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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1979-1991年，中国的技术创新体系在改革开放政策下发生了有利于消化、吸收引进技术的变化，但技术创新所需的人才、企业动力和能力、科研体系、横向联合机制等依然存在一些问题。在列入国家计划的重大引进技术上，中国沿袭过去的模式进行消化、吸收，在非国家重点计划的引进技术上，其消化、吸收普遍采取政府行为与市场机制相结合的途径。这一时期。引进技术的转移和扩散机制转变为“计划”与“市场”并行的机制，但总体上看引进技术没有得到很好的推广。技术引进有力地增强了国民经济的技术与经济基础，促进了产业结构与产品结构的优化，但由于引进技术的消化、吸收和创新缓慢，技术创新只在局部和个别领域得以实现。
关键词：科技体制改革；技术引进；技术创新：消化吸收
中图分类号：F42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854X（2013）04-0010-08
1949-1978年，在重工业优先的发展战略和传统计划经济体制下，技术引进作为中国技术进步的主导方式对国民经济发展的第一步战略目标——建立完整的工业体系作出了重要的历史贡献。但从技术创新的角度看，这30年的技术引进收效甚微，多数引进技术没有导向再次创新，工业技术水平与世界发达国家依然相距甚远。1979年，随着中国共产党将全党全国的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的轨道，并确立了改革和开放两项基本国策后，中国的技术引进也步入到一个新的发展阶段。
一、技术创新体系的变化
技术引进的关键环节是消化、吸收和在此基础上进行创新，因此一国的技术创新体系如何直接关系到技术引进的效果。1979-1991年中国的技术创新体系在相关指导思想和新旧体制转换过程中发生了许多新变化。
首先，中国在总结过去经济发展经验教训的基础上，特别强调了提高经济效益和科学技术进步在经济现代化建设上的重要性，提出“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经济现代化的设想要依靠科技进步来实现的思想。在这样的思想方针指导下，文革时期被忽视的科学研究、技术创新问题开始受到重视。在人才政策上，教育和人才对于现代化建设的基础作用得到确认，提出“教育要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方针。1977年，国家恢复了高考制度，学校重新得到重视，各类学校开始抓普及和质量，正常的教学秩序迅速恢复。新的人才政策下，科学技术人员数量大增，1978年时，全国全民所有制单位自然科学技术人员总数为434.5万人，平均每万名职工中有科技人员593.3人，到1988年，上述的数额已分别增加到966.1万人和967.6人。但值得注意的是，与技术创新工作最为密切相关的科研人员数量不仅没有增加，反而有所减少。1978年，全民所有制单位专门从事自然科学科研工作的人员为31万，平均每万名职工中专门从事自然科学科研工作的人员为42.3人，到1988年，上述的两个数值分别降为30.7万和30.7人。从1980年代末开始，中国派遣大批留学生和访问学者到发达国家学习和进修，大批学成回国的人员成为科研工作的中坚力量。到1990年代初，出国留学生和工作者已有10万左右。但此时中国20%左右的成人是文肓或半文盲，还没有达到南朝鲜1970年时的水平（10%文盲）。
所幸的是，在经历了30年使用苏联技术的时期以及采取自力更生的政策后，中国已发展了一支技术多面手队伍，积累了处理和解决有关工程方面实际问题的经验。然而，这支队伍的短处之一是趋向于成为一支“技工”队伍，因此缺乏西方技术人员所具有的理解深度和技术培训。知识分子地位的提高使技术人员、科学家和工程师无论在国家科技政策和计划的制定上，还是在企业技术项目的选择和实施上都有了较多的发言权，但政府对科学家仍没有完全放手，负责管理经济和负责掌握有限投资经费的官员仍然通过正式或非正式的渠道监督科学技术活动。使得每项重点技术的选择和每个重点项目的上马都要经过详尽而复杂的研究推敲。此外，由于生产要素市场远未开放，中国有限的人力资源还无法通过市场机制得到经济、合理的配置。各单位领导层依然习惯于“政治挂帅”，不给予同科研人员的知识与能力相适应的分配权力，科技人员的调动自由受到限制。
在科研体系上，政府部门所属的科研机构数量大增，由1980年的4217个增加到1988年的7773个，有条件的企业也逐步发展起研究开发能力，到1988年底，全国10738个大中型工业企业中，有近一半的企业开办了技术开发机构，达到5525所，这些机构中80%以上有稳定的科研经费来源，平均每个机构的科研人数由1985年37人增加到49人。1982年确定了科技工作必须面向经济建设的方针，并在1985年发起科技体制改革，要求科研机构面向生产，加强科研与经济的结合，增强科研机构的活力。为此，一是在科研拨款制度方面，国家一方面逐年增加科技经费拨款，另一方面减少对研发机构事业费的拨付，敦促其在开展社会服务中取得收益。二是开拓技术市场，加速技术成果商品化，解决长期以来技术成果无偿转让问题。三是改变科技人员管理制度，变技术职称制为技术职务聘任制，以增加科技人员工作和发展的压力和动力。到1989年底，各类科研机构吃国家大锅饭的局面有了根本性转变，大多数技术开发机构已经进入经济建设的主战场。技术市场已成为科技成果向经济部门扩散转移的重要渠道。各类科研机构、高等院校和企业共同兴办的各类科研生产联合体，有力地推动了科研与生产的紧密结合。独立科研机构普遍实行了所长负责制、承包经营责任制，扩大了自主权，增强了活力和动力。由科技机构、高等院校兴办的各种技工贸相结合的科技经济实体，为科技面向经济开辟了新领域，成为后来高新技术产业的火种和晶核。改革过程中还出现了各类民营科技机构，已成为科技工作进入经济领域的一个重要补充。
