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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惠州府城墙遗址反映出惠州府城在各个时期的城市格局和历史风貌，是象征城市文明的符号和印记，具有极高的科学、历史和艺术价值。试图对惠州府城城墙的历史、现状和损坏原因进行分析，进一步探究古城墙遗址的保护与利用，希望对充分发掘地方历史文化和旅游资源能起到抛砖引玉的作用。
[关键词]惠州府城；城墙；保护；利用
“历史城区是城市之根、文脉之本和风貌之基。” [1]而坐落于广东惠州老城区中山公园范围内的古城墙遗址无疑是先民创造的具有突出价值的有形遗存，是惠州府城建城史的最好见证。如果把惠州府城的治所比作这座古城的心脏的话，那么，惠州府城的城垣设置则犹如人体之骨胳，代表了这座古城各个时期的规模和格局。同时，古城墙见证了古城在冷兵器时代的刀光剑影，也折射出这座城市的历史人文和社会变迁。
一、惠州府城建城史及古城墙建设
惠州位于广东省东南部，素有“岭东雄郡”之称。惠州城依水而建，因水而兴，地处于东江、西枝江两江交汇处。自隋朝开始建城，迄今已有1400多年的历史。隋开皇十一年（591），设循州总管府，府治建在“涂山之阜”。自此，今天惠城区桥西中山公园范围就是州、府城的治所，故桥西片区有“府城”之称。
惠州城以东新桥为界，分为桥东和桥西片区。隋朝以来，古城逐渐沿东江、西枝江两岸建设发展。北宋余靖在《惠州开元寺记》中记载：“重冈复岭，隐映岩谷，长溪带蟠，湖光相照”。[2]由此可知，惠州府城建城前的环境，可谓三面环水，山川秀邃。即以涂山为中心（现桥西中山公园范围），东侧为东江和西枝江相交汇。西面和南面则山峦叠嶂。涂山之下地势相对平坦，红花嶂和横槎流下的小溪水浸漫大片沃土，形成今日之西湖。惠州以江湖为天然屏障，修筑城池。明代嘉靖《惠州府志》卷六《建置》中就有关于城墙修筑的记载：
洪武三年，知府万迪始建城。宋元故城甚隘，今钟楼即南门，平湖桥西门，城隍庙北门。迪同守御千户朱永率军民分筑之，以旧城为限。二十二年，既立卫，乃拓为今城。高一丈八尺，周围一千二百五十五丈。雉堞一千八百四十。门七曰：惠阳，合江，东升，西湖，朝京，横冈，会源。门之上为敌楼七座，旁列窝铺二十有八。东北带江，西南萦湖。[3]
惠州在宋元时期均修筑有城墙，但当时城的规模较小。明代惠州人叶春及在《万石后湖修筑桥堤记》也提及“故城狭”。[4]惠州建城后的800余年间，直到明洪武之前，城址都较为狭小。但惠州府城已修筑成完整的城墙和城门，三面环水，地势险要，易守难攻，军事地位日益凸显。嘉靖《惠州府志》卷十六《重修惠州城垣记》中记述了明嘉靖三十五年（1556）修城情况。“惠之郡在百粤，居岭海之间，东接漳潮，西连汀赣”[5]，地理位置十分重要。而在当时惠州城东面的漳潮则“倭夷闻风蜂拥”[6]，贼患堪忧。为防患于未然，由郡守姚良弼督工，“委各属能干官及耆民克勤敏者若千人，分方效勩。”[7]历时数月，府城城垣修筑完成。在明朝，惠州府城的建设得到飞速发展，主要原因是明王朝在惠州设置卫所。洪武二十一年（1388），设惠州卫。此时，为加强防御，进行大规模扩城。西部城墙从今国庆路、五四路扩至环城西路，南部城墙从中山南路扩至南门路，北部城墙从法院前街扩至渡口所附近。惠州府城城址平面呈不规则方形状，城开七门，城墙高度约5.6米，周长增加至3903米。明清两代重修城墙达11次之多，尤其是明洪武年间的扩城奠定了惠州府城的基本格局。
