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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李岚：集体管理可能是解决网络环境下版权问题的关键
伴随着数字出版的迅速发展，和数字出版相伴随的数字版权问题也很突出。数字网络环境下，作者个体维权成本更高、难度更大，很多作者望“网”兴叹。怎样做才能真正为版权保护提供有效保证?集体管理可能是解决网络环境下版权问题的关键。集体管理组织能彻底改变单一著作权人面对使用者的不平等和弱势地位，有效推动作品的传播、使用过程中的授权问题；能帮助广大著作权人维护自身合法权益；能帮助使用者解决海量作品授权问题，为产业界服务；能降低交易成本，提高作品传播效率、速度和广度。
——2010年12月2日接受中国新闻出版报采访
2 郝明义：出版业经不起折扣战
一般商品追求大量生产、大量销售、大动脉的发行，出版业的畅销书与此相似，但书“多种少量”的特色，更决定其产品需要的是微血管型的发行。毛利微薄的微血管型，不论对出版者、经销商，还是书店，都经不起折扣战。如果折扣战继续恶化下去，动脉和静脉虽然还存在，但微血管一定枯死，整个出版业就会生病。同时，实力雄厚的大动脉发行商更看重畅销书的商业性，却忽略其他书的价值；靠近消费者居住区的中小书店存在，正是对其他书发行的补充，也为消费者提供了方便。而在竞争中处于不利地位的中小书店一旦破产，必然导致渠道萎缩，图书种类单一化，从而影响到作者创作积极性的发挥，最终消费者的利益也将受到损害。
——2010年11月18日第36期书业观察论坛发言
3 齐峰：出版业发展呼唤绿色出版
出版所指向的“资源”除了有形的物质、文化资源，还有无形的精神、文化资源，所指向的“环境”除了显在的自然环境，还有潜在的人文环境，未来出版产业发展需要的能力一旦被突破，将不仅对自然环境造成危害，更主要的则是对构成人文环境的道德体系和价值观念产生直接影响。
绿色出版即运用现代科技手段，立足文化生态可持续发展的健康文明型、节约环保型、数字集约型的大出版形态。从本质上讲，绿色出版探讨的是出版产业的可持续发展问题，即一方面要满足产业发展的需要，另一方面要对支持发展的资源、环境所构成的浪费或破坏有所限制。但绿色出版不等于环保出版。绿色出版的主体是绿色内容，环保出版的则强调是在产品生产过程中降低出版的资源和能源消耗，仅是绿色出版的重要方式之一。绿色出版不等于数字出版。数字出版是技术型的出版方式，它所改变的是出版物的产品形式、传播形式、服务形式，而对于出版的内容本身并没有产生显在的作用力，还是属于环保出版的范畴。
——《光明日报》2010年11月4日
4 周丽锦：编辑出版专业毕业生难就业的真正症结出在学科培养方式上
相当一部分出版单位的管理者头脑中还盘桓着出版有“术”无“学”的观念，认为出版领域的知识在实际工作中可以很快掌握。对于这一点，业界和学界似乎一直没有调和看法，也对毕业生的就业形成了阻碍。其实，真正的症结并不在于出版单位对编辑出版专业的学生有什么偏见或者成见，问题更多地出在学科培养方式上。如果编辑出版专业的培养方案能够让教学实践与实际工作经营等值，那么这个专业的毕业生即使不是很抢手，至少也拥有了能引起出版单位重视的其他专业的学生所不具备的优势。
——《编辑之友》2010年11期沙龙
5 王建辉：出版强国是出版人的责任，更是一个民族的责任
实现出版强国的可能性在于，一是经济的发展为中国建设出版强国打下了很好的基础；二是改革开放30多年来，我国新闻出版业取得了巨大的发展和显著的成就，为今后10年建设新闻出版强国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三是我国正处在一个重大的战略机遇期，行业也处在一个重大的战略调整的机遇期，这给出版业的发展带来了巨大的成长空间。不利因素主要在于，一是从目前国际出版业看，中国出版业不具有比较优势，在把握国际出版产业走向与国际贸易主动权方面严重不足；二是从阅读消费看，目前我国的人均文化消费水平只达到了发达国家的1／4，文化消费潜力远远没有释放出来，提高阅读消费的任务很重。要倡导全民阅读，政府与企业在这里都可以发挥作用，政府引导，企业生产好的作品；此外，公民的自觉意识也很重要，因为读书毕竟首先是一种个体行为，一个热爱读书的民族才是有希望的。