国家加强了对科技事业和企业技术进步的支持。“六五”期间，对科学研究的财政支出额为403.21亿元，占同期国家财政支出总额的5.8%，比“一五”期间增长了4.73个百分点。但这些支出相比国外依然甚少，如科研经费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例，到90年代初仅为0.6%，远低于韩国（2%）、日本（2.77%）、德国（2.89%）、美国（2.63%）等发达国家，甚至不如印度（已超过1%），只略高于巴西⑤。为鼓励和保护科技创新，促进其推广应用。1985年开始实施专利法，并设立科学技术进步奖。从1980年代中期开始，通过制定和推行的科技攻关计划、国家重点实验室计划、星火计划、火炬计划、863计划、基础研究计划、软科学发展计划等。调动各个层次的科技力量投入到当时的经济建设、基础研究和高新技术开发等事业上。1980年代末、90年代初，一些省、市和工业部还提出科技兴省、兴市、兴农以及兴某工业的战略方针。并进行了一系列部署。 在改革开放中，企业的经营自主权逐步扩大，受市场竞争机制的作用，有了一些技术进步的动力和压力，开始注意引进技术的选择和消化吸收。但其能力和动力有限。从能力上讲，
企业缺乏技术力量，当时几乎一半以上的优质科技人员集中在科研院所中，企业仅占25%。而企业的研究开发人员中，科学家和工程师仅占30%左右，其余都是技术人员和辅助人员。在旧体制的“条块分割”问题和企业市场主体问题没有解决之前，大学、研究所的科技人员很难插入企业，企业与企业之间、企业与研究机构和大学之间互不往来。尽管国务院因势利导于1986年3月颁发了《关于进一步推动横向经济联合若干问题的规定》，但事实是经常性的横向协作并不总是顺利成行。企业用于技术改造和创新的资金严重不足。国有企业经过“利改税”、“拨改贷”、承包制等一系列改革后，经营自主权和自有资金得到提高，但企业在得不到国家拨款、却要完全依靠自筹资金和贷款承担和过去一样多的各种职责的情况下，投入到技术进步方面的资金很少，到1980年代末，企业平均折旧率也仅为3.7%左右，大中型企业一般为5%，高的可达6-7%，低的只有2%，这与当时西方国家平均10年左右更新一次技术的周期相差甚远。企业既无人力也无财力搞技术开发，甚至像鞍钢这样的全国第一大钢铁企业，1991年留利仅800余万元，占实现利税的0.34%，根本无力搞技术开发。
从动力上看，尽管通过经济体制改革国有企业获得了相当的经营管理权，企业能够自行支配的资金明显增多，但依然缺乏足够的技术进步需求和意愿。由于没有形成买方市场，甚至相当一部分企业认为现有技术水平基本满足国内市场，不能满足的只不过是产品数量或多完成产值的问题。即使随着国内消费水平的升级，对企业产品种类和档次提出要求，也主要是通过买入新设备、新生产线来解决。自1987年至1991年，中国大中型企业技术开发经费占销售收入的比重连年下降，由1987年的1.56%降至1990年的1.38%（1991年为1.39%），而此时美、日则分别为4.2%和2.6%。1991年，按政策，新产品减免税资金应全部用于企业技术开发，但企业实际动用仅3.6亿元，相当于减免税总额的26.3%。
二、技术引进和引进技术的消化、吸收与扩散
“改革开放”后，技术引进受到前所未有的关注，国家已从过去的经验教训中认识到消化、吸收引进技术的重要性，强调利用引进改变落后的技术水平，增强自身的技术能力。
1 技术引进概况
在改革开放政策下，整个80年代是新中国成立以来进口设备和技术引进最密集的一个阶段。与以往相比，该时期引进的规模、方式和渠道、行业结构、管理模式都发生了巨大变化。1979-1991年技术引进成交项目达2万余项，成交金额300多亿美元，12年的时间里两个指标分别比过去的30年增加了10倍和2倍多。引进方式从过去以引进设备为主转变为以引进技术为主，设备的引进也从成套引进转变为着重引进关键设备制造技术和工艺。见表1和表2。
一是引进方式灵活多样，以技术为主的各种引进方式已经占到一半以上。此外，这一时期的企业开始引进先进的管理方法和系统。比如，80年代像中石化集团公司长岭分公司就是通过出国考察和学习，将西方尤其是日本的全面质量管理（TQC）和PDCA循环等企业管理理念和方法引进来，并结合自己多年的实践和经验，形成具有自身特色的管理模式的。而这样的学习在当时并不鲜见。
二是引进技术的渠道也多样化了。除了通过贸易渠道，还通过吸收外商直接投资和外商其他投资（包括“三来一补”、国际租赁等）、合作生产、合作开发、中外合营、人才引进和交流、举办工业展览会、出国考察等过去没有的非贸易渠道进行。上述变化与技术引进管理体制的变革有关。在整个经济体制向着市场化方向逐步改革的情况下，技术引进管理模式也从过去管理权限高度集中于中央转变为部分让权于地方和企业。如“七五”期间规定符合国家产业政策的投资项目在500万美元到1000万美元以下的，可以由省、市计委批准，报上级备案。与此同时，与技术引进密切相关的外贸、外汇、金融等方面的管理体制也在转变。比如过去外汇集中于中央，由国家财政部统一使用的制度改为出口收汇实行中央与地方按比例分成，出口企业可以留用一部分外汇的制度；过去只有中央才能对外贷款改为地方和企业都可对外融资的制度。这些制度的变革为处于投资饥渴中、急于增产获利的地方和企业争相引进外资创造了条件。所以，从80年代初期开始。对外签约的引进金额不断攀升，1986年达到最高水平——44.6亿美元，之后受外汇来源的制约和1989年西方国家进行政治制裁，引进规模才有所收敛。
