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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理行政干预的陷阱
招商局集团董事局主席 秦 晓
在效率和公平的双重目标下，政府控制经济资源，参与市场经济活动，运用行政手段对市场和企业进行干预就具备了某种意义的合理性，但代价和陷阱也蕴含其中。
所谓代价是指政府为满足就业、收入差距和社会稳定等一组公平和公正目标的政策和行为对市场机制功能的削弱和由此导致的效率的损失。市场机制功能的削弱从宏观层面看会影响资源配置的效率和效益，因为社会生产要素的流动和组合不仅受到资源稀缺和价格的引导，还决定于政府行为主导的非市场因素。从微观层面看，以规模、增长速度而不是以效率和效益为导向的粗放式增长模式在市场机制约束被削弱的环境中获取了新的存在依据和更大的发展空间。在这样一种情况下，经济运行和经济结构中的一些突出的问题可能会进一步恶化或激化。从中长期看，粗放型增长方式将继续延续下去，供求失衡导致经济周波的变动频率加快、震荡幅度加大，结构性资源短缺和内需不足造成对外依赖加强，增长的可持续性问题变得更为严峻。
所谓陷阱是指政府为满足公平、公正目标的政策和行为产生的新的寻租机会和空间，及寻租行为导致的利益集团的形成和制度的演变。政府直接控制经济资源，运用行政手段参与和干预市场经济活动首先会使政府机构变得更为庞大、滋生官僚主义作风，这无疑会加重财政负担，影响政府的工作效率，更为严重的是为权钱交易创造了条件。利益的诱惑会促使更多的人加入寻租队伍，政府官员的以权谋私和腐败也会由此得以滋长。获利机会的存在诱发出相应的利益集团，使寻租和腐败从个人行为演变成为利益集团的行为，利益集团的行为将导致有利于某些利益集团的潜规则制度化。这就是制度变迁理论所描述的自我强化和路径依赖的规律。制度的变迁一旦走上了这条路，市场交易费用会大大增加，造成更多的效率损失；同时，寻租和腐败还破坏了社会公平和公正。我们在制定和实施一项重大的中长期政策时，必须充分考虑这一政策的代价及出现背离政策目标的可能性。
要正确理解闲暇和闲暇管理
中山大学行政管理研究中心 曾维和
闲暇在功能上具有无主到自主，消遣到创造，沉沦到升华的诸多双重属性。作为管理实务的闲暇，是充分获取闲暇的积极面，用于日常工作和管理过程中，体现其自主、创造和升华的功能。因此，闲暇管理是把闲暇作为一种管理实务而言的，它是利用闲暇提高工作效率、获得事业成就的一种过程。具体说来，作为管理层的经理，在进行闲暇管理时，要注意以下两个问题：一是要创造自己的闲暇空间。为此就必须做到知人善任，精于事理和善于应酬。二是要给予员工闲暇权。如果把闲暇当作一种有价值的产权，那么闲暇就是一种公共产品，寻找闲暇和享受闲暇的权利属于某一组织的全体劳动者。作为管理者，给予员工闲暇权，就是要营造一个让职工感到温暖和谐的工作环境，把“人文关怀”和“增加闲暇时间”有机地结合起来，让员工在一种闲暇的自由时空中充分发挥聪明才智，散发工作热情，以提高工作效率。
构建和谐社会“底层赋权”最重要
清华大学社会学系教授沈 原
和谐社会是有针对性的，是针对现阶段频发的各种不和谐现象、各种社会失衡甚至社会冲突来谈的，应特别强调如何达到使不同的利益群体能够和谐共处，使他们之间能够达成权利的均衡而非失衡。我们必须按照自发组织的原则，按照社会本身的逻辑去重建社会，不可以让市场的原则贯穿于社会生活、政治生活诸领域之中。
要按照社会本身的逻辑，完成和谐社会的建设，我想最为重要的，就是实施“底层赋权”的原则。
现在我们社会有很多失衡，第一个失衡就是强势群体和弱势群体在权利分布上的不均衡，强势群体什么都有，但弱势群体却缺少自己利益表达的渠道。我想现在要使强势群体和弱势群体的权利获得一个均衡点，最紧要的事就是要给弱势群体赋权，即赋予和落实法律规定给予他们的权利。
