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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1949年后，两岸对峙，中国台湾文学与大陆母体文学处于隔绝状态，两岸的现代主义诗歌在相互疏离的状态下各自发展，但无论是中国台湾50年代的现代诗运动还是大陆80年代的朦胧诗派，都是在文学极端政治化的基础上把诗歌逼近“非诗”的绝地后实现的诗歌自救运动，是断裂之后的再生。
关键词：诗歌 现代主义 现代派 朦胧诗 断裂
在20世纪中国新诗发展中，现代主义诗歌的发展可谓几经起落：继李金发及后期新月派诗人后，30年代以《现代》创刊为标志的现代诗人群刚刚以自己的创作实践获得了中国现代诗学艺术的丰收，转瞬这景象就淹没在战争的烽火中，虽然在40年代又有一群诗人如：冯至、穆旦、杜运燮等追随，但已是勉强为之，而这以后由于政治形势的变化，现实主义不仅是创作主潮，而且成为了官方钦定，现代主义诗学在中国文坛被迫中断，这一中断实际成为了历史的断裂。
1949年新中国成立，中国台湾与大陆文坛被人为隔离。1949年之后的大陆文坛，由于片面强调文艺为政治服务，现代主义在大陆诗坛中断；而在中国台湾，反对新中国政权的“战斗文学”盛行一时，作为一种反拨，1953年由大陆迁至台湾的现代诗人纪弦和覃子豪发动了诗学自救的现代诗运动。而大陆一直到1979年朦胧诗崛起，现代主义诗学探索才重新回归。因此，中国台湾50年代的现代诗与大陆80年代的朦胧诗潮都是断裂之后的再生。
一 中国台湾50年代的现代主义诗潮
1 背景
1949年后，两岸对峙，中国台湾被迫切断了“五四”新文学的传统。另一方面，国民党当局积极倡导“战斗文学”，号召整个文艺界站在“战斗前列”，把反对新中国政权作为神圣任务，积极创造士兵文学、反对新中国政权文学。文学被政治绑架反对新中国政权文学盛行一时，而诗歌作为政治斗争的晴雨表，反应更是迅捷，如孙陵的《保卫大台湾歌》领风气之先，之后大量的反对新中国政权的“战斗诗”被炮制出笼，蔚成一大风尚，整个诗坛在政治的喧嚣中呈现一片荒芜。
2 兴起
作为对当时中国台湾反对新中国政权战斗诗歌规避和反拨，1953年纪弦创办了《现代诗》杂志，强调“新诗乃横的移植，而非纵的继承”、“知性之强调”、“追求诗的纯粹性”等，提出“惟有向世界诗坛看齐，学习新的表现手法，急起直追，迎头赶上，才能使我们的所谓的新诗到达现代化”。1956年，纪弦发起成立现代诗社，标志着“现代派”正式成立，1954年，创世纪诗社、蓝星诗社相继成立，三个诗社三足鼎立，整个诗坛因为现代主义诗歌的崛起呈现兴旺的气象。
20世纪50年代初掀起的台湾现代主义诗潮，大抵经历两大高潮，第一次是以1953年纪弦创办《现代诗》为发端，到1956年纪弦发起成立“现代派”达到巅峰；第二次是以1959年《创世纪》改组扩版为标志，到60年代末《创世纪》停刊为落潮。期间，“现代派”、“蓝星”、“创世纪”三大社团影响最大，创作实绩也最为突出。在中国台湾现代主义诗歌的发展历程中，社团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某种意义上说，“台湾的诗歌运动史，与台湾诗歌社团的纷繁起落是分不开的”。
3 诗学追求
