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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维国，退休老教师，1947年出生于甘肃省会宁县，19６7年参加工作至2007年退休，工作了整整40年。曾任教于会宁县草滩乡、新庄塬乡等一些偏远山区学校。
记者：李老师您好，您20岁开始当老师，一直到２００７年退休，在三尺讲台上一站就是40年。40年可是个漫长的过程，您还记得您刚参加工作时，学校的情况吗？
李老师：我任教的第一所学校是一所很偏远的山区学校，后来调了好几所学校，条件都差不多。那时候，老师们都还住土窑，有些教室也是土窑，白天上课的时候，如果天阴，学生们根本就看不见黑板。直到改革开放初期，才开始搞建设，兴建了一大批学校，老师们住的宿舍也开始变成了比较宽敞的泥坯房。上个世纪80年代中期，很多学校又开始兴建了一批砖瓦房，当时感觉学校的条件就已经很不错了。
记者：那时候学校有楼房吗？
李老师：楼房？很少见楼房的。那时候，我们会宁县只有县城里有几栋楼房，还都是砖结构的那种，最高的好像也就是5层吧。学校建楼房，当时我们想都没想过。现在，沿会宁县城一道川，基本所有的学校里都是全新的校舍，好多规模比较大点儿的学校都盖了楼房。不要说其他的，仅学校基础建设这一块儿，在这30年里改变了多少就有目共睹。
记者：在改革开放初期，也就是上世纪70年代末，老师们的生活条件怎么样？比如说伙食？
李老师：人家都把我们会宁人叫洋芋蛋，当然主要是吃洋芋了。（笑）其实，那时候吃的最多的还是红薯加粗粮。
那时候的伙食跟现在是没办法比的，老师们的工资低是一个方面，另一个方面主要是我们国家当时经济条件还很差，统购统销，就算你想拿出几块钱改善改善伙食也没地方去买东西。每天的伙食不能求好，只能说求饱。回想那时候学生、老师一起端了饭盆子到食堂打红薯片稀饭的情景，再看看今天的好生活，真有点不堪回首的感觉。
记者：您当了40年老师，可以说，您经历了我们国家教育改革的整个过程。在您的记忆中，让你最难忘或者最让您感慨的是什么？
李老师：应该是我们的教育事业本身所取得的巨大成就吧。作为一个老师，哪个不希望自己的学生都能坐在宽敞明亮的大教室里上课？哪个不希望自己的学生都能学有所成考个好学校？又有哪个老师不希望自己的生活质量得到改善呢？我想，跟我年龄差不多的老师们都曾经历过改革开放以前的那段艰难岁月吧。一个月十几块钱的工资，住土窑，在黑咕隆咚的土教室里讲课，而且，那时候高考也停了，所以，那时候家长们也不怎么重视教育，自己的孩子能到农业社去挣工分就行了，不愿意让他们到学校里“瞎混”。每当有一个学生辍学回家去挣工分，我们当老师的心里那个痛啊！但那时候真是没办法的，整个教育环境不是很好，我们当老师的只能是劝回一个算一个。现在我退休了，有时候回想起当年我曾劝回学校的几个学生，他们现在都参加工作了，而且还有点成就，我觉得，为人师的感觉可能在这时候最强烈吧。
其实，虽然说1977年我们国家恢复了高考制度，但头几年家长们还是没有意识到教育对一个人的一生来说是多么重要。因为，那时候工作人员的工资实在是太低，低到了农民们都不怎么看上眼的地步。所以，对孩子的学习基本是听之任之，从不过问。在那种环境下当老师有时候甚至会有一种很窝囊的感觉。
记者：那这种状况是什么时候开始转变的呢？
李老师：发生转变应该是恢复高考制度两三年之后吧，学校毕业的学生有地方可去了，上了大学的也开始陆续走上工作岗位，大家看到了教育的希望，逐渐加大了对孩子培养的力度。到上世纪80年代中后期，教育开始走向复兴，国家对教育的投资加大，家长们也开始督促自家的孩子好好读书，老师们也干劲十足。
到最近这几年，家长们对孩子的学习抓得更紧了，甚至给我们当老师的也增加了不少压力。你想想，就我所知道的，有好几家的孩子到县城上初中上高中，他们的家长就在学校附近租一间房给孩子专门做饭，同时也监督孩子学习。听说，家长租房陪读的现象不仅仅出现在我们甘肃省，在全国范围内都有。从家长不让孩子上学到租房陪读，这个变化就很能说明问题。
记者：您教过的学生中，有没有学生毕业后回到家乡当老师的？
李老师：有，而且还不少呢。现在他们都是很好的老师。
记者：人的一生中，总有一些令人终生难忘的瞬间。工作了几十年，您肯定也有很多这样的瞬间吧，能谈谈吗？
李老师：让我至今难忘的是那段在山区学校工作的岁月。那时候，学生们的家境普遍困难，老师们的日子过得也很清苦，就拿我曾工作过好几年的一所山区学校说吧，全校师生的吃水是个老大难问题，夏、秋两季还可以接些雨水储存到水窖里，可一到冬天，水窖的水干了，我们就得自己想办法解决。而要解决学校的吃水问题，要么到很远的地方去挑，要么就等下雪，消融雪水做饭、饮用。
