化工公司总部、医院和中学等。我们金星化工厂就隶属于后方化工公司，我们在皖南最西边，再过去就是江西了。
1974年我到厂里的时候，职工宿舍和食堂都有了，还有单人宿舍和家属宿舍。单人宿舍就建在山沟里面，家属宿舍要翻过一座山。看病有医务室，也有几名医生。医生也是上海过去的，外地人很少。后来也有陆续从外地调过来的几名技术员。我们这些人还很年轻，还没有结婚，我出来以后有几对结婚了。那时候，我们厂男女青年比例严重失调，女的很少，随着年龄的增长，会考虑恋爱结婚，到后面这个矛盾突出出来，而且女孩子也不适合在那种地方工作。 当时生活非常艰苦，夏天热得不得了。因为这个山沟是东西走向的，南风北风都刮不到。我们的办公大楼是2层楼，我们在楼上，二楼顶上面就是水泥板，我们办公室里面温度可以达到40多度，那时候也没有空调，只有电风扇，但是越吹越热。后来我们想办法在楼顶上面搞一个水泥隔层，稍微好点。
我们饭还是能吃饱的，但是菜很简单，因为在那个地方，一下子进去这么多人，供应不上来，一般都吃素的。1个月发给我们8张肉票，1周吃2次肉，就是食堂给点肉块、肉片，就算一顿肉了。这个肉票是食堂里面发的，只要是厂里的职工都会发到。当时肉供应很紧张，买不到，就计划供应。职工如果有家属的话可以去农村采购，我们有时候回上海，会去农村采购点农副产品，买点鸡蛋、花生之类的东西带回上海。
我们那里的副食品供应比较紧缺，后来好了一点。由于我们厂没有开业，就去种“五七”田，其实就是去种菜了，包括西红柿、茄子和青菜，后来还派工人养猪。这样就改善些生活，但是也不算富裕，在那里也没什么好吃的。有的时候卡车回上海的话就带过来一点啤酒，啤酒到了可以旧瓶换啤酒，就像过节一样开心了。而养猪的“五七”农场就是在厂旁边造点小房子，圈点地方养猪，我当时在办公室上班，每周四参加一次劳动，去清理猪圈、种菜等。干部要参加劳动，要政治学习，每周至少要学习半天，学习抓得很紧。
当时的业余生活非常单调枯燥。我们厂里有篮球场和排球场，有一张乒乓球桌子。那时候厂里有一只高音喇叭，每天早晨广播一响就起床了。我自己有一个收音机，能够听新闻和歌曲等，已经很奢侈了。1978年，我们到山顶上去建了一个电视接收塔，可以让我们在厂区看到电视节目。
那时年轻人多，我们就经常搞体育比赛，如游泳比赛和球类比赛等，还搞歌咏活动、文艺小分队之类的。还有长跑、棋类比赛，没事情做就搞这些。在山沟沟里，建一道坝就是一个水库。我们在离厂几里外的水库进行游泳比赛，厂区里还有个小型水库，天热的时候，我们就到那里去游泳。比赛是没有物质奖励的，就是弄张奖状之类的东西。
当地农村土地被我们征用下来了，可能给他们一些补偿。这里有几个问题：一个是我们这个厂是整个都用铁丝网围起来的，外面人不能进来，农民要通过我们这个地方到山上去砍柴之类的，这个是一个矛盾。另外一点，村干部不时到厂里来要点东西，诸如钢材和机器，叫我们无偿给他们。厂里领导为了搞好关系会送给他们一点。大的矛盾没有，小的矛盾还是有的。我们当时没有生产，他们要进厂区就进来了，真正生产后是不可以进来的。
当地农民把上海人叫“上海佬”，我们与当地人之间联系不多，除了去市场买东西，平时跟农民没有沟通、交流。厂大门外，大概500米左右就是村庄了。
幸运的高考路
我们的户口挂在厂里的集体户口，还是属于上海的。我后来参加高考，考的是上海卷而不是全国卷。1978年的高考考场设在当地县城中学里。我们那年是在贵池一个中学里参加考试的。1977年高考时，我们的党委书记支持年轻人去考，安排老大学生出身的技术员临时性给他们上课，但是结果一个也没考进。第二年才有人考上了。1979年我复习迎考时，我们的老厂长到公司当总经理去了，书记也一起过去了。来了一位新的厂长兼党委书记，他找我谈话：“你也去考大学啊？”他的意思叫我不要去考了。我说我的基础差，考不进去的，只是跟着其他考生学习学习。后来我真的考上了，就出来了。那年，我们厂里有6人考上了大学。我们以前的厂长、党委书记还是很开明的，是很好的老干部。这些人现在都不在了，我很怀念他们。
我们这个厂的人员在1980年下半年陆续开始返回上海了，因为政策变化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开始搞改革开放，搞裁军。客观上的情况发生变化了，职工思想也发生了变化，当时知识青年可以回城，因此我们厂职工的思想也不稳定了。后来，我们这个厂交给了当地的政府，上海人就完全撤回来了。工厂送给当地以后，他们没有很好地利用。我们一些老同事结伴在2008年回去过一次，整个厂房拆得差不多了，机修车间、大礼堂、一车间和二车间全部拆掉了。我们花许多年的精力把它建起来，后来设备都被他们当作废铜烂铁卖掉了，非常可惜！当时我们在的时候，厂里有800多个人，多热闹，我们去办公大楼看，有居民住在那儿，弄得破烂不堪。原来的小卖部孤零零在那里，还有消防队的房子，很凄凉。
“厂长握着我的手，哭了”
——原上海工农器材厂安徽征地工王志平访谈录
口述： 王志平
采访： 徐有威 吴 静 顾雅俊
整理： 吴 静 顾雅俊
时间： 2011年5月4日
地点： 王志平上海寓所
王志平，男，1953年出生。原上海工农器材厂安徽征地工。
上海小三线在皖南1965年就开始动工了，上海建筑公司就开始造房子。造房子为了不影响当地，而且为了让外面看不出，和当地徽州的民居看起来差不多，很隐蔽。
