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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不是黄济先生的入门弟子，也不是他的同事，却是他学生的学生，是教育学的同道中人。我所知道的黄先生，更多是他对学生的仁爱，对友人的真诚，对病妻长期照顾和不离不弃。当得知黄先生谢世，心绪难以平静，写下这些文字，以一个教育学晚生的身份对一位自己敬仰的人生楷模和大师表达一份缅怀之情。
初识黄济先生的名字是在上个世纪80年代，我在四川师范大学教育系读本科时他编写的《教育哲学》的封面上，当年教我们这门课的王兆纥老师是北师大教育系的毕业生，他说黄先生是他的老师。哦，老师的老师！当时顿觉黄先生高大而遥不可及。当年丈夫毛亚庆和我在西南师范大学读硕士时，1992年的初冬，他和同门同学到湖南参加教育哲学年会，会上结识了黄先生，会后要去北京访学，途中便是和黄先生他们一同坐火车前往北京的。在火车上黄先生和他们在一起聊天说笑，很是随和，全然没有权威居高临下的霸气，黄先生还特意问及了这群学生的行程。他们访学的同学一行到北京后住在北师大的招待所，第二天要去中央教科所（现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访学。第二天一早八点钟，有人敲他们的房门，开门一看，门口站着的竟是黄先生。黄先生笑眯眯地说，“今天我带你们去中央教科所……”。刚刚因学术会议结识的学术界大家，一个七十多岁的老人在那天早晨亲自带着他们这些第一次到北京的外地学子去拜见中央教科所的老师，溢满他们心中的是无以言表的感动和温暖。这个故事让书上高大而遥不可及的黄先生一下子在我心中生动起来，多么乐于助人、平易近人的长者！学术界的老前辈以这样亲力亲为的行为帮助学界后生，真是仁者爱人啊！
黄济先生和毛亚庆的导师孙喜亭先生一直保持着六十年的深厚友情。师母苏老师说，孙先生也是黄先生的学生，1950年代孙先生上大学时，黄先生就教过他，后来成为了同事、朋友，更是兄长。黄先生无论对学生、同事、朋友都很好，在他人需要帮助的时候，他总是及时伸出他温暖的手。当年有一日，孙先生突然腹痛难忍，被两个青年老师送至北医三院救治，师母闻讯匆忙赶到医院，医生说要手术。忙完孙先生的住院，师母想起上小学的儿子要放学了，没有钥匙怎么进家门？丈夫要手术，儿子晚上怎么办？当时交通和通讯设备都不发达，也联系不上儿子。正在师母焦头烂额之际，黄先生进了病房的门，见到师母的第一句话是“你别着急，今天我来陪你！”师母提及儿子的安排，黄先生说，“放心吧，都安排好了。放学后女儿去接你儿子到我家吃饭，如果晚上咱们回不去，就让你儿子住在我家，奶奶可以照顾他们。”不用说、不用想，他已经替你消除了后顾之忧，用体贴入微的行动书写情义的内涵。无需多解释，暖心暖人的友情就在那里。
孙先生和黄先生都因着新中国成立之前的革命历史，在“文化大革命”期间，两位先生的这段革命史完全被黑白颠倒，他们一起挨批斗、下放劳动改造，同受心灵和肉体的双重折磨，那段不堪的经历铸就了患难见真情的一世情义。在那个人性被扭曲的年代，黄先生头上被戴了“九顶帽子”，很多人欲意把黄先生打倒在地，再踩上一只脚。在一次讨论黄先生问题定性时，很多人认为应该把黄先生定为“敌我矛盾”，而孙先生却说：“他最多是人民内部矛盾。”“文化大革命”结束后，黄先生多次在师母面前说：“也只有老孙才敢这样说啊！”黄先生一直都很感念孙先生的刚直不阿。
黄先生和孙先生也有意见不一致的时候。他们之间也发生过争执。有一次两人为一个问题发生了激烈的争吵，整个楼道都能听见了二人彼此大声的辩论之声。这次争辩让旁人都感觉有些戚戚不安，而对两位先生而言，争辩本身并没有伤及他们的友情，反而使他们能理解彼此的为师之情。都说知识分子间通常是“文人相轻”，常有藐视前辈，轻视同辈，可能观点不一致还会上升为人格的诋毁的情形发生。看看二位前辈对待友情的态度与行为，彼此之间的肝胆相照，的确是晚辈后生学习的榜样。
