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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作为大众文化产品的电视剧，需要努力在主流价值、精英意识与大众文化之间有效调和。刘和平编剧的《北平无战事》的艺术启示在于这种异质互渗和审美平衡。该剧通过讲述历史转折中的人心向背，完美回答了“历史为什么选择共产党”这一关键议题，由此在主流价值的立场上保证了作品的政治正确;而精英意识的体现在于，通过捕捉历史的“雅致”和风格化修辞，赢得特定人群的口碑;此外，通过偶像明星主人公叙述“特别党员”的“特别”魅力，从而满足大众的观影需求，这是为大众文化接受寻求的一个微妙平衡。
关键词：电视剧;《北平无战事》;主流价值;精英意识;审美平衡
在一篇讨论中国电影的论文中，王一川对于彼时蔚为大观的“中式主流大片”所呈现的所谓“主流文化”有着这样的判断：“主流文化应当是一种由主导文化、高雅文化、大众文化和民间文化中能够彼此融合的部分共同组成的异质互渗的构造。”{1}这个表述稍微复杂了点。倘若我们对此略作简化，或者说更接近他所引用的雷蒙·威廉斯的看法，那么我们大可将“主流大片”所承载的文化形态概括为三种，即所谓的主流价值、精英意识和大众文化。事实上，这种关于中国电影文化形态的表述，用在中国电视剧的分析上也是有效的。
一直以来，作为大众文化产品的电视剧，既需要有效表达主流价值，保证政治正确，又要考虑到精英人群所支撑的市场口碑，即所谓的“品质为王”。除此，当然还要充分重视大众文化所赖以维系的收视率，亦即市场回报。一部成功的电视剧，需要努力在主流价值、精英意识与大众文化之间有效调和，最大限度地获得一种受众的平衡。这也就像研究者所说的，“创作者作为大众文化兴趣的制造者，一方面要迎合大众文化的需要，一方面要满足意识形态主导文化的需求，同时还要规避来自知识分子精英文化的挑剔和批判”{2}。尽管近年来随着中产阶级观众的崛起，这三种元素之间的异质互渗似乎有了更加复杂的动态关系，但在创作规律和市场规律之间找到一种艺术平衡，依然是从业者人所共知的不二法则。
在回顾新世纪以来，尤其是近十年的中国电视剧时，刘和平编剧的《北平无战事》（以下简称《北平》）的经典意义不言而喻。尽管现在看来，该剧不同程度存在着作者意识太强、核心人物分散、略违商业规律、普通观众入戏难的问题，但在客观分析其典型意义时，前文所论及的主流价值、精英意识与大众文化之间的异质互渗与审美平衡，依然可以作为重要的理论参照。对于中国电视剧的繁荣发展来说，《北平》一剧的艺术启示意义不容忽视。
一、现实感与历史“死局”的启示意义
作为一部历史题材电视剧，其现实意义，或曰“现实感”，永远是值得人们追问的。这倒不是说一定要让历史成为影射现实的某种工具，但通过艺术的方式建立起的这个自足的世界，成功引起人们关于现实的思考，终归是一件大有裨益的事。
《北平》一剧固然讲述的是历史，是所谓“过去的史实”，但正如作者所言，“当一个巨大的存在一瞬间消失，不是土崩瓦解，而是一堵高墙，历史在那边，我们在这边”{3}。历史之于我们，究竟有着怎样的意义？“反腐”当然是一个方面。就《北平》来说，“反腐”的现实感自然是首要的关切所在，这或许也是该剧最大的“看点”。事实上，在无数国共内战题材的影视剧中，如此触目惊心地反映国军腐败问题的作品确实不多见。加之电视剧播出之时，政府层面正在积极推进的自上而下的反腐运动，也为它获得更大的社会关注奠定了群众基础。
对于“反腐”议题，编剧刘和平显然并不陌生。他此前的代表作《雍正王朝》和《大明王朝1566》也都是围绕“反腐”斗争来切入故事。惊心动魄的宫廷暗斗，连同那些骇心动目的贪腐真相——这些扣人心弦的故事，显然是作者乐于讲述的。在他这里，所谓的“王朝三部曲”（《北平无战事》原名《最后的王朝》），讲述的虽是历史，但又何尝不是现实？以民国为鉴，反思当下的意义，无疑是支撑起该剧厚重現实感的重要元素。
当然，对于刘和平来说，如果仅仅将《北平》视为反腐剧，那么似乎又把它“看小了”。对他来说，《北平》显然有着更为丰富的历史内容。故事的核心当然是1948年的历史转折，这是二十世纪中国历史中最具戏剧性的段落。彼时，国共决战一触即发，各方势力殊死争夺，“反腐”和“反共”，戡乱救国与争夺民心，可谓暗流涌动。致力于挽狂澜于既倒的“建丰同志”，似乎有着非凡的气魄和雄心，他那颇为神秘的铁血救国会奋发图强，忠贞不二，他们“一手坚决反共，一手坚决反腐，一次革命，两面作战”，可也无奈地深陷新旧势力争夺的泥淖，最后只得悲情谢幕。
这种历史转折关头的波谲云诡，蕴藏着刘和平最为迷恋的历史的“死局”。在《大明王朝1566》里，“严党”一派为弥补贪墨造成的国库亏空，不得不捣鼓出所谓的“改稻为桑”，这便造成了故事里不可解的“死局”，几乎每个人都成为“死局”里的“棋子”。《北平》里的“币制改革”也何尝不是一步“死棋”？本来是为挽救民心而做的最后努力，却更快地导向了万劫不复的境地。反腐成了笑话，改革沦为闹剧，原本周密部署，机关算尽，回头才发现是注定失败的“死棋”。