但是赋权不是空话，要落到实处，就一定要有相应的制度安排和组织基础。实现这样的制度安排，其实不一定要创新，现成的制度和组织就可以利用。比如现在的工会，从以福利工作为主转变到要给工人办实事，或许就是一个积极而又现成的制度安排、组织基础。
私营企业组织演进效率低下
厦门大学金融系教授李晓峰
企业组织创新的目的在于提高资本的运营效率，企业的组织形式从独资企业、合伙企业，逐步发展到有限责任公司、股份有限公司，应该是一个资本运营效率逐步提高、资本增值速度逐步加速的过程。但是，2001年的全国第二次基本单位普查数据却表明，与私营独资企业和私营合伙企业相比，私营有限责任公司和私营股份有限责任公司仅在人力资源的使用效率方面具有明显优势，而在资本资源的使用效率方面却处于劣势。造成私营企业组织演进效率低下有四个原因：一是私营企业的组织演进是一种“规模导向型”的演进，着眼点并不在于提高资本的效率，而只是为了扩大资本的规模；二是现有的组织演进是以政府政策为导向，而不是以市场竞争为导向；三是现有的组织演进在一定程度上仅仅是“名义创新”，而不是“实质创新”，往往不符合《公司法》的要求；四是私营企业的组织演进缺乏权变管理理论的正确指导，没有根据具体的外部条件和内部条件，选择最适合自身特点的组织制度。
真正的战略思考是什么？
长江商学院教授曾 鸣
真正的战略思考是通过具有前瞻性的痛苦选择，实现差异化的可持续竞争优势。它有以下几个特点：第一是选择，不经过痛苦选择的决策过程就不是战略决策过程。如果所有人都能够很轻松地得出同样的结论，企业的选择就不可能形成战略优势，最终结果必然是战略趋同和价格战；第二是前瞻性，前瞻性的存在，决定了战略不可能完全正确，总是存在较大的风险。但更多时候，不做判断就是最大的风险。制定战略必须面对不完全的信息迅速决策。领先的战略往往超越它所处的时代，总是从最初的不被理解到后来的备受称道。因此，中国企业要学会形成自己的战略判断，要从跟随走向领先；第三是差异化，差异化的最高境界就是独此一家。不同的企业都可以按照只适合自己的战略方向发展，不应该总是琢磨怎么模仿和超过对手，而是要考虑以差异化的方式满足客户的需求；第四个特点是可持续发展，战略所研究的是长治久安之计，而非昙花一现的短暂优势。多数中国企业受外界环境的影响太大，成为完全的“机会导向”。更为危险的是，企业的创立者把通过一两次机会“侥幸”成功的经验总结为指导企业未来发展的“战略”，从而被环境的不断变化所淘汰。
坏的市场经济的本质是掠夺
美国伯克利加州大学经济系教授钱颖一
任何一个市场经济中都潜在地存在两种掠夺。一种是私人掠夺，可以是私人掠夺私人，也可以是私人掠夺国家，也可以是很复杂的形式，比如一个基金管理人通过很复杂的手段把投资人的钱、存款人的钱、国家的钱变成自己的。私人掠夺的对象可以多种多样，比如消费者，对消费者承诺提供某种服务，交了钱后不给服务，或者给一个质量低的服务。也可以是生产者、投资者、贷款者、农民、工人等等。拖欠工人工资就是一个例子。
第二种掠夺是政府掠夺。有几种情况：第一种情况是政府作为一种组织，如地方政府、政府部门或政府整体的掠夺。比如乱摊派、超过公共服务需要的费和税、行政规定订报纸和杂志等等。此外，通货膨胀是一种政府掠夺，本来100块钱的货币资产，因为通货膨胀就变成95块钱，那5块钱被政府拿走了。第二种情况是政府的一些官员利用政府权力为自己的掠夺，即腐败。第三种情况是私人通过政府权力的掠夺。这里的形式比较多样化，但实质都是与政府的权力有关。比如一些行业寻求垄断，游说政府对潜在竞争对手设定市场准入的限制。又比如，企业内部人控制、证券公司挪用客户保证金，看起来跟掠夺无关，实际上是非常有关的。因为这些都是要政府补窟窿，或给予低息贷款来变相补贴，实际上用的都是老百姓的钱，是对老百姓的掠夺。
自发社会力可以创造公平的竞争环境
日裔美籍学者弗兰西斯·福山