随着国家经济发展战略和产业政策的转变，这一时期引进技术所涉及的行业结构也发生了相应变化。过去最为薄弱的交通运输、邮电通讯等基础设施方面的技术和长期以来都处于供不应求状态的能源、原材料技术以及关乎人民生活消费方面的技术成为引进的主要内容（见表3）。尤其值得注意的是，中国对以往一度忽视的机电工业技术加大了引进力度，其中通用机械技术的引进更是几乎前所未有。从1976-1986年间，通用机械行业共引进技术101项。
另外，该时期的引进还有一个特点，就是基于经济调整和改革、资金有限的现实与提高经济效益的目的，技术引进不再像以往那样围绕新建或改建大型工程项目这种基本建设模式来进行，而是结合现有企业的技术改造，通过引进软件、单项制造技术为主来进行，实现内涵式扩大再生产。以此为目的的引进持续了十多年之久，仅1979-1988年，利用各种外汇渠道（包括中央外汇、留成外汇、利用外资、国外贷款等）引进技术改造现有企业就用汇150多亿美元（占同期技术引进用汇金额270亿美元的55%），成交约2万项，涉及全国各地26个行业。期间，有30亿国家外汇于1983～1985年三年间引进3000项先进技术（实际共对外签约4450项，成交金额41.07亿美元）改造现有企业，绝大部分技术属国际70年代末至80年代初的水平。重点在机械、电子、轻工、纺织四个产业部门，共占引进项目总数的73.5%。 三是引进技术的扩散。前30年，技术转移和扩散问题一直困扰着中国工业的技术进步。改革开放后，中国努力改善国内的技术转移机制，制定了各项政策促进“各项转移”。包括科研成果向生产的转移、军事技术向民用的转移、沿海地区技术向内地转移。并在“中共中央关于科技体制的决定”、“军工企业应努力生产民用产品的决定”和鼓励区域“横向联合”的决定中规定了具体措施。在改革开放条件下，这些方针政策的执行使过去完全依靠行政力量推动引进技术转移和扩散的机制转变为“计划”与“市场”并行的机制。“计划”机制在中央和地方两个层次都有实行。那些纳入国家计划的技术转移项目或称为重点项目主要由中央政府有关部门组织协调，引导技术供需双方进行交流与沟通。如80年代开始进行的军事工业技术向民用转移就是典型。1984年，国家计委、国防科工委、国家科委等部门组织4个军工部门向19个民用部门介绍军工部门的技术优势，以及可承担的民用科研项目，然后又由13个民用部门向军工各部门介绍他们的发展规划和希望军工部门承担的项目。通过双方的交流，军工部门向民用转移、推广了几百项军工新技术、新工艺和科技成果。前述的重大装备制造技术的扩散也主要通过这样的方式进行。类似的机制在地方也发挥着作用。地方通常有统一计划引进和对口部门直接联系引进两种情况。前者通过所属企业上报的申请编制当年要引进的外地技术（其中包括外地在引进基础上研制的技术成果），然后由地方政府综合经济部门统一计划购进，并借助行政力量向有关企业协调推广。后者则由对口部门直接与潜在的技术供需方进行联系，敦促本地企业进行技术推广。80年代这种作法与过去不同之处在于，企业是扩散和接收技术的主体，政府不能以“拉郎配”的方式强行推广引进技术，只能从中引导、组织和协调。1984年推行科技体制改革，技术成果有偿转让已较普遍推行。通过技术市场转移引进技术，由企业自发联系，分散引进成为新时期最普遍的作法。如通过各种层次和类型的技术交易会实现引进技术的转移。值得注意的是，这一时期出现了一批沟通技术与经济联系的技术开发中心和技术贸易公司，对引进技术的推广也起到了积极作用。
尽管改革开放使引进技术有了多种转让渠道，但推广效果并不十分理想。如据当时的调查，到1986年，已有的科技成果50%左右没有推广应用∞。其原因除了前述所说的配套问题外，还有两个重要原因：一是在1983年、1984年强调经济责任制，将经济管理权限下放到地方和企业后，地方、企业从自身利益考虑普遍对引进设备和技术实行封锁。有的企业把从国外引进的先进设备和技术视为私有财产，不允许别人来学习和借鉴，更不准别人消化仿制，担心别人学习之后，制出同样的设备，给自己增加竞争压力。二是企业对国内仿制技术普遍存在偏见，宁可花费大量外汇购买国外的原装设备，也不愿要国内的廉价仿品。如据当时浙江海宁拉链厂反映，当时全国已有48家涤纶拉链厂，有47家的设备是重复引进的，仅当地的宁波、温州、衙州、余姚等市就有5家引进设备的涤纶拉链厂。只有北京市的一家涤纶拉链厂用的是海宁拉链厂生产的仿制设备。这种现象并非个例，在1986年全国6493个被调查的大中企业其不多的技术经费总支出中，用于购买国内技术成果的仅占0.4%30就能说明。
此外，前面所说的80年代，大量重复引进彩电、冰箱、洗衣机等耐用消费品，汽车生产线、饮料、食品生产线、铝材加工线、西装生产线、石材加工线、乳胶手套生产线等也证实了以上观点。实际上，除了这些各省市审批权范围内的引进技术没有很好地推广出去外，甚至中央政府审批的一些大型工程项目的技术设备也没有推广到位。例如，通过1978年的技术引进，中国已经掌握了年产52万吨尿素的大型成套设备的制造技术，国产化率达到80%左右，并成功在镇海、乌鲁木齐和银川三个大型化肥工程中应用，但在1986-1989年间仍重复引进了4套年产52万吨尿素的成套设备。可见，利用引进技术研制的成果并没有很好地推广使用。化肥工业的情况并非孤立地存在，直到90年代中期，中国用于固定资产投资的机器设备有60%是进口的。
三、技术引进和技术创新的成效
首先，技术引进和技术创新有力地增强了国民经济的技术与经济基础，促进了产业结构与产品结构的优化，国民经济总量大增，科研和创新能力得到积累。
