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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为《大鱼的模样》（《黄河》2016年第2期）写完评沦后，我有意识地去读了一些有关浦歌小说的其他评论文章，包括北师大赵勇先生的。他对浦歌的小说盛赞有加，其中的一条理由格外醒目，就是“厚描”。这是每一位能沉入浦歌小说世界的读者都应该感受到的，尽管并不是所有人都能像赵勇先生一样，用如此精炼和专业化的语言为其定名。简言之，厚描便是呈现“看上去无足轻重却又丰富的细节”，但浦歌是否凭此区别于他人，我看也不尽然。厚描只是其中显性的部分，而在这显性的部分之下，作者能将“看上去无足轻重却又丰富的细节”建立起某种隐秘的又难以一语道破的联系，才是他见功力、见气场的地方。
恰恰这篇《离那儿不远有个养老院》给我们提供了一个很好的范本。
正如《大鱼的模样》是另一篇小说，我给《大鱼的模样》写的评论也只能当过去时来看待，所以，在这篇文章中我想我应该摒弃那种综述式的大而化之，把分析的重点放在小说的内部，或者说仅仅就《离那儿不远有个养老院》来谈一下浦歌小说的表层和里层之美。
还是从厚描谈起吧。小说交代的地点总体上有两个，一个是法庭，一个是养老院。“我”的任务和视野也基本上集中在这两个地方：去法庭听审，去养老院采访。这是两件不同的事情，只是因为养老院离法庭不远，才得以确立了它们之间的联系，也就是说，“我”可以通过一上午的时间完成这两个任务。从小说的叙述中，我们知道，庭审的是一件有关家庭纠纷的民事诉讼，采访也只是走走过场，为重阳节专题写一篇稿子。这里面不存在波澜起伏，诡谲乖张，平淡得让人顿生乏味。浦歌也似乎并不想去制造某些事件来为这平淡添加什么诱人的佐料，他一如既往地以厚实而平常的描述来结构全篇。沿途和现场的所有，都是“我”的亲见亲闻亲历亲想。那就让我们跟着“我”的视角看看小说中究竟发生了什么。
首先是“我”走出单位的大门，去从未听说过的五里坪法庭。“我”起先很茫然，打听后先乘坐公交车到达城市的北端，然后步行拐到新萍路，坐上469路公交车，驶向目的地。
这是极尽简略的叙述，在小说中这个简短的叙述被延宕和膨胀了。走出单位的大门——“我”想象了一下五里坪法庭的轮廓；乘公交车——向北至少穿过五六条大街，用了将近一个小时；到达城市的北端——据说北边郊区有个化工企业，污染严重，天空会下粉尘；步行拐到新萍路——又问路，走了一大截，才拐到更偏僻的新萍路，到站牌下等了十几分钟；坐上469路公交车——留意到车内的一个中年妇女，发现车居然离开市郊，行驶在田野间。
如果再添加一些细节，恐怕我会原封不动地将小说的第一部分重述一遍，这样做没有任何意义，我想到此应该已经能说明问题。即浦歌用了整整一千字，描述了一个极为简单的情节。在他的描述中，除了前述的时间和空间的延宕和膨胀之外，我们还能得到其他一些信息，这就属于描写的气氛营造环节了：“我”勾画五里坪法庭的轮廓时，它是“徜徉”在一片“普普通通”的建筑群当中，有一种“非常无辜”的模样；公交车“摇摇晃晃”向北穿行，经过了“城市最重要的几条肋骨”；据说那个化工企业“到处都有雾腾腾的感觉”；偏僻的新萍路上有一座“年代久远的澡堂”，我隐隐感觉到我马上就要走到“世界尽头”；公交站牌上的469路几个字被小广告“覆盖”；公交车“晃荡过来”，“落满尘土，一副风尘仆仆的落魄模样”；公交车行驶在田野间“土哄哄、孤零零”的柏油路上，一块块“单调”的玉米地出现在视野里……挨近路两侧的玉米叶子上则“落满厚厚的尘土”；最远处的天际隐没在“灰黄色的雾”中。这些描述，有些是客观事实，有些则是“我”的情感映现，感官和心理的双重作用，让人很压抑，而之所以压抑的症结，无疑来自于作者的描述。这样极为厚实的描述在小说接下来的叙述中随处可见。当然，后面我将不会再如此大费周章地去对类似的描写进行分析，而是想通过对第一部分的单独截取，来寻找到小说内容的核与技术的核。