综上所述，惠州府城城垣建设具有三大特点：一是历代政府重视，均为各时期府城的军事或政府官员主持。换言之，修建城垣是政府官员决策，财政出钱，社会资助，军民出力，通力合作。二是修建城垣的目的是為了加强防御，防患外侵，使府城成为固若金汤的军事堡垒。三是此后每次的修建城垣都基本上沿袭了明洪武年间的规模，从而奠定了明清两朝数百年间府城的格局。
二、城墙保存现状和损毁原因
城垣建设历史是一座城市发展的标志和印记。惠州府城从隋代建城开始，到宋元时期已筑成较完整的城墙。府城依托其较高的地势，以天然的山水作为屏障，易守难攻，同时也是东江流域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明洪武年间大规模扩城，奠定了府城的基本格局。为保持惠州城军事要塞的地位，清代也进行频繁的修缮和加固，到清道光时期，府城城墙周长达4352米，为历代惠州府城城墙周长之最。到了民国时期，随着战争炮火和人为损毁，府城城门和大部分城墙被摧毁。
现存的惠州府城城垣遗址位于上米街，在中山公园濒临东江的沿江处，东南至西北走向，全长约400米，最高处7.5米，为明洪武扩城时所筑。墙身由两部分组成，城基高2米，外包青、红石条，内夯实土，墙身砌以火砖。此段残垣，除少量青石条为清代加筑外，其余大部分砖石，均为明代遗物。1990年，惠州府城城墙遗址被公布为惠州市文物保护单位。该段古城垣是惠州市境内保存较好的一段城墙，也是惠州府城幸存的唯一的一段城垣。但其周长还不到明洪武年间扩城之后城墙的二十分之一，因此显得格外珍贵。
此外，还有部分城墙砖收藏于惠州市博物馆。明城墙城砖于1983年收集，砖呈青灰色，属黄土砖，长约36厘米，宽约17厘米，厚11.5厘米.上有楷书阴文：“城砖， 洪武二年九月吉日造”。这些城砖为明代府城城垣修筑提供了佐证。还收藏有景泰城砖，共8块，分别于1983年8月、1986年1月收集，书有楷书阴文“城砖景泰二年九月吉日造”。[8]这些城砖珍贵的记录了惠州府城城墙修筑的历史。然而，现今惠州府城墙遗址仅保留城墙400余米。惠州府城城垣损毁的原因很多，其中不乏自然因素和人为因素。
（一）自然因素
1、风化腐蚀、水患天灾、年久失修等自然因素导致城墙残缺不全，城砖风化严重，城墙开裂甚至部分倒塌。
2、惠州地处东南沿海，属于亚热带季风气候，一年四季，热量丰富，阳光雨水充沛，优良的地理气候和环境使得多种植物扎根在城墙之中，以至部分墙体变形、倒塌。 （二）人为因素
1、战争对城墙的损毁
惠州是岭南重镇，粤东门户，历来是兵家必争之地。高大坚固的墙体也是古时的重大军事防御工事之一。有惠州民谣为证：“铁链锁孤舟，浮鹅水上游。任凭天下乱，此地永无忧。”[9]惠州城墙饱受战火的洗礼，均能凭借山障水屏和坚不可摧的城墙堡垒固守一方。然而，随着冷兵器时代的结束，战争炮火成为摧毁城墙的利器。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第二次东征的炮火首次摧毁惠州古城的城墙及城垣北门朝京门，惠州府城城墙受到损毁。
2、民国时期的人为损毁
据《惠州市城市建设志》记载：“民国十七年（1928）开始拆城墙。系当时国民党驻军师长李务滋，以东区公路分处筑路之需为由，拆城砖筑万石坊（今中山南路），有的构筑堡垒。至1953年城墙基本拆除，仅上米街和中山公园临江处尚存明代城基”。[10]古城墙象征着一座城市的文明进程，反映出惠州古城在各个时期的历史风貌。
惠州府城古城墙留下斑驳的历史印记，这些历史碎片将与城市的山水人文相辉交映，从而凝聚成惠州古城特有的个性，这也恰恰体现古城墙遗址的价值所在。
