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令人着迷的成化官窑
多数成化官窑瓷器保存在博物馆里，这是一件好事，却也限制了让人上手感受的机会。这真令人遗憾，因为它们可以提供视觉和触觉的双重享受。朱塞佩说它们是唯一蒙着眼睛也能精确赏鉴的器物。成化官窑的稀有和精美也被20世纪60年代后的市场所承认。一件来自于阿尔弗雷德·艾克雷德爵士收藏的斗彩小酒杯在1966年的售价是6000英镑，而在13年前仅拍出170镑。现收藏于克利夫兰艺术博物馆的一件和坎利夫碗有着相同花纹的成化官窑碗，是以36英镑的低价购于战时1940年伦敦苏富比的尤摩弗帕勒斯收藏拍卖会。1967年，它的售价已增至16600英镑。1973年，另一只黄蜀葵纹官窑碗以13万英镑的价格售出，这只碗现收藏于日本大阪的东方陶瓷博物馆。1999年，朱塞佩获得了一只来自里博德·朱夫斯夫人收藏的成化斗彩鸡缸杯，这只杯子以2650万港币（约200万英镑）的价格购于苏富比拍卖会，这创下了当时明代斗彩器物的世界纪录。
元青花之美
朱塞佩拍下了另一件成交价居当时中国艺术品之首的青花大罐，名噪一时。罐子描绘了古代谋略家、思想家鬼谷子由虎豹驱乘下山的情景。包括此件在内，绘有人物故事的元青花罐仅传世8件，每件上所绘故事各异，都来自文学作品或当时流行的杂剧戏曲。这件青花罐的主人原是荷兰海军陆战队的哈罗·凡莫马特男爵上校，他在1913年至1923年驻扎北京时买下了它。这件青花罐在伦敦佳士得上拍时估价超过50万英镑，这正巧也是拍卖行私下首次向朱塞佩展示这件青花罐时，他给出的私下销售的出价。随着拍卖日期的临近，这件罐子备受瞩目，估价也随之攀升，佳士得的职员都在拿它的最终成交价打赌，最大胆的猜到800万英镑。谁知，朱塞佩最终拍下它的含佣金价几乎是800万的两倍，达到1570万英镑。就如他那时所说，这件元青花大罐是他45年从业生涯中得到的最好的瓷器。这次拍卖由休·艾德米蒂斯主持，他在随后的采访中披露了这次交易的一些秘闻：“最终拍下这件青花罐的是朱塞佩·埃斯卡纳齐，当今世界古董商的领军人物。拍卖前一天他提出要和我谈谈他的竞标方式。他告诉我说如果他戴着眼镜，就说明他在竞拍，如果眼镜被摘掉了，就表示他不出价了。但是，拍卖当天他打电话来说自己改变了原先的计划，因为如果他一直不举牌看起来会很奇怪，所以他决定会竞价到一定阶段，然后退出，如果戴上眼镜就表明他又重回竞拍。当时的情况也确实如此，他在一路拍到800万时就退出了，从那刻起，我就开始密切关注他什么时候又戴上眼镜。麻烦的是，他的眼镜框居然是肉色的。最终，朱塞佩成了场上最后的赢家。
釉里红梅瓶的故事
在明永乐釉里红海水龙纹梅瓶的鉴定中，科学检测也扮演重要角色。据朱塞佩所述：1960年到1970年的10年间，李雪曼几乎每年都会拜访纽约的古董商戴润斋，只为了买下一件永乐釉里红海水龙纹梅瓶。有人说戴润斋20世纪30年代在上海买下了这件梅瓶，或是50年代初在波士顿的一场拍卖中买下的。而戴润斋自己则沉默寡言，缄口不提梅瓶的来历。李雪曼同样惜字如金，结果就是他们面对面坐着，一起盯着梅瓶。末了李雪曼会开口问价，戴润斋出价，然后李雪曼起身离开，这样的情景每年都上演一次。