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电影，就像掩埋于泥土深处的一坛好酒，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发酵、陈化，散发出深邃厚重的滋味。在题材丰富的老电影中，有一部作品特殊而引人注目，那便是《辛德勒的名单》。说它是电影，不如将其视为以电影叙事手段呈现的历史回忆录，其真实再现了“屠犹”阴影笼罩之下的那段不堪回首的岁月。影片剧本源自澳大利亚作家托马斯·肯尼利的同名小说，由著名导演斯皮尔伯格执导，演员和配乐也是大腕云集，种种因素都助力了影片的口碑和关注度。在彩色电影横行的年代，《辛德勒的名单》却选择用黑白胶片拍摄，导演似乎想以此质问和讽刺这段“黑白颠倒”的历史：历史若是一块可以随意添笔的画布，是否每个人都能留下存在的印记？也许正因为如此，《辛德勒的名单》才要以“留名”的形式竭尽所能地列出存在于历史中的微不足道的个人。
　　虽然这部影片早已被人们以各种方式审视和研究，但经典总能经得起反复的解读，不断催生新的理解与感受。
　　不愤怒的犹太人
　　整部电影充斥着纳粹士兵对犹太人各种各样的羞辱、迫害和屠戮，犹太人被当作是野兽、是奴隶、是工具，任何纳粹士兵都可以毫无理由地射杀他们。然而，从始至终，被压迫、被蹂躏、被践踏、被屠杀的犹太人却显得异常沉默和逆来顺受，他们始终没有“揭竿而起”去对抗一切不公正待遇，而是在镣铐和牢笼之中绝望地悲戚。难道纳粹对他们的迫害还没有触及隐忍的极限？德国兵在大街上肆意地剪掉犹太拉比的胡子、强占他们的房屋、勒令他们佩戴袖章，甚至要求犹太男女在滴水成冰的冬季赤身裸体接受医疗检查，强行掳走年幼的孩子，将犹太人关进集中营、推进毒气室和焚化炉，难道这一切都不足以激起犹太人的愤怒，不足以逼迫他们以暴力形式反抗残忍的刽子手？难道他们无视家庭与民族的存亡？面对民族的苦难，犹太人的沉默和服从耐人寻味。
　　影片呈现了一群不愤怒的犹太人。面对戕害，他们隐忍不发，甚至抱有幻想。当纳粹利用毒气杀害犹太人的消息传来时，辛德勒工厂的犹太劳工发出了无数质疑：“他们怎么会杀害我们，我们这些劳动力对纳粹来说太重要了。”直到女工被剪去头发、褪去衣衫，进到奥斯维辛毒气室，她们才意识到无边的绝望。犹太人究竟为何沉默？是对弥赛亚抱有期待还是对耶和华的绝望？问题也许根本就没有一个绝对的答案。“二战”后，大批的欧洲犹太人选择移居美国，另一些“犹太复国主义者”则在1948年建立了现代以色列国家。回到影片，当纳粹军官费斯神经质般地肆意枪杀犹太人，当身边的同胞应声倒下时，犹太会计师史登却面无表情，沉默不语。史登选择的是仇恨之下的隐忍，还是自保为上的服从？年轻的犹太男性起初衣冠齐整，最后褴褛不堪，妻离子散，他们可曾动过一丝复仇的念头？电影中，犹太人通常是麻木、恐惧和绝望的。不论是被纳粹强掳到家中做女仆的犹太女子海伦，还是接受过高等教育的犹太女工程师，她们都在竭尽全力地为纳粹效劳，最终还是无法在暴行中全身而退。类似的情节充满整部电影，在赤裸裸地刻画纳粹非人道行为的同时，也毫不掩饰地映射了犹太人的集体沉默与服从。
　　沉默的、不愤怒的犹太人，注定受到世人的误解和谴责。事实上，对犹太人的这种沉默与不抵抗，我们恐怕只有跳出“仇恨”与“情绪”的杀戮怪圈，才可能做出有说服力的解释。
　　对暴力的叙述，就是再次地暴力
　　王德威教授在其著作《历史与怪兽：历史·暴力·叙事》中讲到，对于那些历史暴力的再次叙述，本身就是一种暴力。不可否认，奥斯威辛集中营的犹太人也有试图反抗的，但与大部分人在压迫面前的异常沉默和逆来顺受相比则显得苍白，而影片在尊重历史的基础上聚焦于“集体沉默”中的人性刻画。试想，如果在电影《辛德勒的名单》中，我们看到的是遭压迫、羞辱和屠杀的犹太人以激进和暴力的方式抵抗纳粹的残害——在被迫削发剪胡子时，在被强制占领家园时，在被关押营房强制超负荷劳动时，在被掳走孩子、赤身裸体地羞辱并运往奥斯维辛集中营时，在面临工厂巡检的纳粹军官时，都伴以犹太人疯狂暴力的群殴，这会是一部怎样的电影？我们的阅读感受又将发生怎样的转变？看到纳粹军官毫无人性地肆意虐杀犹太孤寡，我们内心涌动着愤恨和同情；而如果影片呈现的多是犹太孤寡利用各种空隙、使用各种防卫手段回击纳粹，那么我们便很难沉静下来，仔细地静默和深思这一空前的道德灾难，更难以用冷静的眼光审视和反省这一历史悲剧，难以认清和记忆欧洲犹太人的苦难史。这是因为，在聒噪的电影叙事和画面表现下，我们的视角很容易从对悲剧本身的思考转移到以强凌弱的“丛林法则”。