我们大概能够从诸如蒋经国的《沪滨日记》等文献中体会到他当年的无奈与悲情。比如记于1948年9月4日的这一段：“今天最可忧虑者，即高级官员对此政策多抱‘观望’‘怀疑’以及‘反对’之态度，反不如一般人民之切望生活之安定，而拥护政策成功之诚也。所以今天所做的工作是孤独的。没有一个高级官吏想帮我的忙，思之痛心。”{4}到了1949年底，蒋介石在总结失败教训时这样认为：“我们这次失败，因为我们的军队是无主义、无纪律、无组织、无训练、无灵魂、无根底的军队;我们的军人是无信仰、无廉耻、无责任、无知识、无生命、无气节的军人。我们此次失败，并不是被共匪打倒的，实际上是我们自己打倒了自己。”{5}
站在国民政府失败的立场上来看《北平》，那么这种历史“死局”的启示就变得意味深长了。我们看看曾可达，足见国军将士并不都像蒋介石所言的那样“无信仰、无廉耻、无责任、无知识、无生命、无气节”，或许正是如此，才更能见出失败所包含的悲情与绝望。因此，在这个意义上，《北平》是在思考当年国民党政权溃败的原因，它堪称一部二十世纪中国的“甲申祭”。这里值得一提的是，刘和平就曾创作过新编历史剧《甲申祭》，该剧荣获首届戏剧最高编剧奖“曹禺戏剧文学奖”和文化部“文华奖”。 站在中国共产党的角度来说，《北平》其实也讲述了为什么只有共产党才能救中国的朴素道理。正如刘和平所说，《北平》是“按正史来写，按正史来拍，按正史来演。它会让人们看到，历史为什么选择了共产党，我相信国民党看了也会信服”{6}。在这部将故事重心放在国民党内部改革与斗争之上的电视剧里，为数不多的几位共产党员都有著足够光辉的形象。比如第一集便展现了共产党员林大维的受审场面，这里给人印象深刻的不是有关“食君之禄，忠君之事”的反驳，而是他慷慨赴死的从容与笃定。而从崔中石到谢培东，再到严春明和刘初五，他们隐忍、牺牲，都是为了那个新生的中国。他们曾经无数次畅想它的样子：“它是站在海岸遥望海中已经看得见桅杆尖头了的一只航船，它是立于高山之巅远看东方已见光芒四射喷薄欲出的一轮朝日，它是躁动于母腹中的快要成熟了的一个婴儿。”（毛泽东：《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在《北平》的逻辑中，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在与国民党的斗争中最后胜出，在于他们心中有人民。比如《北平》最后，作为间谍片的重要桥段，卧底分子理应使出浑身解数，致力于将敌人的隐秘计划破坏殆尽，但出人意料的是，共产党高层居然破天荒地动员方孟敖对所谓“孔雀东南飞”计划积极配合，而华北城工部的中心任务也是如此。一切看似反常，但其实也不难理解，因为这都是为了不让北平数百万民众受苦挨饿。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就不难理解电视剧最后一集，北平和谈代表刘云拜访方步亭时，传达的毛泽东主席的那句指示：“让国民党把钱运走，把民心给我们留下。”这句话在史料中无从考证，但共产党在北平的确用真金白银换取了民心，真正体现了“散财物，焚兵甲，施之以德，四海宾服”。
这种历史向背中的民心所向，其实已然深刻体现在当时社会中上层知识分子之中。也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能够清晰地看到“双面间谍”梁经伦的思想转变。剧中那段慷慨激昂的演说无疑令人印象深刻：“国民政府因物价飞涨、通货膨胀，不得不推行币制改革的时候，共产党已经在他们的解放区推行了土地改革，一亿三千万的人民分到了土地，变成了共产党的坚决拥护者……平均地权、耕者有其田是先总理创办同盟会时就提出的纲领，早年改组国民党更是写进了党章，几十年过去了，在国统区，占中国面积三分之二的农村，不到百分之十的人占据着百分之九十的土地，三亿农民没有饭吃。城市的资产掌握在百分之一的人手里，上千万的居民居然要靠美国的救济粮活着。”
这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国共两党对于民心争夺，尤其是对于社会中上层知识分子民心争夺的胜负，而这种胜负不再是抽象的意识形态差别，而是统一到民生问题的解决之道上，诉诸的是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在这个意义上看，中国共产党其实成了孙中山“三民主义”事实上的继承人与发展者。这便是《北平》讲述这一历史转折事件最大的启示意义。
二、历史的“雅致”或风格化修辞