我们家乡旌德那个地方树木很多，当时要征一部分地，我就是征地工，3亩地征1个人，这个指标都是上海劳动局去征的，后来征了140多人，就意味着征了400多亩地。山上都不算，山上的树规定：3厘米以上周长、1米以上高算5角钱一棵。就像现在造商品房一样，一亩地按照当地的平均收入，付3年的报酬。地是赔青苗费，比如1年500斤稻谷的平均产量，3年下来1500斤，100斤稻谷大概7元钱，按这个标准赔偿，因为米是卖9分1斤的。当时物价很便宜，工资也低，就十几块钱。旌德地区本来就是山区，地少，如果地都征光了，没有田耕作的农民就要饿死。
当时，进厂名额一个队里只有两三个人。大家都努力争取，这是好事情，到厂里就是拿工资的，吃商品粮，农转非了。我们村一共就去了3个人，因为土地也征掉蛮多的。有的队里一亩地没征，也征了人过去。大家村里互相平衡。一个公社、大队、生产队名额进行统筹。我们一个县总共征140多名，我们公社里分了70名，我们大队里分了30多名。地方比较近，名额多点，附近的优先考虑。 我是1972年进去工作的，当时不到20岁。我是农民，读过小学，之前在家务农。我兄弟姐妹6个，大家都想去，但只有我去了。上面派下来指标，队里推荐和选举，队里无记名投票推上去的。做征地工进小三线厂的条件是家庭成分最起码是贫农，家里有一个党员或本人是党员。
我们10个生产队进厂有30多个人。我们生产队进了3个人，两个女的，普通工，我是技术工。刚进去的时候工资低，还没那两个小姑娘工资拿得多。因为进去有两个工种：一个是普通工种，一个是技术工种。技术工种要学手艺技术的，我们男同志学手艺要两三年，第一年18块多，她们进去有30多块，加上津贴有40多块。小姑娘是普通工种，后勤工作，在食堂里。我父亲想不通，说我们男同志的功夫比她们大，但为啥工资拿的比她们低。其实我们有技术有前途。3年之后，我的工资涨到44元，加上什么饭贴米贴之后总共50多元钱。我们是按照芜湖造船厂的标准，比方当地33元，我们则是39元，还有进山补贴费什么的10元钱。后来也有奖金了，每个月5—10块钱。当时很公平的，职务高多拿点这是不可能的，多拿一分也不可能，每个月看考勤。
厂里都是上海人，师傅和同事都是上海人。我学的是无线电专业技术，真空镀膜。学了两年，上海师傅教的，学起来也不吃力。我和上海师傅关系好，从来不吵架。我老老实实干活，在厂里好几年评到先进工作者，做到生产组长和工段组长，只是车间主任没有做到，因为那要求大专文化程度以上。当地人去了厂里总共有十几个，他们中间工资加得最高的是我。
我们如果生病了，就去位于胡乐的古田医院看病。我们劳保医院就在那个地方，生病了厂医务室看不好就到那边去，每周六都有救护车开过去的。我有一次去看病回来，病假工资扣了1元钱，配药6毛钱，来回车子1元钱。
我和当地老乡结婚，厂里分配房子给我，算是客气的，因为分房是按照女的分，而我的爱人不是小三线职工。分房有两个阶段，结婚的话分配给你一套小房子，结婚了之后再分一套，大概五六十个平方，是烧柴的。我们当时住2层楼，是老房子，几家人家一起公用，蛮好的。房钱好像是1元钱或者2元钱。公用事业费的单子上是水费、电费、房费，加起来就几块钱。记得每个月水费是1毛钱，刚开始只要5分钱。
小三线对安徽人肯定有影响，比方思想观念、着装等都有影响。安徽人以前烧红烧肉不放糖，吃糖吃不习惯，后来基本也都放糖了。我们吃黄鳝，甲鱼吃得少，也不是不吃，当时4角钱一斤。后来安徽人都吃了，但是青蛙还是不吃。我们都习惯上海的生活了，上海人到安徽去也相当的习惯。
我们那原来没有发电厂，当时不通电，点煤油灯。后来小三线还造了自来水厂，原来也没有的。当地人说小三线去了之后哄抬物价，其实没有，因为是计划经济，但是当地东西是好卖了。星期天早上，老母鸡、芝麻、花生、瓜子就摆出来了，当地人的现钞因此多了点。小三线吃的带鱼都是上海运过去的，山里那边没有。
小三线照顾当地人，比如厂里放电影，我们厂里的职工去看，门票是1毛钱，当地人去看则是5分钱。一开始是在露天放，就是在食堂里看。票子有号码，要对号入座，如果有认识朋友关系好点的，就可以拿到前面的好位子。自己厂里有放映机，片子都是由上海提供的。基本上一星期一次，两次的少，每周都有。上海放什么电影，那边就放什么，像日本电影《望乡》也在我们厂里放映过，当时是属于内部电影，按理说不能放的，广电公司进口有规定，哪些地方能放哪些地方不能放。旌德当地就不能放，但是我们小三线厂能放。因为上海放什么，我们三线厂就放什么电影，上海能放，我们也就能放。像上海的文艺团体经常来演出，比如滑稽明星杨华生等。这是免费的，在食堂里表演，我去看过，挺有意思的。
洗澡也要向当地人收钱的，洗澡也有吵起来过。每个厂的政策都不同，工农厂当地人去洗澡要收钱，卫东厂不收，其他厂是一星期有一天给本地人免费洗澡。小三线刚去的时候，当地农村没有水电，洗澡只能用一个木盆。
总的来说，上海人和当地人、当地政府关系还过得去，当地人好像和上海人不搭界，上海人管上海人，当地人管当地人。经济上没有什么关系。
安徽人其实有点羡慕上海人，上海人工资高，吃得好，穿得好。大冲突没有，每个周日他们来买买农副产品，走走人家也蛮好。
