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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腐败中升迁,在升迁中腐败,成了某些官员仕途进程的共同“印记”面对官场不断出现边腐边升的怪现象,人们不禁要问:谁为腐败官员打开了升迁之门?谁纵容、包庇了这些官员在升迁中继续腐败。如何净化官场政治生态,遏制边腐边升?
好多官员的贪腐行为,均系提拔之前所为,也就是说,这些腐败分子早就潜伏在党政权力机关内,包藏祸心,图谋不轨,但却并未影响到他们的飞黄腾达。原全国人大常委会刮委员长成克杰,自1994年到1998年共计收受贿赂折合人民币4190万元,而在此期间,成克杰却一路高升,直至第九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原江西省副省长胡长清,自1995年5月至1999年8月,先后收受周雪华、李卫东等18人贿赂544万元。这些肮脏的交易,大多发生在提拔至副省长之前。
安徽省原副省长何闽旭,也是官场中边庸边升的典型,1991年至2006年,何闽旭从浙江省劳动厅厅长逐渐升至安徽省副省长。也就在这15年间,他利用职务之便,为他人谋取利益,索取或非法收受财物,折合人民币共计841万元。曾向何闽旭行贿的27人中,有10人行贿的原因是为职务晋升或工作调动,行贿金额达194万余元。除了卖官,房地产商也是何闽旭的摇钱树,与房地产公司有关的受贿就达530万余元。在担任池州市委书记时,何闽旭曾为安徽某房地产公司在项目引进、商品房销售、城市拆迁等方面提供了帮助,其间何先后索贿8次。从任浙江省劳动厅副厅长开始,何闽旭又通过多种手段非法敛财,但这些丝毫没有影响到他平步青云的仕途,直至当上安徽省副省长一年后,才因一些干邵、群众的不懈举报而案发。这么大的贪官潜伏在党内15年,边庸边升,不知“伯乐”们是怎样“相马”的?
尽管我国《公务员法》对官员的提拔、降职有严格的规定,但一些地方在提拔任用干部和处置违规违纪干部时,并没有严格执行《公务员法》,造成一些官员边腐边升。
提拔官员忽视民意,也是造成官员边腐边升的一个重要原因,从许多已经落马官员的案例来看,官员升迁过程中的民意指标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还有对官员的道德品质考察和政治审查、家庭财产审查不严,从而造成带病官员一再被提拔重用。
举报贪腐官员难以奏效,举报人反而遭打击报复,从某个角度讲,此乃边腐边升的又一个重要原因。《法制日报》报道,安徽省蚌埠市政协原副主席、五河县原县委书记徐社新因犯受贿和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一审被安徽省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判处有期徒刑十四年零三个月。五年前,五河县教师董国平因发了一条有徐社新受贿内容的短信,而被欲加之罪,拘留10天、罚款500元,五河县电视台还进行了官方“辟谣”。
报栽,陕西省政协副主席庞家钰,在众人对其腐败行为的不断举报中,官运非但不减,反而一路亨通。自1988年10月起,庞家钰历任宝鸡市政府秘书长、副市长、市委副书记、市长、市委书记、市人大常委会主任,2003年1月任省政协副主席。经查,1997年至1999年,庞家钰收受他人贿赂48万元:违规批准设立宝鸡市财政证券公司,累计损失3.16亿元。在众多的举报人当中。最典型的是曾在纪检机关办案并得罪了庞家钰的宝鸡市司法局干部曹长征,他在长达9年的时间里持续调查并实名举报庞家钰。2002年,陕西省纪委派出一个工作组进驻宝鸡市,但3个月后,工作组撤离,没有处理结果。第二年,庞家钰升任陕西省政协副主席。2006年3月,中纪委调查组入驻宝鸡,9月,庞家钰归案。庞家钰被扳倒,但曹长征也在举报过程中数次遭到打击报复。
有的腐败分子还竟然雇用打手,残杀举报人。江苏省大丰市国土局副局长肖汝明举报局长陆应行贪腐行为,陆应行组织蒙面打手,残杀肖汝明,致其重伤。
