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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自称“世界恶少年”，以一腔热血向满清王朝发起挑战；他被同盟会同仁尊为“炸弹大王”，与汪精卫一起刺杀清廷摄政王，是那个暗杀时代革命党人的活跃分子；在广州起义中，他胸前挂一筐炸弹，一马当先，慷慨赴死。黄花岗下埋忠骨，英豪故事永诵传。
10月14日上午，由辛亥革命志士后裔、参与或支持辛亥革命的国际友人后代、港澳台同胞和海外侨胞等近百人组成的纪念辛亥革命100周年活动嘉宾团，拜谒了广州黄花岗七十二烈士陵园。专程从德国柏林来参加此次纪念活动的喻斐云激动地看到自己祖父的名字铭刻在墓碑上——“喻培伦，四川内江”。
当年的喻培伦曾是有名的“炸弹大王”，在广州起义中，他胸前挂一筐炸弹，一马当先，慷慨赴死，成为气吞山河的英雄。
“100年前，祖父和其他仁人志士为了推动社会的前进不顾个人安危，甚至不惜牺牲生命，让我们重新认识了生命的意义。”喻斐云说。
“世界恶少年”
1886年，喻培伦出生于四川内江一户官僚家庭，字云纪。其父曾在宜昌督办盐务，后因清政府签订辱国的“辛丑条约”，愤而弃官经商，在内江经营糖业。
喻培伦6岁开始读私塾，喜欢听老师讲述历史故事。少年时的喻培伦聪敏好学，尤其喜爱玩弄机械，对金石、雕刻等工艺也触类旁通，稍学即会，且善于模仿，各种小型机件能装拆自如。
随着年龄的增长，喻培伦更加关心国家大事，思考的问题也更多。那时，正值帝国主义大肆侵略、清王朝昏庸腐朽、民族危机空前严重的晚清时期，喻培伦一心想着学习先进科学技术，寻找救国之道。他后来在家书中写道：“自幼闻塾师讲历史兴亡，至明清鼎革时，辄致愤慨，复得读留日学生编译书报，益动民族光复之念。”
喻培伦最喜欢的读物是当时的各种新书和留日学生编译的进步书报，受此影响，他也逐渐表现出强烈的反叛意识和激进思想。在家族里，他是第一个读新学堂、介绍西方文化的人，他还为自己刻了一方石章，署名“世界恶少年”，以表明向旧世界挑战的态度。
1905年，为了寻求救国之道和人生理想，新婚不久的喻培伦同他的胞弟喻培棣一起登上了留学日本的旅途。在东京，喻培伦起初学习警监，不久转入经纬学校，后又进大阪高等工业预备学校学习。1907年1 2月，卒业于大阪高等工业预备学校，很快又入大阪化学研究所，专攻化学。他“深念非科学不能救国”，起早贪黑、刻苦学习。
在日本期间，喻培伦还实地考察了日本的洋瓷(搪瓷)、火柴、洋烛(蜡烛)、制糖等工业。在这个过程中，他成功制造出一种安全无毒火柴，于是大受鼓舞，从此对化学实验和点火、爆破等工艺产生浓厚兴趣。这些工作，为他此后研制新型炸药和炸弹积累了经验。
喻培伦的研究和实验虽然不断获得成功，但残酷的现实让却让他意识到国家不强盛，科学救国、实业救国便无从谈起。1908年夏天，他在东京由吴玉章介绍参加了同盟会，走上了革命救国的道路。
此前，喻培伦得知弟弟要离开日本回国参加云南边境的河口起义，专程赶到东京为弟弟送行。3年后，他也回国参加了震惊中外的黄花岗起义。一个家庭出了两位反清志士，一时在家乡内江传为佳话。“炸弹大王”