第二部分交代“我”去五里坪法庭的缘由：总编让我去听审，顺便到离法庭不远的养老院采访，给下周重阳节的专题写个稿子。然后便转入车内：破旧的座位、莫名的响声、萎靡不振的年轻人、睡在座位上的花白头发的老人，描写最多最细的是那个“我”刚上车时便留意到的中年妇女。而其中值得重视的主要有两处：一处是“我”这两天一直忐忑不安，因为单位正在清理临时工，“我”随时有被清退的可能。即使“我”答应去养老院时，都担心刊登稿件的时候，“我”已经被清理出去。另一处是中年妇女的邋遢样子和她讲的因果报应，以及“我”猛然发现她其实已经老了时的无所适从。前者给小说氤氲了一层主观化个人化的惶恐紧张情绪，也是对第一部分描述的某种回应。后者则是这种惶恐情绪的进一步扩张、映现和反馈。反馈的节点便是：“我心里突然伸出一只手，似乎想拉住身边的某个人。”
第三部分先是静态描写：夹杂着臭鸡蛋般的硫磺气味的五里坪。然后是语言动作描写：大眼睛妇女再次出现，指给我法庭的位置，并提议亲自把“我”领到养老院。注意这次没有提“中年妇女”，而是用“大眼睛妇女”，看起来似乎是因为第二部分提到了她的“活泛的大眼睛”，但其实没这么简单。
第四部分开始对大眼睛妇女进行更为细致的观察，原来她不仅是个老人，还是个“老态龙钟”的老人。而且，引出了大眼睛妇女讲的那个因果报应的故事。故事平淡无奇，“我”却偏偏在听完故事后，看到土坡上出现了一只褐色羽毛的大母鸡。这时候，这个故事就有耐人寻味之处了。
从第五部分始，浦歌以惯有的缓慢节奏来讲述“我”在听审前、听审中、听审后的经历。这是小说的关键部分，它连接着之前隐隐约约闪现的不确定性和不安全感交织的某种紧张情绪，又为后面到养老院采访提供了必不可少的实证情节。之所以这么说，因由还在于描写，而且是有了之前交代性描写之后，能够在听审环节将之前描写中的信息一一融入并内在延伸到现在时的描写当中。
由于篇幅所限，过于细小的对应延伸就不再赘述。我这里主要就几个关系到小说大的走向的片段予以互文解读。 在这一部分，“我”始终都脱离不掉时刻会被解雇的隐忧。在可见的文本中，至少有七处是“我”对这种情绪的再激发和再确认。“我”是个临时工，“我”会被驱逐，而这样的结果还没有发生，这说明它只存在于“我”的情绪反应中，“我”的每一次对自己的提醒，都来自于外界的偶发性刺激，到第六次重现这样的情绪时，显然已经不再是偶发性能够解释，它显露出与听审事件的某种趋同性联系。准确地说，应该是听审内容：对老太太的驱逐和对“我”的清退并没有本质的差异。第七次也同样与听审存在联系：“我”担心被大眼睛妇女发现，而拒绝了瘦高男人捎给总编的东西，可我随即又后悔了，因为“我”很可能因没办好这件事而面临和临时工同事相似的被辞退的命运。
从这里可以看到，“我”对被辞退的惶恐一开始仅仅是“我”的个人处境造成的，但在小说叙述的过程中逐渐延伸到某个巨大的网络当中，不相及变成了相及，变成了勾连的藤蔓。而从藤蔓中条分缕析，我们又能看到更多的勾连。这就是我要解读的另一个片段。