每当李雪曼再次登门说愿意让步，接受戴润斋去年开出的高价时，就会发现梅瓶又涨价了。价钱涨到100万美元的时候，李雪曼终于心有不甘地放弃了。他问我如果我能拿下这只梅瓶，可否优先转卖给克利夫兰艺术博物馆。其实早在李雪曼之前，约翰·波普就曾想为弗利尔美术馆买下这件梅瓶。波普对这件花瓶情有独钟，因为他熟悉另一件伊朗阿德比尔寺收藏的类似的青花梅瓶，1956年波普曾为它出版著录。他甚至将釉里红梅瓶存放在位于华盛顿的博物馆一年，只可惜他无法筹集到戴润斋在1959年9月开出的20000美元。
1988年，我联手也有意此梅瓶的蓝理捷，终以高出当年戴润斋向李雪曼开价的两倍买下了它。我当即联系克利夫兰艺术博物馆，但那时李雪曼已经退休了。新馆长艾文·特纳博士觉得对于一件瓷器而言，这个价格贵了些，恐怕李雪曼也会同意他的看法。于是我们把它卖给香港一位很有名望的收藏家，他当时欣喜若狂得几欲落泪，连连感谢我们让他拥有了这样一件珍宝。谁料，我们将它亲手送到香港藏家那里，两周后他却突然变卦，取消了交易！这件梅瓶确实与众不同，又从未公开发表，所以让藏家们有些疑虑，当然包括那位香港藏家。曾为伊斯坦布尔托普卡帕宫博物馆的中国瓷器收藏编写过三卷图录，专门研究中国瓷器的著名学者康蕊君经过鉴定.认为这件梅瓶为真品，朱汤生和玛格丽特·麦德里也赞同这个观点。1980年，麦德里见到这件梅瓶并留下了深刻印象，在1989年的《东方艺术》杂志发表了关于这件梅瓶的文章，将它形容为“一件设计独特的杰作，让制瓷者和鉴赏家赞叹不已的中国陶瓷艺术的非凡代表作”。此外，梅瓶于1989年5月被送往牛津鉴证所的实验室进行热释光鉴定，无论是釉面的电子探针分析，或是瓷胎的原子吸收分析，都得出了正面结果。最后3位著名的中国学者，景德镇陶瓷考古研究所所长刘新园教授、上海博物馆副馆长汪庆正，以及故宫博物院古陶瓷鉴定权威耿宝昌也一致认为它是真品。
艾惕思爵士（1914-1983）曾写过一篇关于釉里红瓷器的文章，收录于1957-1959年版的《东方陶瓷协会会刊》。艾惕思爵士是位外交官兼学者，同时还是鉴赏家。他收藏的精美中国瓷器现藏于大英博物馆，为博物馆的中国馆藏增色不少。他文章中有一段简短却引人注意的脚注，说他曾在故宫博物院的仓库中见过一件瓷瓶，与我们的梅瓶有很多相似特征。1993年10月中旬我和夫人劳拉在北京时，决定去看看我们釉里红梅瓶的中国伙伴。我们中国外交部的朋友任小平拿着釉里红梅瓶的照片去了博物院办公室，询问馆长是否真有一件与我们的梅瓶是“一对”。我们补充说故宫的那件也许沉睡于仓库，因为在博物馆的出版物或展览中全然不见它的踪影。博物馆的工作人员友好并耐心地陪着我们找了3天，终于在第3天下午我们准备离开时，来了一位管理员。他刚从远处的仓库赶来，手中紧抱着多年前艾惕思爵士描述的那件梅瓶。这真是一位名副其实的“睡美人”——硕大的器型，特别的轮廓，细密的瓷胎，与我们的梅瓶简直一模一样，唯一的区别就是铜红釉的发色不同。当然，如果它们连颜色都一样，可就是世所罕见了。众所周知.铜红釉烧制时不甚稳定，温度上细微的不同就会造成釉色的差别。故宫的梅瓶随后被耿宝昌先生发表在他明清瓷器的相关著作中。最近，两本关于景德镇珠山明永乐御窑遗址出土瓷片的书中，也收录了一件器型较小，却有着相同海水龙纹的釉里红梅瓶。我们的梅瓶，则令人骄傲地入藏世界顶尖中国瓷器收藏之一的玫茵堂。