一个社会能够形成和塑造有效合理经营的企业组织才是成就资本主义经济的要素。而形成如此企业组织的力量必须有其社会文化基础，也就是作为社会内部原本就要有能力形成的超乎家族团体的自愿结合。这种自愿结合的能力即称为“自发社会力”。胡艳辉在《财经理论与实践》2004年第3期著文指出，由于所有经济活动几乎都发生在群体而非个人之间，因此自发社会力对于经济生活更显得意义非凡。只有具备自发社会力的高信任社会才能创造出有效率的经济组织。以自发社会力为经济活动的主轴，理清文化因素与传统经济因素的互动关系，将人的地位鲜明地标示于经济领域，无疑是一种新型的企业文化。我国目前的市场经济，更多的是采取以理性追求最大经济效益的个人经济行为，利益至上，使得社会成员之间难以基于彼此信任、互惠互利的基础上，一方的兴荣往往以另一方的牺牲为代价。但经济活动的主体双方，并不是位于损益的两极，而是从合作中出效益。经济主体之间的互不信任，只会造成交易成本的上升和效率的缓慢。自发社会力恰似经济活动中日益高涨的利己行为的一副解毒剂。因此，这种新型的道德价值更能为竞争创造一个合理而充满诚信的市场经济竞争环境。
信息经济时代的企业变化趋势
暨南大学管理学院伦 蕊黎正忠
在信息经济的时代，不同类型的企业具有不同的变化趋势。第一，具有制造或经营优势的大企业规模将趋向横向扩张。因为这样的企业有两个特点：一是在制造过程中具有较少的不确定性；二是大规模的制造过程有较强的边际成本递减特性，这使得制造型企业在引入信息技术后可以在更大的规模上实现规模经济，其企业规模会进一步扩大。第二，具有研发优势的小企业会有数量上的增长。这些企业拥有某些独特的科技专长，其最核心的资本就是它的人员，最核心的竞争能力就是研究和开发。在众多适合分散生产经营的领域和风险性创新领域，更是活跃着大量小企业，在社会化服务体系的支撑下，将成长起大量“袖珍型”企业。第三，虚拟企业将成为极具竞争力的一种新型企业模式。因为虚拟企业的根本特点是建立在信息系统之上，应用现代信息技术和通讯手段进行多个组织的合作，在保持自身核心优势的基础上，将技术和智能虚拟于企业的外部，通过相互合作，充分利用对方的资源，规避大部分的企业内部组织成本，从而实现管理上的规模经济性。
招商局集团董事局主席 秦 晓
在效率和公平的双重目标下，政府控制经济资源，参与市场经济活动，运用行政手段对市场和企业进行干预就具备了某种意义的合理性，但代价和陷阱也蕴含其中。
所谓代价是指政府为满足就业、收入差距和社会稳定等一组公平和公正目标的政策和行为对市场机制功能的削弱和由此导致的效率的损失。市场机制功能的削弱从宏观层面看会影响资源配置的效率和效益，因为社会生产要素的流动和组合不仅受到资源稀缺和价格的引导，还决定于政府行为主导的非市场因素。从微观层面看，以规模、增长速度而不是以效率和效益为导向的粗放式增长模式在市场机制约束被削弱的环境中获取了新的存在依据和更大的发展空间。在这样一种情况下，经济运行和经济结构中的一些突出的问题可能会进一步恶化或激化。从中长期看，粗放型增长方式将继续延续下去，供求失衡导致经济周波的变动频率加快、震荡幅度加大，结构性资源短缺和内需不足造成对外依赖加强，增长的可持续性问题变得更为严峻。
所谓陷阱是指政府为满足公平、公正目标的政策和行为产生的新的寻租机会和空间，及寻租行为导致的利益集团的形成和制度的演变。政府直接控制经济资源，运用行政手段参与和干预市场经济活动首先会使政府机构变得更为庞大、滋生官僚主义作风，这无疑会加重财政负担，影响政府的工作效率，更为严重的是为权钱交易创造了条件。利益的诱惑会促使更多的人加入寻租队伍，政府官员的以权谋私和腐败也会由此得以滋长。获利机会的存在诱发出相应的利益集团，使寻租和腐败从个人行为演变成为利益集团的行为，利益集团的行为将导致有利于某些利益集团的潜规则制度化。这就是制度变迁理论所描述的自我强化和路径依赖的规律。制度的变迁一旦走上了这条路，市场交易费用会大大增加，造成更多的效率损失；同时，寻租和腐败还破坏了社会公平和公正。我们在制定和实施一项重大的中长期政策时，必须充分考虑这一政策的代价及出现背离政策目标的可能性。