——《出版发行研究》2010年10月18日
6 杨牧之：古籍出版须走团结合作、集约经营的道路
一方面，当前古籍整理出版事业，主要不是增加古籍出版社的问题，而是提高古籍出版社的专业生产能力问题；另一方面看，20余家古籍出版社共享全国的古籍图书市场，竞争就是不可避免的，甚至会发展到恶性竞争、选题撞车、低水平重复出版的地步。要从根本上解决古籍整理出版规模、出版质量和速度的问题，以适应现代市场经济的要求，必须走团结合作、集约经营的道路。全国主要的古籍整理出版机构，根据各自特点和市场需求，按区域范围适当联合，在全国范围内形成几个中心，由中心进而发展为一个古籍图书出版联合集团，统一规划，重点资助，大力宣传，政策保护，我想一定能起到更大的作用，收到更好的效果。
——《编辑之友》2010年第8期
7 程三国：传统实体店最大的优势是与顾客直接接触
在数字出版的背景下，实体书店将成为传统出版发行业转型的重灾区，是产业价值流失的最大环节，这项挑战将比网络书店带来的冲击严峻得多。但中国的传统书店尚有很多优势和潜力没有发挥出来。在数字化的影响下，传统实体书店最大的优势是与顾客直接接触，这是任何强大的数字世界都不能比拟的。但是要想让书店里的顾客接触并发生化学反应，即产生让读者流连忘返的氛围和魅力，则需要书店有很强的为顾客服务的能力。换句话说，需要店员懂书，有洞察顾客要求和推荐图书的能力，而这对传统书店营业员是一个巨大挑战。
——2010年5月28日接受《华西都市报》采访
8 朱杰人：教育出版的畸形倚重，不是出版的问题，而是教育问题
中国的人口太多，学生人数过于庞大，而且，中国还是一个教育都还没有脱贫的国家，占人口绝大多数的人群都在用各种方法、通过各种途径接受各种各样的教育。这迫使出版不得不向教育倾斜。但在教育出版迅猛发展的同时，科技出版、人文出版、艺术出版等其他领域的出版发展步履维艰。但这不是出版的问题，而是教育的问题。中国教育长期以来的工具化、去人文化、外语绝对化，使我们培养出来的“人才”远离阅读、不习惯阅读、不会阅读，终于使阅读变成了“工具”。再加上舆论导向对低俗文化不遗余力地推崇导致的整个人群审美情趣的严重下滑，终于使阅读沦落为乞丐。
——《编辑之友》2010年第4期沙龙
9 杨雨前：如果失去了内容，就失去了数字出版的机会
如果把数字出版定位为一个展示自己出版的图书平台，把数字出版定位成出版社或是一个工厂的概念，这样的出版社是没有出路的。如果把数字出版定义为“超市”，则是有前途的。什么叫超市?就是把所有工厂的产品通过超市展示，让别人来选购，出版社可以集全国所有适合自己出版的作品作为产品，在自己的数字出版平台上进行展示。在数字出版平台建设上，出版社的纸质出版只是在数字出版平台下的一部分，即现在可能有5000个选题，纸质出版了500个，剩下的4500个选题应该在数字出版平台上展示。出版社一旦建立了一个每年能够出几千种、上万种图书的数字出版平台，很多相关网络出版商包括数字出版制造商就会去找你。因此，出版社必须做好内容，如果失去了内容，就失去了数字出版的机会。
——《中国新闻出版报》2010年2月24日
10 郝振省：重视对出版文化理性问题的研究
出版文化理性，是出版人、编辑人经过长期的学习、实践、修炼而形成的一种综合性的、决定或影响出版物内容吸引力和感染力的本质性文化品格。我们可以通过个体自觉地形成自身的文化理性品质；单位建立关注内在素质的文化管理原则；社会重视从文化理性的角度提出問题和解决问题，以及为现行的新闻出版行业准入考试增加文化理性的内容几方面来养成出版文化理性。
——《光明日报》2010年2月20日
伴随着数字出版的迅速发展，和数字出版相伴随的数字版权问题也很突出。数字网络环境下，作者个体维权成本更高、难度更大，很多作者望“网”兴叹。怎样做才能真正为版权保护提供有效保证?集体管理可能是解决网络环境下版权问题的关键。集体管理组织能彻底改变单一著作权人面对使用者的不平等和弱势地位，有效推动作品的传播、使用过程中的授权问题；能帮助广大著作权人维护自身合法权益；能帮助使用者解决海量作品授权问题，为产业界服务；能降低交易成本，提高作品传播效率、速度和广度。
——2010年12月2日接受中国新闻出版报采访
2 郝明义：出版业经不起折扣战