20世纪50年代的中国台湾从军事、政治到经济全面依赖美国，造成台湾社会普遍的西化倾向，加上与大陆母体文化的分离，西方文化思潮大量涌入，这就使得中国台湾现代诗把目光转向西方，以艾略特、瓦雷里、里尔克、弗罗斯特、肯明思等人为代表的西方现代主义诗学成为中国台湾现代诗人的法则，突出强调知性及思想经验为主的诗情元素。与此同时，中国台湾诗人也强化“纯粹经验”的呈现，即爱伦坡、波德莱尔传统的抒情状态一种浪漫主义的神秘境界。中国台湾现代诗人对中国现代主义诗潮的贡献莫过于他们对现代语言所实施的陌生化策略，他们成功完成了古典诗学向现代诗学的转化，创造出一种表达力强、内蕴丰富、富于弹性的现代诗歌语言，纪弦、覃子豪、洛夫、余光中、郑愁予、叶维廉等人的优秀作品呈现了这一特征：
“我打江南走过/那等在季节里的容颜如莲花的开落/东风不来，三月的柳絮不飞/你的心如小小的寂寞的城/恰若青石的街道向晚/足音不响，三月的春帷不揭/你的心是小小的窗扉紧掩/我达达的马蹄是美丽的错误/我不是归人，是个过客……”（郑愁予《错误》）
尽管中国台湾现代主义诗群之间发生了不少的论争，但他们关心的诗学主题却大体相近，其中乡愁主题贯穿了长达三十年的诗学历程。几乎所有的著名诗人都留下了关于乡愁的作品，纪弦的《一片槐树叶》、钟鼎文的《夜泊正阳关》、彭邦桢的《两个月亮》、郑愁予的《边界酒店》，更不必说余光中那连绵不绝的乡愁诗篇：《乡愁》、《乡愁四韵》、《春天，随想起》、《白玉苦瓜》等，甚至中国台湾本土诗人也怀有对大陆的苦恋，如苦苓的《只能带你去海边》。总之，乡愁已经不止于从大陆逃亡到台湾地区的诗人，也散布到台湾生长的诗人中间，并且，乡愁不仅仅是地理意义上的情感形态，也是一种文化，即对于文化中国的向往。
中国台湾现代诗的田园乡愁，从某种意义上说，是20世纪30年代现代诗的田园乡愁的延续与重复，如对农业时代田园诗意的眷恋、对工业文明病态的诅咒甚至呈现对帝国主义殖民方式的反叛。不过，田园乡愁主题滋生的文化语境却相去甚远。前者源于孤岛游离的政治环境和地理环境，普遍存在一种漂泊心态，这种漂泊的心态从地理范畴引向文化范畴，进而转化为对工业文明的抗拒，因为工业文明已经造成恶果；后者则是农业文明对工业文明本能的恐惧与反抗。
与田园乡愁相对的是对都市文明的诅咒，随着中国台湾经济的发展，社会迅速由农业文明向工业文明转化，人性的崩溃、道德的塌毁、价值的多元与物质的压迫让诗人们拒绝歌唱都市，而社会的迅速都市化更是把人们驱迫到孤独的甬道，孤独成为中国台湾现代诗的一个诗学主题。“从虚无到虚无/正如我来自红尘又归于红尘”，在《微云》中洛夫渴望“我把自己焚烧”，就在于追求“不羁、不朽、永恒的存在，真实的虚幻”。而痖弦则感觉自己像个《乞丐》：每扇门都对我关着，当夜晚来临……只有月光，月光没有篱笆。城市孤独的幽魂有着怎样悲凉的人生。应该说，中国台湾的现代主义诗人呈现出来的孤独感具有双重性：一方面是个体与社会隔绝；另一方面则是在孤岛空悬海外造成与中国泥土以及日渐消失的农业文明的隔绝。 二 大陆80年代朦胧诗的崛起
1 背景
1949年之后的大陆文坛，文艺政策几经调整，但由于片面强调文艺为政治服务，文学越来越丧失自身独立性，到十年“文革”，文学的政治色彩和教化作用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面对“文革”中盛行一时的虚假诗歌及其分泌出来的狂妄与专横，北岛作出一代人的《回答》：“告诉你吧，世界，我—不—相—信。”食指、北岛、舒婷、顾城等一批青年诗人在一片红色的文学荒漠中升起绿色的旗帜，吹响新时期文学的号角。
2 兴起
朦胧诗因一场争论而得名。1980年，《诗刊》发表了《秋》，继而引爆了一场中国现代诗学讨论，这场运动被冠以当时颇有贬斥意味的“朦胧”，流行的名称曰：朦胧诗。这场赞誉者誉为“崛起”、反对者斥为“古怪”的朦胧诗运动是中国现代主义诗学传统在大陆中断三十年后的再生。与历次现代诗潮不同的是，这次诗潮突破了中国现代诗传统——没有西方现代诗的背景，也没有发生在国际化都市，而是诞生于上山下乡时代的知青群体。