其实刚才说到的第六次和第七次情绪重现，可以让我们大概了解事情的原委。那就是被告通过被告律师（瘦高男人）已经和总编打好了招呼，这一次总编派“我”来的目的除了听审后写一篇带有偏袒性的报道之外，就是接受被告的贿赂。这一点作者在第二部分总编给我材料时，就已经埋下了伏笔：“我扫了一眼，上面双行黑体字大标题里有‘抵赖“诬陷’之类的字眼，标题字数相等，每行八个字，甚至还可能押韵。”在开庭前，“我”又重温了一遍这份材料，材料里罗列的是一个老年妇女的种种恶行。而从庭审前后当事人的表现来看，法官显然也是瘦高男人的“好朋友”，所谓的庭审就是他们要合谋驱赶走老太太。
但伴随这一阴谋同时展开的还有一双大眼睛。大眼睛先是在公交车上被提起，后来就直接称呼那个中年妇女叫大眼睛妇女了。到这里，大眼睛妇女时隐时现，在她隐的时候，又出现了溜圆大眼睛的黄牛，“它的双眼多少有点像大眼睛妇女”；接着是仔细审视院子的牛犊，“它的大眼也跟那位妇女的眼睛有相似的地方”。而这个看起来神经有问题的大眼睛妇女究竟在干什么呢？或者她的化身——黄牛和牛犊又在干什么呢？显而易见，她在庭审的最后阶段说了几句模棱两可、神秘兮兮的话，立场似乎摇摆不定，除此之外，她还老调重弹，又一次推销了她的因果报应说。但于“我”，她的大眼睛越是游移不定，越让“我”感到如芒在背、极度不安；她越讲因果报应，就越让我感到困惑。
为何会如此？我们再来看发生在听审事件之后的养老院事件。
养老院事件其实包括两部分，一部分是大眼睛妇女带“我”去养老院，一部分是到了养老院后。比较而言，前者安排的篇幅更长。“我”一路上都在和大眼睛妇女争辩因果报应，可见因果报应由之前的偶尔叙述到这里成为了小说叙述的核心。而其中夹杂的有关大厂的由来和兴衰，乃至“我”的梦与大眼睛妇女的梦，还有“我”莫名其妙地被人误认为临终老人的儿子而去见老人最后一面，也因因果报应而建立起某种神秘的联系。如果说此时这种联系还是模糊的，无法说清的，那么当“我”到了空无一人的养老院，然后走向目前大厂最古老的住宅楼——四号楼，看到唯一的住户——那个一头蓬乱花白头发的老太太时，这神秘的联系也便豁朗了许多。
老太太解释说之所以被女儿女婿赶出来，是因为：“他们嫌我。”这样的解释很平常，几乎所有的人都能猜到。问题是，之后发生的一幕，又颠覆了我们的固有思维：老太太的女婿捡起一块砖头砸“我”，“我”发现原来他的另一只袖管是空的，在他面前荡来荡去。这立即又会让我们想起这个破败的大厂，以及大厂里人们困窘的生存状态。
而庭审中那个未出场的原告老太太的家就在这后面的楼里。
作者在领我们一步步接近真相。但最终我们并没有见到那个庭审案里被遗弃的老太太。我们见到的只是大眼睛妇女从“我”一开始见到她时就用劣质的红色塑料袋包裹着的那个苹果，此刻，那个苹果因大眼睛妇女逃走而被无辜地遗弃在路边的草丛里。
又是遗弃。在整篇小说里，被遗弃的有“我”，有“原告老太太”，有大厂，有大厂里的职工，有那个临终老人，还有这个被女儿女婿赶出来的老太太。当然不止这些，这些也并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是因果报应，是“我”在梦里都能看到的那双“巨大而客观的石头圆眼”。越是巨大，越是客观，那种对老迈、遗弃、死亡的恐惧便越是强烈，如此一来，谁还敢去面对最初的那个原告老太太？用法庭桌子上的“蜗纹”来类比巨大的圆眼再合适不过，一圈圈向内缩小，又向外放大。每一个本是独立的人、物、事都被卷入了这个“蜗纹”，它们的联系也因此而产生并延伸、融合，乃至浑然一体。
这就是这篇小说内容的核，死亡与恐惧被浦歌推进了“蜗纹”之中，真实的奥秘在一圈圈的扭结而凹陷或凸起，现在唯一的期待就是一只手，一只悬在空中的手。回忆一下几乎每个人都做过的梦：你掉进了深不见底的水里，你一直在沉，一直在沉，那样的感觉或许于此类似。