三、惠州府城城墙遗址保护和利用构想
2015年10月，惠州市获评国家历史文化名城。其中惠州府城城墙遗址地处北门直街历史文化街区，位于地处惠州古城的发祥地梌山（今中山公园）东侧。正如广州大学古建筑专家张国华教授考察时所说，梌山历史文化是惠州城的“根”。该地段的不可移动文物呈“带状”密集分布，是惠州古城人文历史建筑最集中的汇聚。
惠州府城城墙属于不可移动文物，是不可再生资源，它是见证惠州历史的文化载体，具有极高的科学、历史、艺术价值。目前，根据“保护为主、抢救第一、合理利用、加强管理”的原则，需要确定新的保护理念并坚持科学的保护原则，树立保护惠州古城文物分布大格局的意识，在保留文物的原真性的同时，最大程度地发挥其社会价值和文化价值，为此，提出以下构想：
（一）整合中山公园及周边文化要素，促进城墙遗址的保护和利用
城墙遗址成为体现惠州府城城址的最重要的信息，也是惠州人最割舍不断的一段历史记忆，现为市级文物保护单位，已划定了核心保护区和建设控制地带。虽然古城墙已得到有效的保护，但自然损坏的因素依然存在，同时民众的保护意识仍显不足。
文物古迹与历史文化街区的保护相辅相成。它是街区历史文化内涵的核心载体。文物古迹的有效保护和利用将促进名城保护进一步深化和发展。建议以中山公园为中心设立遗址休闲公园，制定不可移动文物的整体保护规划，形成成片的保护利用。一是修旧如旧，在城墙上恢复城碟，定期去除杂草，加固围栏。同时，在城墙侧架设该地出土的清代火炮，以突显其军事要塞文化特征。二是整合惠州府治文化，树立隋代循州总管府遗址、清代府署东堂遗址说明碑，发掘恢复隋代古井。三是整合东坡寓惠文化，树立野吏亭遗址碑（苏东坡曾作《野吏亭记》）。四是整合惠州儒学文化，重点树立惠州府学宫遗址说明碑，加强文笔塔的日常保养维护和管理，彰显儒学文化。五是整合惠州历史名人文化，恢复名人故居如万石坊、四牌楼等建筑。六是整合现存的具有特色的明清历史建筑文化。七是整合东征文化，建议在中山纪念堂内陈列东征文化展览。
（二）设立府城城垣历史文化长廊，提高市民对古城墙的保护意识
建议在中山公园临江处设立府城城垣历史文化长廊，加强古城历史文化的宣传力度，提升市民对城垣的认知和保护意识。可重点介绍以下内容：一是城垣的历史，如：惠州府城城址格局的形成、历次城垣的建设情况、府城城墙损毁的原因等。二是介绍惠州“粤东门户”的重要军事地位。雄伟坚固的城垣遗迹是其军事重镇地位的显现。三是设立惠州名人专栏。四是设立爱国主义教育教育专栏，同时可结合东征遗址进行专题宣传。
（三）整合遗址公园内的不可移动文物点，打造经典旅游线路
“文物要得到合理的应用，首先要认识他们的价值。文物古迹的价值不仅在于它的历史价值与艺术价值，更在于历史赋于它服务于当今的、不可替代的文化价值和实用价值。妥善加于利用，赋于新的内容，文物古迹才具有生命力。”[11]惠州府城遗址范围现存大量不可移动文物，呈带状分布，可以整合形成几条旅游文化线路，并进行着力策划和打造，从而达到整体保护和利用的目的。
——府城遗址文化旅游线路：涵盖隋代建循州总管府遗址、清代府署东堂遗址、野吏亭遗址、明代四牌楼遗址、梌山井遗址等。
——军事要塞文化旅游线路：府城城墙遗址、清代铁炮。
——儒学科举文化旅游线路：惠州府儒学遗址、梌山书院旧址、文笔塔、表功牌坊。
——民居文化文物点线路：北门街苗屋、柏子树下黄氏祖居、府前街横街李宅。
——革命文物及东征文化文物旅游线路：朝京门遗址、梌山中山纪念堂、梌山廖仲恺先生之碑、惠州工会农会办事处旧址。