《北平》通过讲述历史转折中的人心向背，成功叙述并完美回答了“历史为什么选择共产党”这一关键议题，由此在主流价值的立场上保证了作品的政治正确。这一明确的价值立场，在多少有些冒险的作品取材中，无疑显得至关重要。当然，作品也并不满足于此，对于刘和平来说，他显然不愿做什么主流价值理念的单纯传声筒。他终究明白，面对日益崛起的中产阶级观众，作品从形式到价值都须展现出更加丰富的内容。
不过首先，这必须是一部制作精良的作品。这一点无需多言。他此前的《大明王朝1566》就被业内外人士称为“中国电视剧历史剧高峰之作”，而《北平》更是做到了精益求精。作者用七年的时间创作并打磨剧本，反映出来的却只是从1948年7月到1949年1月这短短半年的历史时间，其中至为详细的甚至只有几天的工夫，比如7月8日“五人小组”调查“民食调配委员会”，以及8月19日“币制改革”前后的暗流涌动，叙事的精细可见一斑。据称，本身就是历史学家的刘和平在考据这段历史时，曾做了大量细致的案头工作。他多次到中国台湾地区以及美国胡佛研究院研读史料档案，力求将大到相关历史事件，小到政府各部门的运作，甚至每个职务的详细名称，都清晰地呈现出来。其中的历史细节，想必能够经受住历史“考据派”的“挑刺”。
编剧对历史细节的把握如此精细，对历史之探询如此执着，无疑令人感念。而具体到电视剧拍摄之中，导演和摄影团队也是力求精益求精，剧中小到一张信纸、一套茶具、一套服装，大到一个机场，都尽量去复原历史中的真实。为此，剧组重建了包括火车站、方家何家内景、兵营等历史场景，力求让厚重的历史题材显示出它的质感来{7}。这大概就是刘和平所说的“慢炖”效应吧，“十分钟做出来的西红柿蛋汤，和五六个小时的老鸭汤味道肯定不一样”{8}。
这里有意思的地方在于，在叙事的精细之中，该剧处处显出某种程度的“雅致”。作者似乎执意要将一种风格化的修辞方式，或者说某种反商业化的、带有鲜明个人风格的元素掺入其中，使得全剧整体上呈现一种文人的雅趣。对于主张“从大历史和文化形态的高度讲中国故事”的刘和平来说{9}，这种“高雅”当然显示出了十足的精英意识。这似乎与作为大众文化的电视剧颇有矛盾，以至于有人质疑其违背商业规律，令普通观众入戏难。这也难怪，毕竟在电视剧观众之中，只爱“西红柿蛋汤”的为数众多。但刘和平终究明白，那些喜欢“老鸭汤”的观众，却能够以不同的方式“生产”出作品的“口碑”来。所以他敢于理直气壮地宣称，该剧只适合大学本科学历以上的人群。而作为回报，在颇为挑剔的“豆瓣”网友那里，该剧至今仍有8.9的高分（截至2020年5月11日），这似乎充分显示其口碑所在。
似乎是为了投中产阶级观众所好，《北平》全剧暗藏着极为发达的隐喻系统，这使得文本的意味更加丰富醇厚。比如，它会通过不断穿插《月圆花好》等上海老歌来渲染一种极有腔调的“民国范儿”，正所谓“浮云散，明月照人来”，这既是怀旧，也深藏着改朝换代的历史隐喻。再比如，为了彰显所谓的“骑士精神”，全剧反复引用《唐·吉诃德》中的段落：“我的丰功伟绩，值得被浇铸于青铜器上，铭刻于大理石上，镌于木板上，永世长存。等我的这些事迹在世上流传之时，幸福之年代和幸福之世纪，亦即到来。”这既是一种饱含激情的昂扬的宣谕，也是故事中方孟敖、梁经伦等人物命运的隐秘写照。 我们可以看到，以这种“雅致”的方式构筑的风格化修辞，其实贯穿在全剧之中。从萨特到《曾文正公全集》，从龚自珍的《己亥杂诗》到熊十力的“体用不二”，从陈梦家的《一朵野花》到卞之琳《断章》，再到樊发稼的《雪朝》（剧中误为朱自清作品），等等，无论国民党、共产党、知识分子抑或普通民众，所有人都在引经据典，谈吐都是诗词文赋雅致相间。梁经伦一句“古老的夜晚和远方的音乐是永恒的，但不属于我”就让观众记住了他。而面对一份必然失败的改革方案，何其沧徒叹奈何：“知我者，其惟《春秋》乎;罪我者，其惟《春秋》乎！”（《孟子·滕文公下》）面对生命的无奈，方步亭感慨的则是，“我不杀伯仁，伯仁因我而死”（《晋书·列传三十九》）。在这里，“孔雀东南飞”是铁血救国会的行动代号，而“月印万川”则成了地下党的接头暗语。就连共产党北平和谈代表刘云也能从容地“掉书袋”，面对《淮南子·原道训》中“散财物，焚甲兵，施之以德，海外宾服”的劝诫，与方步亭一道惊讶的，恐怕还有电视机前的观众。
这种腔调也许并不讨喜。张慧瑜就认为，这幕“党国”自我拯救的大戏始终是“在一种带有民国范、贵族范、美国范的上流社会的视野中展开”。他进而将《北平》称为“一座民国化的主题公园”，目的是为了“让人们在文武北洋、民国先生、民国女人、民国大学等系列橱窗中流连忘返”。{10}然而作为一种风格化的修辞，这种“雅致”还是会在特定人群里激荡，令其惊艳、陶醉，进而构筑起读者接受语境中牢不可破的一环。
三、大众文化取向的微妙平衡
这种历史的“雅致”和风格化修辞固然为《北平》一剧赢得了口碑，但也終究造成了普通观众的流失。现在来看，其收视率只能算是差强人意，自然比不上那些“抗战神剧”。正所谓“曲高和寡”，这一切应该都早有预料。但有意思的是，《北平》似乎试图做出一定程度的挽救。这种挽救的效果如何？从结果来看好像无从判断，但这一手法却在不经意间为此后同类电视剧制作提供了可资借鉴的参考。这或许可以视作《北平》一剧的另一种艺术启示。