如本文开头所言，小说的技术之核还是厚描，但丰富的厚描所依托的则是作者建立起来的奇妙的又藏得很深的联系。如果用一个新词来定义，我宁愿用“厚述”，它没有将厚描抛弃，却具有更大的包容性，更鲜明的特征指向。目前来看，只指向一人，那就是浦歌。
恰恰这篇《离那儿不远有个养老院》给我们提供了一个很好的范本。
正如《大鱼的模样》是另一篇小说，我给《大鱼的模样》写的评论也只能当过去时来看待，所以，在这篇文章中我想我应该摒弃那种综述式的大而化之，把分析的重点放在小说的内部，或者说仅仅就《离那儿不远有个养老院》来谈一下浦歌小说的表层和里层之美。
还是从厚描谈起吧。小说交代的地点总体上有两个，一个是法庭，一个是养老院。“我”的任务和视野也基本上集中在这两个地方：去法庭听审，去养老院采访。这是两件不同的事情，只是因为养老院离法庭不远，才得以确立了它们之间的联系，也就是说，“我”可以通过一上午的时间完成这两个任务。从小说的叙述中，我们知道，庭审的是一件有关家庭纠纷的民事诉讼，采访也只是走走过场，为重阳节专题写一篇稿子。这里面不存在波澜起伏，诡谲乖张，平淡得让人顿生乏味。浦歌也似乎并不想去制造某些事件来为这平淡添加什么诱人的佐料，他一如既往地以厚实而平常的描述来结构全篇。沿途和现场的所有，都是“我”的亲见亲闻亲历亲想。那就让我们跟着“我”的视角看看小说中究竟发生了什么。
首先是“我”走出单位的大门，去从未听说过的五里坪法庭。“我”起先很茫然，打听后先乘坐公交车到达城市的北端，然后步行拐到新萍路，坐上469路公交车，驶向目的地。
这是极尽简略的叙述，在小说中这个简短的叙述被延宕和膨胀了。走出单位的大门——“我”想象了一下五里坪法庭的轮廓；乘公交车——向北至少穿过五六条大街，用了将近一个小时；到达城市的北端——据说北边郊区有个化工企业，污染严重，天空会下粉尘；步行拐到新萍路——又问路，走了一大截，才拐到更偏僻的新萍路，到站牌下等了十几分钟；坐上469路公交车——留意到车内的一个中年妇女，发现车居然离开市郊，行驶在田野间。
如果再添加一些细节，恐怕我会原封不动地将小说的第一部分重述一遍，这样做没有任何意义，我想到此应该已经能说明问题。即浦歌用了整整一千字，描述了一个极为简单的情节。在他的描述中，除了前述的时间和空间的延宕和膨胀之外，我们还能得到其他一些信息，这就属于描写的气氛营造环节了：“我”勾画五里坪法庭的轮廓时，它是“徜徉”在一片“普普通通”的建筑群当中，有一种“非常无辜”的模样；公交车“摇摇晃晃”向北穿行，经过了“城市最重要的几条肋骨”；据说那个化工企业“到处都有雾腾腾的感觉”；偏僻的新萍路上有一座“年代久远的澡堂”，我隐隐感觉到我马上就要走到“世界尽头”；公交站牌上的469路几个字被小广告“覆盖”；公交车“晃荡过来”，“落满尘土，一副风尘仆仆的落魄模样”；公交车行驶在田野间“土哄哄、孤零零”的柏油路上，一块块“单调”的玉米地出现在视野里……挨近路两侧的玉米叶子上则“落满厚厚的尘土”；最远处的天际隐没在“灰黄色的雾”中。这些描述，有些是客观事实，有些则是“我”的情感映现，感官和心理的双重作用，让人很压抑，而之所以压抑的症结，无疑来自于作者的描述。这样极为厚实的描述在小说接下来的叙述中随处可见。当然，后面我将不会再如此大费周章地去对类似的描写进行分析，而是想通过对第一部分的单独截取，来寻找到小说内容的核与技术的核。
