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梦龙所辑《古今笑史·谬误部》记录的是谬误的事实，编著者自有其对谬误的认识。这认识当然是古典式的，与加缪的荒谬意识不是一个档次的事儿。《局外人》是一种哲学的情感形式，《谬误部》是世界上曾经有过的“怪现状”。要感受世界的荒谬性读前者，要认识世界上的荒谬现象读后者。令人不能平静的是，类似的“怪现状”至今还仍有遗响，并未完全绝迹。
　　最起码“防误得误”的现象还没有消失。殷浩闻知被荐尚书令，“欣然答书，虑有谬误，开闭数四，竟达空函”，致使荐者大怒，当尚书令的事儿也自然成为泡影。小小失误成为一生不可弥补的缺憾！
　　絮叨这种心理性的失误没啥意思。值得说的是，从小失误或小事象中形成大观念——“直观外推”——是中国人的一个特点。李斯看见两种耗子便建立了坚定的人生哲学，影响了他的人生道路。对于象殷浩失官这样的偶然性失误，人们是习惯用命运来解释的：对偶然性的无力感，很容易将其归结为必然性的命运。这当然是一种费心思的总结，诚如鲁迅所说，骨子里是并不信命的，如用两万纸钱买二十年寿命之类，其实是用自己期望的荒谬或荒谬的期望来冲破、替代那不希望的恐惧的荒谬，希图以非理性控制、改变自己无力改变的命运。自然也有用正确的冲动去矫正荒谬的人际关系的时候，但至少在《谬误部》中很少有。《谬误部》里发生的是种种误否难辨的荒谬。
　　作者给后唐刘夫人不认贫父、阉人不认丑娘而认娼作母两故事安的标题是“不误为误”。贫父觅女本不算“误”，却误在忘了门阀制度和血统观念，刘夫人在判断父亲的真伪上没有半点错误，却在清醒地自觉地选择时暴露出其人性上的乖谬。“贫父受杖，肥娼受养，颠之倒之，势力榜样”。这势力是观念性的，前者是门阀观念，后者是所谓的“审美意识”也。文化心理是看不见的“导师”。波普所说的世界3支撑着人们的规范模式、行为模式。在主体与客体之间的文化中介既使人走向文明，也使人陷入荒谬。象刘夫人这样的屈服于某种观念而扭曲了、背离了正常人性的现象说到底是种文化异化。
　　“误福”题下二事好象纯是偶然性，毕士安欲告发女婿反而提拔了女婿；李吉甫欲阻吴武陵及第却使吴榜上有名，其实也是“观念”在暗中导演。皇帝是看毕士安的“面子”；“主司”是由于揣摩上司李吉甫的意图过速而失误。这种文化心理在封建专制社会中源远流长，是一点也不偶然、一点也不“误”的。
　　起诉的僧人在“误译”的把戏中升天，而误译其实是一种“不误之误”，它使我们看到了那些专门利用体制上的纰漏而贪赃卖法、草菅人命的猾吏的残酷。语言这一在政体中没有份量的东西，居然也能导致人生悲剧，实因为其后还有一只手控制着它。贪财观念是起因。从“误”构成事件看是滑稽，而这滑稽背后是人的生命安全没有法律保障的悲剧。喜剧与悲剧只隔一层纸。
　　颇有一些人物能在这悲、喜剧之间的缝隙内跑马，他们能随时应变地变换脸谱，驾轻就熟地制造“误中缘”。当他们自以为“误”时倒有几分正确，等扭过来倒真谬误了，而谬误之后却可以“好官我自为之”了。“老不任事”的护戎，紧急之中巧妙地披露了自己的外甥是宰相，解雇的恶运立即变成了受恭维的境遇。而某路宪转脸之快真见艺术功力(见“王彦辅《麈史》“乖谬二事”条)。鲁迅说“中国的文化，都是侍奉主子的文化”(《老调子已经唱完》)，固然用“都”过重了，但若指这类“花脸”，指正统观念就又深刻至极了。“侍奉”是为了“揩油”，由于要“揩油”才有了全方位、多层次的“侍奉”。许许多多先倨后恭、先恭后倨之类的丑剧都是势利——由经济利益积淀成文化心理的产物。在讨论文化问题时，多多注意世界3的具体内容当是更为紧要的罢。