在千叶医科学校药科学习时，喻培伦有一次做试验，不慎引起爆炸，右手被炸断三根手指。自此，他总结教训，决心研制新的安全炸药。他的这一研究趣向正好派上了用场，同盟会总部把制造炸药、炸弹的任务交给了他。
就在喻培伦夜以继日研制炸弹时，传来家中破产的消息，接济从此中断。为了不停止试验，他典当衣物，抵押官费券，克服重重困难，终于制造成功一种威力强大而又安全的新型烈性炸药，并研究成功化学发火、电发火、钟表定时发火引爆的各种类型的炸弹。
喻培伦研制的炸弹，成为同盟会早期武装斗争中的主要武器。他推出的引爆方法被称为“喻氏法”，同盟会的同仁们也尊称他为“炸弹大王”。后来，革命党人在国内实施的几次利用炸弹暗杀和刺杀的活动，几乎都有喻培伦参与。
1910年夏，受同盟会派遣，喻培伦同黄复生、但懋辛等人秘密回国赴汉口，准备刺杀清朝北洋大臣端方。由于端方突然改道，未获成功。
当时最有影响的一次刺杀行动，是1910年初喻培伦参与的汪精卫刺杀摄政王载沣的事件。
汪精卫欲北上行刺，少不了两位“死党”相助，即同为四川人的黄复生和喻培伦。当汪精卫找到喻培伦时，喻培伦非常爽快地答应了。他们计划先由汪精卫、黄复生两人乘英国船到天津，把喻培伦做好的炸弹运进北京。而当时北京火车站盤查极严，幸亏一位叫郑毓秀的同盟会美女会员起了作用。原来，郑毓秀利用一个法国外交官正在追求自己，便把藏炸弹的箱子交给这个法国外交官，要他陪自己去北京，实际上是帮她提箱子。法国人一手挽着美女，一手提着箱子，果然一路畅通。
汪精卫他们刺杀的目标，最初是摄政王载沣的弟弟载洵贝子和载涛贝勒。1910年2月底，载洵和载涛从欧洲访问返回北京，汪精卫计划在载洵和载涛走出前门车站时，投掷炸弹将其炸死。但载洵和载涛命不该绝，当时清廷也搞“廉政运动”，载洵和载涛不坐大轿，也无警卫开道，和普通乘客一起出站。这样，在熙熙攘攘的出站人流中，有很多戴红顶官帽的人，汪精卫和黄复生看花了眼也无法辨别哪两个是载洵和载涛，只好终止暗杀计划，把炸弹又拎了回去。
这次行动失利后，他们把目标又瞄准了小皇帝宣统的父亲、清朝摄政王、也就是清廷实际上的当权者醇亲王载沣。载沣的醇王府在什刹海边上，载沣每天进宫上朝都要经过一座甘水桥，这里环境非常僻静，而小桥旁边又有能容一人的大阴沟可藏身。于是，他们决定事先将炸弹埋在小桥下，暗杀者藏身于附近，待载沣过桥时用电线引爆炸弹，和载沣同归于尽。
1910年3月31日深夜，喻培伦和黄复生前往甘水桥埋炸弹，却不料被一位车夫看到，并报了警。结果行动被发觉，炸弹也落到了清廷手里。
“有人要刺杀摄政王!”这个消息成为第二天北京各报的“重磅炸弹”。为了能够一举成功，喻培伦制作的炸弹据说有四十磅之重，有报纸渲染说如果爆炸，会炸掉大半个紫禁城。而清廷为了麻痹暗杀者，故意混淆视听，放出风声说这个事件是宫廷内部的争斗，继而又宣布，在芦沟桥抓到企图谋杀摄政王的案犯，已经处死。
于是，几位暗杀者放松了警惕，决定喻培伦到东京去买炸药，策划下一次暗杀行动。不料4月16日，大批军警突然扑来，包围了他们用来掩护的“守真照相馆”。汪精卫、黄复生被抓捕，喻培伦因在日本侥幸逃脱，但受到通缉。他不得不逃亡香港，化名王光明、尤国楠等，以制洋烛、牙粉、行医为业，继续进行反清活动。
