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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在我国多民族居住的城市，依然存在部分民族居住较为聚居的情况。在急剧的社会变迁之下，在市场经济看不见的手的调节下，在保障安全的情况下，各族人民或快或慢的地理空间流动和社会流动持续发生，各民族聚居的格局會逐渐打破，各民族混居的情况逐渐增加。届时，以阶层分化为主要的居住格局形成，民族居住隔离的状况将会逐渐打破。
导言：
我国城市中，多民族居住的状况主要存在于边疆多民族聚居区。新疆，西藏，内蒙等地所在的城市尤为典型。但是历史上形成的居住格局主要还是大杂居小聚居的状况。在当前新的历史格局下，尤其是边疆地区存在少数分裂主义的思想和活动。追根溯源，这与各民族之间缺乏相互交往交流有关系，而欲达成这种目标，需要各民族在居住格局中尽可能形成一种杂剧的形式。也就是创造一种多民族混居的居住形式，使得一个小区内有各个不同民族的群体居住，左邻右舍是各个民族的存在，从而创造出一个各民族便于交流的条件。这种客观条件的建立是民族交往交流的基础，虽然依然存在语言交流的问题，但这都可以逐渐克服。这几年中央政府也提到过建立多民族互嵌式居住格局，这种提出也是基于这样的考虑。笔者对于新疆的调研和考察也印证了以上的理论和政策。
一、城市空间居住格局的形成主导力量是市场
我国城市居住空间格局的形成演化是市场、政府、社会等多种因素对历史因素和自然背景的综合作用的结果。市场经济下，市场因素是其发展演化的基本力量，政府因素则是其主要的干预力量。市场对资源配置起基础性作用，使基于供需关系的价格决定了资源的分配。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城市社区的建设主体从政府转变为房地产开发企业，需求主体从单位转变为居民个体，土地的级差效应、住房市场的价格机制和供求关系等都开始主导居住空间的演化，家庭经济收入差异逐渐导致居住空间的分异（刘学良，2010：37）。
市场经济带来的社会分化必然引发社会从机械团结到有机团结的转变。前者是同质性社会，以强烈的集体意识为纽带；后者是异质性社会，以社会分工形成人们的相互依赖。社会结构是社会团结的基础，特定的社会结构形态与社会团结模式之问存在对应关系，社会团结的构建必须从社会结构的塑造开始（涂尔干，2000）。涂尔干将社会团结分为机械团结和有机团结。前者是同质性社会，以强烈的集体意识为纽带；后者是异质性社会，以社会分工形成人们的相互依赖。
二、社会分层为基础的居住格局取代传统民族聚居
据此，包亚明（2015）将我国民族民族团结分为机械民族团结和有机民族团结。他不赞同我国有人坚持的机械民族团结的老思路，这些思路认为为了民族团结，就应该让同一民族的在一起。他认为在多民族国家里，各民族的异质性使得相互之间有天然的区隔，需要有意识地建构有机民族团结的共同基础。互嵌式社区的建立就是通过结构重组推进民族交往交流与交融，从而培养成一种相互依赖的社会结构类型。如果缺乏合理的多民族社会结构，可能导致民族认同对国家认同的挑战，前苏联就是前车之鉴。
在这样的有机民族团结的社会里，民族身份可能不是人们考虑交往及居住的重点。在如今社会流动的时代，也没有那个民族能够持续地长久地在一起了，他们四处流动，寻找更好的发展空间。以职业、兴趣爱好、教育程度、品味等区隔为基础的共同点代替了民族或者某种先天的身份而成为了人们凝聚在一起的新式的有机团结的纽带。
由此，选择社区居住可以有很多标准，如楼房的价格；环境的绿化程度；空气质量；物业管理水平；上班的远近；交通是否便利；居民素质等等。这个时候，不需要政府的行政命令，和哪个民族做邻居都不是问题的主要方面了。