被人遗忘的碧玉水牛
位于索尔兹伯里的英国本土拍卖行伍利沃利斯在2009年5月22日上拍了一件罕见的18世纪碧玉水牛。它为乾隆皇帝御制，配以鎏金底座带四字乾隆年款，可算乾隆玉雕中最完美的作品之一。这件玉牛被其主人扬伯拉伯爵五世萨克维尔·乔治·派亨为了安全原因在银行的保险柜里存放了70年，他是在1938年于伦敦以当时的高价300英镑购自约翰·斯巴克的。战争时期，玉牛被存放于银行，包裹着报纸并置于标有“瓷器”字样的木盒之中，从1948年伯爵去世后就一直被人遗忘在那里。直到伯爵移民南非的女儿黛安娜·米勒夫人2005年返回英国清理家族遗产时，才在银行保险柜里发现了玉牛。由于之前伍利沃利斯拍卖行助其家族拍卖过银器，她便把这件玉雕连同原先包裹的报纸一起送了去。
拍卖前，玉牛在伦敦展览了几天，拍卖行还在网上大做宣传，希望在世界范围寻找潜在的买家。预展时菲利浦说道：“这是件对欧洲和中国买家兼具吸引力的物品，成色上佳且雕工精湛，任何同类玉雕都会相形见绌。”索尔兹伯里的拍卖现场的所有买家只能站着，太多竞投者都申请电话竞投，以至他们连线路都不够用。玉雕预估为50万英镑，起拍于15万英镑。拍卖场中的丹尼尔在与其他买家多轮较量后，终于以340万英镑将其买下。事后有消息透露，当时和丹尼尔竞争玉牛的，是一位受大陆客户委托竞投的香港古董商。第二天，这场拍卖会就上了新闻头条，不仅因为远远领先的价格纪录创造于一家伦敦之外的英国地方拍卖行，同时也因为西方买家终于在中国艺术品的拍场上压倒了来自中国的竟投人。
多数成化官窑瓷器保存在博物馆里，这是一件好事，却也限制了让人上手感受的机会。这真令人遗憾，因为它们可以提供视觉和触觉的双重享受。朱塞佩说它们是唯一蒙着眼睛也能精确赏鉴的器物。成化官窑的稀有和精美也被20世纪60年代后的市场所承认。一件来自于阿尔弗雷德·艾克雷德爵士收藏的斗彩小酒杯在1966年的售价是6000英镑，而在13年前仅拍出170镑。现收藏于克利夫兰艺术博物馆的一件和坎利夫碗有着相同花纹的成化官窑碗，是以36英镑的低价购于战时1940年伦敦苏富比的尤摩弗帕勒斯收藏拍卖会。1967年，它的售价已增至16600英镑。1973年，另一只黄蜀葵纹官窑碗以13万英镑的价格售出，这只碗现收藏于日本大阪的东方陶瓷博物馆。1999年，朱塞佩获得了一只来自里博德·朱夫斯夫人收藏的成化斗彩鸡缸杯，这只杯子以2650万港币（约200万英镑）的价格购于苏富比拍卖会，这创下了当时明代斗彩器物的世界纪录。
元青花之美
朱塞佩拍下了另一件成交价居当时中国艺术品之首的青花大罐，名噪一时。罐子描绘了古代谋略家、思想家鬼谷子由虎豹驱乘下山的情景。包括此件在内，绘有人物故事的元青花罐仅传世8件，每件上所绘故事各异，都来自文学作品或当时流行的杂剧戏曲。这件青花罐的主人原是荷兰海军陆战队的哈罗·凡莫马特男爵上校，他在1913年至1923年驻扎北京时买下了它。这件青花罐在伦敦佳士得上拍时估价超过50万英镑，这正巧也是拍卖行私下首次向朱塞佩展示这件青花罐时，他给出的私下销售的出价。随着拍卖日期的临近，这件罐子备受瞩目，估价也随之攀升，佳士得的职员都在拿它的最终成交价打赌，最大胆的猜到800万英镑。