这便不得不谈到本剧的主人公方孟敖了。行文至此，才第一次郑重其事地讨论《北平》的主人公，似乎是笔者的失职。但我们必须看到，在主人公方孟敖这里，其存在感是相当孱弱的。尽管全剧将主要矛盾集中在他这里，如国民党需要他打击贪腐挽救“党国”，更需要他的家族关系控制金融政策，共产党需要他稳定局势以便和平解放北平，普通百姓、全城的学生们也寄希望于战斗英雄带领他们赶走不负责任的官僚，然而，方孟敖却似乎永远是一个多余的人，游离在情节之外，难以激发真正的冲突。就像评论者所说的：“方孟敖的行为动机不明确，行动常常令人匪夷所思，这使其形象在剧中与其他角色相比显得较为薄弱，在冲突建构中难以发挥应有的作用。”{11}
坦率地说，“多余人”方孟敖更像是一个好看的花瓶。这里的“好看”，不仅指的是演员刘烨俊朗的外表，更包括他的身份、举止与装束。这位国军王牌飞行员，飞越“驼峰”航线的民族英雄，无疑有着煊赫的家世，堪称全剧中真正的“高富帅”。他甫一出场，便是抽雪茄喝红酒，无比耀眼的美式军装夹克，再加上吉普飞车和旗袍美女，真是一副舍我其谁、我行我素的公子哥派头。而随着情节的展开，其性格魅力也逐渐显露。他拒不执行长官命令，触犯军法也能全身而退，不仅如此，竟然还成为“建丰同志”“用人要疑，疑人也要用”的“孔雀东南飞”计划的秘密执行人;作为特别行动大队的负责人，他一到北平就受到学生们的热烈欢迎;他敢在司令官陈继承面前开枪泄愤随后潇洒离去，甚至还敢擅自开飞机上天，只为逼迫贪商们签字……最关键是，他是中共中央直接指示发展的特别党员，一个不用执行任何任务却被几乎所有人不惜牺牲生命也要严密保护起来的“特别党员”。
应该说，正是这种“特别党员”的“特别”之处所构成的独特魅力，极大满足了大众观影的需要。这或许正是全剧在历史正剧的严肃，以及年代剧的“雅致”与“曲高和寡”之外，为大众文化接受所寻求的一个微妙平衡。尽管从效果上看，我们无从判断这一番操作使收视率究竟是更好了还是更糟了，但不得不承认，在明星云集、制作精良的剧集中，却也不忘让偶像派明星担纲一号男主角，这似乎预示了此后“流量为王”的时代颠扑不破的市场真理。
事实上，这一大众文化取向的微妙平衡，逐渐为后续同类电视剧所借鉴。我们的谍战主人公再也不是面无表情的余则成，而是一副硬派英俊小生的形貌。最近几年，抗战题材电视剧的偶像化趋势日益明显，并逐步开始向谍战类型剧蔓延。在这类电视剧集中，淡化抗战历史的厚重感，以增添时尚化的元素，在颠覆观众传统印象的同时，吸引年轻人的关注，是它们的共同特点。这也难怪，无论如何，我们早已厌倦《潜伏》里孙红雷那张其貌不扬的老脸，革命者同样可以拥有年轻俊俏的面庞，于是便有了《黎明之前》里颓废、忧郁的吴秀波，《伪装者》中迅速走红的胡歌和王凯，以及紧接着，号称“史上颜值最高的谍战剧”《麻雀》。“自带流量”的“当红小生”李易峰，让谍战剧即便“烧脑”也在所不惜。当然，除了外表光鲜的时尚之外，还得像方孟敖那样抽雪茄喝红酒，来点让人记得住的“花活”。从这一点看，《麻雀》的主人公可谓深得“真传”。那位酷爱“葛瓦斯汽水”和“樱桃牌香烟”的潜伏者，兜里常年揣着一把理发推子，时不时“秀一把”他那别具一格的魅力。
这大概便是《北平》一剧带给我们的艺术启示。还是那句话：一部成功的电视剧，需要充分顾及在主流价值、精英意识与大众文化之间的异质互渗和有效调和，最大限度地获得一种受众的审美平衡。现在看来，作为一部作者意识强烈的电视剧，《北平》因其艺术野心而显得别具一格，虽存在着诸多问题，但其经典性却不容置疑。重新回味它在主流意识形态诉求、中产阶级审美趣味以及残酷的市场法则之间的艰难维系与平衡，能给我们带来更多的思考和启示。
注释：
{1}王一川：《主流文化与中式主流大片》，《电影艺术》2010年第1期。
{2}李茂民：《历史题材电视剧与当代文化价值观建构》，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95—96页。
{3}参见刘和平：《北平无战事》，北京联合出版公司2018年，封面。
{4}蒋经国：《蒋经国自述》，台海出版社2014年版，第171—172页。
{5}参见高华：《六十年后再论国民党大陆失败之原因》，广东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第378页。
{6}参见《〈北平无战事〉：坚持品质，还是迁就收视？》，《楚天金报》2014年10月17日。
{7}参见尹兴：《身份政治·历史叙事·谍战悬疑——从大历史的角度看〈北平无战事〉的文本内外》，《艺苑》2015年第1期。
{8}吴为忠：《〈北平无战事〉的“慢炖”效应》，《解放日报》2014年10月22日。
{9}参见刘和平：《从大历史和文化形态的高度讲中国故事》，《中国广播电视学刊》2014年第8期。