——惠州商业航运文化旅游线路：东新桥码头遗址、小东门横水渡。
充分发掘惠州的历史文化内涵，打造遗址公园文化景观，整合经典旅游线路等问题，近年来已得到惠州市政府职能部门的高度重视。早在2014年，惠州市住建局就公示了《惠州明清古城墙遗址公园规划设计方案》（草案） 。规划中将遗址公园分为“古楼新韵”、“老树明墙”、“残垣漫步”三段。针对上述规划设计方案，提出如下建议：一是补充《惠州明清古城墙遗址公园规划设计方案》的内容，将以上整合后的旅游线路融入设计方案。二是将遗址公园范围内重要的不可移动文物进行必要的修缮和复原。三是加强古城文化的推介和宣传。
结语
在文物保护界存在着“保而不用”、“秘而不宣”、“藏而不露”等思想，影响了文物的合理利用。[12]保护和利用是相辅相成的，“利用就是积极的保护。”[13]保护和利用文物的目的在于发掘文物的内在价值，发挥文物特有的功能，更好地为现代社会经济建设服务。因此，在惠州府城古城墙遗址公园的保护和建设中，应充分考虑到古城墙是整个遗址公园最基础最重要的因素，将府城城垣遗址纳入到惠州府城文化的整体保护规划之中。还应以古城墙为依托，体现城市丰富的历史文化价值。一方面，可在古城墙外围建设景观保护带，为该地区带来良好的生态环境。另一方面，还可以重点整合一批重要的人文历史景观，以再现府城风貌。更重要的是，对惠州府城古城墙遗址公园进行整体性规划，既可对当中个体文物进行有效的保护利用，亦兼顾带状文物的原真性和完整性，从而增加惠州历史文化名城的厚重底蕴，在保护中利用，在利用中保护，古城墙遗址的积极保护和合理利用将为地方文化遗产保护工作增添亮色。
参考文献：
[1]单霁翔编著.历史文化名城保护[M].天津：天津大学出版社，2015：P40；
[2]张友仁编著.惠州西湖志[M].广州：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1989：P4；
[3]广东省地方史志办公室.广东历代方志集成·惠州府部：第一册[M].广州：岭南美术出版社，2009：P383-384；
[4]张友仁编著.惠州西湖志[M].广州：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1989：P46；
[5]广东省地方史志办公室.广东历代方志集成·惠州府部：第一册[M].广州：岭南美术出版社，2009：P544；
[6]广东省地方史志办公室.广东历代方志集成·惠州府部：第一册[M].广州：岭南美术出版社，2009：P544；
[7]广东省地方史志办公室.广东历代方志集成·惠州府部：第一册[M].广州：岭南美术出版社，2009：P544；
[8]惠州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惠州市志[M].北京：中华书局，2008：P4039；
[9]惠州市建设委员会，惠城区建设委员会编.惠州市城市建设志[M].1991：P9；
[10]惠州市建设委员会，惠城区建设委员会编.惠州市城市建设志[M].1991：P7；
[11]单霁翔编著.历史文化名城保护[M].天津：天津大学出版社，2015：P24；
[12]单霁翔编著.历史文化名城保护[M].天津：天津大学出版社，2015：P24；
[13]王景慧，阮仪三编著.历史文化名城保护理论与规划[M].上海：同济大学出版社，1999：P24。
作者簡介：冯伟强（1966—），男，文物博物馆员。研究方向：古陶瓷、古建筑、古遗址。曾任惠州市直文物普查队副领队，现任职广东省惠州市博物馆，惠州市文化遗产研究所常务副主任。