芝加哥学派或人类生态学的观点：族群居住隔离是群体间社会地位差异的一个方面，他将随着社会流动而趋于消失。当移民群体抵达美国一个城市后，他们倾向于住在与其他族群相对隔离的地段内，但随着时间的流逝，移民社区开始在居住上分散开来。（阿维利，2010：269）
而且这种分散有规律性。一般来说，较之社会地位较低的族群，较高低位的族群一般居住更为分散。（阿维利，2010：270）人们更愿意选择与自己所在族群社会地位相似的族群做邻居，而不见的考虑单个个体的社会地位。（阿维利，2010：272-273）
三、新疆民族居住格局的未来
马戎（2012：91-92）研究了1982-2005年新疆维吾尔族和汉族在全疆各地的流动，发现维吾尔族集中的和田、喀什、阿克苏、吐鲁番四地维吾尔总人口下降，汉族在乌鲁木齐、石河子、昌吉等地人口减少，说明两个民族出现了“均衡化”的地理分布，表明原来相对封闭的农村社区年轻人开始在外寻找新的学习和就业机会，这对于族际交往有积极意义。
历史也说明了这种趋势。举例说明，乌鲁木齐市维吾尔族和汉族的居住格局民国时期就已经基本定型，维吾尔大多居住在二道桥等城南之地，汉族则在城内。宗教信仰、经济贸易的内部性，政府政策等共同形成了这种格局。改革开放以后，人口流动增加，民族社区封闭性被打破，维吾尔人比例下降（刘正江，2012）。
而且，不同民族居住格局也会呈现变动状态。乌鲁木齐天山区汉族与维、回、哈族之间存在隔离现象，北部汉族人口集聚区分异度大于南部少数民族集聚区，但演变趋势为北部趋缓，南部加剧（李松，张凌云，2012）。
从本人在新疆的观察看来，新疆无论南北疆的城市，都形成了新区和老区。老区的民族聚居情况比较严重，而新区民族混居情况较多。但是，在市场经济的形势下，老区的民族聚居情况逐渐发生变化，多民族混居情况有所增加。另外，在政府的老城改造项目下，政府也在积极推动混合的居住模式，从而为老城的多民族混居提供了外部支持。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近些年以来，政府的作为在为新疆的多民族混居提供了较好的条件，比如建设高速公路，铁路，等等。这样内地人就可以较为便捷地来到新疆开展各种经济活动。另外，政府对于新疆安全的保障也促进了内地人到新疆的移民。可以预测，这些方面使得新疆的各个民族的混居格局在逐渐地形成，即使存在某些个别的小聚居，但也不会是广泛的存在。这一切，为民族的交往交流交融提供了条件。
结论：
总而言之，不论是什么民族，只要在一定的环境下，主要是在市场经济的条件下，为了追逐自我的利益，必然会产生各种形式的人口流动。现在人们已经形成了共识：无论身在何处，只要有一个谋生的工作，在哪里定居都是可以接受的。或者说，安身立命最重要，身居何处无所谓。从而，和谁做邻居也是不重要的事情了。基于此，各个民族在市场的驱使下，在其无形的手推动下，会逐渐形成混居的状态。各民族的个体或家庭，选择居所不是看本民族的人多不多，而是考虑是否安全，是否适合自己的收入，身份地位等等。所以，政府要做的事情是给各民族提供一个安全的生活环境，一个自由的市场经济的氛围。
参考文献：
[1]刘学良，2010，欧美混合居住的效应研究及对我国的启示，华东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2]埃米尔·涂尔干，2000，社会分工论，渠东译，北京：三联出版社，2000年版，第33-92页。
[3]包亚明，2015，建立各民族相互嵌入型社会结构，中国社会科学报，7月11日。
[4]阿维利，2010，居住中的族群隔离：变迁的模式；马戎，西方民族社会学经典读本——种族与族群关系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1月第1版。
[5]马戎，2012，中国少数民族地区社会发展与族际交往，第91-92页。