　　至于杜拾遗庙终于塑出“杜十姨”女神的金身，并“移以配”于“五撮须相公”；“文宣王”变成“一字王佛”(见“祠庙条”)，倒使我们想问：过去的国民认真耶？不认真耶？说不认真，却乐此不疲地给他立庙塑像；说认真吧，却要使他们变性——从生理上或文化上。敢调配神仙的婚姻关系诚是“制天命而用之”的英雄了。
　　而且神仙也真如窦娥所说“怕硬欺软”。在同书《越情部》“不佞佛”条记有屡“斫神像之”者无恙，屡补刻之者却“妻孥时病”的事儿。神仙真是在号召人们打碎偶像了。面且劈可以，提供了被劈者利用的条件不行，这种逻辑也是经久不衰的。神仙若会反思，不知其自以为误否？
　　“误而不误”往往因概念不明而含混言中。歪打正着，含糊可以正确，浑沌才能生存，凿了七窍，灵性一通反而不能生存。要想在谬误丛生的网络中立于不败之地永吃太平粮，大概“璋也弄，瓦也弄”实为两全之策。然而，这种胜利也最偶然。因为双胞胎是稀有的，并置性结构的事物等量齐观地同时诞生者也少见。“两面光滑”的中立不能持久的原因也在这里。天下本无浑沌！说浑沌者是与混水摸鱼。让那卜者再来一遍，便不会因骑墙而名大著了。偶然得名者也正复不少。这“误而不误”使有些人觉得世界更加没准了，增添了撞大运的英雄，算命的先知。算准了不误，算不准也不要紧，天下之大提供了他们逃脱验证的广场。更何况“不误反误”、“不误为误”、“语误”、“防误得误”原也难算得清楚。还有“鬼误”：人人之间不能相互确证、信赖，充满了恐惧与疑忌，你视他人是鬼，他人若具同样心理也必视你为鬼。把人当鬼，自然就会把鬼当人。即使天下不乱，“自己”也已在搅海翻江了。
　　那“不伏误”的陈彭年于“误行黄道”之中走出了一条生路来：“正色回顾曰：‘自有典故’”，自己支撑自己。谁都明白，要硬问他效何故事，他非杜撰典故不行了。在一个必须符合教条的社会里是必须要用“典故”吓吓人的。典故成为规范并能在任何时刻都具有满足“此在”的功能，是多么合理的观念体系！世界3在中国特别具有威力，或曰具有特别威力：使“时光的流逝独与中国无涉”(鲁迅语)。犯规者多已在透露着规范性的失效，尽管很少有人反问、反思“故事”的正误标准为什么成了天经地义的天条。在文化异化的天地里，惟有自信“性灵一脉真”地走自己的路了。不走自己的路更没有走出谬误的希望，谁也不能在同步走时证明自己对还是别个对，除非引用古已有之的教条或是理！人作为类要想走出谬误实在是个漫长的历史过程。
　　加缪写出了个“极天真”的“局外人”，“他不承认社会法则，因而震惊了社会”(萨特《加缪的<局外人>》)。而冯梦龙辑录的谬误现象，却往往因为那些人太承认社会法则，以身心外的天条为唯一的规范标准，而乖谬，而让人哭笑不得，《谬误部》所展示的正是“社会游戏规则”本身。“在中国要寻求滑稽，不可看所谓滑稽文，倒要看所谓正经事，但必须想一想”，“而且并非将它漫画化了的，却是它本身原是漫画”(《鲁迅全集》56年版第五卷573页)。这部“笑史”中绝大多数人物是名见经传的真人，绝大多数故事又都见载于典籍。冯梦龙只是将那些“正经人”的“正经事”作了剪辑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