媒体奇观视角下网络选秀节目的批判性解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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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 采用媒体奇观的视角审视网络选秀节目,可以发现它本质上只是借助互联网传播媒介所呈现的网络媒体奇观:它是网络视频媒体传播的焦点,通过标签化和名人化策略来吸引眼球,成为社会各方利益的角逐点并产生媒体范畴外的广泛影响。但是网络选秀也使得偶像培养模式趋于单一化和同质化,解构了传统的个人品牌传播与变现模式并且加剧了观众的被动消费。但奇观不会消失,在不同媒体时代和形式的媒体奇观面前,受众需要做主动参与而非被动接受的观众。
  关键词 网络选秀节目;媒体奇观;《偶像练习生》;批判性解读
  中图分类号 G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2096-0360(2018)12-0119-03
  近年来,网络选秀节目相继引爆网络:《中国有嘻哈》《偶像练习生》《创造101》等网络选秀节目成为网民关注和讨论的热门话题。其中,由爱奇艺制作的《偶像练习生》引起巨大反响,该节目上线9期总播放量已超过20亿次,微博总话题阅读量超过125亿次;目前通过该节目出道的“9人组合”的商业报价已出,其中仅代言费就高达1 200万元[1]。
  1 网络选秀节目的奇观化呈现
  道格拉斯·凯尔纳在德波的景观社会基础上发展出了“媒体奇观”理论:媒体奇观是指“那些能体现当代社会基本价值观、引导个人适应现代生活方式、并将当代社会中的冲突和解决方式戏剧化的媒体文化现象”,它包括媒体制造的各种豪华场面、体育比赛、政治事件等[2]。但能称之为媒体奇观的图景,必须具有以下特征:一是媒体聚焦,即媒体用自身的传播手段不遗余力地对特定人物或者事件进行聚焦和传播;二是名人化,通过媒体传播的人物或事件必须引发足够多的社会关注,能成为名人或者社会热点话题;三是表征权力冲突,这个名人或者热点事件涉及社会各方权力的争夺和冲突;四是跨领域的影响力,即这个图景从媒体制造的热点蔓延成为社会关注热点和文化热潮[3]。
  网络选秀节目在影响力和盈利能力上大有颠覆传统选秀节目的势头,但以媒体奇观的视角关照网络选秀,可以发现实际上它是只是借助新的技术和互动形式所呈现的网络媒体奇观。本文即以《偶像练习生》为例,对网络选秀节目进行媒体奇观视角下的批判解读。
  1.1 网络选秀节目成为各大网络视频媒体的传播焦点
  对于网络选秀节目,各大网络视频平台和资本可谓倾尽全力、唯恐落后。其中爱奇艺、腾讯视频和优酷三大国内网络视频平台纷纷发力,以高成本、大手笔制作以及巨额广告费,投入到网络选秀节目的制作、运营和传播中,让选秀节目再一次成为盛大的景观和媒体焦点。
  由爱奇艺制作的选秀节目《偶像练习生》,由监制姜滨、总导演陈刚、视觉总监唐焱等业界知名人士组成的精英制作团队共同打造;此外,此次选拔共有数百家娱乐媒体参与推荐,从1 908位练习生中推荐选拔100位练习生进行封闭式训练及录制,选拔规模与数量之大前所未有。节目开播之前,《网易新闻》《新快报》等媒体便对其进行大量宣传,为首期节目开播造势;节目更是邀请李冰冰、蔡康永、林俊杰等70多位知名明星为练习生加油,并作为节目的宣传视频。网络媒体平台对其节目的投入、聚焦和传播力度可见一斑。
  1.2 名人化、标签化策略为节目吸引眼球
  名人标签是媒体吸引受众眼球的重要手段,互联网传播更是如此。当前各大网络选秀节目所邀请的评审嘉宾和导师均是当红偶像明星,他们本身已经具备相当大的人气流量和话题性,为节目收视率提供了保障,对吸引广告资本的流入也极为有利;同时选秀节目还会为典型的富有话题性的参赛选手进行“贴标签”的传播,以进一步促进网友对节目和选手的讨论。
  在选秀节目《偶像练习生》中,节目的主要主持人、全民制作人代表张艺兴累计粉丝过亿,并且举办演唱会数量已达百场,加之央视春节联欢晚会的表演经历,目前在中国年轻群体中拥有极高的人气;节目其余嘉宾和导师也都是综艺节目的常客并且在其表演领域均属佼佼者,网络曝光率很高,比如Rap导师欧阳靖此前已经参加过《中国有嘻哈》,王嘉尔此前已经与何炅搭档主持过腾讯视频的明星美食类节目《拜托了冰箱》。节目还抓住了参赛选手范丞丞是明星范冰冰弟弟的这一极具争议性的话题点,并有意在节目中对这一话题点进行曝光,不久之后网络中便出现大量关于范丞丞的话题讨论。选秀节目所采取的一系列“名人化”和“标签化”策略,不仅在于提升节目的观看量、制造话题,更使得节目变成重要的受众谈资、广受关注的社会焦点和各方权力共同卷入的场域。
