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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约两年前,谷歌发布了一个数据库,内容涵盖了从1500年到2008年之间的520万册图书。通过这个数据库,我们键入搜索词,就能知道不同的词在不同历史时期的使用频率。
这个数据库不会告诉我们这些词是如何使用的,只能告诉我们其使用频率。尽管如此,研究结果还是揭示了很有趣的文化转变。例如,有人在搜索引擎中输入了“可卡因”这个词,却惊奇地发现这个词在维多利亚时代很常用。到了20世纪,其使用率不断下降,直到1970年前后,这个词的使用率才再次激增。
通过这个搜索引擎得出了一些研究结果,我可以结合这些研究讲讲过去的半个世纪中发生了什么。首先是个人主义抬头。吉恩·特温吉、W·基思·坎贝尔和布里塔尼·金泰尔进行的一项研究显示,1960年到2008年间,带有个人主义色彩的单词和短语使用率渐渐超过了那些带有公共色彩的单词和短语。
也就是说,“个性化”、“自我”、“杰出”、“独特”、“我先来”、“我自己来”等这类单词和短语的使用更加频繁;而“社会”、“集体”、“部落”、“共享”、“团结”、“联合起来”、“共同利益”等这类带有公共色彩的单词和短语的使用频率却越来越低。
第二个变化是道德标准降低。佩林·可瑟伯和塞林·可瑟伯进行的一项研究发现,在20世纪的进程中,“美德”、“正派”、“良知”等具有一般道德评判色彩的词汇使用率渐渐下降;而“诚实”、“耐心”、“同情心”等与较高的道德标准相关的字眼,其使用频率下降得更厉害。
乔治·梅森大学的丹尼尔·克莱恩利用谷歌的搜索引擎进行了一项很广泛的研究。他的研究进一步证实了上述两点。
除了上述两点之外,克莱恩还提出了第三个层面,他将其称之为“政府化”。那些与专家相关的词语使用率不断增长;“治国”、“经济公平”、“民族主义”、“优先事务”、“右翼”、“左翼”等这类词语的使用频率不断增高。这意味着政治和政府在我们的生活中变得越来越普遍。
综上所述,我的总结是这样的:在过去的半个世纪中,我们的社会中个人主义倾向日趋明显。而由于社会和道德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因此个人主义抬头使得人们的道德观念越来越薄弱。随着社会凝聚力下降、道德观念淡薄,很多社会问题接踵而来,政府很想尽力解决这些问题,有时候会成功,但更多的时候往往束手无策。
如果我的总结是正确的话,那么左右两派都应该有所警觉。
保守派认为,如果我们把政府规模缩减到1950年代的水平,那么美国将再次恢复活力和自由。但当时的社会和道德文化已经不复存在了。当社会结构相对紧密的时候,小政府能够行得通,但在当今这种松散的社会中,小政府带来的则可能是灾难性的后果。
有些自由派认为,问题出在那些假公济私的社会精英和寡头银行家身上。但是,上述证据表明,整个社会,无论上层还是下层都充斥着个人主义和道德标准下降的问题;在社会底层,这种问题甚至更加普遍。还有些自由派认为,经济问题是一切社会问题的根源,可以用政治手段,通过财富的再分配得到解决。但事实上,也许文化因素也是问题的根源之一,而那些调整再分配的建议也就淹没在社会和道德变化趋势的洪流中。
这些从原始数据中得到的证据证实了我们的偏见,人们从中看到了他们此前就已经相信的趋势。但是,这些语言的转变确实反映了文化的结构性变化。在今天的书籍和文章中,我们越来越少地提到社会凝聚力和义务,因为它们已经渐渐偏离了我们生活的中心。
这个数据库不会告诉我们这些词是如何使用的,只能告诉我们其使用频率。尽管如此,研究结果还是揭示了很有趣的文化转变。例如,有人在搜索引擎中输入了“可卡因”这个词,却惊奇地发现这个词在维多利亚时代很常用。到了20世纪,其使用率不断下降,直到1970年前后,这个词的使用率才再次激增。
通过这个搜索引擎得出了一些研究结果,我可以结合这些研究讲讲过去的半个世纪中发生了什么。首先是个人主义抬头。吉恩·特温吉、W·基思·坎贝尔和布里塔尼·金泰尔进行的一项研究显示,1960年到2008年间,带有个人主义色彩的单词和短语使用率渐渐超过了那些带有公共色彩的单词和短语。
也就是说,“个性化”、“自我”、“杰出”、“独特”、“我先来”、“我自己来”等这类单词和短语的使用更加频繁;而“社会”、“集体”、“部落”、“共享”、“团结”、“联合起来”、“共同利益”等这类带有公共色彩的单词和短语的使用频率却越来越低。
第二个变化是道德标准降低。佩林·可瑟伯和塞林·可瑟伯进行的一项研究发现,在20世纪的进程中,“美德”、“正派”、“良知”等具有一般道德评判色彩的词汇使用率渐渐下降;而“诚实”、“耐心”、“同情心”等与较高的道德标准相关的字眼,其使用频率下降得更厉害。
乔治·梅森大学的丹尼尔·克莱恩利用谷歌的搜索引擎进行了一项很广泛的研究。他的研究进一步证实了上述两点。
除了上述两点之外,克莱恩还提出了第三个层面,他将其称之为“政府化”。那些与专家相关的词语使用率不断增长;“治国”、“经济公平”、“民族主义”、“优先事务”、“右翼”、“左翼”等这类词语的使用频率不断增高。这意味着政治和政府在我们的生活中变得越来越普遍。
综上所述,我的总结是这样的:在过去的半个世纪中,我们的社会中个人主义倾向日趋明显。而由于社会和道德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因此个人主义抬头使得人们的道德观念越来越薄弱。随着社会凝聚力下降、道德观念淡薄,很多社会问题接踵而来,政府很想尽力解决这些问题,有时候会成功,但更多的时候往往束手无策。
如果我的总结是正确的话,那么左右两派都应该有所警觉。
保守派认为,如果我们把政府规模缩减到1950年代的水平,那么美国将再次恢复活力和自由。但当时的社会和道德文化已经不复存在了。当社会结构相对紧密的时候,小政府能够行得通,但在当今这种松散的社会中,小政府带来的则可能是灾难性的后果。
有些自由派认为,问题出在那些假公济私的社会精英和寡头银行家身上。但是,上述证据表明,整个社会,无论上层还是下层都充斥着个人主义和道德标准下降的问题;在社会底层,这种问题甚至更加普遍。还有些自由派认为,经济问题是一切社会问题的根源,可以用政治手段,通过财富的再分配得到解决。但事实上,也许文化因素也是问题的根源之一,而那些调整再分配的建议也就淹没在社会和道德变化趋势的洪流中。
这些从原始数据中得到的证据证实了我们的偏见,人们从中看到了他们此前就已经相信的趋势。但是,这些语言的转变确实反映了文化的结构性变化。在今天的书籍和文章中,我们越来越少地提到社会凝聚力和义务,因为它们已经渐渐偏离了我们生活的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