有关资料表明,改革开放30年来,全国评出的10名反腐名人,其中9人都遭到打击报复。很多举报得不到有效回应,甚至经过层层转批后又回到被举报人手中。由于腐败分子结成了帮,加上反腐败机制不完善以及相关法律的缺失,对举报人没有提供很好的保护,反腐英雄们往往为此付出了健康乃至生命的代价。据统计,全国每年发生的举报人致残、致死案件均逾千起。
在干部监督、干部任用工作责任追究、反腐力度不断加大的形势下,一些官员都变得非常狡猾,违法违纪的手法也越来越隐蔽,让人难以识破。正在接受法庭审判的深圳市原市长许宗衡曾对媒体表示,要做“一个清廉的市长,不留败笔,不留遗憾与骂名。”可暗地里却干看见不得人的勾当。上海市宝山区原区长秦裕2006年8月24日接受审查,之前的8月22日下午,他还主持了宝山区加强党风廉政建设干部大会。好多贪贿官员很注重装廉作秀,表里不一,口是心非,双面人的演技都不错。在提拔任用时如果“伯乐”们不深入调查很难发现他们的贪腐劣迹。当然,任人唯亲、沆瀣一气、狼狈为奸者也大有人在。
尽管每一名官员平时的一言一行,都面临着组织、纪检监察和检察机关等三个部门的监督,也就是说,官员劣迹斑斑却又想升迁提拔,必须跨越这“三道防火墙”。不过,由于一把手权力过于集中且强大,导致“三道防火墙”均失去效用。吉林省靖宇县原县委书记李铁成,被人们称为“卖官书记”,6年里将全县500多名干部调整了840余人次,收受110名买官者贿赂142.9万元。他曾说:“如果组织部门没有把我想要调整的人装进‘盘子’里来,我就会推翻,让他们重来。因为我是县委书记,是全县的权力核心,有最后的拍板决定权。我不想用的人根本就没有机会用起来。”一副专横跋扈的嘴脸,可见一把手的卖官权力有多大的空间。
某些地方组织、纪检监察和检察机关的有关官员怕得罪县委一把手,也并不想对带病官员动真格的,甚至成为带病官员的庇护者。他们有的与带病官员是同一圈子里的人,有的出于一损俱损的官官相护心理,惟恐窝案拔出萝卜带出泥。
带病提拔,边腐边升,严重败坏了党风和党的干邵队伍形象,给国家和社会造成重大经济损失,已经引起中央高度重视。2010年3月31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印发了《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工作责任追究办法(试行)》、《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工作有关事项报告办法(试行)》等多个文件,但愿这些文件能真正成为一把把利剑,切实让那些为腐败官员打开升迁大门的“一把手”和“伯乐”们受到追究和严惩,从而使官员边腐边升现象得到有效遏制。至于结果如何,人们还将拭目以待。
好多官员的贪腐行为,均系提拔之前所为,也就是说,这些腐败分子早就潜伏在党政权力机关内,包藏祸心,图谋不轨,但却并未影响到他们的飞黄腾达。原全国人大常委会刮委员长成克杰,自1994年到1998年共计收受贿赂折合人民币4190万元,而在此期间,成克杰却一路高升,直至第九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原江西省副省长胡长清,自1995年5月至1999年8月,先后收受周雪华、李卫东等18人贿赂544万元。这些肮脏的交易,大多发生在提拔至副省长之前。
安徽省原副省长何闽旭,也是官场中边庸边升的典型,1991年至2006年,何闽旭从浙江省劳动厅厅长逐渐升至安徽省副省长。也就在这15年间,他利用职务之便,为他人谋取利益,索取或非法收受财物,折合人民币共计841万元。曾向何闽旭行贿的27人中,有10人行贿的原因是为职务晋升或工作调动,行贿金额达194万余元。除了卖官,房地产商也是何闽旭的摇钱树,与房地产公司有关的受贿就达530万余元。在担任池州市委书记时,何闽旭曾为安徽某房地产公司在项目引进、商品房销售、城市拆迁等方面提供了帮助,其间何先后索贿8次。从任浙江省劳动厅副厅长开始,何闽旭又通过多种手段非法敛财,但这些丝毫没有影响到他平步青云的仕途,直至当上安徽省副省长一年后,才因一些干邵、群众的不懈举报而案发。这么大的贪官潜伏在党内15年,边庸边升,不知“伯乐”们是怎样“相马”的?