[关键词]惠州府城；城墙；保护；利用
“历史城区是城市之根、文脉之本和风貌之基。” [1]而坐落于广东惠州老城区中山公园范围内的古城墙遗址无疑是先民创造的具有突出价值的有形遗存，是惠州府城建城史的最好见证。如果把惠州府城的治所比作这座古城的心脏的话，那么，惠州府城的城垣设置则犹如人体之骨胳，代表了这座古城各个时期的规模和格局。同时，古城墙见证了古城在冷兵器时代的刀光剑影，也折射出这座城市的历史人文和社会变迁。
一、惠州府城建城史及古城墙建设
惠州位于广东省东南部，素有“岭东雄郡”之称。惠州城依水而建，因水而兴，地处于东江、西枝江两江交汇处。自隋朝开始建城，迄今已有1400多年的历史。隋开皇十一年（591），设循州总管府，府治建在“涂山之阜”。自此，今天惠城区桥西中山公园范围就是州、府城的治所，故桥西片区有“府城”之称。
惠州城以东新桥为界，分为桥东和桥西片区。隋朝以来，古城逐渐沿东江、西枝江两岸建设发展。北宋余靖在《惠州开元寺记》中记载：“重冈复岭，隐映岩谷，长溪带蟠，湖光相照”。[2]由此可知，惠州府城建城前的环境，可谓三面环水，山川秀邃。即以涂山为中心（现桥西中山公园范围），东侧为东江和西枝江相交汇。西面和南面则山峦叠嶂。涂山之下地势相对平坦，红花嶂和横槎流下的小溪水浸漫大片沃土，形成今日之西湖。惠州以江湖为天然屏障，修筑城池。明代嘉靖《惠州府志》卷六《建置》中就有关于城墙修筑的记载：
洪武三年，知府万迪始建城。宋元故城甚隘，今钟楼即南门，平湖桥西门，城隍庙北门。迪同守御千户朱永率军民分筑之，以旧城为限。二十二年，既立卫，乃拓为今城。高一丈八尺，周围一千二百五十五丈。雉堞一千八百四十。门七曰：惠阳，合江，东升，西湖，朝京，横冈，会源。门之上为敌楼七座，旁列窝铺二十有八。东北带江，西南萦湖。[3]
惠州在宋元时期均修筑有城墙，但当时城的规模较小。明代惠州人叶春及在《万石后湖修筑桥堤记》也提及“故城狭”。[4]惠州建城后的800余年间，直到明洪武之前，城址都较为狭小。但惠州府城已修筑成完整的城墙和城门，三面环水，地势险要，易守难攻，军事地位日益凸显。嘉靖《惠州府志》卷十六《重修惠州城垣记》中记述了明嘉靖三十五年（1556）修城情况。“惠之郡在百粤，居岭海之间，东接漳潮，西连汀赣”[5]，地理位置十分重要。而在当时惠州城东面的漳潮则“倭夷闻风蜂拥”[6]，贼患堪忧。为防患于未然，由郡守姚良弼督工，“委各属能干官及耆民克勤敏者若千人，分方效勩。”[7]历时数月，府城城垣修筑完成。在明朝，惠州府城的建设得到飞速发展，主要原因是明王朝在惠州设置卫所。洪武二十一年（1388），设惠州卫。此时，为加强防御，进行大规模扩城。西部城墙从今国庆路、五四路扩至环城西路，南部城墙从中山南路扩至南门路，北部城墙从法院前街扩至渡口所附近。惠州府城城址平面呈不规则方形状，城开七门，城墙高度约5.6米，周长增加至3903米。明清两代重修城墙达11次之多，尤其是明洪武年间的扩城奠定了惠州府城的基本格局。
综上所述，惠州府城城垣建设具有三大特点：一是历代政府重视，均为各时期府城的军事或政府官员主持。换言之，修建城垣是政府官员决策，财政出钱，社会资助，军民出力，通力合作。二是修建城垣的目的是為了加强防御，防患外侵，使府城成为固若金汤的军事堡垒。三是此后每次的修建城垣都基本上沿袭了明洪武年间的规模，从而奠定了明清两朝数百年间府城的格局。
二、城墙保存现状和损毁原因