一是通过十余年大规模的引进和引进基础上的技术创新，中国的能源、原材料、机电等近十个工业部门有了一批较为先进的成套设备和工艺，工业技术水平得到提高，为以后的技术引进和技术创新提高了起点。如煤炭工业方面，引进的综采综掘机组国产化率已达90%，并形成批量生产能力，使中国中厚煤层采掘设备提高到国际80年代的水平。电力工业上，引进的30万、60万千瓦发电机组的锅炉、汽轮机和电机国产化率已达85%，并形成成套生产能力。价格比进口低50%，使中国电站设备达到新水平。钢铁工业方面，宝钢1900板坯连铸机、2050热轧机、2030冷轧机国产化率达到50%。化学工业方面，引进的20万吨合成氨工艺设备将吨氨能耗由过去的1350万大卡降到700万大卡以下，所开发的工艺技术及软件为“八五”期间建造30万吨合成氨装置创造了条件。机械工业方面，五种量大面广、技术水平较高的数控机床的国产化促进了整个机床控制系统和工具配套产品的发展，并在此基础上开发研制了近百种新产品；而该阶段机械工业技术引进和技术创新带来的更为突出的贡献是对基础件（如通用机械）、基础工业技术的大幅度提高，改变了长期以来尖端技术与量大面广的一般工业技术水平呈现二元化结构的状态，使引进技术国产化的配套条件有所改善。电子工业方面，有40%以上的重点企业通过引进技术改变了传统工艺，元器件、集成电路、通信等领域有了大突破；造船工业在引进基础上研制出新一代船用主机，达到80年代水平，并使中国造船业从世界经济萧条的机遇中成长起来，跃居世界先进行列。
二是引进设备的投入使用和引进技术的消化、吸收与改进创新推进了中国新兴产业的建设，改善了行业结构。提高了产品性能和质量。如彩电、录像、收音机等行业迅速成长，改善了消费工业技术水平长期滞后的面貌，配合了国家产业结构的调整。电子产品很多由原来手工操作向机械化、自动化操作转变，并开始向微细加工、自动检测方向发展；电子元器件的可靠性达到80年代水平；机械工业通过引进技术开发出新产品，有半数以上的产品得以更新，推出近万种达到80年代水平新品种。家电、服装、食品、包装和轻纺等新产品适销对路，极大地提高了人们的生活水平。 三是生产能力大增。国民经济总量扩大，出口增加。该时期技术引进和引进技术的国产化明显地扩大了工业生产能力。到1991年底，煤炭、石油、化肥、炼钢等生产能力分别比1985年增长23。42%，塑料、水泥、化纤、棉纺等生产能力分别比1985年增长70%以上。全国独立核算工业企业拥有固定资产（原值）达到17400亿元左右，比1985年增加1.2倍。这批增加的生产能力中，相当一批是“六五”时期进口的设备和技术（“七五”时期的引进项目只有少数投产）。增加的生产能力和新产品促使工业制成品出口额比重逐年上升，到1991年，工业制成品占出口额的比重已由1981年的53.4%上升到78.9%。据海关统计，1992年全国机电产品出口195.5亿美元，其中45%是通过引进技术实现的。
四是提高了人才素质，为技术创新能力的提高改善了人才方面的条件。大规模的技术引进和对外开放的政策增加了对外交往和人才培训，锻炼了一批从事外向型经济与国际间技术交流的人才。多种引进技术方式提供了学习先进经验和西方管理的机会，造就了一批经营管理者，科技人员在研究和开发引进技术的过程中提高了水平，大批熟练工人得到了培训，这些都为以后的技术创新创造了条件。
其次，引进技术的消化、吸收和创新缓慢，技术创新只在局部和个别领域得以实现，从整体上看，引进基础上的技术创新还是停留在模仿创新阶段。上述成效并不能说明中国在引进基础上普遍实现了技术创新。事实上，即使是国家全力推进的“3000项计划”也显示出消化、吸收引进技术的不力。据调查，到80年代末，其中的许多技术仍被封锁在企业里，不能通过消化吸收转化为自己的技术加以传播推广，进口的大量设备的翻版复制工作还未广泛地展开。而据陈慧琴的研究，到90年代中期，在国有大中型企业中经过全面技术改造的尚未超过20%。工业产品中，性能和质量能达到80年代国际水平的比重不到10%，约有80%属50-60年代水平：其中作为国民经济技术装备产业的机电工业。主要产品的技术水平比发达国家落后约15-20年。90年代对1700家国有企业进行调查也显示，设备老化率高达35%。国有重点企业的关键设备达到和接近国际先进水平的仅占20%，国内先进水平的占22%，近60%的设备属国内一般水平或落后水平。企业开发项目水平整体偏低，据当时的统计，1991-1995年，在大中型工业企业的开发项目中，60年代及其以前水平的项目占1/2，而达到80年代国际水平的开发项目不足1/3，在某些附加值高的高技术产业，如航天、计算机软件、大规模集成电路、办公自动化、人工智能机器人、遥感、激光灯领域这一比例仅占6%。
由于对引进技术的消化、吸收和创新缓慢，中国的工业技术只是实现了对国外技术的等距离追赶。就像80年代引进的113条彩色电视机装配线，虽然使中国1990年的彩电生产量扩增至1029.9万台，出口253.1万台，极大地缓解了国内的需求，节省了近10年的发展周期，但此时日本已取得新一代液晶电视机的突破性进展，中国与之的技术差距依然还有20年。
四、结语
中国1979年推行的经济改革和对外开放政策对中国此后10余年的技术引进和技术创新是一把双刃剑。一方面，改革解除了过去束缚技术引进的高度集中统一、因而繁琐低效的管理方式，使地方与企业获得了引进的权力，技术引进和设备进口由此蓬勃发展，引进规模大增，引进方式、渠道灵活多样、引进行业结构和内容适时合理，促进了经济体制改革所需的经济繁荣和技术进步。另一方面，中央和地方在财政分灶和新的宏观管理机制远未完善、企业还不是独立的市场主体、市场处于供求严重失衡的状况下，脱离了中央控制、以利润提留形式回归企业与地方政府的庞大资金为引进与紧俏产品、特别是耐用消费品有关的技术设备和生产线打开了方便之门。由于中国前30年特殊的技术进步模式，中国量大面广的一般工业技术十分落后。生产新兴工业品所需的原材料、零部件、仪器仪表等质量差、精度和标准化问题严重，企业不仅大量引进了生产设备和生产线，而且还购买了大量的原材料、基础件等备品配件。由此，国产零部件的生产受到冲击，引进技术的国产化受到阻碍，重复引进盛行。总之，在新旧体制摩擦和历史遗留问题的影响下，这一阶段的技术引进没有导致自主创新。中国更多的是通过大规模引进和仿制国外先进设备和技术，改善和增加了资本存量（即设备、配件、生产线等固定资产）的性能和数量，扩大了生产能力，提高了产品种类和性能，增强了国民经济和技术基础。