谁知，朱塞佩最终拍下它的含佣金价几乎是800万的两倍，达到1570万英镑。就如他那时所说，这件元青花大罐是他45年从业生涯中得到的最好的瓷器。这次拍卖由休·艾德米蒂斯主持，他在随后的采访中披露了这次交易的一些秘闻：“最终拍下这件青花罐的是朱塞佩·埃斯卡纳齐，当今世界古董商的领军人物。拍卖前一天他提出要和我谈谈他的竞标方式。他告诉我说如果他戴着眼镜，就说明他在竞拍，如果眼镜被摘掉了，就表示他不出价了。但是，拍卖当天他打电话来说自己改变了原先的计划，因为如果他一直不举牌看起来会很奇怪，所以他决定会竞价到一定阶段，然后退出，如果戴上眼镜就表明他又重回竞拍。当时的情况也确实如此，他在一路拍到800万时就退出了，从那刻起，我就开始密切关注他什么时候又戴上眼镜。麻烦的是，他的眼镜框居然是肉色的。最终，朱塞佩成了场上最后的赢家。
釉里红梅瓶的故事
在明永乐釉里红海水龙纹梅瓶的鉴定中，科学检测也扮演重要角色。据朱塞佩所述：1960年到1970年的10年间，李雪曼几乎每年都会拜访纽约的古董商戴润斋，只为了买下一件永乐釉里红海水龙纹梅瓶。有人说戴润斋20世纪30年代在上海买下了这件梅瓶，或是50年代初在波士顿的一场拍卖中买下的。而戴润斋自己则沉默寡言，缄口不提梅瓶的来历。李雪曼同样惜字如金，结果就是他们面对面坐着，一起盯着梅瓶。末了李雪曼会开口问价，戴润斋出价，然后李雪曼起身离开，这样的情景每年都上演一次。每当李雪曼再次登门说愿意让步，接受戴润斋去年开出的高价时，就会发现梅瓶又涨价了。价钱涨到100万美元的时候，李雪曼终于心有不甘地放弃了。他问我如果我能拿下这只梅瓶，可否优先转卖给克利夫兰艺术博物馆。其实早在李雪曼之前，约翰·波普就曾想为弗利尔美术馆买下这件梅瓶。波普对这件花瓶情有独钟，因为他熟悉另一件伊朗阿德比尔寺收藏的类似的青花梅瓶，1956年波普曾为它出版著录。他甚至将釉里红梅瓶存放在位于华盛顿的博物馆一年，只可惜他无法筹集到戴润斋在1959年9月开出的20000美元。
1988年，我联手也有意此梅瓶的蓝理捷，终以高出当年戴润斋向李雪曼开价的两倍买下了它。我当即联系克利夫兰艺术博物馆，但那时李雪曼已经退休了。新馆长艾文·特纳博士觉得对于一件瓷器而言，这个价格贵了些，恐怕李雪曼也会同意他的看法。于是我们把它卖给香港一位很有名望的收藏家，他当时欣喜若狂得几欲落泪，连连感谢我们让他拥有了这样一件珍宝。谁料，我们将它亲手送到香港藏家那里，两周后他却突然变卦，取消了交易！这件梅瓶确实与众不同，又从未公开发表，所以让藏家们有些疑虑，当然包括那位香港藏家。曾为伊斯坦布尔托普卡帕宫博物馆的中国瓷器收藏编写过三卷图录，专门研究中国瓷器的著名学者康蕊君经过鉴定.认为这件梅瓶为真品，朱汤生和玛格丽特·麦德里也赞同这个观点。1980年，麦德里见到这件梅瓶并留下了深刻印象，在1989年的《东方艺术》杂志发表了关于这件梅瓶的文章，将它形容为“一件设计独特的杰作，让制瓷者和鉴赏家赞叹不已的中国陶瓷艺术的非凡代表作”。此外，梅瓶于1989年5月被送往牛津鉴证所的实验室进行热释光鉴定，无论是釉面的电子探针分析，或是瓷胎的原子吸收分析，都得出了正面结果。最后3位著名的中国学者，景德镇陶瓷考古研究所所长刘新园教授、上海博物馆副馆长汪庆正，以及故宫博物院古陶瓷鉴定权威耿宝昌也一致认为它是真品。