城垣建设历史是一座城市发展的标志和印记。惠州府城从隋代建城开始，到宋元时期已筑成较完整的城墙。府城依托其较高的地势，以天然的山水作为屏障，易守难攻，同时也是东江流域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明洪武年间大规模扩城，奠定了府城的基本格局。为保持惠州城军事要塞的地位，清代也进行频繁的修缮和加固，到清道光时期，府城城墙周长达4352米，为历代惠州府城城墙周长之最。到了民国时期，随着战争炮火和人为损毁，府城城门和大部分城墙被摧毁。
现存的惠州府城城垣遗址位于上米街，在中山公园濒临东江的沿江处，东南至西北走向，全长约400米，最高处7.5米，为明洪武扩城时所筑。墙身由两部分组成，城基高2米，外包青、红石条，内夯实土，墙身砌以火砖。此段残垣，除少量青石条为清代加筑外，其余大部分砖石，均为明代遗物。1990年，惠州府城城墙遗址被公布为惠州市文物保护单位。该段古城垣是惠州市境内保存较好的一段城墙，也是惠州府城幸存的唯一的一段城垣。但其周长还不到明洪武年间扩城之后城墙的二十分之一，因此显得格外珍贵。
此外，还有部分城墙砖收藏于惠州市博物馆。明城墙城砖于1983年收集，砖呈青灰色，属黄土砖，长约36厘米，宽约17厘米，厚11.5厘米.上有楷书阴文：“城砖， 洪武二年九月吉日造”。这些城砖为明代府城城垣修筑提供了佐证。还收藏有景泰城砖，共8块，分别于1983年8月、1986年1月收集，书有楷书阴文“城砖景泰二年九月吉日造”。[8]这些城砖珍贵的记录了惠州府城城墙修筑的历史。然而，现今惠州府城墙遗址仅保留城墙400余米。惠州府城城垣损毁的原因很多，其中不乏自然因素和人为因素。
（一）自然因素
1、风化腐蚀、水患天灾、年久失修等自然因素导致城墙残缺不全，城砖风化严重，城墙开裂甚至部分倒塌。
2、惠州地处东南沿海，属于亚热带季风气候，一年四季，热量丰富，阳光雨水充沛，优良的地理气候和环境使得多种植物扎根在城墙之中，以至部分墙体变形、倒塌。 （二）人为因素
1、战争对城墙的损毁
惠州是岭南重镇，粤东门户，历来是兵家必争之地。高大坚固的墙体也是古时的重大军事防御工事之一。有惠州民谣为证：“铁链锁孤舟，浮鹅水上游。任凭天下乱，此地永无忧。”[9]惠州城墙饱受战火的洗礼，均能凭借山障水屏和坚不可摧的城墙堡垒固守一方。然而，随着冷兵器时代的结束，战争炮火成为摧毁城墙的利器。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第二次东征的炮火首次摧毁惠州古城的城墙及城垣北门朝京门，惠州府城城墙受到损毁。
2、民国时期的人为损毁
据《惠州市城市建设志》记载：“民国十七年（1928）开始拆城墙。系当时国民党驻军师长李务滋，以东区公路分处筑路之需为由，拆城砖筑万石坊（今中山南路），有的构筑堡垒。至1953年城墙基本拆除，仅上米街和中山公园临江处尚存明代城基”。[10]古城墙象征着一座城市的文明进程，反映出惠州古城在各个时期的历史风貌。
惠州府城古城墙留下斑驳的历史印记，这些历史碎片将与城市的山水人文相辉交映，从而凝聚成惠州古城特有的个性，这也恰恰体现古城墙遗址的价值所在。
三、惠州府城城墙遗址保护和利用构想
2015年10月，惠州市获评国家历史文化名城。其中惠州府城城墙遗址地处北门直街历史文化街区，位于地处惠州古城的发祥地梌山（今中山公园）东侧。正如广州大学古建筑专家张国华教授考察时所说，梌山历史文化是惠州城的“根”。该地段的不可移动文物呈“带状”密集分布，是惠州古城人文历史建筑最集中的汇聚。
