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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一点的人多知道黄炎培先生（1878-1965）是我国杰出的民主人士，是中国民盟和民建两民主党派的主要创建者和领导人，自早年追随孙中山先生领导的民主革命到新中国成立始终都是民主运动的先锋斗士。他同时又是倡导“中华职业教育”，提倡手脑并用、注重实践的著名教育家，也是有名的诗人。新中国成立前他是共产党的挚友、诤友；新中国成立后又是党领导的统一战线的有代表性的有威望的统战成员。一贯不愿从政当官的他在周总理的劝说下，出任政务院副总理兼轻工业部部长，还先后任过全国政协副主席，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等职，这些都是广为人知的事略。
鲜为人知的是，黄任老（黄炎培字任之）在1943年夏曾到过今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进行过考察，最后一站曾在我家住过几天。他是一位大学者、大人物，怎么会和一个边远地区的人士王荫三相识、相知并到我家住过几天而且相处甚为愉快亲切呢？
原来时任川康绥靖公署主任的邓锡侯的副官长、暗为民盟成员的黄瑾怀是我父亲王荫三的好朋友。黄当时在理县杂谷脑（清乾隆帝平定大小金川后，着意在藏区开辟、打造的商业重镇）开设的“怀远商号”就租用我家的铺面。在军阀割据的防区时代，长期驻防阿坝地区的部队就属于邓锡侯为军长的第28军。邓锡侯家开设的伐木公司，当时称“松泰公司”，在今属于理县的朴头乡、沙坝乡一带砍伐原始森林。公司要使当地的藏民同意，不反对，就需要我父亲王荫三作疏通工作，而这一切又主要由黄副官长具体接洽安排。邓下属164师彭焕章师长还委任王荫三为师部高级参议官，这就更进一步加深了黄瑾怀和我父亲的相互依赖。张澜老先生（新中国成立初的国家副主席之一）与黄任老是民盟两大领袖人物，他俩抗战时到成都常住黄瑾怀公馆。我父亲到蓉城时也多次住过黄公馆，不住时也经常去拜访黄瑾怀。父亲于是幸远地在黄公馆结识了两位尊长。由于父亲上世纪20年代末在彭县旷继勋（时任川军28军第7混成旅代理旅长、共产党员）部下从军，曾接受过马克思主义教育，并入过共产党，后虽失掉联系，但思想始终是亲共的，开明的，所以也和张澜、黄炎培两人谈得拢，曾邀请两老到山区避暑。
当时两老同时为国民参政员，父亲则仅仅是小小的县参议员和阿坝藏汉地区几处挂名的袍哥大爷，相比地位差距很大，更不要说学识和对国家的贡献了。但两名威望甚高的参政员却谦恭非常，平易近人，这更加使我父亲由衷敬佩。从延安陕北公学学成回川的地下党员彭玉鸣又引荐介绍我父亲和省民盟的彭迪先、潘大逵、田一平、赵一民相识。父亲向他们资助过一些经费，因此他们都未把父亲当外人看待。
黄炎培先生在1943年由灌县（今都江堰市）启程，经崎岖山路赴阿坝藏羌地区进行考察。据我父亲说黄主要是对夏禹王有关的事迹作些调查了解，同时也具体了解些羌戎（那时阿坝南部山区几县的藏族称为嘉戎人）各族的一些风土人情。
黄老到达杂谷脑镇后，就住在我家的书房。我当时是尚未上学的孩童，不懂事，冒冒失失地进书房玩耍。那时候父亲正和黄老交谈，就叫我快出去，不要在此打扰黄爷爷。黄说，不要喊我爷爷，喊伯伯就可以了。父亲向我介绍说，黄伯伯是大学者、大学问家。黄老伯很谦逊地说不敢当，不敢当！不是不是！黄任老抚摸着我的头问我上学了没有？我说没有，他说以后要好好读书，长大做个有学问有作为的人。我连连点头说好。父亲说记住黄老伯伯的话，就叫我到外边去耍。
