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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昊，北京昌平人，生于1934年。《人民日报》原国内政治部主任、高级记者；中国新闻文化促进会常务副会长。一生3件事：上学读书，当右派，做新闻工作。写杂文是副业，所以总也没有高出“业余的水平”。聊以自慰的是，改革开放以后，当了十几年新闻官，是高级编辑，拿国务院特殊津贴，如今退休了，又受托分管中国新闻文化促进会日常工作。曾出版了《求全集》《搔痒集》《司晨集》《小心你的鼻子》《吴昊杂文集》《台上台下》《台下文存》等杂文集。
希特勒是什么人？是法西斯，是杀人魔王，是大坏蛋，人们想都不用想，就会脱口而出。可是希特勒有没有另一面呢？最近在全球放映的德国影片《帝国的毁灭》引起了轩然大波。这部再现希特勒末日的影片，大量取材于希特勒的女秘书特劳德尔·琼格的回忆录《直到最后的时刻》。琼格在希特勒身边工作3年，是奉命记录了希特勒的遗嘱之后，随一支小分队离开地堡的。在这个女人的记忆里，“希特勒是个有教养、受人尊敬、斯斯文文的领袖。也是一个多愁善感的寻常男人。他对自己的部下宽厚温和，爱狗如同爱亲密的朋友，为花朵的凋谢惆怅感伤，他还坚持素食，是个人所不知的素食主义者。”2007年5月29日的《作家文摘》里，有人开出了一长串世界级名人素食者：苏格拉底、柏拉图、毕达哥拉斯、达·芬奇、但丁、莎士比亚、托尔斯泰、爱因斯坦等等，在他们当中加上希特勒的名字，当然是一种玷污，正像《作家文摘》的那篇文章标题所写的“素食难改希特勒本性”。作为人类的共同敌人，希特勒的历史地位，是不会因为他食素、爱狗而有所改变的。但是作为一个人，希特勒有另一面，也并不奇怪。
熟悉近代史的人都知道，在20世纪初，吴佩孚、黎元洪都是有名的大军阀，他们穷兵黩武，祸国殃民，乏善可陈，他们的历史地位也早已确定。但是作为人，他们也有另一面，也有值得称道的地方。
先说吴佩孚，吴是军阀，也是文人，他熟读经书，字写得好，诗也作得好，有“儒将”之誉。他的一生，不嫖不赌，不好色，不纳妾，不抽大烟，不置田产。更为可贵的是，他不向日本人屈膝，在守土卫国、不受外辱上，始终大义凛然。“九一八”事变后，吴以布衣身份，闲居北平，当时日本人在东北成立了伪满洲国，后策划所谓“华北自治”，请吴做“华北王”，吴愤然作色道：“自治者，自乱也。”严词拒绝。1937年“七七事变”以后，日本人想把南京伪政权和北京伪政权合并在一起，请吴做“中国王”，吴又说：“叫我出来也行，你们日本兵必须全部撤出中国去。”还有一件事在这里大有必要向现代人提及，那就是北洋政府成立以后，当时的国会议员要拆除紫禁城的三大殿，建国会大厦，吴佩孚当时在四川，闻讯后，立即致电当时的总统、总理、内务总长、财务总长：“务希毅力唯一保存此大地百国之瑰宝，无任欣幸，盼祷之至！”从而掀起了全国范围的“保卫此大地百国之瑰宝”的浪潮。如果没有吴佩孚，说不定北京故宫就不是今天这个样子了。