　　所以在某种程度上说，犹太人的不愤怒，正是为了提前休止这场空前的人类悲剧。粗略地回顾希伯来民族的历史，我们发现，犹太民族是个颇具韧性和忍耐力的集体。从摩西引领以色列人出埃及到巴比伦俘囚；从大流散的开始到14世纪西班牙人的迫害和犹太隔都（ghetto）的出现，再至“二战”中600多万犹太人被屠杀，长达2000多年的流散迁徙中，古老的希伯来民族不但在一次次的迫害与驱逐中存活下来，还完整地保存了民族文化传统与宗教信仰。然而，令人讶异的是，虽然犹太民族格外多灾多难，可整个犹太民族史中却鲜有暴力叙事。虽然《 希伯来圣经》（《旧约》）中记载了诸多战争，也有尚武的君王，可是相比于欧洲史上血腥赤裸的宗教战争和殖民掠夺，犹太民族显得“ 十分洁净”，这与电影中安静、虔诚和守纪的犹太人形象正好一致。因此，影片所采用的安静沉默的叙事模式正体现了导演的独运匠心：沉默之下挣扎着犹太人不屈的灵魂。
　　那么，为什么这样一个温和、安静的民族却处处遭受排挤和迫害？这背后有着深刻的宗教和历史原因。有一种说法认为，犹太人所遭遇的大多数问题都源于他们没有属于自己的土地。在1948年现代以色列建国前，以色列民族一直是“无国之族”，不得不散居于异国他乡，被居住国的百姓视为“外来者”，他们不仅无法享有与居住国国民同等的权利，还要承受更多强加的不公正待遇。面对18世纪资本积累、殖民扩张和瓜分土地的热潮，散居各国的犹太人似乎从未想过要做时代的弄潮儿，也许犹太人对耶和华的信仰和对耶路撒冷的期待早已胜过一切野心和苦难。然而，由于没有自己的土地和一贯的“外来者”身份，居住国一旦出现社会、经济和政治危机时，犹太人就成了替罪羊，在人类本能的排他意识中颠沛浮沉。 　　铭记苦难，我们应去往何处
　　“二战”中，欧洲犹太人的集体沉默并不是对纳粹的恐惧和屈服，而是集体道德意识使然。从摩西时代以色列百姓在埃及为奴开始，面临压迫的犹太人更倾向于以“出走”而非正面抵抗的方式应对苦难。即使到了近代，仍有大量的俄裔犹太人选择以移民加拿大和美国的方式来逃离压迫。“二战”后，居住在德国和波兰的犹太人也陆续移民美国，这虽是无国之族的无奈之举，却也是犹太人构想精神家园的方式。现代以色列国建立后，犹太人终于获得了属于自己民族的领地，可是由“流散”转为“定居”的代价却是巨大的，部分犹太人重新“回归”耶路撒冷一带的同时，“仇恨”开始蔓延，战火硝烟不断。在《辛德勒的名单》的末尾，当一名苏联骑兵来宣告他们获得解放时，蹲坐在地守候多时的犹太人们似乎没有云开雾散的惊喜，也没有手刃纳粹的冲动，而是问了一个意味深长的问题：“我们该去往何处？”战争的结束并不意味着家园的回归，犹太人依然只能继续漂泊，继续着浮萍般的身世，他们的未来仍旧充满着历史的沉重感。
　　然而，历史总在苦难与希望的交织中前行。影片中，辛德勒犹太人虽然迷茫于漫漫前路，却很快获得了精神指引，亡灵已无处追寻，可生活仍旧继续，对于有千年流散传统的犹太人来说，随遇而安、四海为家正是民族直面苦难的生存的意志。影片的末尾，辛德勒犹太人在救命恩人的墓前祭奠，银幕上又出现了他们的名字，构成一串和平年代的“辛德勒名单”。这份名单所代表的不再是生死攸关的救助，而是对历史的铭记与感恩，纵使时间流逝、年代变换，他们的名字一直铭刻在历史中，这一串串人名所代表的苦难与挣扎也如同黑夜的航灯，指引着犹太幸存者继续前行。因此，“我们往何处去”这个问题便有了答案：带着对民族历史的敬重，带着对苦难的警醒，带着与耶和华神的契约上路，纵然一生漂泊，但却依然故我，这也许正是犹太民族历经磨难得以长存的原因之一。
　　德国犹太裔哲学家西奥多·阿多诺曾愤怒地说：“奥斯维辛之后，写诗是野蛮的。”犹太大屠杀向人们展示了一个理性崩溃、极权横行的世界，上帝的庇佑似乎前所未有地脆弱，追求诗意的理想更是有悖于现实。在这样的情况下，犹太人被迫重新思考民族、信仰和历史的多重关系。影片中，犹太人送给辛德勒的戒指上刻着这样一行字：“救人一命，如同拯救整个世界。”辛德勒在极权盛行的黑暗年代将人性的曙光带给了世界上最为苦难的民族，带着这份感念，犹太人在“上帝”的本质退场、人的主体性被消解和没有固定存在意义的“新世界”中虔诚地生存，热爱故土，感怀历史，坚守信仰，延续民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