“文革”从反面培养了一批思想的叛逆者，它的序幕是从上山下乡运动拉开的。从对领袖的盲目崇拜到现代造神运动的破产，从狂热的迷信到冷静的批判与反思。在一片蒙昧中最先打破沉寂是食指，作为“文革”诗歌第一人，是他使诗歌开始了一个回归：一个以阶级性、党性为主体的诗歌开始转变为一个以人为主体的诗歌。之后在河北白洋淀的出现了下乡知青组成的“白洋淀诗群”，而随着《今天》杂志的创刊，现代主义诗歌以“朦胧”之态走进人群视野。
3 诗学追求
朦胧诗没有回避历史风暴，只是拒绝不假思索的讴歌，它以破碎的心灵映照灾难的历史，介入真实的生命状态。以自己的创作探索着新的美学原则，关注表达的力度与风度，蒙太奇、意象叠加、具象抽象化、暗示、反讽、复义之类的现代诗学策略闪现在他们的始终，朦胧诗不再像“文革”诗一样大喊大叫，而是以丰富的感性细节、深邃的理性内蕴和多层次的象征意味展现诗的风姿。
文化思想的禁锢封闭了中国，青年诗人大都是在做苦力之际开始诗学的探索。然而，他们的作品却表达了相近的、在前期几乎是唯一的诗学主题：在不公正的时代维护人的尊严与价值。“文革”诗中空洞的“我们”被一个拥有独立思想、血肉的“我”所取代：
“我是人/我需要爱/我渴望在情人的眼睛里/度过每个宁静的黄昏/在摇篮的晃动中/等待着儿子第一声的呼唤/在草地和落叶上/在每一道真挚的目光上/我写下生活的诗。”（北岛《结局或开始》）
坚贞的理想信念与执著的真理追求赋予朦胧诗一种人文主义的思想风采，尤其是北岛。这些作品不同于西方现代主义的悲伤而是拥有浪漫主义的热情与理想。舒婷的诗更多的属于浪漫主义，如《一代人的呼声》：“为了天空的纯洁/和道路的正直/我要求真理。”悲剧式的崇高感和历史神圣感构成朦胧诗的浪漫风采：“我想/我就是纪念碑/我的身体里垒满了石头/中华民族的历史有多沉重/我就有多少重量/中华民族有多少伤口/我就流出过多少血液。”（江河《纪念碑》）
迷茫与寻找是朦胧诗的又一诗学主题。“文革”以真理的名义颠覆真理，导致人生价值的紊乱，迷茫和寻找不仅是朦胧诗，也是整个民族都在思考的问题，正如顾城的《一代人》所写的：“黑夜给我了我黑色的眼睛/我却用它来寻找光明。”北岛的《迷途》、梁小斌的《中国，我的钥匙丢了》、舒婷的《还乡》等诗都指向这一主题。
激情退却之后，朦胧诗驶入一个新的阶段，江河的《太阳和它的反光》、杨炼的《诺日朗》《大雁塔》《半坡》等和一大批后起诗人如：欧阳江河、宋渠、宋玮、万夏、岛子等人升起现代文化史诗热潮，将目光从现实转向历史，置民族、文化、神话、历史于诗学世界，重新反思，企图挖掘中国文化的最初动力，在这一方面，杨炼是一位杰出的代表。
三 结语
如果说20世纪50年代的中国台湾现代主义诗潮是在与大陆母体文化、“五四”新文学传统被迫切断，通过借鉴西方诗歌完成对反对新政权“战斗诗歌”的反叛、实现诗歌的尊严，那么大陆80年代朦胧诗的发展更为艰难，不仅与中国现代主义诗学传统彻底断裂，同西方的联系也完全割断，连中国的古典诗学传统也几乎全被当作封建流毒打入冷宫，因此，朦胧诗是在一片文化沙漠中自发生长的，它的现代品质是自发形成的。无论是中国台湾50年代的现代诗派还是大陆80年代朦胧诗的崛起，都是中国现代主义诗歌发展史上的关键一环，从寂灭到再生，赓续了现代诗学的传统。在诗作为艺术的独立品格和审美特性遭到粗暴的践踏之际，两岸诗坛奋起自救，维护了诗的尊严，并以不可重复的姿态为那个时代作出独特的回响。
参考文献：
[1] 纪弦：《现代派信条释义》，古继堂主编：《台港澳暨海外华文新诗大辞典》，沈阳出版社，1994年版。
[2] 洪子诚、刘登翰：《中国当代新诗史》，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