2003年孙先生因脑血栓病倒，先后在北医三院、西苑医院和友谊医院住院治疗，黄先生也先后去了这三家医院去看望孙老师，要知道那时的黄先生已经八十多岁高龄了。在接下来的日子，黄先生也是经常电话问候、去家中探望，直到2013年93岁高龄。黄先生的夫人周老师也是因为脑血栓病卧床榻25年，他也因此照顾了这么多年。孙老师病倒以后，黄先生将照顾周老师的经验和感悟告知苏师母，并请苏师母做好充分的心理准备以接纳这个病给家庭带来的严重不便和苦恼。尽管黄先生家中请了两个保姆照料家务，周老师病重的时候，一刻也离不开黄先生。周老师大小便失禁，黄先生夜里都要起来给她收拾干净才能再次入睡。当照顾孙先生身心疲惫时，苏师母总是想想黄先生是怎么度过照顾病人的艰辛日子的，以黄先生为榜样来勉励自己。苏师母对伺候半身不遂的病人感同身受。黄先生用了25年的时间来照顾久卧在床的老伴真的很不容易！对病妻的不离不弃，他的坚韧、担当和家庭责任很多人很难做到，黄先生却做到了。
黄先生一生都身体力行地践行“学为人师，行为世范”的为师之道，无论对学生、同事、朋友、家人都怀有一颗仁慈的心，感觉很是亲近，按我的导师劳凯声教授的说法是一种“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之感。黄先生他们这代人受时代的影响，一生获得荣誉称号的机会并不多，但我们内心的敬仰却是油然而生的;究其原因是老老实实做人，踏踏实实做事，做人与做学问高度统一，超越了功利的现实羁绊，是脱俗的非功利。而当今我辈的晚生学人，一些人为争名逐利获得了很多的奖励称号，履历中有很多炫目的光环，却让人生不出多少敬意来;究其原因，是做人与做学问分离，是言语上的巨人，行动中的矮子。黄先生一生的楷模和大师的风范给我们最大的教育意义和启示便在于如何做人，才无愧于“师者”的称谓。
2015年1月9日下午到英东楼318祭奠了黄先生出来，久久不能平静，抬头仰望天空，天格外的湛蓝，一如APEC蓝，我仿佛看见他老人家驾鹤西去，一路西行到天堂。先生，一路走好！
以此纪念黄济先生。
（作者系北京教育科学研究院教师研究中心主任，研究员）
（责任编辑：林静）
初识黄济先生的名字是在上个世纪80年代，我在四川师范大学教育系读本科时他编写的《教育哲学》的封面上，当年教我们这门课的王兆纥老师是北师大教育系的毕业生，他说黄先生是他的老师。哦，老师的老师！当时顿觉黄先生高大而遥不可及。当年丈夫毛亚庆和我在西南师范大学读硕士时，1992年的初冬，他和同门同学到湖南参加教育哲学年会，会上结识了黄先生，会后要去北京访学，途中便是和黄先生他们一同坐火车前往北京的。在火车上黄先生和他们在一起聊天说笑，很是随和，全然没有权威居高临下的霸气，黄先生还特意问及了这群学生的行程。他们访学的同学一行到北京后住在北师大的招待所，第二天要去中央教科所（现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访学。第二天一早八点钟，有人敲他们的房门，开门一看，门口站着的竟是黄先生。黄先生笑眯眯地说，“今天我带你们去中央教科所……”。刚刚因学术会议结识的学术界大家，一个七十多岁的老人在那天早晨亲自带着他们这些第一次到北京的外地学子去拜见中央教科所的老师，溢满他们心中的是无以言表的感动和温暖。这个故事让书上高大而遥不可及的黄先生一下子在我心中生动起来，多么乐于助人、平易近人的长者！学术界的老前辈以这样亲力亲为的行为帮助学界后生，真是仁者爱人啊！