1986年小三线开始撤退回上海。上海市和安徽省谈了以后，厂留下来安徽要，安徽的职工上海一律不收。但是，职工年轻的时候进了小三线厂，不能到了老头了上海不收，上海要给一批补偿金的。每个人都给了9000元安置费，这样我就留下来了。
当时上海人都走了，我们有点失落的，毕竟是去上海，不是去什么偏僻的地方，不是去西藏。那时我也想去上海，只差了一点点。因为这个工种需要我，我是班组长。上海和安徽签好协议的，有规定的不可以的。厂里本来想把我借到上海，但是时间长了也麻烦，会觉得对不起我，因为不可能正式进来工作。
后来他们走的时候，厂长招待我们吃饭。厂长最后和我握手的时候，眼泪都出来了。他说：“我对不起你，不是我不要你，因为国家有政策。”我说：“我不怪你。”我们一起工作的一些安徽征地工，曾经一起到我们上级公司去反映过情况，但是没有用。公司说上面有规定，他们只好按照规定办。我们是骑自行车去公司的，公司还客客气气用汽车送我们回家。
崇拜上海的淮北女孩
——原上海险峰光学仪器厂征婚女工袁彩霞访谈录
口述： 袁彩霞
采访： 徐有威 吴 静 李 婷
整理： 吴 静
时间： 2011年11月11日
地点： 袁彩霞寓所
袁彩霞，女，1953年出生。险峰厂安徽征婚职工。
我老家是在淮北的涡阳县。小时候家里很穷的，没有床，我们家的床都是用土砖铺起来的。因为我崇拜上海的东西，因此我用第一个月的工资买了条上海产的床单，肥皂盒也喜欢上海生产的肥皂盒，自行车的垫子也是非上海产的不要，用的毛巾也一样。我看到下放到我们那里的上海知青，走起路来都是雄赳赳气昂昂的。 我有个远房舅舅在安徽涡阳县义门镇工作，他说他们学校缺一位英语老师，询问我是否愿意去。我就去了。虽然我是高中毕业，但其实也没学到什么东西，我就边学26个字母边教孩子。国际音标也不懂，于是我就找到涡阳一中我过去的英语老师，边学边教，现学现卖。
考虑到个人婚姻大事时，因为我家成分不好，如果我找个当兵的，人家都不要我。我比较好强，等着考大学，考着考着年龄就大了。我有一位要好的小姐妹，看我大龄没结婚为我发愁了，她的哥哥马品军是上海小三线险峰厂的军代表，和我是同村老乡。一次，马品军回老家探亲，我这位小姐妹对他说：“彩霞还没结婚，你厂里有好的对象要给她介绍。”结果马品军就介绍我现在的爱人给我。别人介绍我还不太相信，马品军在村里有威望有地位，他肯定不会骗我。于是我就跟着他一块去皖南进了险峰厂。马品军是我的介绍人，是恩人，我现在每年回家，都会买条香烟礼品去看他。
对我的婚姻，我爸爸是挺通情达理的，我妈没有什么文化：“你这个小丫头，那么要强干吗，在家里没饭吃啊？跑那么远干吗啊！”我当时工资15或18元，我这些工资没怎么花，我都是藏着的。我想这是我自己的事情，你不给我钱，我用我自己口袋里的钱，我自己坐火车去跟我爱人见面。成功就成功，不成功就算了。我老师在聚会的时候说：“吃个鸡翅膀啊，你就要飞了。”我以前的同事看了都很羡慕，同学和姐妹都觉得到上海很好。我自己也觉得，农村的女孩子，怎么会跑到上海来了，自己经常仿佛在梦中。
险峰厂是制造显微镜和望远镜的。小三线军工厂女少男多，有些大龄男青年找不到对象，上海女的也不愿意到山里去。他们就闹到上海市劳动局。上海市劳动局发文说，你们可以到全国各地去找，哪怕是乡下的，也可以。有这个优惠条件，女方可以进厂，粮油关系也可以转到厂里。我就是因为这个政策进来的。我到小三线，就把那个老师的名额让给我妹妹了。
1984年4月，我到了小三线险峰厂。我家在淮北平原，而小三线厂都是在山里。我一到山里，心就冷下来——哎呀，我要在这山沟里待一辈子吗？去了之后，马品军就把我介绍给我现在的爱人邹建崇。他是钳工，1976年进厂，他皮肤比较黑，你说反感吧，不反感；你说喜欢吧，也不见得。我高中水平，他才初中水平。
见面那时，邹建崇其实已经有了个黑龙江的女朋友，这女朋友很漂亮，光通信就已经三四年了。但是这女的就是不跟他见面。我进去和他见面后，邹建崇突然去了上海，把我扔在了那里。我心想，这算什么名堂啊！
其实是邹建崇没主见了，是回上海和父母商量去了。我想那结束了，回家吧。不料一天早上，他父母从上海打长途给马品军说：“对不起，这门亲事我们愿意的，我们马上让邹建崇回去。”邹建崇这就回来跟我谈妥了。五一节他就带我到上海见他父母了，他们都很满意，同意了。1984年“十一”国庆节，我们就在上海办喜酒，之后再到我娘家办酒。1985年我的女儿出生了。
我是1984年6月26日在我家乡开的结婚证再回去办户口的。我先回家领好结婚证后，我们厂里的劳资科的人再去我们县城粮站迁我的户口。我去老家迁户口的时候，县里的人说：“乡下户口怎么可以到上海去，怎么弄的？我们也可以去吗？”他们很佩服我。他们肯定觉得，一个乡下小姑娘怎么可以到上海去呢？我家乡在县城的郊区，虽然户口是迁到安徽的小三线厂，但是厂是属于上海的。这是一个机遇，我做梦都想着到上海，结果真的到上海了！
小三线山里有的是房子，想住哪里就住哪里。结婚前，我爱人本来是住在单身宿舍，和几个人一起住的，结婚之后，他们搬走了，我们住进去了。一个大房间，用煤气炉烧饭，卫生间在外面，公共的。上海的老职工有好房子，有独立卫生间、厨房等。