那时候，我们基本是天天都盼望着能下点雪，这样的话就可以把雪堆到水窖跟前，让它慢慢消融，流到水窖里供学校的老师和学生吃。每次一下雪，无论是老师还是学生，都好像过年一样，很主动地跑到操场上去铲雪，用簸箕端的，用筐子抬的，用桶子担的，甚至有些老师和学生就直接用手捧。
记者：为什么不用扫帚呢，岂不是快些？
李老师：不行，不能用扫帚扫，那样会弄脏了干净的雪。我们把雪堆到水窖跟前，然后再挖一道可以淌水的小渠，慢慢消融了的雪水就流到水窖里。每次下了雪都这样。
记者：那您说的这所山区学校现在的饮水问题怎么样了？
李老师：现在都接上了自来水。不仅是这所学校，就是整个那片山区的农家都已经吃到了自来水。好几年没去过那所学校了，听说学校现在修建得很漂亮，学生食堂和宿舍的条件都很不错。
记者：改革开放30年来，我们省的教育事业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作为亲身经历了这30年的一名老教师，您认为教育之所以能取得这样的成就，最大的因素是什么？
李老师：我是个普普通通的老师，唯一能做到的，就是好好教学生，不做误人子弟者。在我看来，最大的因素还是我们国家对教育的巨大投入，这很能说明我们国家在这30年里对教育的重视。没有国家巨大的投入，谈教育的改革和发展都是空谈，没有什么实际意义。而且，从我所知的那些学校发生的巨大变化来看，国家对教育的重视程度和力度还在不断加大，这是教育之幸，也是老师和学生之幸，更是这个国家之幸。
记者：您现在退休了，那您还关注我们的教育事业吗？
李老师：关注。老师都当习惯了，电视上或者报纸上出现关于文化、教育等字眼的时候，就会条件反射似的去看。
记者：您当老师的时候可能最关注的是如何教好学生，那么，现在您关注的问题是什么？
李老师：现在最关注的是国家对教育的一些政策，比如近年来国家对我们西部地区的教育扶持，我就一直很关注。我们西部省份的一些地方还比较落后，教育硬件和软件设施都还不是很好，国家在政策上对我们西部地区教育的倾斜是很必要的，也是很重要的。相信我们西部地区与中东部以及沿海那些发达省份的差距会越来越小。
记者：您说过，您的不少学生大学毕业后都回到家乡当了老师，请您给他们说几句话好吗？
李老师：我只说一句话：好好教书，莫误人子弟。
记者：李老师您好，您20岁开始当老师，一直到２００７年退休，在三尺讲台上一站就是40年。40年可是个漫长的过程，您还记得您刚参加工作时，学校的情况吗？
李老师：我任教的第一所学校是一所很偏远的山区学校，后来调了好几所学校，条件都差不多。那时候，老师们都还住土窑，有些教室也是土窑，白天上课的时候，如果天阴，学生们根本就看不见黑板。直到改革开放初期，才开始搞建设，兴建了一大批学校，老师们住的宿舍也开始变成了比较宽敞的泥坯房。上个世纪80年代中期，很多学校又开始兴建了一批砖瓦房，当时感觉学校的条件就已经很不错了。
记者：那时候学校有楼房吗？
李老师：楼房？很少见楼房的。那时候，我们会宁县只有县城里有几栋楼房，还都是砖结构的那种，最高的好像也就是5层吧。学校建楼房，当时我们想都没想过。现在，沿会宁县城一道川，基本所有的学校里都是全新的校舍，好多规模比较大点儿的学校都盖了楼房。不要说其他的，仅学校基础建设这一块儿，在这30年里改变了多少就有目共睹。
记者：在改革开放初期，也就是上世纪70年代末，老师们的生活条件怎么样？比如说伙食？
李老师：人家都把我们会宁人叫洋芋蛋，当然主要是吃洋芋了。（笑）其实，那时候吃的最多的还是红薯加粗粮。
那时候的伙食跟现在是没办法比的，老师们的工资低是一个方面，另一个方面主要是我们国家当时经济条件还很差，统购统销，就算你想拿出几块钱改善改善伙食也没地方去买东西。每天的伙食不能求好，只能说求饱。回想那时候学生、老师一起端了饭盆子到食堂打红薯片稀饭的情景，再看看今天的好生活，真有点不堪回首的感觉。
记者：您当了40年老师，可以说，您经历了我们国家教育改革的整个过程。在您的记忆中，让你最难忘或者最让您感慨的是什么？