再说黎元洪，袁世凯做了大总统以后，黎是“二把手”，副总统兼军队的参谋总长，月薪5万大洋。位子不算不高，待遇不算不丰。袁世凯为了复辟帝制，极力拉拢黎元洪，甚至把自己的女儿嫁给了黎元洪的儿子。但黎元洪始终反对袁世凯称帝，他对袁说：“辛亥革命为推翻帝制，建立共和，死者何止千万，如今大总统回头再做皇帝，如何对得起这些英烈？”袁世凯称帝以后，发布的第一道敕旨就是封黎元洪为“武义亲王”，一人之下，万人之上，派国务卿陆徵祥到黎府祝贺，黎元洪当面表示不接受。不久袁又派人为黎量制“亲王服”，被黎赶出了家门。但袁仍不死心，不久又下了一道封王的敕令，这一次是派九门提督江朝宗去宣封，黎元洪干脆闭门不出，江朝宗却耍起了无赖，长跪不起，高呼：“请王爷受封！”于是黎指着江的鼻子大骂：“江朝宗，你怎么这么不要脸，快快给我滚出去！”事情到此，袁世凯仍不死心，又派儿子袁克定亲自登门，黎元洪仍不改初衷。后来当护国将军蔡锷在云南打响反对帝制第一枪后，黎元洪击节赞赏：“松坡（蔡锷字），不愧英雄本色！”袁世凯只坐了83天皇帝，没有使中国历史再次倒退，这当中也有黎元洪的功劳。
说起北洋军阀的头面人物，还应该有曹琨、段祺瑞、张作霖、张宗昌、陆宗舆、冯玉祥等，这些人也都是有两面的。
很长一段时间里，特别是“文革”那些年，人被简单化了，要么是好人，要么是坏人，戏剧舞台上，要么是红脸，要么是黑脸，地、富、反、坏、右、叛、特、修、走资派，统统打倒之外，还要踏上一只脚，永世不得翻身，凡是阶级敌人，就不许、也不能有好的一面。现实的人如此，历史的人亦如此。为什么建国以后的文学作品没有生命力？为什么很长一段时间里研究历史的人都改行了？为什么在我们的作家、记者的笔下总是千人一面、千部一腔？为什么像郭沫若那样的大家还要把杜甫说成是地主进行批判？为什么在一大群“红学家”那里把林黛玉说成是正面典型，而把薛宝釵说成是反面典型？为什么就不敢说雷锋有手表、夹克衫……实在是有太多太多的“为什么”，都是缘于把人弄得太单一了，人都不像人了、不是人了，还能把人说清楚吗？这一理论和思想，影响了多少人又误了多少事啊！
希特勒是什么人？是法西斯，是杀人魔王，是大坏蛋，人们想都不用想，就会脱口而出。可是希特勒有没有另一面呢？最近在全球放映的德国影片《帝国的毁灭》引起了轩然大波。这部再现希特勒末日的影片，大量取材于希特勒的女秘书特劳德尔·琼格的回忆录《直到最后的时刻》。琼格在希特勒身边工作3年，是奉命记录了希特勒的遗嘱之后，随一支小分队离开地堡的。在这个女人的记忆里，“希特勒是个有教养、受人尊敬、斯斯文文的领袖。也是一个多愁善感的寻常男人。他对自己的部下宽厚温和，爱狗如同爱亲密的朋友，为花朵的凋谢惆怅感伤，他还坚持素食，是个人所不知的素食主义者。”2007年5月29日的《作家文摘》里，有人开出了一长串世界级名人素食者：苏格拉底、柏拉图、毕达哥拉斯、达·芬奇、但丁、莎士比亚、托尔斯泰、爱因斯坦等等，在他们当中加上希特勒的名字，当然是一种玷污，正像《作家文摘》的那篇文章标题所写的“素食难改希特勒本性”。作为人类的共同敌人，希特勒的历史地位，是不会因为他食素、爱狗而有所改变的。但是作为一个人，希特勒有另一面，也并不奇怪。
熟悉近代史的人都知道，在20世纪初，吴佩孚、黎元洪都是有名的大军阀，他们穷兵黩武，祸国殃民，乏善可陈，他们的历史地位也早已确定。但是作为人，他们也有另一面，也有值得称道的地方。