[6]刘正江，2012，清至民国时期乌鲁木齐民族居住格局的形成及其原因，黑龙江民族丛刊，2012年第2期。
[7]李松，张凌云，2012，民族混居区居住格局演化与分异研究——以乌鲁木齐市天山区为例，社会学，2012年第3期。
导言：
我国城市中，多民族居住的状况主要存在于边疆多民族聚居区。新疆，西藏，内蒙等地所在的城市尤为典型。但是历史上形成的居住格局主要还是大杂居小聚居的状况。在当前新的历史格局下，尤其是边疆地区存在少数分裂主义的思想和活动。追根溯源，这与各民族之间缺乏相互交往交流有关系，而欲达成这种目标，需要各民族在居住格局中尽可能形成一种杂剧的形式。也就是创造一种多民族混居的居住形式，使得一个小区内有各个不同民族的群体居住，左邻右舍是各个民族的存在，从而创造出一个各民族便于交流的条件。这种客观条件的建立是民族交往交流的基础，虽然依然存在语言交流的问题，但这都可以逐渐克服。这几年中央政府也提到过建立多民族互嵌式居住格局，这种提出也是基于这样的考虑。笔者对于新疆的调研和考察也印证了以上的理论和政策。
一、城市空间居住格局的形成主导力量是市场
我国城市居住空间格局的形成演化是市场、政府、社会等多种因素对历史因素和自然背景的综合作用的结果。市场经济下，市场因素是其发展演化的基本力量，政府因素则是其主要的干预力量。市场对资源配置起基础性作用，使基于供需关系的价格决定了资源的分配。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城市社区的建设主体从政府转变为房地产开发企业，需求主体从单位转变为居民个体，土地的级差效应、住房市场的价格机制和供求关系等都开始主导居住空间的演化，家庭经济收入差异逐渐导致居住空间的分异（刘学良，2010：37）。
市场经济带来的社会分化必然引发社会从机械团结到有机团结的转变。前者是同质性社会，以强烈的集体意识为纽带；后者是异质性社会，以社会分工形成人们的相互依赖。社会结构是社会团结的基础，特定的社会结构形态与社会团结模式之问存在对应关系，社会团结的构建必须从社会结构的塑造开始（涂尔干，2000）。涂尔干将社会团结分为机械团结和有机团结。前者是同质性社会，以强烈的集体意识为纽带；后者是异质性社会，以社会分工形成人们的相互依赖。
二、社会分层为基础的居住格局取代传统民族聚居
据此，包亚明（2015）将我国民族民族团结分为机械民族团结和有机民族团结。他不赞同我国有人坚持的机械民族团结的老思路，这些思路认为为了民族团结，就应该让同一民族的在一起。他认为在多民族国家里，各民族的异质性使得相互之间有天然的区隔，需要有意识地建构有机民族团结的共同基础。互嵌式社区的建立就是通过结构重组推进民族交往交流与交融，从而培养成一种相互依赖的社会结构类型。如果缺乏合理的多民族社会结构，可能导致民族认同对国家认同的挑战，前苏联就是前车之鉴。
在这样的有机民族团结的社会里，民族身份可能不是人们考虑交往及居住的重点。在如今社会流动的时代，也没有那个民族能够持续地长久地在一起了，他们四处流动，寻找更好的发展空间。以职业、兴趣爱好、教育程度、品味等区隔为基础的共同点代替了民族或者某种先天的身份而成为了人们凝聚在一起的新式的有机团结的纽带。
由此，选择社区居住可以有很多标准，如楼房的价格；环境的绿化程度；空气质量；物业管理水平；上班的远近；交通是否便利；居民素质等等。这个时候，不需要政府的行政命令，和哪个民族做邻居都不是问题的主要方面了。
芝加哥学派或人类生态学的观点：族群居住隔离是群体间社会地位差异的一个方面，他将随着社会流动而趋于消失。当移民群体抵达美国一个城市后，他们倾向于住在与其他族群相对隔离的地段内，但随着时间的流逝，移民社区开始在居住上分散开来。（阿维利，2010：269）