  1.3 网络选秀节目成为社会各方利益角逐点
  当前一场火爆的选秀节目不仅仅是一场节目本身那么简单,而是成为社会各方权力角力和利益争斗的焦点;节目中往往涉及了网络视频平台与媒体、广告资本的同谋,粉丝群体的角逐与狂欢甚至社会不法分子的投机。制作节目的视频平台为收视率、广告费、会员量和话题热度等目的发起选秀活动,各大娱乐媒体进行练习生选拔和推荐以提高公司知名度并获取练习生所带来的后续收益,广告商瞄准巨大的受众量伺机斥重金大量涌入,粉丝群体则为了为支持偶像而掀起网络狂欢,不法投机分子则为牟利而趁虚而入。
  《偶像练习生》节目投资成本3亿元,但仅农夫山泉的独家冠名费就达到了2亿元;参与推荐练习生的娱乐媒体除数量大之外,媒体资本势力也大有来头:不乏华谊兄弟、王思聪控股的香蕉娱乐和博纳影业等国内媒体巨头。粉丝为了帮助偶像出道发起多轮堪称疯狂的支援活动。仅针对前20名的选手,就有约50个粉丝组织为偶像参与集资活动,集资总额超过1 300万元,比赛期间粉丝贡献的金额或超过2 000万元[4]。社会不法投机分子自然不会错过此次机会,尽管爱奇艺官方宣布总决賽门票不会对外公开出售,但门票最终还是被黄牛炒到了2.5万元一张[4]。在这场复杂的社会权力角逐与利益争斗中,节目成为了斗争的焦点,各方都企图打到他们的“利益”最大化。
  1.4 媒体奇观之外的广泛社会影响   现在的互联网景观,已经不是附加于现实世界的装饰或补充,而成为主导性的生活模式[5]。作为一场巨大的景观表演,网络选秀节目的影响早已超出了媒体奇观的范畴,而是向着社会奇观、消费奇观等其他范畴拓展,对社会产生更为复杂的影响。观众在观看节目的同时不仅在对媒体文本和广告商赞助的产品进行消费,同时也在对选手本人进行消费,其中突出的是对选手身体的消费,而节目中所筛选的绝大多数练习生也在迎合观众的身体消费取向:“大长腿、肤白貌美、小鲜肉”等,这无形之中影响着观众的审美心理和取向。节目中经常用到的某些台词或者歌词极有可能在网络中快速风靡,成为社交圈的流行语言。英文单词“Pick”的中文原意为“挑选、选择”的意思,该词即因为《偶像练习生》而快速流行于朋友圈,网民将对练习生的票选称之为“pick”,你“pick”谁就是支持谁喜欢谁的意思,一时之间“pick”成为继“打call”(加油)之后的又一热朋友圈社交语言。由此可见,网络选秀的影响已经渗透到消费、网络文化和社交等诸多领域,其影响力已远超简单的媒体奇观的范畴。
  2 网络选秀节目的批判性解读
  2.1 偶像培养模式的单一化和同质化
  网络选秀带来的一个结果是偶像产业模式的单一化和同质化,即按照“练习生—选秀节目—出道”的模式进行选拔和单一的标准进行偶像培养。这种模式有助于降低偶像产业的运营成本、降低市场风险,短时间内快速盈利;但对于偶像本身而言却存在潜在的负面影响,单一化偶像标准所培养出的偶像有很强的同质化,即偶像缺乏明确定位和特色,从而使“明星”面临加速陨落的窘境。比如纵观《超级女声》和《快乐男声》所造之“明星”:经过10年的发展,依旧保持演艺事业来吸引观众眼球的人不足1/4,有些当年之“星”已完全被遗忘[6]。
  究其原因,这些选秀节目所生产的偶像明星只是在其火爆时期的阶段性景观,节目所能带来的奇观热度只是一时的,景观一过,资本将会生产新的偶像景观来吸引粉丝眼球,没有明确定位和特色的模式化偶像很容易成为阶段性媒体奇观的牺牲品。因此,选秀偶像能否有明确的定位和特色并且持续生产优质内容以维系粉丝黏性、满足娱乐市场的特定需求,是网络选秀偶像将要面临的终极问题。
  2.2 解构传统的个人品牌传播与变现模式
  名人代言一直是明星个人品牌傳播和变现的主要方式之一,在传统的媒体景观中,能够获得巨额代言费的名人往往是其所擅长领域的佼佼者甚至是第一。在媒体资源较为稀缺的时代,只有佼佼者甚至是全民偶像才能在景观中出现并获得巨额的代言费用。但互联网时代的景观是立体而海量的,景观社会中主要存在的是视觉传播化的统治[7],谁可以获得更多的媒体关注和受众眼球、更多的让人看到,即使不用达到其领域内的第一和佼佼者,也一样可以获得个人品牌的快速传播和巨额代言。网络选秀节目所缔造的媒体奇观在短时间内将新晋偶像聚在大量媒体和观众的视觉焦点之下,使他们在不用成为其领域佼佼者的前提下凭借媒体奇观的呈现来获得大量的品牌传播渠道和巨额的代言收入,由此解构了原有的名人个人品牌与变现模式。