（责任编辑 陈孝兵）
关键词：科技体制改革；技术引进；技术创新：消化吸收
中图分类号：F42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854X（2013）04-0010-08
1949-1978年，在重工业优先的发展战略和传统计划经济体制下，技术引进作为中国技术进步的主导方式对国民经济发展的第一步战略目标——建立完整的工业体系作出了重要的历史贡献。但从技术创新的角度看，这30年的技术引进收效甚微，多数引进技术没有导向再次创新，工业技术水平与世界发达国家依然相距甚远。1979年，随着中国共产党将全党全国的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的轨道，并确立了改革和开放两项基本国策后，中国的技术引进也步入到一个新的发展阶段。
一、技术创新体系的变化
技术引进的关键环节是消化、吸收和在此基础上进行创新，因此一国的技术创新体系如何直接关系到技术引进的效果。1979-1991年中国的技术创新体系在相关指导思想和新旧体制转换过程中发生了许多新变化。
首先，中国在总结过去经济发展经验教训的基础上，特别强调了提高经济效益和科学技术进步在经济现代化建设上的重要性，提出“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经济现代化的设想要依靠科技进步来实现的思想。在这样的思想方针指导下，文革时期被忽视的科学研究、技术创新问题开始受到重视。在人才政策上，教育和人才对于现代化建设的基础作用得到确认，提出“教育要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方针。1977年，国家恢复了高考制度，学校重新得到重视，各类学校开始抓普及和质量，正常的教学秩序迅速恢复。新的人才政策下，科学技术人员数量大增，1978年时，全国全民所有制单位自然科学技术人员总数为434.5万人，平均每万名职工中有科技人员593.3人，到1988年，上述的数额已分别增加到966.1万人和967.6人。但值得注意的是，与技术创新工作最为密切相关的科研人员数量不仅没有增加，反而有所减少。1978年，全民所有制单位专门从事自然科学科研工作的人员为31万，平均每万名职工中专门从事自然科学科研工作的人员为42.3人，到1988年，上述的两个数值分别降为30.7万和30.7人。从1980年代末开始，中国派遣大批留学生和访问学者到发达国家学习和进修，大批学成回国的人员成为科研工作的中坚力量。到1990年代初，出国留学生和工作者已有10万左右。但此时中国20%左右的成人是文肓或半文盲，还没有达到南朝鲜1970年时的水平（10%文盲）。
所幸的是，在经历了30年使用苏联技术的时期以及采取自力更生的政策后，中国已发展了一支技术多面手队伍，积累了处理和解决有关工程方面实际问题的经验。然而，这支队伍的短处之一是趋向于成为一支“技工”队伍，因此缺乏西方技术人员所具有的理解深度和技术培训。知识分子地位的提高使技术人员、科学家和工程师无论在国家科技政策和计划的制定上，还是在企业技术项目的选择和实施上都有了较多的发言权，但政府对科学家仍没有完全放手，负责管理经济和负责掌握有限投资经费的官员仍然通过正式或非正式的渠道监督科学技术活动。使得每项重点技术的选择和每个重点项目的上马都要经过详尽而复杂的研究推敲。此外，由于生产要素市场远未开放，中国有限的人力资源还无法通过市场机制得到经济、合理的配置。各单位领导层依然习惯于“政治挂帅”，不给予同科研人员的知识与能力相适应的分配权力，科技人员的调动自由受到限制。
在科研体系上，政府部门所属的科研机构数量大增，由1980年的4217个增加到1988年的7773个，有条件的企业也逐步发展起研究开发能力，到1988年底，全国10738个大中型工业企业中，有近一半的企业开办了技术开发机构，达到5525所，这些机构中80%以上有稳定的科研经费来源，平均每个机构的科研人数由1985年37人增加到49人。1982年确定了科技工作必须面向经济建设的方针，并在1985年发起科技体制改革，要求科研机构面向生产，加强科研与经济的结合，增强科研机构的活力。为此，一是在科研拨款制度方面，国家一方面逐年增加科技经费拨款，另一方面减少对研发机构事业费的拨付，敦促其在开展社会服务中取得收益。二是开拓技术市场，加速技术成果商品化，解决长期以来技术成果无偿转让问题。三是改变科技人员管理制度，变技术职称制为技术职务聘任制，以增加科技人员工作和发展的压力和动力。到1989年底，各类科研机构吃国家大锅饭的局面有了根本性转变，大多数技术开发机构已经进入经济建设的主战场。技术市场已成为科技成果向经济部门扩散转移的重要渠道。各类科研机构、高等院校和企业共同兴办的各类科研生产联合体，有力地推动了科研与生产的紧密结合。独立科研机构普遍实行了所长负责制、承包经营责任制，扩大了自主权，增强了活力和动力。由科技机构、高等院校兴办的各种技工贸相结合的科技经济实体，为科技面向经济开辟了新领域，成为后来高新技术产业的火种和晶核。改革过程中还出现了各类民营科技机构，已成为科技工作进入经济领域的一个重要补充。