{10}张慧瑜：《〈北平无战事〉中的国共关系》，《南风窗》2014年第24期。
{11}涂彦：《浅析冲突的戏剧性效果——以电视剧〈北平无战事〉为例》，《中国电视》2015年第2期。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
本栏目责任编辑 佘 晔
关键词：电视剧;《北平无战事》;主流价值;精英意识;审美平衡
在一篇讨论中国电影的论文中，王一川对于彼时蔚为大观的“中式主流大片”所呈现的所谓“主流文化”有着这样的判断：“主流文化应当是一种由主导文化、高雅文化、大众文化和民间文化中能够彼此融合的部分共同组成的异质互渗的构造。”{1}这个表述稍微复杂了点。倘若我们对此略作简化，或者说更接近他所引用的雷蒙·威廉斯的看法，那么我们大可将“主流大片”所承载的文化形态概括为三种，即所谓的主流价值、精英意识和大众文化。事实上，这种关于中国电影文化形态的表述，用在中国电视剧的分析上也是有效的。
一直以来，作为大众文化产品的电视剧，既需要有效表达主流价值，保证政治正确，又要考虑到精英人群所支撑的市场口碑，即所谓的“品质为王”。除此，当然还要充分重视大众文化所赖以维系的收视率，亦即市场回报。一部成功的电视剧，需要努力在主流价值、精英意识与大众文化之间有效调和，最大限度地获得一种受众的平衡。这也就像研究者所说的，“创作者作为大众文化兴趣的制造者，一方面要迎合大众文化的需要，一方面要满足意识形态主导文化的需求，同时还要规避来自知识分子精英文化的挑剔和批判”{2}。尽管近年来随着中产阶级观众的崛起，这三种元素之间的异质互渗似乎有了更加复杂的动态关系，但在创作规律和市场规律之间找到一种艺术平衡，依然是从业者人所共知的不二法则。
在回顾新世纪以来，尤其是近十年的中国电视剧时，刘和平编剧的《北平无战事》（以下简称《北平》）的经典意义不言而喻。尽管现在看来，该剧不同程度存在着作者意识太强、核心人物分散、略违商业规律、普通观众入戏难的问题，但在客观分析其典型意义时，前文所论及的主流价值、精英意识与大众文化之间的异质互渗与审美平衡，依然可以作为重要的理论参照。对于中国电视剧的繁荣发展来说，《北平》一剧的艺术启示意义不容忽视。
一、现实感与历史“死局”的启示意义
作为一部历史题材电视剧，其现实意义，或曰“现实感”，永远是值得人们追问的。这倒不是说一定要让历史成为影射现实的某种工具，但通过艺术的方式建立起的这个自足的世界，成功引起人们关于现实的思考，终归是一件大有裨益的事。
《北平》一剧固然讲述的是历史，是所谓“过去的史实”，但正如作者所言，“当一个巨大的存在一瞬间消失，不是土崩瓦解，而是一堵高墙，历史在那边，我们在这边”{3}。历史之于我们，究竟有着怎样的意义？“反腐”当然是一个方面。就《北平》来说，“反腐”的现实感自然是首要的关切所在，这或许也是该剧最大的“看点”。事实上，在无数国共内战题材的影视剧中，如此触目惊心地反映国军腐败问题的作品确实不多见。加之电视剧播出之时，政府层面正在积极推进的自上而下的反腐运动，也为它获得更大的社会关注奠定了群众基础。
对于“反腐”议题，编剧刘和平显然并不陌生。他此前的代表作《雍正王朝》和《大明王朝1566》也都是围绕“反腐”斗争来切入故事。惊心动魄的宫廷暗斗，连同那些骇心动目的贪腐真相——这些扣人心弦的故事，显然是作者乐于讲述的。在他这里，所谓的“王朝三部曲”（《北平无战事》原名《最后的王朝》），讲述的虽是历史，但又何尝不是现实？以民国为鉴，反思当下的意义，无疑是支撑起该剧厚重現实感的重要元素。
当然，对于刘和平来说，如果仅仅将《北平》视为反腐剧，那么似乎又把它“看小了”。对他来说，《北平》显然有着更为丰富的历史内容。故事的核心当然是1948年的历史转折，这是二十世纪中国历史中最具戏剧性的段落。彼时，国共决战一触即发，各方势力殊死争夺，“反腐”和“反共”，戡乱救国与争夺民心，可谓暗流涌动。致力于挽狂澜于既倒的“建丰同志”，似乎有着非凡的气魄和雄心，他那颇为神秘的铁血救国会奋发图强，忠贞不二，他们“一手坚决反共，一手坚决反腐，一次革命，两面作战”，可也无奈地深陷新旧势力争夺的泥淖，最后只得悲情谢幕。
这种历史转折关头的波谲云诡，蕴藏着刘和平最为迷恋的历史的“死局”。在《大明王朝1566》里，“严党”一派为弥补贪墨造成的国库亏空，不得不捣鼓出所谓的“改稻为桑”，这便造成了故事里不可解的“死局”，几乎每个人都成为“死局”里的“棋子”。《北平》里的“币制改革”也何尝不是一步“死棋”？本来是为挽救民心而做的最后努力，却更快地导向了万劫不复的境地。反腐成了笑话，改革沦为闹剧，原本周密部署，机关算尽，回头才发现是注定失败的“死棋”。