[3] 宋海泉：《白洋淀琐忆》，《诗探索》，1994年第4期。
（郝海振，河北工业职业技术学院高级讲师；白子良，河北工业职业技术学院助教）
关键词：诗歌 现代主义 现代派 朦胧诗 断裂
在20世纪中国新诗发展中，现代主义诗歌的发展可谓几经起落：继李金发及后期新月派诗人后，30年代以《现代》创刊为标志的现代诗人群刚刚以自己的创作实践获得了中国现代诗学艺术的丰收，转瞬这景象就淹没在战争的烽火中，虽然在40年代又有一群诗人如：冯至、穆旦、杜运燮等追随，但已是勉强为之，而这以后由于政治形势的变化，现实主义不仅是创作主潮，而且成为了官方钦定，现代主义诗学在中国文坛被迫中断，这一中断实际成为了历史的断裂。
1949年新中国成立，中国台湾与大陆文坛被人为隔离。1949年之后的大陆文坛，由于片面强调文艺为政治服务，现代主义在大陆诗坛中断；而在中国台湾，反对新中国政权的“战斗文学”盛行一时，作为一种反拨，1953年由大陆迁至台湾的现代诗人纪弦和覃子豪发动了诗学自救的现代诗运动。而大陆一直到1979年朦胧诗崛起，现代主义诗学探索才重新回归。因此，中国台湾50年代的现代诗与大陆80年代的朦胧诗潮都是断裂之后的再生。
一 中国台湾50年代的现代主义诗潮
1 背景
1949年后，两岸对峙，中国台湾被迫切断了“五四”新文学的传统。另一方面，国民党当局积极倡导“战斗文学”，号召整个文艺界站在“战斗前列”，把反对新中国政权作为神圣任务，积极创造士兵文学、反对新中国政权文学。文学被政治绑架反对新中国政权文学盛行一时，而诗歌作为政治斗争的晴雨表，反应更是迅捷，如孙陵的《保卫大台湾歌》领风气之先，之后大量的反对新中国政权的“战斗诗”被炮制出笼，蔚成一大风尚，整个诗坛在政治的喧嚣中呈现一片荒芜。
2 兴起
作为对当时中国台湾反对新中国政权战斗诗歌规避和反拨，1953年纪弦创办了《现代诗》杂志，强调“新诗乃横的移植，而非纵的继承”、“知性之强调”、“追求诗的纯粹性”等，提出“惟有向世界诗坛看齐，学习新的表现手法，急起直追，迎头赶上，才能使我们的所谓的新诗到达现代化”。1956年，纪弦发起成立现代诗社，标志着“现代派”正式成立，1954年，创世纪诗社、蓝星诗社相继成立，三个诗社三足鼎立，整个诗坛因为现代主义诗歌的崛起呈现兴旺的气象。
20世纪50年代初掀起的台湾现代主义诗潮，大抵经历两大高潮，第一次是以1953年纪弦创办《现代诗》为发端，到1956年纪弦发起成立“现代派”达到巅峰；第二次是以1959年《创世纪》改组扩版为标志，到60年代末《创世纪》停刊为落潮。期间，“现代派”、“蓝星”、“创世纪”三大社团影响最大，创作实绩也最为突出。在中国台湾现代主义诗歌的发展历程中，社团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某种意义上说，“台湾的诗歌运动史，与台湾诗歌社团的纷繁起落是分不开的”。
3 诗学追求
20世纪50年代的中国台湾从军事、政治到经济全面依赖美国，造成台湾社会普遍的西化倾向，加上与大陆母体文化的分离，西方文化思潮大量涌入，这就使得中国台湾现代诗把目光转向西方，以艾略特、瓦雷里、里尔克、弗罗斯特、肯明思等人为代表的西方现代主义诗学成为中国台湾现代诗人的法则，突出强调知性及思想经验为主的诗情元素。与此同时，中国台湾诗人也强化“纯粹经验”的呈现，即爱伦坡、波德莱尔传统的抒情状态一种浪漫主义的神秘境界。中国台湾现代诗人对中国现代主义诗潮的贡献莫过于他们对现代语言所实施的陌生化策略，他们成功完成了古典诗学向现代诗学的转化，创造出一种表达力强、内蕴丰富、富于弹性的现代诗歌语言，纪弦、覃子豪、洛夫、余光中、郑愁予、叶维廉等人的优秀作品呈现了这一特征：