父亲还陪着黄老伯参观了半山上的喇嘛寺，营盘街的满城（曾住清朝的绿营兵）。黄对杂谷脑河两岸的台地地形表示奇特少见。我还好几次听父亲称赞黄老生活简朴，喜欢粗茶淡饭，不喜欢大鱼大肉，说他真是一位学识高深、品格高尚的人。
黄老在途经威州镇（1951年前属理县管辖，后为汶川县城）时应邀到刚成立不久的省立威州师范作过很受欢迎的精彩讲演。在威州时他还住宿丁晫超先生（1895—1973）家。丁曾任理县参议会副议长，是家父好友，1956年后任省政协委员，1953年被聘任为省文史馆馆员。
父亲告诉我，黄老来理县时（那是叫理番县）已经是大学者、著名民主人士，蒋介石拉不拢的爱国名流，为人非常正派。他住我家时，父亲本打算送一些山区名贵特产。他坚决不要，唯独喜纳了我父亲派人在理县朴头山临拓的隋碑和唐碑碑文。隋碑碑文记述隋以前300余年的蜀国大将军姜维在朴头山开辟道路的事迹。唐碑主要记叙汉羌健儿在唐朝维州刺史率领下反击吐蕃之战的事。黄老对两碑文拓片的文字反复吟咏，认为从碑文的文字风格来看，内容是可信的，文采是极佳的。
我父亲还请教黄老关于夏禹王的出生地点一事。因为当时的茂县、理县、汶川县都提出各自论据在争。黄老根据司马迁的《史记》和各种考证指出，大禹是生于西羌广柔县的，古广柔县址在今属于理县的古城地区（今属桃坪乡，即桃坪羌寨不远处）；但古广柔县域范围囊括岷江和沱水广大地区（沱水即今杂谷脑河）。不过，夏禹生于西羌广柔是可信的，而且在汶川县境内的可能性最大，只是确切地点还需进一步考证。总之，不管怎么说，早在4000多年前，今天的四川阿坝藏羌地区就出过中华民族杰出的伟人，加上隋碑、唐碑，以及此后发现的西汉古墓等等事实，完全证实了阿坝藏羌地区自古以来就是祖国大家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同时也证明了中华民族自古以来由各民族长期融合，血肉相连，互相帮助，共为一体。
黄老到杂谷脑我家后，还亲手书写了两首诗送给我父亲。黄老后来从理县经汶川县原路回到灌县后，给父亲写了一封热情洋溢的感谢信，并邮寄了他从灌县到汶川、理县沿途有感而创作的诗词“油印本”。可惜它们都未保存下来。这些情况也只有少数老人知道，在少数文史资料中也有一些保存。
作者：四川省人民政府文史研究馆（成都）馆员
鲜为人知的是，黄任老（黄炎培字任之）在1943年夏曾到过今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进行过考察，最后一站曾在我家住过几天。他是一位大学者、大人物，怎么会和一个边远地区的人士王荫三相识、相知并到我家住过几天而且相处甚为愉快亲切呢？
原来时任川康绥靖公署主任的邓锡侯的副官长、暗为民盟成员的黄瑾怀是我父亲王荫三的好朋友。黄当时在理县杂谷脑（清乾隆帝平定大小金川后，着意在藏区开辟、打造的商业重镇）开设的“怀远商号”就租用我家的铺面。在军阀割据的防区时代，长期驻防阿坝地区的部队就属于邓锡侯为军长的第28军。邓锡侯家开设的伐木公司，当时称“松泰公司”，在今属于理县的朴头乡、沙坝乡一带砍伐原始森林。公司要使当地的藏民同意，不反对，就需要我父亲王荫三作疏通工作，而这一切又主要由黄副官长具体接洽安排。邓下属164师彭焕章师长还委任王荫三为师部高级参议官，这就更进一步加深了黄瑾怀和我父亲的相互依赖。张澜老先生（新中国成立初的国家副主席之一）与黄任老是民盟两大领袖人物，他俩抗战时到成都常住黄瑾怀公馆。我父亲到蓉城时也多次住过黄公馆，不住时也经常去拜访黄瑾怀。父亲于是幸远地在黄公馆结识了两位尊长。由于父亲上世纪20年代末在彭县旷继勋（时任川军28军第7混成旅代理旅长、共产党员）部下从军，曾接受过马克思主义教育，并入过共产党，后虽失掉联系，但思想始终是亲共的，开明的，所以也和张澜、黄炎培两人谈得拢，曾邀请两老到山区避暑。