第二部分交代“我”去五里坪法庭的缘由：总编让我去听审，顺便到离法庭不远的养老院采访，给下周重阳节的专题写个稿子。然后便转入车内：破旧的座位、莫名的响声、萎靡不振的年轻人、睡在座位上的花白头发的老人，描写最多最细的是那个“我”刚上车时便留意到的中年妇女。而其中值得重视的主要有两处：一处是“我”这两天一直忐忑不安，因为单位正在清理临时工，“我”随时有被清退的可能。即使“我”答应去养老院时，都担心刊登稿件的时候，“我”已经被清理出去。另一处是中年妇女的邋遢样子和她讲的因果报应，以及“我”猛然发现她其实已经老了时的无所适从。前者给小说氤氲了一层主观化个人化的惶恐紧张情绪，也是对第一部分描述的某种回应。后者则是这种惶恐情绪的进一步扩张、映现和反馈。反馈的节点便是：“我心里突然伸出一只手，似乎想拉住身边的某个人。”
第三部分先是静态描写：夹杂着臭鸡蛋般的硫磺气味的五里坪。然后是语言动作描写：大眼睛妇女再次出现，指给我法庭的位置，并提议亲自把“我”领到养老院。注意这次没有提“中年妇女”，而是用“大眼睛妇女”，看起来似乎是因为第二部分提到了她的“活泛的大眼睛”，但其实没这么简单。
第四部分开始对大眼睛妇女进行更为细致的观察，原来她不仅是个老人，还是个“老态龙钟”的老人。而且，引出了大眼睛妇女讲的那个因果报应的故事。故事平淡无奇，“我”却偏偏在听完故事后，看到土坡上出现了一只褐色羽毛的大母鸡。这时候，这个故事就有耐人寻味之处了。
从第五部分始，浦歌以惯有的缓慢节奏来讲述“我”在听审前、听审中、听审后的经历。这是小说的关键部分，它连接着之前隐隐约约闪现的不确定性和不安全感交织的某种紧张情绪，又为后面到养老院采访提供了必不可少的实证情节。之所以这么说，因由还在于描写，而且是有了之前交代性描写之后，能够在听审环节将之前描写中的信息一一融入并内在延伸到现在时的描写当中。
由于篇幅所限，过于细小的对应延伸就不再赘述。我这里主要就几个关系到小说大的走向的片段予以互文解读。 在这一部分，“我”始终都脱离不掉时刻会被解雇的隐忧。在可见的文本中，至少有七处是“我”对这种情绪的再激发和再确认。“我”是个临时工，“我”会被驱逐，而这样的结果还没有发生，这说明它只存在于“我”的情绪反应中，“我”的每一次对自己的提醒，都来自于外界的偶发性刺激，到第六次重现这样的情绪时，显然已经不再是偶发性能够解释，它显露出与听审事件的某种趋同性联系。准确地说，应该是听审内容：对老太太的驱逐和对“我”的清退并没有本质的差异。第七次也同样与听审存在联系：“我”担心被大眼睛妇女发现，而拒绝了瘦高男人捎给总编的东西，可我随即又后悔了，因为“我”很可能因没办好这件事而面临和临时工同事相似的被辞退的命运。
从这里可以看到，“我”对被辞退的惶恐一开始仅仅是“我”的个人处境造成的，但在小说叙述的过程中逐渐延伸到某个巨大的网络当中，不相及变成了相及，变成了勾连的藤蔓。而从藤蔓中条分缕析，我们又能看到更多的勾连。这就是我要解读的另一个片段。
其实刚才说到的第六次和第七次情绪重现，可以让我们大概了解事情的原委。那就是被告通过被告律师（瘦高男人）已经和总编打好了招呼，这一次总编派“我”来的目的除了听审后写一篇带有偏袒性的报道之外，就是接受被告的贿赂。这一点作者在第二部分总编给我材料时，就已经埋下了伏笔：“我扫了一眼，上面双行黑体字大标题里有‘抵赖“诬陷’之类的字眼，标题字数相等，每行八个字，甚至还可能押韵。”在开庭前，“我”又重温了一遍这份材料，材料里罗列的是一个老年妇女的种种恶行。而从庭审前后当事人的表现来看，法官显然也是瘦高男人的“好朋友”，所谓的庭审就是他们要合谋驱赶走老太太。