而且这种分散有规律性。一般来说，较之社会地位较低的族群，较高低位的族群一般居住更为分散。（阿维利，2010：270）人们更愿意选择与自己所在族群社会地位相似的族群做邻居，而不见的考虑单个个体的社会地位。（阿维利，2010：272-273）
三、新疆民族居住格局的未来
马戎（2012：91-92）研究了1982-2005年新疆维吾尔族和汉族在全疆各地的流动，发现维吾尔族集中的和田、喀什、阿克苏、吐鲁番四地维吾尔总人口下降，汉族在乌鲁木齐、石河子、昌吉等地人口减少，说明两个民族出现了“均衡化”的地理分布，表明原来相对封闭的农村社区年轻人开始在外寻找新的学习和就业机会，这对于族际交往有积极意义。
历史也说明了这种趋势。举例说明，乌鲁木齐市维吾尔族和汉族的居住格局民国时期就已经基本定型，维吾尔大多居住在二道桥等城南之地，汉族则在城内。宗教信仰、经济贸易的内部性，政府政策等共同形成了这种格局。改革开放以后，人口流动增加，民族社区封闭性被打破，维吾尔人比例下降（刘正江，2012）。
而且，不同民族居住格局也会呈现变动状态。乌鲁木齐天山区汉族与维、回、哈族之间存在隔离现象，北部汉族人口集聚区分异度大于南部少数民族集聚区，但演变趋势为北部趋缓，南部加剧（李松，张凌云，2012）。
从本人在新疆的观察看来，新疆无论南北疆的城市，都形成了新区和老区。老区的民族聚居情况比较严重，而新区民族混居情况较多。但是，在市场经济的形势下，老区的民族聚居情况逐渐发生变化，多民族混居情况有所增加。另外，在政府的老城改造项目下，政府也在积极推动混合的居住模式，从而为老城的多民族混居提供了外部支持。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近些年以来，政府的作为在为新疆的多民族混居提供了较好的条件，比如建设高速公路，铁路，等等。这样内地人就可以较为便捷地来到新疆开展各种经济活动。另外，政府对于新疆安全的保障也促进了内地人到新疆的移民。可以预测，这些方面使得新疆的各个民族的混居格局在逐渐地形成，即使存在某些个别的小聚居，但也不会是广泛的存在。这一切，为民族的交往交流交融提供了条件。
结论：
总而言之，不论是什么民族，只要在一定的环境下，主要是在市场经济的条件下，为了追逐自我的利益，必然会产生各种形式的人口流动。现在人们已经形成了共识：无论身在何处，只要有一个谋生的工作，在哪里定居都是可以接受的。或者说，安身立命最重要，身居何处无所谓。从而，和谁做邻居也是不重要的事情了。基于此，各个民族在市场的驱使下，在其无形的手推动下，会逐渐形成混居的状态。各民族的个体或家庭，选择居所不是看本民族的人多不多，而是考虑是否安全，是否适合自己的收入，身份地位等等。所以，政府要做的事情是给各民族提供一个安全的生活环境，一个自由的市场经济的氛围。
参考文献：
[1]刘学良，2010，欧美混合居住的效应研究及对我国的启示，华东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2]埃米尔·涂尔干，2000，社会分工论，渠东译，北京：三联出版社，2000年版，第33-92页。
[3]包亚明，2015，建立各民族相互嵌入型社会结构，中国社会科学报，7月11日。
[4]阿维利，2010，居住中的族群隔离：变迁的模式；马戎，西方民族社会学经典读本——种族与族群关系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1月第1版。
[5]马戎，2012，中国少数民族地区社会发展与族际交往，第91-92页。
[6]刘正江，2012，清至民国时期乌鲁木齐民族居住格局的形成及其原因，黑龙江民族丛刊，2012年第2期。
[7]李松，张凌云，2012，民族混居区居住格局演化与分异研究——以乌鲁木齐市天山区为例，社会学，2012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