惠州府城城墙属于不可移动文物，是不可再生资源，它是见证惠州历史的文化载体，具有极高的科学、历史、艺术价值。目前，根据“保护为主、抢救第一、合理利用、加强管理”的原则，需要确定新的保护理念并坚持科学的保护原则，树立保护惠州古城文物分布大格局的意识，在保留文物的原真性的同时，最大程度地发挥其社会价值和文化价值，为此，提出以下构想：
（一）整合中山公园及周边文化要素，促进城墙遗址的保护和利用
城墙遗址成为体现惠州府城城址的最重要的信息，也是惠州人最割舍不断的一段历史记忆，现为市级文物保护单位，已划定了核心保护区和建设控制地带。虽然古城墙已得到有效的保护，但自然损坏的因素依然存在，同时民众的保护意识仍显不足。
文物古迹与历史文化街区的保护相辅相成。它是街区历史文化内涵的核心载体。文物古迹的有效保护和利用将促进名城保护进一步深化和发展。建议以中山公园为中心设立遗址休闲公园，制定不可移动文物的整体保护规划，形成成片的保护利用。一是修旧如旧，在城墙上恢复城碟，定期去除杂草，加固围栏。同时，在城墙侧架设该地出土的清代火炮，以突显其军事要塞文化特征。二是整合惠州府治文化，树立隋代循州总管府遗址、清代府署东堂遗址说明碑，发掘恢复隋代古井。三是整合东坡寓惠文化，树立野吏亭遗址碑（苏东坡曾作《野吏亭记》）。四是整合惠州儒学文化，重点树立惠州府学宫遗址说明碑，加强文笔塔的日常保养维护和管理，彰显儒学文化。五是整合惠州历史名人文化，恢复名人故居如万石坊、四牌楼等建筑。六是整合现存的具有特色的明清历史建筑文化。七是整合东征文化，建议在中山纪念堂内陈列东征文化展览。
（二）设立府城城垣历史文化长廊，提高市民对古城墙的保护意识
建议在中山公园临江处设立府城城垣历史文化长廊，加强古城历史文化的宣传力度，提升市民对城垣的认知和保护意识。可重点介绍以下内容：一是城垣的历史，如：惠州府城城址格局的形成、历次城垣的建设情况、府城城墙损毁的原因等。二是介绍惠州“粤东门户”的重要军事地位。雄伟坚固的城垣遗迹是其军事重镇地位的显现。三是设立惠州名人专栏。四是设立爱国主义教育教育专栏，同时可结合东征遗址进行专题宣传。
（三）整合遗址公园内的不可移动文物点，打造经典旅游线路
“文物要得到合理的应用，首先要认识他们的价值。文物古迹的价值不仅在于它的历史价值与艺术价值，更在于历史赋于它服务于当今的、不可替代的文化价值和实用价值。妥善加于利用，赋于新的内容，文物古迹才具有生命力。”[11]惠州府城遗址范围现存大量不可移动文物，呈带状分布，可以整合形成几条旅游文化线路，并进行着力策划和打造，从而达到整体保护和利用的目的。
——府城遗址文化旅游线路：涵盖隋代建循州总管府遗址、清代府署东堂遗址、野吏亭遗址、明代四牌楼遗址、梌山井遗址等。
——军事要塞文化旅游线路：府城城墙遗址、清代铁炮。
——儒学科举文化旅游线路：惠州府儒学遗址、梌山书院旧址、文笔塔、表功牌坊。
——民居文化文物点线路：北门街苗屋、柏子树下黄氏祖居、府前街横街李宅。
——革命文物及东征文化文物旅游线路：朝京门遗址、梌山中山纪念堂、梌山廖仲恺先生之碑、惠州工会农会办事处旧址。
——惠州商业航运文化旅游线路：东新桥码头遗址、小东门横水渡。
充分发掘惠州的历史文化内涵，打造遗址公园文化景观，整合经典旅游线路等问题，近年来已得到惠州市政府职能部门的高度重视。早在2014年，惠州市住建局就公示了《惠州明清古城墙遗址公园规划设计方案》（草案） 。规划中将遗址公园分为“古楼新韵”、“老树明墙”、“残垣漫步”三段。针对上述规划设计方案，提出如下建议：一是补充《惠州明清古城墙遗址公园规划设计方案》的内容，将以上整合后的旅游线路融入设计方案。二是将遗址公园范围内重要的不可移动文物进行必要的修缮和复原。三是加强古城文化的推介和宣传。
