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昭梿的《啸亭杂录》，记载了一则“私造假印案”。嘉庆年间，工部书吏王书堂私刻假印、冒支国帑，在国家大型工程维修项目中，捏造大员姓名，重复支领钱款，每年达数十万两银子。久后为某工头告发，王书堂才被治罪。
　　支领银两，须得掌管营建的官员签字，随后通知财务部门，财务人员查核无误，然后发放。相关规章制度本是很详细、很缜密的，只因各部官吏夤缘为奸，他们专挑大员谈笑会饮的时候，把需要签字的文案送去。大员无法一一过目，“手画大诺而已”，更有请幕友代为签画的。正因此，奸蠹胥吏得以肆其奸志。
　　胥吏，《清稗类钞》中解释：公家所用掌理案牍之吏也，各治其房科之事，俗称之曰书办。清代部院衙门的胥吏，由于分工不同，有堂吏、门吏、都吏、书吏、知印、火房、狱典之别。晚清的郭嵩焘说：“西汉与宰相、外戚共天下，东汉与太监、名士共天下，唐与后妃、藩镇共天下……本朝则与胥吏共天下耳。”由此可见清代时胥吏在社会治理中的地位。
　　胥吏的权力不大，但各部上至堂官、下到司官都离不开，“一切案牍皆书吏主之”。每办一案，堂官委之司官，司官委之书吏。书吏对比律条、援引成例，呈给司官，司官略加润色，呈给堂官，堂官若不驳回，则此案定矣。然而，堂官长期在一个部里任职的，能有几人？即便在部里任职时间较长，但对成案条举清清楚楚的，又有几人？司官也是一样。
　　书吏则不同，他们以钻研成例为业，代代相传、窟穴其中。正因此，他们能“执例以制司官”，而且司官也奈何不得，一些书吏则趁机售奸致富。晚清时，京城有“东富西贵”的说法，就是因为书吏住在正阳门东与崇文门外，这里多豪宅，司官则大多住在宣武门外。
　　“六部之胥，无异宰相之柄。”胡林翼是晚清中兴名臣，论及胥吏执柄的由来，他说：“大清律易遵，例难尽悉；刑律易悉，吏部处分律难尽悉。”因例案太繁，光绪皇帝曾派御史陈璧挑选一批焚毁。陈璧到户部后，书吏把例案资料全部摆出来，竟与屋檐同高。陈璧对书吏说：“把重要的挑出来保存。”书吏回答：“都很重要，若非要挑，请您自己挑吧。”陈璧无可奈何，只能拣一些残缺的烧掉，交差作罢。


　　据记载，福康安平定西藏后到户部报账，有书吏向他索要万金。福康安怒斥：“你竟敢向我索贿？”书吏说：“不敢，这是为您考虑。中堂大功告成，圣上很高兴，理应迅速了账上奏。然而，部书才10多人，账牍太厚，没有两年办不完。办完后交部核议，还不知道会出什么状况。因此，早点办完好，但这需要多请人、多花钱。”明知是索贿，福康安也只得送出万金，事情也在旬日之间办好了。
　　除了售奸致富，有的胥吏还伺机愚弄上官。光绪朝，永平知府游智开好标榜“微服私访”。一日，他来到一家茶肆。肆中坐满了人，其中就有府中胥吏，他们假装不认识游智开，聚在一起大赞知府清廉，天下无双。游智开故意说：“此官虽好，然自某观之，亦尚未尽善。”其中一个胥吏忽然站起来，给了他一个耳光，说：“游公青天，汝一小民，敢谤清官耶！”游智开听罢，不知其侮，反而大喜。
　　明代海瑞就曾谈道：“见一人偶以吏书而祸，遂谓无赂则不可；见一罪偶得吏書而免，遂谓有赂则可。”人们的腐败观感其实大多从“蝇祸”中来。小权力与百姓关联密切，如果任性而为，贻害更甚。让权力系统健康运行，让百姓看到风气向好，就必须管好扼咽喉的小权。这个过程中，领导干部也应瞪大眼睛、敢管敢严。只有了解得越多、警惕得越多，权力的神经末梢和毛细血管才可能被光亮照到越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