民国“大将军”
同盟会成立以后，连续在广东和西南地区发动了多次武装起义。1910年广州新军起义失败后，孙中山先生和同盟会的主要成员在槟榔屿召开会议，认真总结了 失败的教训，决定以同盟会员为骨干(先锋)，集中力量，认真准备，在广州再次举行起义。
起义前，大批革命党人集中于香港，广州城内建立了约40个据点。1910年底，喻培伦被同盟会委任为广州起义的实行员，专为起义制造炸药、炸弹。于是，他先在香港环摆花街，后在广州甘家巷设立秘密厂房，不分昼夜地赶制炸药、炸弹，到起义前夕赶制了300多枚各型炸弹。
1911年4月8日，革命党人温生才刺杀了广州将军孚琦，一时间，清廷在广州采取了严密的预防措施。由于形势变化，革命党人起义的日期一再变动。当黄兴最终决定4月27日发难时，起义计划面临再次搁浅。此时，起义队伍内部也发生分歧，黄兴命起义人员撤离广州，准备以自杀方式袭击广东水师提督李准。喻培伦则坚决反对撤销起义，他找到黄兴，力主如期发动起义。黄兴深受感动，当即决定按既定日期起义。
喻培伦是同盟会中难得的学有专长的人材，黄兴等人最初决定喻培伦不参加起义，让他以后为国家做更大的贡献。喻培伦坚决不同意，他说：“倘须人人留为后用，谁与谋今日之事?!”大家看他这般坚决，只好答应了他的要求。
起义前夕，喻培伦的弟弟喻培棣由日本运送军火抵达广州，得知兄长为革命献身之志已决，坚决要与兄长同生共死。喻培伦坚决不同意，对他说：“我去汝必留，俱死无为，徒绝老亲欢耳。”弟兄二人抱头痛哭，皆知今日一别，乃今生之永诀。
1911年4月27日(农历辛亥年3月29日)，广州起义爆发了。电影《辛亥革命》真实地再现了100年前的那一幕：喻培伦胸前挂着满满一筐炸弹，率先带领四川籍的同盟会员攻打总都衙门。他炸开围墙后，从后厅一直打到前厅。接着，又率队转攻督练公署。队伍刚到莲塘街口，与增援清兵遭遇，麈战三个多小时……众寡悬殊，仓促起义的革命党人陷入了早有防范的清军的合围之中，战斗异常惨烈。喻培伦终因身负重伤、弹尽力竭而被俘。
面对清军，喻培伦坚贞不屈，未吐露任何组织机密。为了避免同志及家人受牵连，他自称为湖北王光明，并慷慨陈词：“我头可杀，学术是杀不了的。革命党尤其杀不了!”后英勇就义。
广州起义是同盟会组织的影响最大的一次起义，也是同盟会员犧牲最为惨烈的一次，有姓名可考的烈士有80多人，被捕后就义的革命党人30多人。事后，同盟会会员潘达微冒死收殓烈士遗骸72具，其中包括喻培伦。他们被合葬于广州沙河黄花岗(原名红花岗)，史称“黄花岗七十二烈士”。
1912年2月，喻培伦与邹容、彭家珍一起，被临时大总统孙中山追赠为大将军，并令在今四川内江市中央路19号喻培伦故居建喻大将军祠。
1961年，是喻培伦殉国50周年，当年曾与喻培伦一起出生入死的吴玉章以一首诗纪念这位老乡的功绩：“当时年少正翩翩，慷慨悲歌直人燕。几尺电丝难再续，一筐炸弹奋当先。成仁烈迹惊环宇，起义欢声壮故园。五十年来天下变，神州春色遍人间。”