先说吴佩孚，吴是军阀，也是文人，他熟读经书，字写得好，诗也作得好，有“儒将”之誉。他的一生，不嫖不赌，不好色，不纳妾，不抽大烟，不置田产。更为可贵的是，他不向日本人屈膝，在守土卫国、不受外辱上，始终大义凛然。“九一八”事变后，吴以布衣身份，闲居北平，当时日本人在东北成立了伪满洲国，后策划所谓“华北自治”，请吴做“华北王”，吴愤然作色道：“自治者，自乱也。”严词拒绝。1937年“七七事变”以后，日本人想把南京伪政权和北京伪政权合并在一起，请吴做“中国王”，吴又说：“叫我出来也行，你们日本兵必须全部撤出中国去。”还有一件事在这里大有必要向现代人提及，那就是北洋政府成立以后，当时的国会议员要拆除紫禁城的三大殿，建国会大厦，吴佩孚当时在四川，闻讯后，立即致电当时的总统、总理、内务总长、财务总长：“务希毅力唯一保存此大地百国之瑰宝，无任欣幸，盼祷之至！”从而掀起了全国范围的“保卫此大地百国之瑰宝”的浪潮。如果没有吴佩孚，说不定北京故宫就不是今天这个样子了。
再说黎元洪，袁世凯做了大总统以后，黎是“二把手”，副总统兼军队的参谋总长，月薪5万大洋。位子不算不高，待遇不算不丰。袁世凯为了复辟帝制，极力拉拢黎元洪，甚至把自己的女儿嫁给了黎元洪的儿子。但黎元洪始终反对袁世凯称帝，他对袁说：“辛亥革命为推翻帝制，建立共和，死者何止千万，如今大总统回头再做皇帝，如何对得起这些英烈？”袁世凯称帝以后，发布的第一道敕旨就是封黎元洪为“武义亲王”，一人之下，万人之上，派国务卿陆徵祥到黎府祝贺，黎元洪当面表示不接受。不久袁又派人为黎量制“亲王服”，被黎赶出了家门。但袁仍不死心，不久又下了一道封王的敕令，这一次是派九门提督江朝宗去宣封，黎元洪干脆闭门不出，江朝宗却耍起了无赖，长跪不起，高呼：“请王爷受封！”于是黎指着江的鼻子大骂：“江朝宗，你怎么这么不要脸，快快给我滚出去！”事情到此，袁世凯仍不死心，又派儿子袁克定亲自登门，黎元洪仍不改初衷。后来当护国将军蔡锷在云南打响反对帝制第一枪后，黎元洪击节赞赏：“松坡（蔡锷字），不愧英雄本色！”袁世凯只坐了83天皇帝，没有使中国历史再次倒退，这当中也有黎元洪的功劳。
说起北洋军阀的头面人物，还应该有曹琨、段祺瑞、张作霖、张宗昌、陆宗舆、冯玉祥等，这些人也都是有两面的。
很长一段时间里，特别是“文革”那些年，人被简单化了，要么是好人，要么是坏人，戏剧舞台上，要么是红脸，要么是黑脸，地、富、反、坏、右、叛、特、修、走资派，统统打倒之外，还要踏上一只脚，永世不得翻身，凡是阶级敌人，就不许、也不能有好的一面。现实的人如此，历史的人亦如此。为什么建国以后的文学作品没有生命力？为什么很长一段时间里研究历史的人都改行了？为什么在我们的作家、记者的笔下总是千人一面、千部一腔？为什么像郭沫若那样的大家还要把杜甫说成是地主进行批判？为什么在一大群“红学家”那里把林黛玉说成是正面典型，而把薛宝釵说成是反面典型？为什么就不敢说雷锋有手表、夹克衫……实在是有太多太多的“为什么”，都是缘于把人弄得太单一了，人都不像人了、不是人了，还能把人说清楚吗？这一理论和思想，影响了多少人又误了多少事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