  除却《偶像练习生》九人出道团体目前1 200万的高额代言费外,更具标志性的莫过于“范丞丞微博照片付费”事件:2018年4月26日,通过《偶像练习生》出道的范丞丞深夜在其微博中发布了一张付费照片,其他用户需支付60元人民币才能观看照片原图,结果截至第二天早上有8万粉丝为照片付费,照片收入480万。仅凭观看偶像照片即可获得数百万收入,这在名人变现中是一次极具标志性和变革性意义的事件。
  2.3 加剧观众的被动消费
  奇观理论区分了主动参与和被动接受,同时谴责了那种对奇观的完全被动式的消费理念[7]。然而选秀节目的众多观众所进行的消费却以动居多,这种被动消费主要体现在对媒体文本和广告产品的双重被动消费:为了引诱观众进行综合性的消费和景观参与,选秀节目一直对号召观众为参赛选手投票屡试不爽;随着技术的进步,网络选秀节目在延续电视选秀节目投票方式的基础上对观众参与投票的规则加以丰富——媒体平台为了刺激观众投票会设置不同的门槛以赋予观众不同的投票权限,比如购买视频平台的会员或者购买赞助节目的广告产品。观众所进行的观看和投票行为虽然表面上是主动的,但实际上只是在媒体所展示的有限内容范围和规则刺激下所进行的有限选择,本质上仍然是被动的消费。
  《偶像练习生》鲜明的体现了节目对观众被动消费的加剧,节目有三种投票途径:通过爱奇艺账号投票(每个账号限投两票)、整箱购买节目冠名商农夫山泉产品(每箱可获48次投票机会)、购买爱奇艺 VIP 定制卡(可获30次投票机会);这极大地带动了爱奇艺的会员数量及农夫山泉的销量:粉丝们疯狂购买爱奇艺会员账号;3月28日决赛前农夫山泉举办最后一次“购水送票”活动,10分钟内部分产品就已“售罄”。在这种形式下,投票与观看已成为爱奇艺以及品牌商主导的一场消费狂欢。而这是在媒体和资本引诱下所做的被动消费,正如陈力丹所言:“形式上不干预的隐性控制,是互联网景观的特色。这是一种更深层的无形控制,消解了主体的批判意识。”[7]
  3 结论与讨论
  网络选秀节目本质上只是媒介资本为了吸引受众眼球、拉动粉丝经济而借助新的媒介呈现技术和互动形式所精心打造的一场场网络媒体奇观。这种网络媒体奇观比传统媒体时代的奇观更具诱惑性、伪主动性,因为相比于“参与”传统的媒体奇观只是让受众处于“观看”的状态,而技术的进步则为受众提供了更多的参与渠道。但互联网形式上不干预的隐性控制带来的仍只是表面上的参与性和主体性,观众在行为习惯上表面主动,内里是消极被动的,他们在网络媒体奇观里被资本所裹挟。
  网络选秀的影响已经大大扩展到媒体以外的其他社会领域,它在降低偶像产业运营成本和风险的同时却也使得偶像培养模式趋于单一化和同质化;它刺激了观众的产品消费,却也使得观众的消费更加被动;它解构原有的名人品牌传播和变现模式,使得新晋偶像不需要具备传统名人在其领域内所需的深厚作品和艺术积淀即可获得传播和巨额代言费用,然而这种“短期速成”的新模式从长远来看对名人的个人品牌来说却未必健康。
  媒介技术的发展使每个时代的观众有各自的媒体奇观形式,我们在参与奇观的同时也要保持一定的冷静于理性;奇观不会停止,只会以不同的形式复现,我们要做的是凯尔纳笔下的主动参与而非被动接受的观众。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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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道格拉斯·凯勒.媒体奇观——当代美国社会文化透视[M].史安斌,译.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3:2-5.
  [3]何志武,张洁.碎片化时代的媒体奇观——电视综艺节目热潮的归因与批判[J].现代传播(中国传媒大学学报),2015,37(5):66-71.
  [4]谢若琳.《偶像练习生》决赛门票爆炒至1.8万元 竟有粉丝日投4000票送偶像出道[N].证券日报,2018-04-11(C02).
  [5]居伊德波.景观社会[M].王昭凤,译.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6:1-3.
  [6]李欣阳,刘津.传播仪式观下的选秀类真人秀节目研究[J].新闻与写作,2016(7):107-109.
  [7]陈力丹.互联网的非线性传播及对其的批判思维[J].新闻记者,2017(10):46-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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