我刚到厂里没有工作做，厂里安排我扫厕所去。我在家乡做老师的，现在让我去扫厕所，心情很失落。我还曾经一边怀着孕一边给厂里的工人补习文言文课，给工人上培训辅导课，一个星期上一两次课。我教了几个月，拿了好几百元呢。但这是因为他们看我是高中毕业，临时叫我做的，而具体工作是扫厕所。我和几个乡下同样身份、关系很要好的小姐妹都去扫厕所了。我们进去的是大集体，人家也看不起我们，而且我们又是乡下来的，都用有点鄙视的眼光看着我们。我们心里很难过，我们一面扫一面哭。最后有两个姐妹去车间工作。可能是我爱人比较老实，跟劳资科没什么关系，他们两个可能有点背景，就叫他们到车间扫扫垃圾什么的，听上去名声好听点。
我喜欢做生意，我在山里的时候，就从老家拉黄豆到厂里。我们厂里的职工要吃豆浆，我就去我老家采购，厂里的采购员跟我一起去，我们厂的车子拉出来。之前他们在其他地方拉，我去了之后到我们家那里拉，我爸爸在家开粮行的，又便宜又好。山里黄鳝很大，没人吃的我们就吃，鸭子也很大，我们自己烤了吃。
婚后我跟丈夫关系还可以，他让我，我也让他。我和我爱人生活习惯不太一样，我们老家都是茄子鲜肉等放一起烧的，上海人都要分开烧的。我烧番茄蛋汤，我老公偏要加洋山芋（即土豆）。有一次我烧番茄蛋汤，他看我没有放洋山芋不开心，把锅子都摔掉了，我难过死了。他脾气大，有一点瞧不起我，生气的时候会说：“如果不是我，你能到上海来？”
我知道的这边的安徽媳妇有两个离婚了。这两个在山里就开始闹离婚了。估计是男孩子不太聪明，就离婚了。一般外来妹都能干，男的能力低点，他们也都没有孩子。回上海后，我这种现象都没离婚。大家都觉得看着孩子的面子，过下去吧。
我1984年进厂，1985年底或1986年初就回到上海了。真是做梦都没想到！小三线员工已经在山里都待了十几年，而我只待了一年多，就到上海了。我去的时候根本不知道要回来了。安徽的家具可以带回来。现在看到的这些家具都是从山里带回来的，都是我爱人当时自己做的，山里木材便宜。
那年冬天下着小雪，我们就回来了，路口也没有人检查。我们回来的时候没有正式的户口，是集体户口，在泰和路。刚刚回来上海，我们厂临时安排我们住在莘庄。刚到上海我没工作，带我女儿，就靠我老公工资过日子，很艰苦的，还借房子，这借房子的钱都是厂里给的。
回来后我们在上海的住房是我们厂里造的，1992年分到的。刚开始回上海的时候借房子，这里造好后我才分到的房子。刚开始来看这个位于呼玛二村的房子不喜欢，因为以前这里附近都是农田，还是一楼。
我刚来的时候，路上遇到不认识的一个人问起我住哪，我说住在呼玛新村。他又问几室几厅，我说二室一厅。他说：“你一会讲普通话，一会讲上海话，你是北京来的高干吧。”听上去他是非常羡慕的。凡事有利有弊，如果当时没有到山里去，留在上海的人，工作肯定比去过小三线人上海人好些，但是没有去小三线的就分不到这两室一厅的房子，而小三线回来的都有。
（责任编辑：吴 玫）
——原上海金星化工厂团委副书记王均行访谈录
口述： 王均行
采访： 吴 静
整理： 吴 静
时间： 2011年2月22日
地点： 上海市延安东路100号联谊大厦27楼
王均行，男，1953年出生。1975年入党。1971年—1979年任上海金星化工厂团委副书记、计划调度员；1979年—1981年为上海旅游高等专科学校学生；1981年—1990年任上海龙柏饭店人事部经理、党总支副书记，副总经理；1990年—1992年在日本大阪旅行专科学校留学；1992年—1993年任锦江集团计划财务部副经理；1993年—2004年任上海新锦江股份有限公司财务总监、董事长秘书；2004年后历任上海锦江国际旅游股份有限公司财务总监、董事会秘书。
顶替父亲去三线
我是属于子女顶替进小三线金星化工厂的。那时上海硫酸厂劳动工资科派人来招工，可能有什么政策，到我们地方来问有多少人是上海去的，先了解，然后根据条件再政审和体检等。招工的时候说清楚是去安徽的，说是先去上海培训，何时去安徽不知道。我们当时在农村，有个机会出来已经很好了，不太在乎去哪里。
我一开始是到上海电化厂实习。说是实习，其实就是工作，三班倒，就是操作工。我们这些人希望留在上海，但是实习了2年不到，小三线来要人了，我是第一批过去的，先是去江西吉安地区的一个化工厂实习半年。上海电化厂的产品和小三线厂的产品完全不一样，在上海实习也算是熟悉一下化工厂的环境。我们去江西吉安实习，就是对口实习了，那个厂和金星化工厂的产品一样。后来组织上又叫我去大别山实习半年。1974年5月，我进了金星化工厂，进去的时候这个厂已经在建设，我被分配到了一车间工作。
各方英才汇集金星
在小三线建设初期，上海去小三线的主要有两批人：一批是上海对口单位的一些领导、业务骨干，他们是筹建单位派去的。我们金星化工厂是上海硫酸厂筹建的，就从硫酸厂转过去了一批人，包括我们厂里的厂长、党委书记，还有很多科长和一些业务骨干。那个时候是“文革”期间，这些人有的是老干部，“文革”前期老干部被靠边了，后来没有什么事，就到后方去了。像我们的党委书记原是硫酸厂党委书记，老八路出身；我们金星化工厂的厂长原来是硫酸厂厂长，也是同样的情况过去的；我们车间主任也是原硫酸厂的团委书记。另一批人，是上海三年自然灾害的时候下放回老家的。当时动员回乡的时候，组织上有承诺：我们国家现在很困难，等到好一点的时候，再请你们回来。上海搞小三线建设，就招了这么一批人，也许是兑现以前的承诺。当时从上海回乡的这些人中，本人年纪轻的本人出来，年龄超出一定岁数的可以由子女顶替出来。这种情况进入我们厂里的，浙江人比较多，还有是崇明和横沙岛的人。