1981年，纪念辛亥革命70周年之际，四川省内江市人民政府在内江市人民公园内建立了“喻培伦大将军纪念碑”。1985年5月，“喻培伦大将军纪念馆”也在内江市人民公园建成。当时，有记者采访喻培棣夫人马聪慧先生时，她授意其子喻钟迁出示了喻培伦家书39封及喻培棣撰《追赠大将军喻公培伦年谱》，成为烈士遗存的最为珍贵的文字资料。
10月14日上午，由辛亥革命志士后裔、参与或支持辛亥革命的国际友人后代、港澳台同胞和海外侨胞等近百人组成的纪念辛亥革命100周年活动嘉宾团，拜谒了广州黄花岗七十二烈士陵园。专程从德国柏林来参加此次纪念活动的喻斐云激动地看到自己祖父的名字铭刻在墓碑上——“喻培伦，四川内江”。
当年的喻培伦曾是有名的“炸弹大王”，在广州起义中，他胸前挂一筐炸弹，一马当先，慷慨赴死，成为气吞山河的英雄。
“100年前，祖父和其他仁人志士为了推动社会的前进不顾个人安危，甚至不惜牺牲生命，让我们重新认识了生命的意义。”喻斐云说。
“世界恶少年”
1886年，喻培伦出生于四川内江一户官僚家庭，字云纪。其父曾在宜昌督办盐务，后因清政府签订辱国的“辛丑条约”，愤而弃官经商，在内江经营糖业。
喻培伦6岁开始读私塾，喜欢听老师讲述历史故事。少年时的喻培伦聪敏好学，尤其喜爱玩弄机械，对金石、雕刻等工艺也触类旁通，稍学即会，且善于模仿，各种小型机件能装拆自如。
随着年龄的增长，喻培伦更加关心国家大事，思考的问题也更多。那时，正值帝国主义大肆侵略、清王朝昏庸腐朽、民族危机空前严重的晚清时期，喻培伦一心想着学习先进科学技术，寻找救国之道。他后来在家书中写道：“自幼闻塾师讲历史兴亡，至明清鼎革时，辄致愤慨，复得读留日学生编译书报，益动民族光复之念。”
喻培伦最喜欢的读物是当时的各种新书和留日学生编译的进步书报，受此影响，他也逐渐表现出强烈的反叛意识和激进思想。在家族里，他是第一个读新学堂、介绍西方文化的人，他还为自己刻了一方石章，署名“世界恶少年”，以表明向旧世界挑战的态度。
1905年，为了寻求救国之道和人生理想，新婚不久的喻培伦同他的胞弟喻培棣一起登上了留学日本的旅途。在东京，喻培伦起初学习警监，不久转入经纬学校，后又进大阪高等工业预备学校学习。1907年1 2月，卒业于大阪高等工业预备学校，很快又入大阪化学研究所，专攻化学。他“深念非科学不能救国”，起早贪黑、刻苦学习。
在日本期间，喻培伦还实地考察了日本的洋瓷(搪瓷)、火柴、洋烛(蜡烛)、制糖等工业。在这个过程中，他成功制造出一种安全无毒火柴，于是大受鼓舞，从此对化学实验和点火、爆破等工艺产生浓厚兴趣。这些工作，为他此后研制新型炸药和炸弹积累了经验。
喻培伦的研究和实验虽然不断获得成功，但残酷的现实让却让他意识到国家不强盛，科学救国、实业救国便无从谈起。1908年夏天，他在东京由吴玉章介绍参加了同盟会，走上了革命救国的道路。
此前，喻培伦得知弟弟要离开日本回国参加云南边境的河口起义，专程赶到东京为弟弟送行。3年后，他也回国参加了震惊中外的黄花岗起义。一个家庭出了两位反清志士，一时在家乡内江传为佳话。“炸弹大王”
在千叶医科学校药科学习时，喻培伦有一次做试验，不慎引起爆炸，右手被炸断三根手指。自此，他总结教训，决心研制新的安全炸药。他的这一研究趣向正好派上了用场，同盟会总部把制造炸药、炸弹的任务交给了他。