我们大概能够从诸如蒋经国的《沪滨日记》等文献中体会到他当年的无奈与悲情。比如记于1948年9月4日的这一段：“今天最可忧虑者，即高级官员对此政策多抱‘观望’‘怀疑’以及‘反对’之态度，反不如一般人民之切望生活之安定，而拥护政策成功之诚也。所以今天所做的工作是孤独的。没有一个高级官吏想帮我的忙，思之痛心。”{4}到了1949年底，蒋介石在总结失败教训时这样认为：“我们这次失败，因为我们的军队是无主义、无纪律、无组织、无训练、无灵魂、无根底的军队;我们的军人是无信仰、无廉耻、无责任、无知识、无生命、无气节的军人。我们此次失败，并不是被共匪打倒的，实际上是我们自己打倒了自己。”{5}
站在国民政府失败的立场上来看《北平》，那么这种历史“死局”的启示就变得意味深长了。我们看看曾可达，足见国军将士并不都像蒋介石所言的那样“无信仰、无廉耻、无责任、无知识、无生命、无气节”，或许正是如此，才更能见出失败所包含的悲情与绝望。因此，在这个意义上，《北平》是在思考当年国民党政权溃败的原因，它堪称一部二十世纪中国的“甲申祭”。这里值得一提的是，刘和平就曾创作过新编历史剧《甲申祭》，该剧荣获首届戏剧最高编剧奖“曹禺戏剧文学奖”和文化部“文华奖”。 站在中国共产党的角度来说，《北平》其实也讲述了为什么只有共产党才能救中国的朴素道理。正如刘和平所说，《北平》是“按正史来写，按正史来拍，按正史来演。它会让人们看到，历史为什么选择了共产党，我相信国民党看了也会信服”{6}。在这部将故事重心放在国民党内部改革与斗争之上的电视剧里，为数不多的几位共产党员都有著足够光辉的形象。比如第一集便展现了共产党员林大维的受审场面，这里给人印象深刻的不是有关“食君之禄，忠君之事”的反驳，而是他慷慨赴死的从容与笃定。而从崔中石到谢培东，再到严春明和刘初五，他们隐忍、牺牲，都是为了那个新生的中国。他们曾经无数次畅想它的样子：“它是站在海岸遥望海中已经看得见桅杆尖头了的一只航船，它是立于高山之巅远看东方已见光芒四射喷薄欲出的一轮朝日，它是躁动于母腹中的快要成熟了的一个婴儿。”（毛泽东：《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在《北平》的逻辑中，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在与国民党的斗争中最后胜出，在于他们心中有人民。比如《北平》最后，作为间谍片的重要桥段，卧底分子理应使出浑身解数，致力于将敌人的隐秘计划破坏殆尽，但出人意料的是，共产党高层居然破天荒地动员方孟敖对所谓“孔雀东南飞”计划积极配合，而华北城工部的中心任务也是如此。一切看似反常，但其实也不难理解，因为这都是为了不让北平数百万民众受苦挨饿。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就不难理解电视剧最后一集，北平和谈代表刘云拜访方步亭时，传达的毛泽东主席的那句指示：“让国民党把钱运走，把民心给我们留下。”这句话在史料中无从考证，但共产党在北平的确用真金白银换取了民心，真正体现了“散财物，焚兵甲，施之以德，四海宾服”。
这种历史向背中的民心所向，其实已然深刻体现在当时社会中上层知识分子之中。也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能够清晰地看到“双面间谍”梁经伦的思想转变。剧中那段慷慨激昂的演说无疑令人印象深刻：“国民政府因物价飞涨、通货膨胀，不得不推行币制改革的时候，共产党已经在他们的解放区推行了土地改革，一亿三千万的人民分到了土地，变成了共产党的坚决拥护者……平均地权、耕者有其田是先总理创办同盟会时就提出的纲领，早年改组国民党更是写进了党章，几十年过去了，在国统区，占中国面积三分之二的农村，不到百分之十的人占据着百分之九十的土地，三亿农民没有饭吃。城市的资产掌握在百分之一的人手里，上千万的居民居然要靠美国的救济粮活着。”
这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国共两党对于民心争夺，尤其是对于社会中上层知识分子民心争夺的胜负，而这种胜负不再是抽象的意识形态差别，而是统一到民生问题的解决之道上，诉诸的是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在这个意义上看，中国共产党其实成了孙中山“三民主义”事实上的继承人与发展者。这便是《北平》讲述这一历史转折事件最大的启示意义。
二、历史的“雅致”或风格化修辞
《北平》通过讲述历史转折中的人心向背，成功叙述并完美回答了“历史为什么选择共产党”这一关键议题，由此在主流价值的立场上保证了作品的政治正确。这一明确的价值立场，在多少有些冒险的作品取材中，无疑显得至关重要。当然，作品也并不满足于此，对于刘和平来说，他显然不愿做什么主流价值理念的单纯传声筒。他终究明白，面对日益崛起的中产阶级观众，作品从形式到价值都须展现出更加丰富的内容。