后来，厂里陆续进来了大批上海1970、1972届初中毕业生。这些人原来也在上海各个厂里培训，可能是我们厂里工作需要，也分批进来了。
我们厂的土地是征地征下来的，虽然是在山沟沟里面，但还有些农田，那儿有个村庄，后来十几个当地的农民进来工作。他们做些辅助性工作，大多在后勤、食堂，个别年纪轻的也当操作工，大家同工同酬。
自力更生 艰苦创业
筹建速度很慢，经常是停工待料，材料进不来，有些事就不能做。一车间建成了，我们的工艺流程中需要蒸汽，要烧炉子，但大炉一直进不来，很晚了才建起来。当时是“文革”期间，搞政治运动，生产受到影响，要什么东西，就是进不来，缺货。另外，厂里的建设资金也划不下来。我出来读书的前一年，当了总调度员，那时才了解到是预算不够，要到上面去申请资金，还不一定申请得到，要资金和材料都没有，只能等待。
那时人的思想觉悟确实非常高，学习大庆精神，“有条件要上，没条件就创造条件也要上”。我们也是这样，什么都是自己干。当时厂区到一车间有一条马路是砂石路，我们大家自己动手去浇水泥路，建筑材料也是自己到码头的船上去卸货，装到车上，到厂里后又从车上卸下来。那时候工资很低，每月就30多元。有些老职工、干部思想觉悟比较高。领导很辛苦，厂长经常深入到第一线，我们的厂长是硫酸厂的技术专家，那时候也50多岁了，身体不怎么好，他和我们一起干，看到他那样干，我们也就更加卖力了。
我们厂没有军代表，但那个时候是半军事化管理。厂保卫科有枪支，我们也经常训练打靶。晚上我们带枪巡逻，要保卫这个厂。
我们还筑过马路、做过搬运工。很多不是我们应该做的事情，我们也都去做。因为请不到人、资金欠缺、设备不能到位，自己想办法要尽快把厂建起来，特别是一些老工人，他们是新中国成立前过来的，他们有种翻身感，有主人翁的意识。
虽然没投产，但是厂里的职工每天还是要正常上下班。上班就找点事情做做，没事情做的话也就搞搞卫生，做点辅助性工作，到机修车间加工点配件。工作时间不长，去上个班，早点回来。工作不忙，厂里就组织工人学习，但是有不少小青年不要学习，上班也不好好上。有些人晚上在寝室里喝酒，喝酒之后唱歌，最后哭了。打架的事情没有发生过。
“扎大营”式的生活
那个时候搞三线建设是战备需要，大三线在贵州、四川那边，我们是小三线，当时叫“备战备荒为人民”，“深挖洞，广积粮，不称霸”，还有句话叫“靠山，近水，扎大营”。我们那里有个家属住宅区就叫大营，那里有化工公司总部、医院和中学等。我们金星化工厂就隶属于后方化工公司，我们在皖南最西边，再过去就是江西了。
1974年我到厂里的时候，职工宿舍和食堂都有了，还有单人宿舍和家属宿舍。单人宿舍就建在山沟里面，家属宿舍要翻过一座山。看病有医务室，也有几名医生。医生也是上海过去的，外地人很少。后来也有陆续从外地调过来的几名技术员。我们这些人还很年轻，还没有结婚，我出来以后有几对结婚了。那时候，我们厂男女青年比例严重失调，女的很少，随着年龄的增长，会考虑恋爱结婚，到后面这个矛盾突出出来，而且女孩子也不适合在那种地方工作。 当时生活非常艰苦，夏天热得不得了。因为这个山沟是东西走向的，南风北风都刮不到。我们的办公大楼是2层楼，我们在楼上，二楼顶上面就是水泥板，我们办公室里面温度可以达到40多度，那时候也没有空调，只有电风扇，但是越吹越热。后来我们想办法在楼顶上面搞一个水泥隔层，稍微好点。
我们饭还是能吃饱的，但是菜很简单，因为在那个地方，一下子进去这么多人，供应不上来，一般都吃素的。1个月发给我们8张肉票，1周吃2次肉，就是食堂给点肉块、肉片，就算一顿肉了。这个肉票是食堂里面发的，只要是厂里的职工都会发到。当时肉供应很紧张，买不到，就计划供应。职工如果有家属的话可以去农村采购，我们有时候回上海，会去农村采购点农副产品，买点鸡蛋、花生之类的东西带回上海。
我们那里的副食品供应比较紧缺，后来好了一点。由于我们厂没有开业，就去种“五七”田，其实就是去种菜了，包括西红柿、茄子和青菜，后来还派工人养猪。这样就改善些生活，但是也不算富裕，在那里也没什么好吃的。有的时候卡车回上海的话就带过来一点啤酒，啤酒到了可以旧瓶换啤酒，就像过节一样开心了。而养猪的“五七”农场就是在厂旁边造点小房子，圈点地方养猪，我当时在办公室上班，每周四参加一次劳动，去清理猪圈、种菜等。干部要参加劳动，要政治学习，每周至少要学习半天，学习抓得很紧。
当时的业余生活非常单调枯燥。我们厂里有篮球场和排球场，有一张乒乓球桌子。那时候厂里有一只高音喇叭，每天早晨广播一响就起床了。我自己有一个收音机，能够听新闻和歌曲等，已经很奢侈了。1978年，我们到山顶上去建了一个电视接收塔，可以让我们在厂区看到电视节目。
那时年轻人多，我们就经常搞体育比赛，如游泳比赛和球类比赛等，还搞歌咏活动、文艺小分队之类的。还有长跑、棋类比赛，没事情做就搞这些。在山沟沟里，建一道坝就是一个水库。我们在离厂几里外的水库进行游泳比赛，厂区里还有个小型水库，天热的时候，我们就到那里去游泳。比赛是没有物质奖励的，就是弄张奖状之类的东西。