“我打江南走过/那等在季节里的容颜如莲花的开落/东风不来，三月的柳絮不飞/你的心如小小的寂寞的城/恰若青石的街道向晚/足音不响，三月的春帷不揭/你的心是小小的窗扉紧掩/我达达的马蹄是美丽的错误/我不是归人，是个过客……”（郑愁予《错误》）
尽管中国台湾现代主义诗群之间发生了不少的论争，但他们关心的诗学主题却大体相近，其中乡愁主题贯穿了长达三十年的诗学历程。几乎所有的著名诗人都留下了关于乡愁的作品，纪弦的《一片槐树叶》、钟鼎文的《夜泊正阳关》、彭邦桢的《两个月亮》、郑愁予的《边界酒店》，更不必说余光中那连绵不绝的乡愁诗篇：《乡愁》、《乡愁四韵》、《春天，随想起》、《白玉苦瓜》等，甚至中国台湾本土诗人也怀有对大陆的苦恋，如苦苓的《只能带你去海边》。总之，乡愁已经不止于从大陆逃亡到台湾地区的诗人，也散布到台湾生长的诗人中间，并且，乡愁不仅仅是地理意义上的情感形态，也是一种文化，即对于文化中国的向往。
中国台湾现代诗的田园乡愁，从某种意义上说，是20世纪30年代现代诗的田园乡愁的延续与重复，如对农业时代田园诗意的眷恋、对工业文明病态的诅咒甚至呈现对帝国主义殖民方式的反叛。不过，田园乡愁主题滋生的文化语境却相去甚远。前者源于孤岛游离的政治环境和地理环境，普遍存在一种漂泊心态，这种漂泊的心态从地理范畴引向文化范畴，进而转化为对工业文明的抗拒，因为工业文明已经造成恶果；后者则是农业文明对工业文明本能的恐惧与反抗。
与田园乡愁相对的是对都市文明的诅咒，随着中国台湾经济的发展，社会迅速由农业文明向工业文明转化，人性的崩溃、道德的塌毁、价值的多元与物质的压迫让诗人们拒绝歌唱都市，而社会的迅速都市化更是把人们驱迫到孤独的甬道，孤独成为中国台湾现代诗的一个诗学主题。“从虚无到虚无/正如我来自红尘又归于红尘”，在《微云》中洛夫渴望“我把自己焚烧”，就在于追求“不羁、不朽、永恒的存在，真实的虚幻”。而痖弦则感觉自己像个《乞丐》：每扇门都对我关着，当夜晚来临……只有月光，月光没有篱笆。城市孤独的幽魂有着怎样悲凉的人生。应该说，中国台湾的现代主义诗人呈现出来的孤独感具有双重性：一方面是个体与社会隔绝；另一方面则是在孤岛空悬海外造成与中国泥土以及日渐消失的农业文明的隔绝。 二 大陆80年代朦胧诗的崛起
1 背景
1949年之后的大陆文坛，文艺政策几经调整，但由于片面强调文艺为政治服务，文学越来越丧失自身独立性，到十年“文革”，文学的政治色彩和教化作用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面对“文革”中盛行一时的虚假诗歌及其分泌出来的狂妄与专横，北岛作出一代人的《回答》：“告诉你吧，世界，我—不—相—信。”食指、北岛、舒婷、顾城等一批青年诗人在一片红色的文学荒漠中升起绿色的旗帜，吹响新时期文学的号角。
2 兴起
朦胧诗因一场争论而得名。1980年，《诗刊》发表了《秋》，继而引爆了一场中国现代诗学讨论，这场运动被冠以当时颇有贬斥意味的“朦胧”，流行的名称曰：朦胧诗。这场赞誉者誉为“崛起”、反对者斥为“古怪”的朦胧诗运动是中国现代主义诗学传统在大陆中断三十年后的再生。与历次现代诗潮不同的是，这次诗潮突破了中国现代诗传统——没有西方现代诗的背景，也没有发生在国际化都市，而是诞生于上山下乡时代的知青群体。
“文革”从反面培养了一批思想的叛逆者，它的序幕是从上山下乡运动拉开的。从对领袖的盲目崇拜到现代造神运动的破产，从狂热的迷信到冷静的批判与反思。在一片蒙昧中最先打破沉寂是食指，作为“文革”诗歌第一人，是他使诗歌开始了一个回归：一个以阶级性、党性为主体的诗歌开始转变为一个以人为主体的诗歌。之后在河北白洋淀的出现了下乡知青组成的“白洋淀诗群”，而随着《今天》杂志的创刊，现代主义诗歌以“朦胧”之态走进人群视野。