要正确理解闲暇和闲暇管理
中山大学行政管理研究中心 曾维和
闲暇在功能上具有无主到自主，消遣到创造，沉沦到升华的诸多双重属性。作为管理实务的闲暇，是充分获取闲暇的积极面，用于日常工作和管理过程中，体现其自主、创造和升华的功能。因此，闲暇管理是把闲暇作为一种管理实务而言的，它是利用闲暇提高工作效率、获得事业成就的一种过程。具体说来，作为管理层的经理，在进行闲暇管理时，要注意以下两个问题：一是要创造自己的闲暇空间。为此就必须做到知人善任，精于事理和善于应酬。二是要给予员工闲暇权。如果把闲暇当作一种有价值的产权，那么闲暇就是一种公共产品，寻找闲暇和享受闲暇的权利属于某一组织的全体劳动者。作为管理者，给予员工闲暇权，就是要营造一个让职工感到温暖和谐的工作环境，把“人文关怀”和“增加闲暇时间”有机地结合起来，让员工在一种闲暇的自由时空中充分发挥聪明才智，散发工作热情，以提高工作效率。
构建和谐社会“底层赋权”最重要
清华大学社会学系教授沈 原
和谐社会是有针对性的，是针对现阶段频发的各种不和谐现象、各种社会失衡甚至社会冲突来谈的，应特别强调如何达到使不同的利益群体能够和谐共处，使他们之间能够达成权利的均衡而非失衡。我们必须按照自发组织的原则，按照社会本身的逻辑去重建社会，不可以让市场的原则贯穿于社会生活、政治生活诸领域之中。
要按照社会本身的逻辑，完成和谐社会的建设，我想最为重要的，就是实施“底层赋权”的原则。
现在我们社会有很多失衡，第一个失衡就是强势群体和弱势群体在权利分布上的不均衡，强势群体什么都有，但弱势群体却缺少自己利益表达的渠道。我想现在要使强势群体和弱势群体的权利获得一个均衡点，最紧要的事就是要给弱势群体赋权，即赋予和落实法律规定给予他们的权利。
但是赋权不是空话，要落到实处，就一定要有相应的制度安排和组织基础。实现这样的制度安排，其实不一定要创新，现成的制度和组织就可以利用。比如现在的工会，从以福利工作为主转变到要给工人办实事，或许就是一个积极而又现成的制度安排、组织基础。
私营企业组织演进效率低下
厦门大学金融系教授李晓峰
企业组织创新的目的在于提高资本的运营效率，企业的组织形式从独资企业、合伙企业，逐步发展到有限责任公司、股份有限公司，应该是一个资本运营效率逐步提高、资本增值速度逐步加速的过程。但是，2001年的全国第二次基本单位普查数据却表明，与私营独资企业和私营合伙企业相比，私营有限责任公司和私营股份有限责任公司仅在人力资源的使用效率方面具有明显优势，而在资本资源的使用效率方面却处于劣势。造成私营企业组织演进效率低下有四个原因：一是私营企业的组织演进是一种“规模导向型”的演进，着眼点并不在于提高资本的效率，而只是为了扩大资本的规模；二是现有的组织演进是以政府政策为导向，而不是以市场竞争为导向；三是现有的组织演进在一定程度上仅仅是“名义创新”，而不是“实质创新”，往往不符合《公司法》的要求；四是私营企业的组织演进缺乏权变管理理论的正确指导，没有根据具体的外部条件和内部条件，选择最适合自身特点的组织制度。
真正的战略思考是什么？
长江商学院教授曾 鸣
真正的战略思考是通过具有前瞻性的痛苦选择，实现差异化的可持续竞争优势。它有以下几个特点：第一是选择，不经过痛苦选择的决策过程就不是战略决策过程。如果所有人都能够很轻松地得出同样的结论，企业的选择就不可能形成战略优势，最终结果必然是战略趋同和价格战；第二是前瞻性，前瞻性的存在，决定了战略不可能完全正确，总是存在较大的风险。但更多时候，不做判断就是最大的风险。制定战略必须面对不完全的信息迅速决策。领先的战略往往超越它所处的时代，总是从最初的不被理解到后来的备受称道。因此，中国企业要学会形成自己的战略判断，要从跟随走向领先；第三是差异化，差异化的最高境界就是独此一家。不同的企业都可以按照只适合自己的战略方向发展，不应该总是琢磨怎么模仿和超过对手，而是要考虑以差异化的方式满足客户的需求；第四个特点是可持续发展，战略所研究的是长治久安之计，而非昙花一现的短暂优势。多数中国企业受外界环境的影响太大，成为完全的“机会导向”。更为危险的是，企业的创立者把通过一两次机会“侥幸”成功的经验总结为指导企业未来发展的“战略”，从而被环境的不断变化所淘汰。