就在喻培伦夜以继日研制炸弹时，传来家中破产的消息，接济从此中断。为了不停止试验，他典当衣物，抵押官费券，克服重重困难，终于制造成功一种威力强大而又安全的新型烈性炸药，并研究成功化学发火、电发火、钟表定时发火引爆的各种类型的炸弹。
喻培伦研制的炸弹，成为同盟会早期武装斗争中的主要武器。他推出的引爆方法被称为“喻氏法”，同盟会的同仁们也尊称他为“炸弹大王”。后来，革命党人在国内实施的几次利用炸弹暗杀和刺杀的活动，几乎都有喻培伦参与。
1910年夏，受同盟会派遣，喻培伦同黄复生、但懋辛等人秘密回国赴汉口，准备刺杀清朝北洋大臣端方。由于端方突然改道，未获成功。
当时最有影响的一次刺杀行动，是1910年初喻培伦参与的汪精卫刺杀摄政王载沣的事件。
汪精卫欲北上行刺，少不了两位“死党”相助，即同为四川人的黄复生和喻培伦。当汪精卫找到喻培伦时，喻培伦非常爽快地答应了。他们计划先由汪精卫、黄复生两人乘英国船到天津，把喻培伦做好的炸弹运进北京。而当时北京火车站盤查极严，幸亏一位叫郑毓秀的同盟会美女会员起了作用。原来，郑毓秀利用一个法国外交官正在追求自己，便把藏炸弹的箱子交给这个法国外交官，要他陪自己去北京，实际上是帮她提箱子。法国人一手挽着美女，一手提着箱子，果然一路畅通。
汪精卫他们刺杀的目标，最初是摄政王载沣的弟弟载洵贝子和载涛贝勒。1910年2月底，载洵和载涛从欧洲访问返回北京，汪精卫计划在载洵和载涛走出前门车站时，投掷炸弹将其炸死。但载洵和载涛命不该绝，当时清廷也搞“廉政运动”，载洵和载涛不坐大轿，也无警卫开道，和普通乘客一起出站。这样，在熙熙攘攘的出站人流中，有很多戴红顶官帽的人，汪精卫和黄复生看花了眼也无法辨别哪两个是载洵和载涛，只好终止暗杀计划，把炸弹又拎了回去。
这次行动失利后，他们把目标又瞄准了小皇帝宣统的父亲、清朝摄政王、也就是清廷实际上的当权者醇亲王载沣。载沣的醇王府在什刹海边上，载沣每天进宫上朝都要经过一座甘水桥，这里环境非常僻静，而小桥旁边又有能容一人的大阴沟可藏身。于是，他们决定事先将炸弹埋在小桥下，暗杀者藏身于附近，待载沣过桥时用电线引爆炸弹，和载沣同归于尽。
1910年3月31日深夜，喻培伦和黄复生前往甘水桥埋炸弹，却不料被一位车夫看到，并报了警。结果行动被发觉，炸弹也落到了清廷手里。
“有人要刺杀摄政王!”这个消息成为第二天北京各报的“重磅炸弹”。为了能够一举成功，喻培伦制作的炸弹据说有四十磅之重，有报纸渲染说如果爆炸，会炸掉大半个紫禁城。而清廷为了麻痹暗杀者，故意混淆视听，放出风声说这个事件是宫廷内部的争斗，继而又宣布，在芦沟桥抓到企图谋杀摄政王的案犯，已经处死。
于是，几位暗杀者放松了警惕，决定喻培伦到东京去买炸药，策划下一次暗杀行动。不料4月16日，大批军警突然扑来，包围了他们用来掩护的“守真照相馆”。汪精卫、黄复生被抓捕，喻培伦因在日本侥幸逃脱，但受到通缉。他不得不逃亡香港，化名王光明、尤国楠等，以制洋烛、牙粉、行医为业，继续进行反清活动。
民国“大将军”
同盟会成立以后，连续在广东和西南地区发动了多次武装起义。1910年广州新军起义失败后，孙中山先生和同盟会的主要成员在槟榔屿召开会议，认真总结了 失败的教训，决定以同盟会员为骨干(先锋)，集中力量，认真准备，在广州再次举行起义。