3 诗学追求
朦胧诗没有回避历史风暴，只是拒绝不假思索的讴歌，它以破碎的心灵映照灾难的历史，介入真实的生命状态。以自己的创作探索着新的美学原则，关注表达的力度与风度，蒙太奇、意象叠加、具象抽象化、暗示、反讽、复义之类的现代诗学策略闪现在他们的始终，朦胧诗不再像“文革”诗一样大喊大叫，而是以丰富的感性细节、深邃的理性内蕴和多层次的象征意味展现诗的风姿。
文化思想的禁锢封闭了中国，青年诗人大都是在做苦力之际开始诗学的探索。然而，他们的作品却表达了相近的、在前期几乎是唯一的诗学主题：在不公正的时代维护人的尊严与价值。“文革”诗中空洞的“我们”被一个拥有独立思想、血肉的“我”所取代：
“我是人/我需要爱/我渴望在情人的眼睛里/度过每个宁静的黄昏/在摇篮的晃动中/等待着儿子第一声的呼唤/在草地和落叶上/在每一道真挚的目光上/我写下生活的诗。”（北岛《结局或开始》）
坚贞的理想信念与执著的真理追求赋予朦胧诗一种人文主义的思想风采，尤其是北岛。这些作品不同于西方现代主义的悲伤而是拥有浪漫主义的热情与理想。舒婷的诗更多的属于浪漫主义，如《一代人的呼声》：“为了天空的纯洁/和道路的正直/我要求真理。”悲剧式的崇高感和历史神圣感构成朦胧诗的浪漫风采：“我想/我就是纪念碑/我的身体里垒满了石头/中华民族的历史有多沉重/我就有多少重量/中华民族有多少伤口/我就流出过多少血液。”（江河《纪念碑》）
迷茫与寻找是朦胧诗的又一诗学主题。“文革”以真理的名义颠覆真理，导致人生价值的紊乱，迷茫和寻找不仅是朦胧诗，也是整个民族都在思考的问题，正如顾城的《一代人》所写的：“黑夜给我了我黑色的眼睛/我却用它来寻找光明。”北岛的《迷途》、梁小斌的《中国，我的钥匙丢了》、舒婷的《还乡》等诗都指向这一主题。
激情退却之后，朦胧诗驶入一个新的阶段，江河的《太阳和它的反光》、杨炼的《诺日朗》《大雁塔》《半坡》等和一大批后起诗人如：欧阳江河、宋渠、宋玮、万夏、岛子等人升起现代文化史诗热潮，将目光从现实转向历史，置民族、文化、神话、历史于诗学世界，重新反思，企图挖掘中国文化的最初动力，在这一方面，杨炼是一位杰出的代表。
三 结语
如果说20世纪50年代的中国台湾现代主义诗潮是在与大陆母体文化、“五四”新文学传统被迫切断，通过借鉴西方诗歌完成对反对新政权“战斗诗歌”的反叛、实现诗歌的尊严，那么大陆80年代朦胧诗的发展更为艰难，不仅与中国现代主义诗学传统彻底断裂，同西方的联系也完全割断，连中国的古典诗学传统也几乎全被当作封建流毒打入冷宫，因此，朦胧诗是在一片文化沙漠中自发生长的，它的现代品质是自发形成的。无论是中国台湾50年代的现代诗派还是大陆80年代朦胧诗的崛起，都是中国现代主义诗歌发展史上的关键一环，从寂灭到再生，赓续了现代诗学的传统。在诗作为艺术的独立品格和审美特性遭到粗暴的践踏之际，两岸诗坛奋起自救，维护了诗的尊严，并以不可重复的姿态为那个时代作出独特的回响。
参考文献：
[1] 纪弦：《现代派信条释义》，古继堂主编：《台港澳暨海外华文新诗大辞典》，沈阳出版社，1994年版。
[2] 洪子诚、刘登翰：《中国当代新诗史》，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
[3] 宋海泉：《白洋淀琐忆》，《诗探索》，1994年第4期。
（郝海振，河北工业职业技术学院高级讲师；白子良，河北工业职业技术学院助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