艾惕思爵士（1914-1983）曾写过一篇关于釉里红瓷器的文章，收录于1957-1959年版的《东方陶瓷协会会刊》。艾惕思爵士是位外交官兼学者，同时还是鉴赏家。他收藏的精美中国瓷器现藏于大英博物馆，为博物馆的中国馆藏增色不少。他文章中有一段简短却引人注意的脚注，说他曾在故宫博物院的仓库中见过一件瓷瓶，与我们的梅瓶有很多相似特征。1993年10月中旬我和夫人劳拉在北京时，决定去看看我们釉里红梅瓶的中国伙伴。我们中国外交部的朋友任小平拿着釉里红梅瓶的照片去了博物院办公室，询问馆长是否真有一件与我们的梅瓶是“一对”。我们补充说故宫的那件也许沉睡于仓库，因为在博物馆的出版物或展览中全然不见它的踪影。博物馆的工作人员友好并耐心地陪着我们找了3天，终于在第3天下午我们准备离开时，来了一位管理员。他刚从远处的仓库赶来，手中紧抱着多年前艾惕思爵士描述的那件梅瓶。这真是一位名副其实的“睡美人”——硕大的器型，特别的轮廓，细密的瓷胎，与我们的梅瓶简直一模一样，唯一的区别就是铜红釉的发色不同。当然，如果它们连颜色都一样，可就是世所罕见了。众所周知.铜红釉烧制时不甚稳定，温度上细微的不同就会造成釉色的差别。故宫的梅瓶随后被耿宝昌先生发表在他明清瓷器的相关著作中。最近，两本关于景德镇珠山明永乐御窑遗址出土瓷片的书中，也收录了一件器型较小，却有着相同海水龙纹的釉里红梅瓶。我们的梅瓶，则令人骄傲地入藏世界顶尖中国瓷器收藏之一的玫茵堂。
被人遗忘的碧玉水牛
位于索尔兹伯里的英国本土拍卖行伍利沃利斯在2009年5月22日上拍了一件罕见的18世纪碧玉水牛。它为乾隆皇帝御制，配以鎏金底座带四字乾隆年款，可算乾隆玉雕中最完美的作品之一。这件玉牛被其主人扬伯拉伯爵五世萨克维尔·乔治·派亨为了安全原因在银行的保险柜里存放了70年，他是在1938年于伦敦以当时的高价300英镑购自约翰·斯巴克的。战争时期，玉牛被存放于银行，包裹着报纸并置于标有“瓷器”字样的木盒之中，从1948年伯爵去世后就一直被人遗忘在那里。直到伯爵移民南非的女儿黛安娜·米勒夫人2005年返回英国清理家族遗产时，才在银行保险柜里发现了玉牛。由于之前伍利沃利斯拍卖行助其家族拍卖过银器，她便把这件玉雕连同原先包裹的报纸一起送了去。
拍卖前，玉牛在伦敦展览了几天，拍卖行还在网上大做宣传，希望在世界范围寻找潜在的买家。预展时菲利浦说道：“这是件对欧洲和中国买家兼具吸引力的物品，成色上佳且雕工精湛，任何同类玉雕都会相形见绌。”索尔兹伯里的拍卖现场的所有买家只能站着，太多竞投者都申请电话竞投，以至他们连线路都不够用。玉雕预估为50万英镑，起拍于15万英镑。拍卖场中的丹尼尔在与其他买家多轮较量后，终于以340万英镑将其买下。事后有消息透露，当时和丹尼尔竞争玉牛的，是一位受大陆客户委托竞投的香港古董商。第二天，这场拍卖会就上了新闻头条，不仅因为远远领先的价格纪录创造于一家伦敦之外的英国地方拍卖行，同时也因为西方买家终于在中国艺术品的拍场上压倒了来自中国的竟投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