尽管我国《公务员法》对官员的提拔、降职有严格的规定,但一些地方在提拔任用干部和处置违规违纪干部时,并没有严格执行《公务员法》,造成一些官员边腐边升。
提拔官员忽视民意,也是造成官员边腐边升的一个重要原因,从许多已经落马官员的案例来看,官员升迁过程中的民意指标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还有对官员的道德品质考察和政治审查、家庭财产审查不严,从而造成带病官员一再被提拔重用。
举报贪腐官员难以奏效,举报人反而遭打击报复,从某个角度讲,此乃边腐边升的又一个重要原因。《法制日报》报道,安徽省蚌埠市政协原副主席、五河县原县委书记徐社新因犯受贿和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一审被安徽省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判处有期徒刑十四年零三个月。五年前,五河县教师董国平因发了一条有徐社新受贿内容的短信,而被欲加之罪,拘留10天、罚款500元,五河县电视台还进行了官方“辟谣”。
报栽,陕西省政协副主席庞家钰,在众人对其腐败行为的不断举报中,官运非但不减,反而一路亨通。自1988年10月起,庞家钰历任宝鸡市政府秘书长、副市长、市委副书记、市长、市委书记、市人大常委会主任,2003年1月任省政协副主席。经查,1997年至1999年,庞家钰收受他人贿赂48万元:违规批准设立宝鸡市财政证券公司,累计损失3.16亿元。在众多的举报人当中。最典型的是曾在纪检机关办案并得罪了庞家钰的宝鸡市司法局干部曹长征,他在长达9年的时间里持续调查并实名举报庞家钰。2002年,陕西省纪委派出一个工作组进驻宝鸡市,但3个月后,工作组撤离,没有处理结果。第二年,庞家钰升任陕西省政协副主席。2006年3月,中纪委调查组入驻宝鸡,9月,庞家钰归案。庞家钰被扳倒,但曹长征也在举报过程中数次遭到打击报复。
有的腐败分子还竟然雇用打手,残杀举报人。江苏省大丰市国土局副局长肖汝明举报局长陆应行贪腐行为,陆应行组织蒙面打手,残杀肖汝明,致其重伤。
有关资料表明,改革开放30年来,全国评出的10名反腐名人,其中9人都遭到打击报复。很多举报得不到有效回应,甚至经过层层转批后又回到被举报人手中。由于腐败分子结成了帮,加上反腐败机制不完善以及相关法律的缺失,对举报人没有提供很好的保护,反腐英雄们往往为此付出了健康乃至生命的代价。据统计,全国每年发生的举报人致残、致死案件均逾千起。
在干部监督、干部任用工作责任追究、反腐力度不断加大的形势下,一些官员都变得非常狡猾,违法违纪的手法也越来越隐蔽,让人难以识破。正在接受法庭审判的深圳市原市长许宗衡曾对媒体表示,要做“一个清廉的市长,不留败笔,不留遗憾与骂名。”可暗地里却干看见不得人的勾当。上海市宝山区原区长秦裕2006年8月24日接受审查,之前的8月22日下午,他还主持了宝山区加强党风廉政建设干部大会。好多贪贿官员很注重装廉作秀,表里不一,口是心非,双面人的演技都不错。在提拔任用时如果“伯乐”们不深入调查很难发现他们的贪腐劣迹。当然,任人唯亲、沆瀣一气、狼狈为奸者也大有人在。
尽管每一名官员平时的一言一行,都面临着组织、纪检监察和检察机关等三个部门的监督,也就是说,官员劣迹斑斑却又想升迁提拔,必须跨越这“三道防火墙”。不过,由于一把手权力过于集中且强大,导致“三道防火墙”均失去效用。吉林省靖宇县原县委书记李铁成,被人们称为“卖官书记”,6年里将全县500多名干部调整了840余人次,收受110名买官者贿赂142.9万元。他曾说:“如果组织部门没有把我想要调整的人装进‘盘子’里来,我就会推翻,让他们重来。因为我是县委书记,是全县的权力核心,有最后的拍板决定权。我不想用的人根本就没有机会用起来。”一副专横跋扈的嘴脸,可见一把手的卖官权力有多大的空间。
某些地方组织、纪检监察和检察机关的有关官员怕得罪县委一把手,也并不想对带病官员动真格的,甚至成为带病官员的庇护者。他们有的与带病官员是同一圈子里的人,有的出于一损俱损的官官相护心理,惟恐窝案拔出萝卜带出泥。
带病提拔,边腐边升,严重败坏了党风和党的干邵队伍形象,给国家和社会造成重大经济损失,已经引起中央高度重视。2010年3月31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印发了《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工作责任追究办法(试行)》、《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工作有关事项报告办法(试行)》等多个文件,但愿这些文件能真正成为一把把利剑,切实让那些为腐败官员打开升迁大门的“一把手”和“伯乐”们受到追究和严惩,从而使官员边腐边升现象得到有效遏制。至于结果如何,人们还将拭目以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