不过首先，这必须是一部制作精良的作品。这一点无需多言。他此前的《大明王朝1566》就被业内外人士称为“中国电视剧历史剧高峰之作”，而《北平》更是做到了精益求精。作者用七年的时间创作并打磨剧本，反映出来的却只是从1948年7月到1949年1月这短短半年的历史时间，其中至为详细的甚至只有几天的工夫，比如7月8日“五人小组”调查“民食调配委员会”，以及8月19日“币制改革”前后的暗流涌动，叙事的精细可见一斑。据称，本身就是历史学家的刘和平在考据这段历史时，曾做了大量细致的案头工作。他多次到中国台湾地区以及美国胡佛研究院研读史料档案，力求将大到相关历史事件，小到政府各部门的运作，甚至每个职务的详细名称，都清晰地呈现出来。其中的历史细节，想必能够经受住历史“考据派”的“挑刺”。
编剧对历史细节的把握如此精细，对历史之探询如此执着，无疑令人感念。而具体到电视剧拍摄之中，导演和摄影团队也是力求精益求精，剧中小到一张信纸、一套茶具、一套服装，大到一个机场，都尽量去复原历史中的真实。为此，剧组重建了包括火车站、方家何家内景、兵营等历史场景，力求让厚重的历史题材显示出它的质感来{7}。这大概就是刘和平所说的“慢炖”效应吧，“十分钟做出来的西红柿蛋汤，和五六个小时的老鸭汤味道肯定不一样”{8}。
这里有意思的地方在于，在叙事的精细之中，该剧处处显出某种程度的“雅致”。作者似乎执意要将一种风格化的修辞方式，或者说某种反商业化的、带有鲜明个人风格的元素掺入其中，使得全剧整体上呈现一种文人的雅趣。对于主张“从大历史和文化形态的高度讲中国故事”的刘和平来说{9}，这种“高雅”当然显示出了十足的精英意识。这似乎与作为大众文化的电视剧颇有矛盾，以至于有人质疑其违背商业规律，令普通观众入戏难。这也难怪，毕竟在电视剧观众之中，只爱“西红柿蛋汤”的为数众多。但刘和平终究明白，那些喜欢“老鸭汤”的观众，却能够以不同的方式“生产”出作品的“口碑”来。所以他敢于理直气壮地宣称，该剧只适合大学本科学历以上的人群。而作为回报，在颇为挑剔的“豆瓣”网友那里，该剧至今仍有8.9的高分（截至2020年5月11日），这似乎充分显示其口碑所在。
似乎是为了投中产阶级观众所好，《北平》全剧暗藏着极为发达的隐喻系统，这使得文本的意味更加丰富醇厚。比如，它会通过不断穿插《月圆花好》等上海老歌来渲染一种极有腔调的“民国范儿”，正所谓“浮云散，明月照人来”，这既是怀旧，也深藏着改朝换代的历史隐喻。再比如，为了彰显所谓的“骑士精神”，全剧反复引用《唐·吉诃德》中的段落：“我的丰功伟绩，值得被浇铸于青铜器上，铭刻于大理石上，镌于木板上，永世长存。等我的这些事迹在世上流传之时，幸福之年代和幸福之世纪，亦即到来。”这既是一种饱含激情的昂扬的宣谕，也是故事中方孟敖、梁经伦等人物命运的隐秘写照。 我们可以看到，以这种“雅致”的方式构筑的风格化修辞，其实贯穿在全剧之中。从萨特到《曾文正公全集》，从龚自珍的《己亥杂诗》到熊十力的“体用不二”，从陈梦家的《一朵野花》到卞之琳《断章》，再到樊发稼的《雪朝》（剧中误为朱自清作品），等等，无论国民党、共产党、知识分子抑或普通民众，所有人都在引经据典，谈吐都是诗词文赋雅致相间。梁经伦一句“古老的夜晚和远方的音乐是永恒的，但不属于我”就让观众记住了他。而面对一份必然失败的改革方案，何其沧徒叹奈何：“知我者，其惟《春秋》乎;罪我者，其惟《春秋》乎！”（《孟子·滕文公下》）面对生命的无奈，方步亭感慨的则是，“我不杀伯仁，伯仁因我而死”（《晋书·列传三十九》）。在这里，“孔雀东南飞”是铁血救国会的行动代号，而“月印万川”则成了地下党的接头暗语。就连共产党北平和谈代表刘云也能从容地“掉书袋”，面对《淮南子·原道训》中“散财物，焚甲兵，施之以德，海外宾服”的劝诫，与方步亭一道惊讶的，恐怕还有电视机前的观众。
这种腔调也许并不讨喜。张慧瑜就认为，这幕“党国”自我拯救的大戏始终是“在一种带有民国范、贵族范、美国范的上流社会的视野中展开”。他进而将《北平》称为“一座民国化的主题公园”，目的是为了“让人们在文武北洋、民国先生、民国女人、民国大学等系列橱窗中流连忘返”。{10}然而作为一种风格化的修辞，这种“雅致”还是会在特定人群里激荡，令其惊艳、陶醉，进而构筑起读者接受语境中牢不可破的一环。
三、大众文化取向的微妙平衡
这种历史的“雅致”和风格化修辞固然为《北平》一剧赢得了口碑，但也終究造成了普通观众的流失。现在来看，其收视率只能算是差强人意，自然比不上那些“抗战神剧”。正所谓“曲高和寡”，这一切应该都早有预料。但有意思的是，《北平》似乎试图做出一定程度的挽救。这种挽救的效果如何？从结果来看好像无从判断，但这一手法却在不经意间为此后同类电视剧制作提供了可资借鉴的参考。这或许可以视作《北平》一剧的另一种艺术启示。