当地农村土地被我们征用下来了，可能给他们一些补偿。这里有几个问题：一个是我们这个厂是整个都用铁丝网围起来的，外面人不能进来，农民要通过我们这个地方到山上去砍柴之类的，这个是一个矛盾。另外一点，村干部不时到厂里来要点东西，诸如钢材和机器，叫我们无偿给他们。厂里领导为了搞好关系会送给他们一点。大的矛盾没有，小的矛盾还是有的。我们当时没有生产，他们要进厂区就进来了，真正生产后是不可以进来的。
当地农民把上海人叫“上海佬”，我们与当地人之间联系不多，除了去市场买东西，平时跟农民没有沟通、交流。厂大门外，大概500米左右就是村庄了。
幸运的高考路
我们的户口挂在厂里的集体户口，还是属于上海的。我后来参加高考，考的是上海卷而不是全国卷。1978年的高考考场设在当地县城中学里。我们那年是在贵池一个中学里参加考试的。1977年高考时，我们的党委书记支持年轻人去考，安排老大学生出身的技术员临时性给他们上课，但是结果一个也没考进。第二年才有人考上了。1979年我复习迎考时，我们的老厂长到公司当总经理去了，书记也一起过去了。来了一位新的厂长兼党委书记，他找我谈话：“你也去考大学啊？”他的意思叫我不要去考了。我说我的基础差，考不进去的，只是跟着其他考生学习学习。后来我真的考上了，就出来了。那年，我们厂里有6人考上了大学。我们以前的厂长、党委书记还是很开明的，是很好的老干部。这些人现在都不在了，我很怀念他们。
我们这个厂的人员在1980年下半年陆续开始返回上海了，因为政策变化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开始搞改革开放，搞裁军。客观上的情况发生变化了，职工思想也发生了变化，当时知识青年可以回城，因此我们厂职工的思想也不稳定了。后来，我们这个厂交给了当地的政府，上海人就完全撤回来了。工厂送给当地以后，他们没有很好地利用。我们一些老同事结伴在2008年回去过一次，整个厂房拆得差不多了，机修车间、大礼堂、一车间和二车间全部拆掉了。我们花许多年的精力把它建起来，后来设备都被他们当作废铜烂铁卖掉了，非常可惜！当时我们在的时候，厂里有800多个人，多热闹，我们去办公大楼看，有居民住在那儿，弄得破烂不堪。原来的小卖部孤零零在那里，还有消防队的房子，很凄凉。
“厂长握着我的手，哭了”
——原上海工农器材厂安徽征地工王志平访谈录
口述： 王志平
采访： 徐有威 吴 静 顾雅俊
整理： 吴 静 顾雅俊
时间： 2011年5月4日
地点： 王志平上海寓所
王志平，男，1953年出生。原上海工农器材厂安徽征地工。
上海小三线在皖南1965年就开始动工了，上海建筑公司就开始造房子。造房子为了不影响当地，而且为了让外面看不出，和当地徽州的民居看起来差不多，很隐蔽。
我们家乡旌德那个地方树木很多，当时要征一部分地，我就是征地工，3亩地征1个人，这个指标都是上海劳动局去征的，后来征了140多人，就意味着征了400多亩地。山上都不算，山上的树规定：3厘米以上周长、1米以上高算5角钱一棵。就像现在造商品房一样，一亩地按照当地的平均收入，付3年的报酬。地是赔青苗费，比如1年500斤稻谷的平均产量，3年下来1500斤，100斤稻谷大概7元钱，按这个标准赔偿，因为米是卖9分1斤的。当时物价很便宜，工资也低，就十几块钱。旌德地区本来就是山区，地少，如果地都征光了，没有田耕作的农民就要饿死。
当时，进厂名额一个队里只有两三个人。大家都努力争取，这是好事情，到厂里就是拿工资的，吃商品粮，农转非了。我们村一共就去了3个人，因为土地也征掉蛮多的。有的队里一亩地没征，也征了人过去。大家村里互相平衡。一个公社、大队、生产队名额进行统筹。我们一个县总共征140多名，我们公社里分了70名，我们大队里分了30多名。地方比较近，名额多点，附近的优先考虑。 我是1972年进去工作的，当时不到20岁。我是农民，读过小学，之前在家务农。我兄弟姐妹6个，大家都想去，但只有我去了。上面派下来指标，队里推荐和选举，队里无记名投票推上去的。做征地工进小三线厂的条件是家庭成分最起码是贫农，家里有一个党员或本人是党员。
我们10个生产队进厂有30多个人。我们生产队进了3个人，两个女的，普通工，我是技术工。刚进去的时候工资低，还没那两个小姑娘工资拿得多。因为进去有两个工种：一个是普通工种，一个是技术工种。技术工种要学手艺技术的，我们男同志学手艺要两三年，第一年18块多，她们进去有30多块，加上津贴有40多块。小姑娘是普通工种，后勤工作，在食堂里。我父亲想不通，说我们男同志的功夫比她们大，但为啥工资拿的比她们低。其实我们有技术有前途。3年之后，我的工资涨到44元，加上什么饭贴米贴之后总共50多元钱。我们是按照芜湖造船厂的标准，比方当地33元，我们则是39元，还有进山补贴费什么的10元钱。后来也有奖金了，每个月5—10块钱。当时很公平的，职务高多拿点这是不可能的，多拿一分也不可能，每个月看考勤。
厂里都是上海人，师傅和同事都是上海人。我学的是无线电专业技术，真空镀膜。学了两年，上海师傅教的，学起来也不吃力。我和上海师傅关系好，从来不吵架。我老老实实干活，在厂里好几年评到先进工作者，做到生产组长和工段组长，只是车间主任没有做到，因为那要求大专文化程度以上。当地人去了厂里总共有十几个，他们中间工资加得最高的是我。
我们如果生病了，就去位于胡乐的古田医院看病。我们劳保医院就在那个地方，生病了厂医务室看不好就到那边去，每周六都有救护车开过去的。我有一次去看病回来，病假工资扣了1元钱，配药6毛钱，来回车子1元钱。