国家加强了对科技事业和企业技术进步的支持。“六五”期间，对科学研究的财政支出额为403.21亿元，占同期国家财政支出总额的5.8%，比“一五”期间增长了4.73个百分点。但这些支出相比国外依然甚少，如科研经费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例，到90年代初仅为0.6%，远低于韩国（2%）、日本（2.77%）、德国（2.89%）、美国（2.63%）等发达国家，甚至不如印度（已超过1%），只略高于巴西⑤。为鼓励和保护科技创新，促进其推广应用。1985年开始实施专利法，并设立科学技术进步奖。从1980年代中期开始，通过制定和推行的科技攻关计划、国家重点实验室计划、星火计划、火炬计划、863计划、基础研究计划、软科学发展计划等。调动各个层次的科技力量投入到当时的经济建设、基础研究和高新技术开发等事业上。1980年代末、90年代初，一些省、市和工业部还提出科技兴省、兴市、兴农以及兴某工业的战略方针。并进行了一系列部署。 在改革开放中，企业的经营自主权逐步扩大，受市场竞争机制的作用，有了一些技术进步的动力和压力，开始注意引进技术的选择和消化吸收。但其能力和动力有限。从能力上讲，
企业缺乏技术力量，当时几乎一半以上的优质科技人员集中在科研院所中，企业仅占25%。而企业的研究开发人员中，科学家和工程师仅占30%左右，其余都是技术人员和辅助人员。在旧体制的“条块分割”问题和企业市场主体问题没有解决之前，大学、研究所的科技人员很难插入企业，企业与企业之间、企业与研究机构和大学之间互不往来。尽管国务院因势利导于1986年3月颁发了《关于进一步推动横向经济联合若干问题的规定》，但事实是经常性的横向协作并不总是顺利成行。企业用于技术改造和创新的资金严重不足。国有企业经过“利改税”、“拨改贷”、承包制等一系列改革后，经营自主权和自有资金得到提高，但企业在得不到国家拨款、却要完全依靠自筹资金和贷款承担和过去一样多的各种职责的情况下，投入到技术进步方面的资金很少，到1980年代末，企业平均折旧率也仅为3.7%左右，大中型企业一般为5%，高的可达6-7%，低的只有2%，这与当时西方国家平均10年左右更新一次技术的周期相差甚远。企业既无人力也无财力搞技术开发，甚至像鞍钢这样的全国第一大钢铁企业，1991年留利仅800余万元，占实现利税的0.34%，根本无力搞技术开发。
从动力上看，尽管通过经济体制改革国有企业获得了相当的经营管理权，企业能够自行支配的资金明显增多，但依然缺乏足够的技术进步需求和意愿。由于没有形成买方市场，甚至相当一部分企业认为现有技术水平基本满足国内市场，不能满足的只不过是产品数量或多完成产值的问题。即使随着国内消费水平的升级，对企业产品种类和档次提出要求，也主要是通过买入新设备、新生产线来解决。自1987年至1991年，中国大中型企业技术开发经费占销售收入的比重连年下降，由1987年的1.56%降至1990年的1.38%（1991年为1.39%），而此时美、日则分别为4.2%和2.6%。1991年，按政策，新产品减免税资金应全部用于企业技术开发，但企业实际动用仅3.6亿元，相当于减免税总额的26.3%。
二、技术引进和引进技术的消化、吸收与扩散
“改革开放”后，技术引进受到前所未有的关注，国家已从过去的经验教训中认识到消化、吸收引进技术的重要性，强调利用引进改变落后的技术水平，增强自身的技术能力。
1 技术引进概况
在改革开放政策下，整个80年代是新中国成立以来进口设备和技术引进最密集的一个阶段。与以往相比，该时期引进的规模、方式和渠道、行业结构、管理模式都发生了巨大变化。1979-1991年技术引进成交项目达2万余项，成交金额300多亿美元，12年的时间里两个指标分别比过去的30年增加了10倍和2倍多。引进方式从过去以引进设备为主转变为以引进技术为主，设备的引进也从成套引进转变为着重引进关键设备制造技术和工艺。见表1和表2。
一是引进方式灵活多样，以技术为主的各种引进方式已经占到一半以上。此外，这一时期的企业开始引进先进的管理方法和系统。比如，80年代像中石化集团公司长岭分公司就是通过出国考察和学习，将西方尤其是日本的全面质量管理（TQC）和PDCA循环等企业管理理念和方法引进来，并结合自己多年的实践和经验，形成具有自身特色的管理模式的。而这样的学习在当时并不鲜见。
二是引进技术的渠道也多样化了。除了通过贸易渠道，还通过吸收外商直接投资和外商其他投资（包括“三来一补”、国际租赁等）、合作生产、合作开发、中外合营、人才引进和交流、举办工业展览会、出国考察等过去没有的非贸易渠道进行。上述变化与技术引进管理体制的变革有关。在整个经济体制向着市场化方向逐步改革的情况下，技术引进管理模式也从过去管理权限高度集中于中央转变为部分让权于地方和企业。如“七五”期间规定符合国家产业政策的投资项目在500万美元到1000万美元以下的，可以由省、市计委批准，报上级备案。与此同时，与技术引进密切相关的外贸、外汇、金融等方面的管理体制也在转变。比如过去外汇集中于中央，由国家财政部统一使用的制度改为出口收汇实行中央与地方按比例分成，出口企业可以留用一部分外汇的制度；过去只有中央才能对外贷款改为地方和企业都可对外融资的制度。这些制度的变革为处于投资饥渴中、急于增产获利的地方和企业争相引进外资创造了条件。所以，从80年代初期开始。对外签约的引进金额不断攀升，1986年达到最高水平——44.6亿美元，之后受外汇来源的制约和1989年西方国家进行政治制裁，引进规模才有所收敛。
随着国家经济发展战略和产业政策的转变，这一时期引进技术所涉及的行业结构也发生了相应变化。过去最为薄弱的交通运输、邮电通讯等基础设施方面的技术和长期以来都处于供不应求状态的能源、原材料技术以及关乎人民生活消费方面的技术成为引进的主要内容（见表3）。尤其值得注意的是，中国对以往一度忽视的机电工业技术加大了引进力度，其中通用机械技术的引进更是几乎前所未有。从1976-1986年间，通用机械行业共引进技术101项。