坏的市场经济的本质是掠夺
美国伯克利加州大学经济系教授钱颖一
任何一个市场经济中都潜在地存在两种掠夺。一种是私人掠夺，可以是私人掠夺私人，也可以是私人掠夺国家，也可以是很复杂的形式，比如一个基金管理人通过很复杂的手段把投资人的钱、存款人的钱、国家的钱变成自己的。私人掠夺的对象可以多种多样，比如消费者，对消费者承诺提供某种服务，交了钱后不给服务，或者给一个质量低的服务。也可以是生产者、投资者、贷款者、农民、工人等等。拖欠工人工资就是一个例子。
第二种掠夺是政府掠夺。有几种情况：第一种情况是政府作为一种组织，如地方政府、政府部门或政府整体的掠夺。比如乱摊派、超过公共服务需要的费和税、行政规定订报纸和杂志等等。此外，通货膨胀是一种政府掠夺，本来100块钱的货币资产，因为通货膨胀就变成95块钱，那5块钱被政府拿走了。第二种情况是政府的一些官员利用政府权力为自己的掠夺，即腐败。第三种情况是私人通过政府权力的掠夺。这里的形式比较多样化，但实质都是与政府的权力有关。比如一些行业寻求垄断，游说政府对潜在竞争对手设定市场准入的限制。又比如，企业内部人控制、证券公司挪用客户保证金，看起来跟掠夺无关，实际上是非常有关的。因为这些都是要政府补窟窿，或给予低息贷款来变相补贴，实际上用的都是老百姓的钱，是对老百姓的掠夺。
自发社会力可以创造公平的竞争环境
日裔美籍学者弗兰西斯·福山
一个社会能够形成和塑造有效合理经营的企业组织才是成就资本主义经济的要素。而形成如此企业组织的力量必须有其社会文化基础，也就是作为社会内部原本就要有能力形成的超乎家族团体的自愿结合。这种自愿结合的能力即称为“自发社会力”。胡艳辉在《财经理论与实践》2004年第3期著文指出，由于所有经济活动几乎都发生在群体而非个人之间，因此自发社会力对于经济生活更显得意义非凡。只有具备自发社会力的高信任社会才能创造出有效率的经济组织。以自发社会力为经济活动的主轴，理清文化因素与传统经济因素的互动关系，将人的地位鲜明地标示于经济领域，无疑是一种新型的企业文化。我国目前的市场经济，更多的是采取以理性追求最大经济效益的个人经济行为，利益至上，使得社会成员之间难以基于彼此信任、互惠互利的基础上，一方的兴荣往往以另一方的牺牲为代价。但经济活动的主体双方，并不是位于损益的两极，而是从合作中出效益。经济主体之间的互不信任，只会造成交易成本的上升和效率的缓慢。自发社会力恰似经济活动中日益高涨的利己行为的一副解毒剂。因此，这种新型的道德价值更能为竞争创造一个合理而充满诚信的市场经济竞争环境。
信息经济时代的企业变化趋势
暨南大学管理学院伦 蕊黎正忠
在信息经济的时代，不同类型的企业具有不同的变化趋势。第一，具有制造或经营优势的大企业规模将趋向横向扩张。因为这样的企业有两个特点：一是在制造过程中具有较少的不确定性；二是大规模的制造过程有较强的边际成本递减特性，这使得制造型企业在引入信息技术后可以在更大的规模上实现规模经济，其企业规模会进一步扩大。第二，具有研发优势的小企业会有数量上的增长。这些企业拥有某些独特的科技专长，其最核心的资本就是它的人员，最核心的竞争能力就是研究和开发。在众多适合分散生产经营的领域和风险性创新领域，更是活跃着大量小企业，在社会化服务体系的支撑下，将成长起大量“袖珍型”企业。第三，虚拟企业将成为极具竞争力的一种新型企业模式。因为虚拟企业的根本特点是建立在信息系统之上，应用现代信息技术和通讯手段进行多个组织的合作，在保持自身核心优势的基础上，将技术和智能虚拟于企业的外部，通过相互合作，充分利用对方的资源，规避大部分的企业内部组织成本，从而实现管理上的规模经济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