我和当地老乡结婚，厂里分配房子给我，算是客气的，因为分房是按照女的分，而我的爱人不是小三线职工。分房有两个阶段，结婚的话分配给你一套小房子，结婚了之后再分一套，大概五六十个平方，是烧柴的。我们当时住2层楼，是老房子，几家人家一起公用，蛮好的。房钱好像是1元钱或者2元钱。公用事业费的单子上是水费、电费、房费，加起来就几块钱。记得每个月水费是1毛钱，刚开始只要5分钱。
小三线对安徽人肯定有影响，比方思想观念、着装等都有影响。安徽人以前烧红烧肉不放糖，吃糖吃不习惯，后来基本也都放糖了。我们吃黄鳝，甲鱼吃得少，也不是不吃，当时4角钱一斤。后来安徽人都吃了，但是青蛙还是不吃。我们都习惯上海的生活了，上海人到安徽去也相当的习惯。
我们那原来没有发电厂，当时不通电，点煤油灯。后来小三线还造了自来水厂，原来也没有的。当地人说小三线去了之后哄抬物价，其实没有，因为是计划经济，但是当地东西是好卖了。星期天早上，老母鸡、芝麻、花生、瓜子就摆出来了，当地人的现钞因此多了点。小三线吃的带鱼都是上海运过去的，山里那边没有。
小三线照顾当地人，比如厂里放电影，我们厂里的职工去看，门票是1毛钱，当地人去看则是5分钱。一开始是在露天放，就是在食堂里看。票子有号码，要对号入座，如果有认识朋友关系好点的，就可以拿到前面的好位子。自己厂里有放映机，片子都是由上海提供的。基本上一星期一次，两次的少，每周都有。上海放什么电影，那边就放什么，像日本电影《望乡》也在我们厂里放映过，当时是属于内部电影，按理说不能放的，广电公司进口有规定，哪些地方能放哪些地方不能放。旌德当地就不能放，但是我们小三线厂能放。因为上海放什么，我们三线厂就放什么电影，上海能放，我们也就能放。像上海的文艺团体经常来演出，比如滑稽明星杨华生等。这是免费的，在食堂里表演，我去看过，挺有意思的。
洗澡也要向当地人收钱的，洗澡也有吵起来过。每个厂的政策都不同，工农厂当地人去洗澡要收钱，卫东厂不收，其他厂是一星期有一天给本地人免费洗澡。小三线刚去的时候，当地农村没有水电，洗澡只能用一个木盆。
总的来说，上海人和当地人、当地政府关系还过得去，当地人好像和上海人不搭界，上海人管上海人，当地人管当地人。经济上没有什么关系。
安徽人其实有点羡慕上海人，上海人工资高，吃得好，穿得好。大冲突没有，每个周日他们来买买农副产品，走走人家也蛮好。
1986年小三线开始撤退回上海。上海市和安徽省谈了以后，厂留下来安徽要，安徽的职工上海一律不收。但是，职工年轻的时候进了小三线厂，不能到了老头了上海不收，上海要给一批补偿金的。每个人都给了9000元安置费，这样我就留下来了。
当时上海人都走了，我们有点失落的，毕竟是去上海，不是去什么偏僻的地方，不是去西藏。那时我也想去上海，只差了一点点。因为这个工种需要我，我是班组长。上海和安徽签好协议的，有规定的不可以的。厂里本来想把我借到上海，但是时间长了也麻烦，会觉得对不起我，因为不可能正式进来工作。
后来他们走的时候，厂长招待我们吃饭。厂长最后和我握手的时候，眼泪都出来了。他说：“我对不起你，不是我不要你，因为国家有政策。”我说：“我不怪你。”我们一起工作的一些安徽征地工，曾经一起到我们上级公司去反映过情况，但是没有用。公司说上面有规定，他们只好按照规定办。我们是骑自行车去公司的，公司还客客气气用汽车送我们回家。
崇拜上海的淮北女孩
——原上海险峰光学仪器厂征婚女工袁彩霞访谈录
口述： 袁彩霞
采访： 徐有威 吴 静 李 婷
整理： 吴 静
时间： 2011年11月11日
地点： 袁彩霞寓所
袁彩霞，女，1953年出生。险峰厂安徽征婚职工。
我老家是在淮北的涡阳县。小时候家里很穷的，没有床，我们家的床都是用土砖铺起来的。因为我崇拜上海的东西，因此我用第一个月的工资买了条上海产的床单，肥皂盒也喜欢上海生产的肥皂盒，自行车的垫子也是非上海产的不要，用的毛巾也一样。我看到下放到我们那里的上海知青，走起路来都是雄赳赳气昂昂的。 我有个远房舅舅在安徽涡阳县义门镇工作，他说他们学校缺一位英语老师，询问我是否愿意去。我就去了。虽然我是高中毕业，但其实也没学到什么东西，我就边学26个字母边教孩子。国际音标也不懂，于是我就找到涡阳一中我过去的英语老师，边学边教，现学现卖。
考虑到个人婚姻大事时，因为我家成分不好，如果我找个当兵的，人家都不要我。我比较好强，等着考大学，考着考着年龄就大了。我有一位要好的小姐妹，看我大龄没结婚为我发愁了，她的哥哥马品军是上海小三线险峰厂的军代表，和我是同村老乡。一次，马品军回老家探亲，我这位小姐妹对他说：“彩霞还没结婚，你厂里有好的对象要给她介绍。”结果马品军就介绍我现在的爱人给我。别人介绍我还不太相信，马品军在村里有威望有地位，他肯定不会骗我。于是我就跟着他一块去皖南进了险峰厂。马品军是我的介绍人，是恩人，我现在每年回家，都会买条香烟礼品去看他。
对我的婚姻，我爸爸是挺通情达理的，我妈没有什么文化：“你这个小丫头，那么要强干吗，在家里没饭吃啊？跑那么远干吗啊！”我当时工资15或18元，我这些工资没怎么花，我都是藏着的。我想这是我自己的事情，你不给我钱，我用我自己口袋里的钱，我自己坐火车去跟我爱人见面。成功就成功，不成功就算了。我老师在聚会的时候说：“吃个鸡翅膀啊，你就要飞了。”我以前的同事看了都很羡慕，同学和姐妹都觉得到上海很好。我自己也觉得，农村的女孩子，怎么会跑到上海来了，自己经常仿佛在梦中。