这便不得不谈到本剧的主人公方孟敖了。行文至此，才第一次郑重其事地讨论《北平》的主人公，似乎是笔者的失职。但我们必须看到，在主人公方孟敖这里，其存在感是相当孱弱的。尽管全剧将主要矛盾集中在他这里，如国民党需要他打击贪腐挽救“党国”，更需要他的家族关系控制金融政策，共产党需要他稳定局势以便和平解放北平，普通百姓、全城的学生们也寄希望于战斗英雄带领他们赶走不负责任的官僚，然而，方孟敖却似乎永远是一个多余的人，游离在情节之外，难以激发真正的冲突。就像评论者所说的：“方孟敖的行为动机不明确，行动常常令人匪夷所思，这使其形象在剧中与其他角色相比显得较为薄弱，在冲突建构中难以发挥应有的作用。”{11}
坦率地说，“多余人”方孟敖更像是一个好看的花瓶。这里的“好看”，不仅指的是演员刘烨俊朗的外表，更包括他的身份、举止与装束。这位国军王牌飞行员，飞越“驼峰”航线的民族英雄，无疑有着煊赫的家世，堪称全剧中真正的“高富帅”。他甫一出场，便是抽雪茄喝红酒，无比耀眼的美式军装夹克，再加上吉普飞车和旗袍美女，真是一副舍我其谁、我行我素的公子哥派头。而随着情节的展开，其性格魅力也逐渐显露。他拒不执行长官命令，触犯军法也能全身而退，不仅如此，竟然还成为“建丰同志”“用人要疑，疑人也要用”的“孔雀东南飞”计划的秘密执行人;作为特别行动大队的负责人，他一到北平就受到学生们的热烈欢迎;他敢在司令官陈继承面前开枪泄愤随后潇洒离去，甚至还敢擅自开飞机上天，只为逼迫贪商们签字……最关键是，他是中共中央直接指示发展的特别党员，一个不用执行任何任务却被几乎所有人不惜牺牲生命也要严密保护起来的“特别党员”。
应该说，正是这种“特别党员”的“特别”之处所构成的独特魅力，极大满足了大众观影的需要。这或许正是全剧在历史正剧的严肃，以及年代剧的“雅致”与“曲高和寡”之外，为大众文化接受所寻求的一个微妙平衡。尽管从效果上看，我们无从判断这一番操作使收视率究竟是更好了还是更糟了，但不得不承认，在明星云集、制作精良的剧集中，却也不忘让偶像派明星担纲一号男主角，这似乎预示了此后“流量为王”的时代颠扑不破的市场真理。
事实上，这一大众文化取向的微妙平衡，逐渐为后续同类电视剧所借鉴。我们的谍战主人公再也不是面无表情的余则成，而是一副硬派英俊小生的形貌。最近几年，抗战题材电视剧的偶像化趋势日益明显，并逐步开始向谍战类型剧蔓延。在这类电视剧集中，淡化抗战历史的厚重感，以增添时尚化的元素，在颠覆观众传统印象的同时，吸引年轻人的关注，是它们的共同特点。这也难怪，无论如何，我们早已厌倦《潜伏》里孙红雷那张其貌不扬的老脸，革命者同样可以拥有年轻俊俏的面庞，于是便有了《黎明之前》里颓废、忧郁的吴秀波，《伪装者》中迅速走红的胡歌和王凯，以及紧接着，号称“史上颜值最高的谍战剧”《麻雀》。“自带流量”的“当红小生”李易峰，让谍战剧即便“烧脑”也在所不惜。当然，除了外表光鲜的时尚之外，还得像方孟敖那样抽雪茄喝红酒，来点让人记得住的“花活”。从这一点看，《麻雀》的主人公可谓深得“真传”。那位酷爱“葛瓦斯汽水”和“樱桃牌香烟”的潜伏者，兜里常年揣着一把理发推子，时不时“秀一把”他那别具一格的魅力。
这大概便是《北平》一剧带给我们的艺术启示。还是那句话：一部成功的电视剧，需要充分顾及在主流价值、精英意识与大众文化之间的异质互渗和有效调和，最大限度地获得一种受众的审美平衡。现在看来，作为一部作者意识强烈的电视剧，《北平》因其艺术野心而显得别具一格，虽存在着诸多问题，但其经典性却不容置疑。重新回味它在主流意识形态诉求、中产阶级审美趣味以及残酷的市场法则之间的艰难维系与平衡，能给我们带来更多的思考和启示。
注释：
{1}王一川：《主流文化与中式主流大片》，《电影艺术》2010年第1期。
{2}李茂民：《历史题材电视剧与当代文化价值观建构》，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95—96页。
{3}参见刘和平：《北平无战事》，北京联合出版公司2018年，封面。
{4}蒋经国：《蒋经国自述》，台海出版社2014年版，第171—172页。
{5}参见高华：《六十年后再论国民党大陆失败之原因》，广东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第378页。
{6}参见《〈北平无战事〉：坚持品质，还是迁就收视？》，《楚天金报》2014年10月17日。
{7}参见尹兴：《身份政治·历史叙事·谍战悬疑——从大历史的角度看〈北平无战事〉的文本内外》，《艺苑》2015年第1期。
{8}吴为忠：《〈北平无战事〉的“慢炖”效应》，《解放日报》2014年10月22日。
{9}参见刘和平：《从大历史和文化形态的高度讲中国故事》，《中国广播电视学刊》2014年第8期。
{10}张慧瑜：《〈北平无战事〉中的国共关系》，《南风窗》2014年第24期。
{11}涂彦：《浅析冲突的戏剧性效果——以电视剧〈北平无战事〉为例》，《中国电视》2015年第2期。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
本栏目责任编辑 佘 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