结语
在文物保护界存在着“保而不用”、“秘而不宣”、“藏而不露”等思想，影响了文物的合理利用。[12]保护和利用是相辅相成的，“利用就是积极的保护。”[13]保护和利用文物的目的在于发掘文物的内在价值，发挥文物特有的功能，更好地为现代社会经济建设服务。因此，在惠州府城古城墙遗址公园的保护和建设中，应充分考虑到古城墙是整个遗址公园最基础最重要的因素，将府城城垣遗址纳入到惠州府城文化的整体保护规划之中。还应以古城墙为依托，体现城市丰富的历史文化价值。一方面，可在古城墙外围建设景观保护带，为该地区带来良好的生态环境。另一方面，还可以重点整合一批重要的人文历史景观，以再现府城风貌。更重要的是，对惠州府城古城墙遗址公园进行整体性规划，既可对当中个体文物进行有效的保护利用，亦兼顾带状文物的原真性和完整性，从而增加惠州历史文化名城的厚重底蕴，在保护中利用，在利用中保护，古城墙遗址的积极保护和合理利用将为地方文化遗产保护工作增添亮色。
参考文献：
[1]单霁翔编著.历史文化名城保护[M].天津：天津大学出版社，2015：P40；
[2]张友仁编著.惠州西湖志[M].广州：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1989：P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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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张友仁编著.惠州西湖志[M].广州：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1989：P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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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广东省地方史志办公室.广东历代方志集成·惠州府部：第一册[M].广州：岭南美术出版社，2009：P544；
[8]惠州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惠州市志[M].北京：中华书局，2008：P4039；
[9]惠州市建设委员会，惠城区建设委员会编.惠州市城市建设志[M].1991：P9；
[10]惠州市建设委员会，惠城区建设委员会编.惠州市城市建设志[M].1991：P7；
[11]单霁翔编著.历史文化名城保护[M].天津：天津大学出版社，2015：P24；
[12]单霁翔编著.历史文化名城保护[M].天津：天津大学出版社，2015：P24；
[13]王景慧，阮仪三编著.历史文化名城保护理论与规划[M].上海：同济大学出版社，1999：P24。
作者簡介：冯伟强（1966—），男，文物博物馆员。研究方向：古陶瓷、古建筑、古遗址。曾任惠州市直文物普查队副领队，现任职广东省惠州市博物馆，惠州市文化遗产研究所常务副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