另外，该时期的引进还有一个特点，就是基于经济调整和改革、资金有限的现实与提高经济效益的目的，技术引进不再像以往那样围绕新建或改建大型工程项目这种基本建设模式来进行，而是结合现有企业的技术改造，通过引进软件、单项制造技术为主来进行，实现内涵式扩大再生产。以此为目的的引进持续了十多年之久，仅1979-1988年，利用各种外汇渠道（包括中央外汇、留成外汇、利用外资、国外贷款等）引进技术改造现有企业就用汇150多亿美元（占同期技术引进用汇金额270亿美元的55%），成交约2万项，涉及全国各地26个行业。期间，有30亿国家外汇于1983～1985年三年间引进3000项先进技术（实际共对外签约4450项，成交金额41.07亿美元）改造现有企业，绝大部分技术属国际70年代末至80年代初的水平。重点在机械、电子、轻工、纺织四个产业部门，共占引进项目总数的73.5%。 三是引进技术的扩散。前30年，技术转移和扩散问题一直困扰着中国工业的技术进步。改革开放后，中国努力改善国内的技术转移机制，制定了各项政策促进“各项转移”。包括科研成果向生产的转移、军事技术向民用的转移、沿海地区技术向内地转移。并在“中共中央关于科技体制的决定”、“军工企业应努力生产民用产品的决定”和鼓励区域“横向联合”的决定中规定了具体措施。在改革开放条件下，这些方针政策的执行使过去完全依靠行政力量推动引进技术转移和扩散的机制转变为“计划”与“市场”并行的机制。“计划”机制在中央和地方两个层次都有实行。那些纳入国家计划的技术转移项目或称为重点项目主要由中央政府有关部门组织协调，引导技术供需双方进行交流与沟通。如80年代开始进行的军事工业技术向民用转移就是典型。1984年，国家计委、国防科工委、国家科委等部门组织4个军工部门向19个民用部门介绍军工部门的技术优势，以及可承担的民用科研项目，然后又由13个民用部门向军工各部门介绍他们的发展规划和希望军工部门承担的项目。通过双方的交流，军工部门向民用转移、推广了几百项军工新技术、新工艺和科技成果。前述的重大装备制造技术的扩散也主要通过这样的方式进行。类似的机制在地方也发挥着作用。地方通常有统一计划引进和对口部门直接联系引进两种情况。前者通过所属企业上报的申请编制当年要引进的外地技术（其中包括外地在引进基础上研制的技术成果），然后由地方政府综合经济部门统一计划购进，并借助行政力量向有关企业协调推广。后者则由对口部门直接与潜在的技术供需方进行联系，敦促本地企业进行技术推广。80年代这种作法与过去不同之处在于，企业是扩散和接收技术的主体，政府不能以“拉郎配”的方式强行推广引进技术，只能从中引导、组织和协调。1984年推行科技体制改革，技术成果有偿转让已较普遍推行。通过技术市场转移引进技术，由企业自发联系，分散引进成为新时期最普遍的作法。如通过各种层次和类型的技术交易会实现引进技术的转移。值得注意的是，这一时期出现了一批沟通技术与经济联系的技术开发中心和技术贸易公司，对引进技术的推广也起到了积极作用。
尽管改革开放使引进技术有了多种转让渠道，但推广效果并不十分理想。如据当时的调查，到1986年，已有的科技成果50%左右没有推广应用∞。其原因除了前述所说的配套问题外，还有两个重要原因：一是在1983年、1984年强调经济责任制，将经济管理权限下放到地方和企业后，地方、企业从自身利益考虑普遍对引进设备和技术实行封锁。有的企业把从国外引进的先进设备和技术视为私有财产，不允许别人来学习和借鉴，更不准别人消化仿制，担心别人学习之后，制出同样的设备，给自己增加竞争压力。二是企业对国内仿制技术普遍存在偏见，宁可花费大量外汇购买国外的原装设备，也不愿要国内的廉价仿品。如据当时浙江海宁拉链厂反映，当时全国已有48家涤纶拉链厂，有47家的设备是重复引进的，仅当地的宁波、温州、衙州、余姚等市就有5家引进设备的涤纶拉链厂。只有北京市的一家涤纶拉链厂用的是海宁拉链厂生产的仿制设备。这种现象并非个例，在1986年全国6493个被调查的大中企业其不多的技术经费总支出中，用于购买国内技术成果的仅占0.4%30就能说明。
此外，前面所说的80年代，大量重复引进彩电、冰箱、洗衣机等耐用消费品，汽车生产线、饮料、食品生产线、铝材加工线、西装生产线、石材加工线、乳胶手套生产线等也证实了以上观点。实际上，除了这些各省市审批权范围内的引进技术没有很好地推广出去外，甚至中央政府审批的一些大型工程项目的技术设备也没有推广到位。例如，通过1978年的技术引进，中国已经掌握了年产52万吨尿素的大型成套设备的制造技术，国产化率达到80%左右，并成功在镇海、乌鲁木齐和银川三个大型化肥工程中应用，但在1986-1989年间仍重复引进了4套年产52万吨尿素的成套设备。可见，利用引进技术研制的成果并没有很好地推广使用。化肥工业的情况并非孤立地存在，直到90年代中期，中国用于固定资产投资的机器设备有60%是进口的。
三、技术引进和技术创新的成效
首先，技术引进和技术创新有力地增强了国民经济的技术与经济基础，促进了产业结构与产品结构的优化，国民经济总量大增，科研和创新能力得到积累。
一是通过十余年大规模的引进和引进基础上的技术创新，中国的能源、原材料、机电等近十个工业部门有了一批较为先进的成套设备和工艺，工业技术水平得到提高，为以后的技术引进和技术创新提高了起点。如煤炭工业方面，引进的综采综掘机组国产化率已达90%，并形成批量生产能力，使中国中厚煤层采掘设备提高到国际80年代的水平。电力工业上，引进的30万、60万千瓦发电机组的锅炉、汽轮机和电机国产化率已达85%，并形成成套生产能力。价格比进口低50%，使中国电站设备达到新水平。钢铁工业方面，宝钢1900板坯连铸机、2050热轧机、2030冷轧机国产化率达到50%。化学工业方面，引进的20万吨合成氨工艺设备将吨氨能耗由过去的1350万大卡降到700万大卡以下，所开发的工艺技术及软件为“八五”期间建造30万吨合成氨装置创造了条件。机械工业方面，五种量大面广、技术水平较高的数控机床的国产化促进了整个机床控制系统和工具配套产品的发展，并在此基础上开发研制了近百种新产品；而该阶段机械工业技术引进和技术创新带来的更为突出的贡献是对基础件（如通用机械）、基础工业技术的大幅度提高，改变了长期以来尖端技术与量大面广的一般工业技术水平呈现二元化结构的状态，使引进技术国产化的配套条件有所改善。电子工业方面，有40%以上的重点企业通过引进技术改变了传统工艺，元器件、集成电路、通信等领域有了大突破；造船工业在引进基础上研制出新一代船用主机，达到80年代水平，并使中国造船业从世界经济萧条的机遇中成长起来，跃居世界先进行列。