但伴随这一阴谋同时展开的还有一双大眼睛。大眼睛先是在公交车上被提起，后来就直接称呼那个中年妇女叫大眼睛妇女了。到这里，大眼睛妇女时隐时现，在她隐的时候，又出现了溜圆大眼睛的黄牛，“它的双眼多少有点像大眼睛妇女”；接着是仔细审视院子的牛犊，“它的大眼也跟那位妇女的眼睛有相似的地方”。而这个看起来神经有问题的大眼睛妇女究竟在干什么呢？或者她的化身——黄牛和牛犊又在干什么呢？显而易见，她在庭审的最后阶段说了几句模棱两可、神秘兮兮的话，立场似乎摇摆不定，除此之外，她还老调重弹，又一次推销了她的因果报应说。但于“我”，她的大眼睛越是游移不定，越让“我”感到如芒在背、极度不安；她越讲因果报应，就越让我感到困惑。
为何会如此？我们再来看发生在听审事件之后的养老院事件。
养老院事件其实包括两部分，一部分是大眼睛妇女带“我”去养老院，一部分是到了养老院后。比较而言，前者安排的篇幅更长。“我”一路上都在和大眼睛妇女争辩因果报应，可见因果报应由之前的偶尔叙述到这里成为了小说叙述的核心。而其中夹杂的有关大厂的由来和兴衰，乃至“我”的梦与大眼睛妇女的梦，还有“我”莫名其妙地被人误认为临终老人的儿子而去见老人最后一面，也因因果报应而建立起某种神秘的联系。如果说此时这种联系还是模糊的，无法说清的，那么当“我”到了空无一人的养老院，然后走向目前大厂最古老的住宅楼——四号楼，看到唯一的住户——那个一头蓬乱花白头发的老太太时，这神秘的联系也便豁朗了许多。
老太太解释说之所以被女儿女婿赶出来，是因为：“他们嫌我。”这样的解释很平常，几乎所有的人都能猜到。问题是，之后发生的一幕，又颠覆了我们的固有思维：老太太的女婿捡起一块砖头砸“我”，“我”发现原来他的另一只袖管是空的，在他面前荡来荡去。这立即又会让我们想起这个破败的大厂，以及大厂里人们困窘的生存状态。
而庭审中那个未出场的原告老太太的家就在这后面的楼里。
作者在领我们一步步接近真相。但最终我们并没有见到那个庭审案里被遗弃的老太太。我们见到的只是大眼睛妇女从“我”一开始见到她时就用劣质的红色塑料袋包裹着的那个苹果，此刻，那个苹果因大眼睛妇女逃走而被无辜地遗弃在路边的草丛里。
又是遗弃。在整篇小说里，被遗弃的有“我”，有“原告老太太”，有大厂，有大厂里的职工，有那个临终老人，还有这个被女儿女婿赶出来的老太太。当然不止这些，这些也并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是因果报应，是“我”在梦里都能看到的那双“巨大而客观的石头圆眼”。越是巨大，越是客观，那种对老迈、遗弃、死亡的恐惧便越是强烈，如此一来，谁还敢去面对最初的那个原告老太太？用法庭桌子上的“蜗纹”来类比巨大的圆眼再合适不过，一圈圈向内缩小，又向外放大。每一个本是独立的人、物、事都被卷入了这个“蜗纹”，它们的联系也因此而产生并延伸、融合，乃至浑然一体。
这就是这篇小说内容的核，死亡与恐惧被浦歌推进了“蜗纹”之中，真实的奥秘在一圈圈的扭结而凹陷或凸起，现在唯一的期待就是一只手，一只悬在空中的手。回忆一下几乎每个人都做过的梦：你掉进了深不见底的水里，你一直在沉，一直在沉，那样的感觉或许于此类似。
如本文开头所言，小说的技术之核还是厚描，但丰富的厚描所依托的则是作者建立起来的奇妙的又藏得很深的联系。如果用一个新词来定义，我宁愿用“厚述”，它没有将厚描抛弃，却具有更大的包容性，更鲜明的特征指向。目前来看，只指向一人，那就是浦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