当时两老同时为国民参政员，父亲则仅仅是小小的县参议员和阿坝藏汉地区几处挂名的袍哥大爷，相比地位差距很大，更不要说学识和对国家的贡献了。但两名威望甚高的参政员却谦恭非常，平易近人，这更加使我父亲由衷敬佩。从延安陕北公学学成回川的地下党员彭玉鸣又引荐介绍我父亲和省民盟的彭迪先、潘大逵、田一平、赵一民相识。父亲向他们资助过一些经费，因此他们都未把父亲当外人看待。
黄炎培先生在1943年由灌县（今都江堰市）启程，经崎岖山路赴阿坝藏羌地区进行考察。据我父亲说黄主要是对夏禹王有关的事迹作些调查了解，同时也具体了解些羌戎（那时阿坝南部山区几县的藏族称为嘉戎人）各族的一些风土人情。
黄老到达杂谷脑镇后，就住在我家的书房。我当时是尚未上学的孩童，不懂事，冒冒失失地进书房玩耍。那时候父亲正和黄老交谈，就叫我快出去，不要在此打扰黄爷爷。黄说，不要喊我爷爷，喊伯伯就可以了。父亲向我介绍说，黄伯伯是大学者、大学问家。黄老伯很谦逊地说不敢当，不敢当！不是不是！黄任老抚摸着我的头问我上学了没有？我说没有，他说以后要好好读书，长大做个有学问有作为的人。我连连点头说好。父亲说记住黄老伯伯的话，就叫我到外边去耍。
父亲还陪着黄老伯参观了半山上的喇嘛寺，营盘街的满城（曾住清朝的绿营兵）。黄对杂谷脑河两岸的台地地形表示奇特少见。我还好几次听父亲称赞黄老生活简朴，喜欢粗茶淡饭，不喜欢大鱼大肉，说他真是一位学识高深、品格高尚的人。
黄老在途经威州镇（1951年前属理县管辖，后为汶川县城）时应邀到刚成立不久的省立威州师范作过很受欢迎的精彩讲演。在威州时他还住宿丁晫超先生（1895—1973）家。丁曾任理县参议会副议长，是家父好友，1956年后任省政协委员，1953年被聘任为省文史馆馆员。
父亲告诉我，黄老来理县时（那是叫理番县）已经是大学者、著名民主人士，蒋介石拉不拢的爱国名流，为人非常正派。他住我家时，父亲本打算送一些山区名贵特产。他坚决不要，唯独喜纳了我父亲派人在理县朴头山临拓的隋碑和唐碑碑文。隋碑碑文记述隋以前300余年的蜀国大将军姜维在朴头山开辟道路的事迹。唐碑主要记叙汉羌健儿在唐朝维州刺史率领下反击吐蕃之战的事。黄老对两碑文拓片的文字反复吟咏，认为从碑文的文字风格来看，内容是可信的，文采是极佳的。
我父亲还请教黄老关于夏禹王的出生地点一事。因为当时的茂县、理县、汶川县都提出各自论据在争。黄老根据司马迁的《史记》和各种考证指出，大禹是生于西羌广柔县的，古广柔县址在今属于理县的古城地区（今属桃坪乡，即桃坪羌寨不远处）；但古广柔县域范围囊括岷江和沱水广大地区（沱水即今杂谷脑河）。不过，夏禹生于西羌广柔是可信的，而且在汶川县境内的可能性最大，只是确切地点还需进一步考证。总之，不管怎么说，早在4000多年前，今天的四川阿坝藏羌地区就出过中华民族杰出的伟人，加上隋碑、唐碑，以及此后发现的西汉古墓等等事实，完全证实了阿坝藏羌地区自古以来就是祖国大家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同时也证明了中华民族自古以来由各民族长期融合，血肉相连，互相帮助，共为一体。
黄老到杂谷脑我家后，还亲手书写了两首诗送给我父亲。黄老后来从理县经汶川县原路回到灌县后，给父亲写了一封热情洋溢的感谢信，并邮寄了他从灌县到汶川、理县沿途有感而创作的诗词“油印本”。可惜它们都未保存下来。这些情况也只有少数老人知道，在少数文史资料中也有一些保存。
作者：四川省人民政府文史研究馆（成都）馆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