二是引进设备的投入使用和引进技术的消化、吸收与改进创新推进了中国新兴产业的建设，改善了行业结构。提高了产品性能和质量。如彩电、录像、收音机等行业迅速成长，改善了消费工业技术水平长期滞后的面貌，配合了国家产业结构的调整。电子产品很多由原来手工操作向机械化、自动化操作转变，并开始向微细加工、自动检测方向发展；电子元器件的可靠性达到80年代水平；机械工业通过引进技术开发出新产品，有半数以上的产品得以更新，推出近万种达到80年代水平新品种。家电、服装、食品、包装和轻纺等新产品适销对路，极大地提高了人们的生活水平。 三是生产能力大增。国民经济总量扩大，出口增加。该时期技术引进和引进技术的国产化明显地扩大了工业生产能力。到1991年底，煤炭、石油、化肥、炼钢等生产能力分别比1985年增长23。42%，塑料、水泥、化纤、棉纺等生产能力分别比1985年增长70%以上。全国独立核算工业企业拥有固定资产（原值）达到17400亿元左右，比1985年增加1.2倍。这批增加的生产能力中，相当一批是“六五”时期进口的设备和技术（“七五”时期的引进项目只有少数投产）。增加的生产能力和新产品促使工业制成品出口额比重逐年上升，到1991年，工业制成品占出口额的比重已由1981年的53.4%上升到78.9%。据海关统计，1992年全国机电产品出口195.5亿美元，其中45%是通过引进技术实现的。
四是提高了人才素质，为技术创新能力的提高改善了人才方面的条件。大规模的技术引进和对外开放的政策增加了对外交往和人才培训，锻炼了一批从事外向型经济与国际间技术交流的人才。多种引进技术方式提供了学习先进经验和西方管理的机会，造就了一批经营管理者，科技人员在研究和开发引进技术的过程中提高了水平，大批熟练工人得到了培训，这些都为以后的技术创新创造了条件。
其次，引进技术的消化、吸收和创新缓慢，技术创新只在局部和个别领域得以实现，从整体上看，引进基础上的技术创新还是停留在模仿创新阶段。上述成效并不能说明中国在引进基础上普遍实现了技术创新。事实上，即使是国家全力推进的“3000项计划”也显示出消化、吸收引进技术的不力。据调查，到80年代末，其中的许多技术仍被封锁在企业里，不能通过消化吸收转化为自己的技术加以传播推广，进口的大量设备的翻版复制工作还未广泛地展开。而据陈慧琴的研究，到90年代中期，在国有大中型企业中经过全面技术改造的尚未超过20%。工业产品中，性能和质量能达到80年代国际水平的比重不到10%，约有80%属50-60年代水平：其中作为国民经济技术装备产业的机电工业。主要产品的技术水平比发达国家落后约15-20年。90年代对1700家国有企业进行调查也显示，设备老化率高达35%。国有重点企业的关键设备达到和接近国际先进水平的仅占20%，国内先进水平的占22%，近60%的设备属国内一般水平或落后水平。企业开发项目水平整体偏低，据当时的统计，1991-1995年，在大中型工业企业的开发项目中，60年代及其以前水平的项目占1/2，而达到80年代国际水平的开发项目不足1/3，在某些附加值高的高技术产业，如航天、计算机软件、大规模集成电路、办公自动化、人工智能机器人、遥感、激光灯领域这一比例仅占6%。
由于对引进技术的消化、吸收和创新缓慢，中国的工业技术只是实现了对国外技术的等距离追赶。就像80年代引进的113条彩色电视机装配线，虽然使中国1990年的彩电生产量扩增至1029.9万台，出口253.1万台，极大地缓解了国内的需求，节省了近10年的发展周期，但此时日本已取得新一代液晶电视机的突破性进展，中国与之的技术差距依然还有20年。
四、结语
中国1979年推行的经济改革和对外开放政策对中国此后10余年的技术引进和技术创新是一把双刃剑。一方面，改革解除了过去束缚技术引进的高度集中统一、因而繁琐低效的管理方式，使地方与企业获得了引进的权力，技术引进和设备进口由此蓬勃发展，引进规模大增，引进方式、渠道灵活多样、引进行业结构和内容适时合理，促进了经济体制改革所需的经济繁荣和技术进步。另一方面，中央和地方在财政分灶和新的宏观管理机制远未完善、企业还不是独立的市场主体、市场处于供求严重失衡的状况下，脱离了中央控制、以利润提留形式回归企业与地方政府的庞大资金为引进与紧俏产品、特别是耐用消费品有关的技术设备和生产线打开了方便之门。由于中国前30年特殊的技术进步模式，中国量大面广的一般工业技术十分落后。生产新兴工业品所需的原材料、零部件、仪器仪表等质量差、精度和标准化问题严重，企业不仅大量引进了生产设备和生产线，而且还购买了大量的原材料、基础件等备品配件。由此，国产零部件的生产受到冲击，引进技术的国产化受到阻碍，重复引进盛行。总之，在新旧体制摩擦和历史遗留问题的影响下，这一阶段的技术引进没有导致自主创新。中国更多的是通过大规模引进和仿制国外先进设备和技术，改善和增加了资本存量（即设备、配件、生产线等固定资产）的性能和数量，扩大了生产能力，提高了产品种类和性能，增强了国民经济和技术基础。
（责任编辑 陈孝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