黄济先生和毛亚庆的导师孙喜亭先生一直保持着六十年的深厚友情。师母苏老师说，孙先生也是黄先生的学生，1950年代孙先生上大学时，黄先生就教过他，后来成为了同事、朋友，更是兄长。黄先生无论对学生、同事、朋友都很好，在他人需要帮助的时候，他总是及时伸出他温暖的手。当年有一日，孙先生突然腹痛难忍，被两个青年老师送至北医三院救治，师母闻讯匆忙赶到医院，医生说要手术。忙完孙先生的住院，师母想起上小学的儿子要放学了，没有钥匙怎么进家门？丈夫要手术，儿子晚上怎么办？当时交通和通讯设备都不发达，也联系不上儿子。正在师母焦头烂额之际，黄先生进了病房的门，见到师母的第一句话是“你别着急，今天我来陪你！”师母提及儿子的安排，黄先生说，“放心吧，都安排好了。放学后女儿去接你儿子到我家吃饭，如果晚上咱们回不去，就让你儿子住在我家，奶奶可以照顾他们。”不用说、不用想，他已经替你消除了后顾之忧，用体贴入微的行动书写情义的内涵。无需多解释，暖心暖人的友情就在那里。
孙先生和黄先生都因着新中国成立之前的革命历史，在“文化大革命”期间，两位先生的这段革命史完全被黑白颠倒，他们一起挨批斗、下放劳动改造，同受心灵和肉体的双重折磨，那段不堪的经历铸就了患难见真情的一世情义。在那个人性被扭曲的年代，黄先生头上被戴了“九顶帽子”，很多人欲意把黄先生打倒在地，再踩上一只脚。在一次讨论黄先生问题定性时，很多人认为应该把黄先生定为“敌我矛盾”，而孙先生却说：“他最多是人民内部矛盾。”“文化大革命”结束后，黄先生多次在师母面前说：“也只有老孙才敢这样说啊！”黄先生一直都很感念孙先生的刚直不阿。
黄先生和孙先生也有意见不一致的时候。他们之间也发生过争执。有一次两人为一个问题发生了激烈的争吵，整个楼道都能听见了二人彼此大声的辩论之声。这次争辩让旁人都感觉有些戚戚不安，而对两位先生而言，争辩本身并没有伤及他们的友情，反而使他们能理解彼此的为师之情。都说知识分子间通常是“文人相轻”，常有藐视前辈，轻视同辈，可能观点不一致还会上升为人格的诋毁的情形发生。看看二位前辈对待友情的态度与行为，彼此之间的肝胆相照，的确是晚辈后生学习的榜样。
2003年孙先生因脑血栓病倒，先后在北医三院、西苑医院和友谊医院住院治疗，黄先生也先后去了这三家医院去看望孙老师，要知道那时的黄先生已经八十多岁高龄了。在接下来的日子，黄先生也是经常电话问候、去家中探望，直到2013年93岁高龄。黄先生的夫人周老师也是因为脑血栓病卧床榻25年，他也因此照顾了这么多年。孙老师病倒以后，黄先生将照顾周老师的经验和感悟告知苏师母，并请苏师母做好充分的心理准备以接纳这个病给家庭带来的严重不便和苦恼。尽管黄先生家中请了两个保姆照料家务，周老师病重的时候，一刻也离不开黄先生。周老师大小便失禁，黄先生夜里都要起来给她收拾干净才能再次入睡。当照顾孙先生身心疲惫时，苏师母总是想想黄先生是怎么度过照顾病人的艰辛日子的，以黄先生为榜样来勉励自己。苏师母对伺候半身不遂的病人感同身受。黄先生用了25年的时间来照顾久卧在床的老伴真的很不容易！对病妻的不离不弃，他的坚韧、担当和家庭责任很多人很难做到，黄先生却做到了。
黄先生一生都身体力行地践行“学为人师，行为世范”的为师之道，无论对学生、同事、朋友、家人都怀有一颗仁慈的心，感觉很是亲近，按我的导师劳凯声教授的说法是一种“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之感。黄先生他们这代人受时代的影响，一生获得荣誉称号的机会并不多，但我们内心的敬仰却是油然而生的;究其原因是老老实实做人，踏踏实实做事，做人与做学问高度统一，超越了功利的现实羁绊，是脱俗的非功利。而当今我辈的晚生学人，一些人为争名逐利获得了很多的奖励称号，履历中有很多炫目的光环，却让人生不出多少敬意来;究其原因，是做人与做学问分离，是言语上的巨人，行动中的矮子。黄先生一生的楷模和大师的风范给我们最大的教育意义和启示便在于如何做人，才无愧于“师者”的称谓。
2015年1月9日下午到英东楼318祭奠了黄先生出来，久久不能平静，抬头仰望天空，天格外的湛蓝，一如APEC蓝，我仿佛看见他老人家驾鹤西去，一路西行到天堂。先生，一路走好！
以此纪念黄济先生。
（作者系北京教育科学研究院教师研究中心主任，研究员）
（责任编辑：林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