险峰厂是制造显微镜和望远镜的。小三线军工厂女少男多，有些大龄男青年找不到对象，上海女的也不愿意到山里去。他们就闹到上海市劳动局。上海市劳动局发文说，你们可以到全国各地去找，哪怕是乡下的，也可以。有这个优惠条件，女方可以进厂，粮油关系也可以转到厂里。我就是因为这个政策进来的。我到小三线，就把那个老师的名额让给我妹妹了。
1984年4月，我到了小三线险峰厂。我家在淮北平原，而小三线厂都是在山里。我一到山里，心就冷下来——哎呀，我要在这山沟里待一辈子吗？去了之后，马品军就把我介绍给我现在的爱人邹建崇。他是钳工，1976年进厂，他皮肤比较黑，你说反感吧，不反感；你说喜欢吧，也不见得。我高中水平，他才初中水平。
见面那时，邹建崇其实已经有了个黑龙江的女朋友，这女朋友很漂亮，光通信就已经三四年了。但是这女的就是不跟他见面。我进去和他见面后，邹建崇突然去了上海，把我扔在了那里。我心想，这算什么名堂啊！
其实是邹建崇没主见了，是回上海和父母商量去了。我想那结束了，回家吧。不料一天早上，他父母从上海打长途给马品军说：“对不起，这门亲事我们愿意的，我们马上让邹建崇回去。”邹建崇这就回来跟我谈妥了。五一节他就带我到上海见他父母了，他们都很满意，同意了。1984年“十一”国庆节，我们就在上海办喜酒，之后再到我娘家办酒。1985年我的女儿出生了。
我是1984年6月26日在我家乡开的结婚证再回去办户口的。我先回家领好结婚证后，我们厂里的劳资科的人再去我们县城粮站迁我的户口。我去老家迁户口的时候，县里的人说：“乡下户口怎么可以到上海去，怎么弄的？我们也可以去吗？”他们很佩服我。他们肯定觉得，一个乡下小姑娘怎么可以到上海去呢？我家乡在县城的郊区，虽然户口是迁到安徽的小三线厂，但是厂是属于上海的。这是一个机遇，我做梦都想着到上海，结果真的到上海了！
小三线山里有的是房子，想住哪里就住哪里。结婚前，我爱人本来是住在单身宿舍，和几个人一起住的，结婚之后，他们搬走了，我们住进去了。一个大房间，用煤气炉烧饭，卫生间在外面，公共的。上海的老职工有好房子，有独立卫生间、厨房等。
我刚到厂里没有工作做，厂里安排我扫厕所去。我在家乡做老师的，现在让我去扫厕所，心情很失落。我还曾经一边怀着孕一边给厂里的工人补习文言文课，给工人上培训辅导课，一个星期上一两次课。我教了几个月，拿了好几百元呢。但这是因为他们看我是高中毕业，临时叫我做的，而具体工作是扫厕所。我和几个乡下同样身份、关系很要好的小姐妹都去扫厕所了。我们进去的是大集体，人家也看不起我们，而且我们又是乡下来的，都用有点鄙视的眼光看着我们。我们心里很难过，我们一面扫一面哭。最后有两个姐妹去车间工作。可能是我爱人比较老实，跟劳资科没什么关系，他们两个可能有点背景，就叫他们到车间扫扫垃圾什么的，听上去名声好听点。
我喜欢做生意，我在山里的时候，就从老家拉黄豆到厂里。我们厂里的职工要吃豆浆，我就去我老家采购，厂里的采购员跟我一起去，我们厂的车子拉出来。之前他们在其他地方拉，我去了之后到我们家那里拉，我爸爸在家开粮行的，又便宜又好。山里黄鳝很大，没人吃的我们就吃，鸭子也很大，我们自己烤了吃。
婚后我跟丈夫关系还可以，他让我，我也让他。我和我爱人生活习惯不太一样，我们老家都是茄子鲜肉等放一起烧的，上海人都要分开烧的。我烧番茄蛋汤，我老公偏要加洋山芋（即土豆）。有一次我烧番茄蛋汤，他看我没有放洋山芋不开心，把锅子都摔掉了，我难过死了。他脾气大，有一点瞧不起我，生气的时候会说：“如果不是我，你能到上海来？”
我知道的这边的安徽媳妇有两个离婚了。这两个在山里就开始闹离婚了。估计是男孩子不太聪明，就离婚了。一般外来妹都能干，男的能力低点，他们也都没有孩子。回上海后，我这种现象都没离婚。大家都觉得看着孩子的面子，过下去吧。
我1984年进厂，1985年底或1986年初就回到上海了。真是做梦都没想到！小三线员工已经在山里都待了十几年，而我只待了一年多，就到上海了。我去的时候根本不知道要回来了。安徽的家具可以带回来。现在看到的这些家具都是从山里带回来的，都是我爱人当时自己做的，山里木材便宜。
那年冬天下着小雪，我们就回来了，路口也没有人检查。我们回来的时候没有正式的户口，是集体户口，在泰和路。刚刚回来上海，我们厂临时安排我们住在莘庄。刚到上海我没工作，带我女儿，就靠我老公工资过日子，很艰苦的，还借房子，这借房子的钱都是厂里给的。
回来后我们在上海的住房是我们厂里造的，1992年分到的。刚开始回上海的时候借房子，这里造好后我才分到的房子。刚开始来看这个位于呼玛二村的房子不喜欢，因为以前这里附近都是农田，还是一楼。
我刚来的时候，路上遇到不认识的一个人问起我住哪，我说住在呼玛新村。他又问几室几厅，我说二室一厅。他说：“你一会讲普通话，一会讲上海话，你是北京来的高干吧。”听上去他是非常羡慕的。凡事有利有弊，如果当时没有到山里去，留在上海的人，工作肯定比去过小三线人上海人好些，但是没有去小三线的就分不到这两室一厅的房子，而小三线回来的都有。
（责任编辑：吴 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