李老师：应该是我们的教育事业本身所取得的巨大成就吧。作为一个老师，哪个不希望自己的学生都能坐在宽敞明亮的大教室里上课？哪个不希望自己的学生都能学有所成考个好学校？又有哪个老师不希望自己的生活质量得到改善呢？我想，跟我年龄差不多的老师们都曾经历过改革开放以前的那段艰难岁月吧。一个月十几块钱的工资，住土窑，在黑咕隆咚的土教室里讲课，而且，那时候高考也停了，所以，那时候家长们也不怎么重视教育，自己的孩子能到农业社去挣工分就行了，不愿意让他们到学校里“瞎混”。每当有一个学生辍学回家去挣工分，我们当老师的心里那个痛啊！但那时候真是没办法的，整个教育环境不是很好，我们当老师的只能是劝回一个算一个。现在我退休了，有时候回想起当年我曾劝回学校的几个学生，他们现在都参加工作了，而且还有点成就，我觉得，为人师的感觉可能在这时候最强烈吧。
其实，虽然说1977年我们国家恢复了高考制度，但头几年家长们还是没有意识到教育对一个人的一生来说是多么重要。因为，那时候工作人员的工资实在是太低，低到了农民们都不怎么看上眼的地步。所以，对孩子的学习基本是听之任之，从不过问。在那种环境下当老师有时候甚至会有一种很窝囊的感觉。
记者：那这种状况是什么时候开始转变的呢？
李老师：发生转变应该是恢复高考制度两三年之后吧，学校毕业的学生有地方可去了，上了大学的也开始陆续走上工作岗位，大家看到了教育的希望，逐渐加大了对孩子培养的力度。到上世纪80年代中后期，教育开始走向复兴，国家对教育的投资加大，家长们也开始督促自家的孩子好好读书，老师们也干劲十足。
到最近这几年，家长们对孩子的学习抓得更紧了，甚至给我们当老师的也增加了不少压力。你想想，就我所知道的，有好几家的孩子到县城上初中上高中，他们的家长就在学校附近租一间房给孩子专门做饭，同时也监督孩子学习。听说，家长租房陪读的现象不仅仅出现在我们甘肃省，在全国范围内都有。从家长不让孩子上学到租房陪读，这个变化就很能说明问题。
记者：您教过的学生中，有没有学生毕业后回到家乡当老师的？
李老师：有，而且还不少呢。现在他们都是很好的老师。
记者：人的一生中，总有一些令人终生难忘的瞬间。工作了几十年，您肯定也有很多这样的瞬间吧，能谈谈吗？
李老师：让我至今难忘的是那段在山区学校工作的岁月。那时候，学生们的家境普遍困难，老师们的日子过得也很清苦，就拿我曾工作过好几年的一所山区学校说吧，全校师生的吃水是个老大难问题，夏、秋两季还可以接些雨水储存到水窖里，可一到冬天，水窖的水干了，我们就得自己想办法解决。而要解决学校的吃水问题，要么到很远的地方去挑，要么就等下雪，消融雪水做饭、饮用。
那时候，我们基本是天天都盼望着能下点雪，这样的话就可以把雪堆到水窖跟前，让它慢慢消融，流到水窖里供学校的老师和学生吃。每次一下雪，无论是老师还是学生，都好像过年一样，很主动地跑到操场上去铲雪，用簸箕端的，用筐子抬的，用桶子担的，甚至有些老师和学生就直接用手捧。
记者：为什么不用扫帚呢，岂不是快些？
李老师：不行，不能用扫帚扫，那样会弄脏了干净的雪。我们把雪堆到水窖跟前，然后再挖一道可以淌水的小渠，慢慢消融了的雪水就流到水窖里。每次下了雪都这样。
记者：那您说的这所山区学校现在的饮水问题怎么样了？
李老师：现在都接上了自来水。不仅是这所学校，就是整个那片山区的农家都已经吃到了自来水。好几年没去过那所学校了，听说学校现在修建得很漂亮，学生食堂和宿舍的条件都很不错。
记者：改革开放30年来，我们省的教育事业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作为亲身经历了这30年的一名老教师，您认为教育之所以能取得这样的成就，最大的因素是什么？
李老师：我是个普普通通的老师，唯一能做到的，就是好好教学生，不做误人子弟者。在我看来，最大的因素还是我们国家对教育的巨大投入，这很能说明我们国家在这30年里对教育的重视。没有国家巨大的投入，谈教育的改革和发展都是空谈，没有什么实际意义。而且，从我所知的那些学校发生的巨大变化来看，国家对教育的重视程度和力度还在不断加大，这是教育之幸，也是老师和学生之幸，更是这个国家之幸。
记者：您现在退休了，那您还关注我们的教育事业吗？
李老师：关注。老师都当习惯了，电视上或者报纸上出现关于文化、教育等字眼的时候，就会条件反射似的去看。
记者：您当老师的时候可能最关注的是如何教好学生，那么，现在您关注的问题是什么？
李老师：现在最关注的是国家对教育的一些政策，比如近年来国家对我们西部地区的教育扶持，我就一直很关注。我们西部省份的一些地方还比较落后，教育硬件和软件设施都还不是很好，国家在政策上对我们西部地区教育的倾斜是很必要的，也是很重要的。相信我们西部地区与中东部以及沿海那些发达省份的差距会越来越小。
记者：您说过，您的不少学生大学毕业后都回到家乡当了老师，请您给他们说几句话好吗？
李老师：我只说一句话：好好教书，莫误人子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