起义前，大批革命党人集中于香港，广州城内建立了约40个据点。1910年底，喻培伦被同盟会委任为广州起义的实行员，专为起义制造炸药、炸弹。于是，他先在香港环摆花街，后在广州甘家巷设立秘密厂房，不分昼夜地赶制炸药、炸弹，到起义前夕赶制了300多枚各型炸弹。
1911年4月8日，革命党人温生才刺杀了广州将军孚琦，一时间，清廷在广州采取了严密的预防措施。由于形势变化，革命党人起义的日期一再变动。当黄兴最终决定4月27日发难时，起义计划面临再次搁浅。此时，起义队伍内部也发生分歧，黄兴命起义人员撤离广州，准备以自杀方式袭击广东水师提督李准。喻培伦则坚决反对撤销起义，他找到黄兴，力主如期发动起义。黄兴深受感动，当即决定按既定日期起义。
喻培伦是同盟会中难得的学有专长的人材，黄兴等人最初决定喻培伦不参加起义，让他以后为国家做更大的贡献。喻培伦坚决不同意，他说：“倘须人人留为后用，谁与谋今日之事?!”大家看他这般坚决，只好答应了他的要求。
起义前夕，喻培伦的弟弟喻培棣由日本运送军火抵达广州，得知兄长为革命献身之志已决，坚决要与兄长同生共死。喻培伦坚决不同意，对他说：“我去汝必留，俱死无为，徒绝老亲欢耳。”弟兄二人抱头痛哭，皆知今日一别，乃今生之永诀。
1911年4月27日(农历辛亥年3月29日)，广州起义爆发了。电影《辛亥革命》真实地再现了100年前的那一幕：喻培伦胸前挂着满满一筐炸弹，率先带领四川籍的同盟会员攻打总都衙门。他炸开围墙后，从后厅一直打到前厅。接着，又率队转攻督练公署。队伍刚到莲塘街口，与增援清兵遭遇，麈战三个多小时……众寡悬殊，仓促起义的革命党人陷入了早有防范的清军的合围之中，战斗异常惨烈。喻培伦终因身负重伤、弹尽力竭而被俘。
面对清军，喻培伦坚贞不屈，未吐露任何组织机密。为了避免同志及家人受牵连，他自称为湖北王光明，并慷慨陈词：“我头可杀，学术是杀不了的。革命党尤其杀不了!”后英勇就义。
广州起义是同盟会组织的影响最大的一次起义，也是同盟会员犧牲最为惨烈的一次，有姓名可考的烈士有80多人，被捕后就义的革命党人30多人。事后，同盟会会员潘达微冒死收殓烈士遗骸72具，其中包括喻培伦。他们被合葬于广州沙河黄花岗(原名红花岗)，史称“黄花岗七十二烈士”。
1912年2月，喻培伦与邹容、彭家珍一起，被临时大总统孙中山追赠为大将军，并令在今四川内江市中央路19号喻培伦故居建喻大将军祠。
1961年，是喻培伦殉国50周年，当年曾与喻培伦一起出生入死的吴玉章以一首诗纪念这位老乡的功绩：“当时年少正翩翩，慷慨悲歌直人燕。几尺电丝难再续，一筐炸弹奋当先。成仁烈迹惊环宇，起义欢声壮故园。五十年来天下变，神州春色遍人间。”
1981年，纪念辛亥革命70周年之际，四川省内江市人民政府在内江市人民公园内建立了“喻培伦大将军纪念碑”。1985年5月，“喻培伦大将军纪念馆”也在内江市人民公园建成。当时，有记者采访喻培棣夫人马聪慧先生时，她授意其子喻钟迁出示了喻培伦家书39封及喻培棣撰《追赠大将军喻公培伦年谱》，成为烈士遗存的最为珍贵的文字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