一般商品追求大量生产、大量销售、大动脉的发行，出版业的畅销书与此相似，但书“多种少量”的特色，更决定其产品需要的是微血管型的发行。毛利微薄的微血管型，不论对出版者、经销商，还是书店，都经不起折扣战。如果折扣战继续恶化下去，动脉和静脉虽然还存在，但微血管一定枯死，整个出版业就会生病。同时，实力雄厚的大动脉发行商更看重畅销书的商业性，却忽略其他书的价值；靠近消费者居住区的中小书店存在，正是对其他书发行的补充，也为消费者提供了方便。而在竞争中处于不利地位的中小书店一旦破产，必然导致渠道萎缩，图书种类单一化，从而影响到作者创作积极性的发挥，最终消费者的利益也将受到损害。
——2010年11月18日第36期书业观察论坛发言
3 齐峰：出版业发展呼唤绿色出版
出版所指向的“资源”除了有形的物质、文化资源，还有无形的精神、文化资源，所指向的“环境”除了显在的自然环境，还有潜在的人文环境，未来出版产业发展需要的能力一旦被突破，将不仅对自然环境造成危害，更主要的则是对构成人文环境的道德体系和价值观念产生直接影响。
绿色出版即运用现代科技手段，立足文化生态可持续发展的健康文明型、节约环保型、数字集约型的大出版形态。从本质上讲，绿色出版探讨的是出版产业的可持续发展问题，即一方面要满足产业发展的需要，另一方面要对支持发展的资源、环境所构成的浪费或破坏有所限制。但绿色出版不等于环保出版。绿色出版的主体是绿色内容，环保出版的则强调是在产品生产过程中降低出版的资源和能源消耗，仅是绿色出版的重要方式之一。绿色出版不等于数字出版。数字出版是技术型的出版方式，它所改变的是出版物的产品形式、传播形式、服务形式，而对于出版的内容本身并没有产生显在的作用力，还是属于环保出版的范畴。
——《光明日报》2010年11月4日
4 周丽锦：编辑出版专业毕业生难就业的真正症结出在学科培养方式上
相当一部分出版单位的管理者头脑中还盘桓着出版有“术”无“学”的观念，认为出版领域的知识在实际工作中可以很快掌握。对于这一点，业界和学界似乎一直没有调和看法，也对毕业生的就业形成了阻碍。其实，真正的症结并不在于出版单位对编辑出版专业的学生有什么偏见或者成见，问题更多地出在学科培养方式上。如果编辑出版专业的培养方案能够让教学实践与实际工作经营等值，那么这个专业的毕业生即使不是很抢手，至少也拥有了能引起出版单位重视的其他专业的学生所不具备的优势。
——《编辑之友》2010年11期沙龙
5 王建辉：出版强国是出版人的责任，更是一个民族的责任
实现出版强国的可能性在于，一是经济的发展为中国建设出版强国打下了很好的基础；二是改革开放30多年来，我国新闻出版业取得了巨大的发展和显著的成就，为今后10年建设新闻出版强国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三是我国正处在一个重大的战略机遇期，行业也处在一个重大的战略调整的机遇期，这给出版业的发展带来了巨大的成长空间。不利因素主要在于，一是从目前国际出版业看，中国出版业不具有比较优势，在把握国际出版产业走向与国际贸易主动权方面严重不足；二是从阅读消费看，目前我国的人均文化消费水平只达到了发达国家的1／4，文化消费潜力远远没有释放出来，提高阅读消费的任务很重。要倡导全民阅读，政府与企业在这里都可以发挥作用，政府引导，企业生产好的作品；此外，公民的自觉意识也很重要，因为读书毕竟首先是一种个体行为，一个热爱读书的民族才是有希望的。
——《出版发行研究》2010年10月18日
6 杨牧之：古籍出版须走团结合作、集约经营的道路
一方面，当前古籍整理出版事业，主要不是增加古籍出版社的问题，而是提高古籍出版社的专业生产能力问题；另一方面看，20余家古籍出版社共享全国的古籍图书市场，竞争就是不可避免的，甚至会发展到恶性竞争、选题撞车、低水平重复出版的地步。要从根本上解决古籍整理出版规模、出版质量和速度的问题，以适应现代市场经济的要求，必须走团结合作、集约经营的道路。全国主要的古籍整理出版机构，根据各自特点和市场需求，按区域范围适当联合，在全国范围内形成几个中心，由中心进而发展为一个古籍图书出版联合集团，统一规划，重点资助，大力宣传，政策保护，我想一定能起到更大的作用，收到更好的效果。
——《编辑之友》2010年第8期
7 程三国：传统实体店最大的优势是与顾客直接接触
在数字出版的背景下，实体书店将成为传统出版发行业转型的重灾区，是产业价值流失的最大环节，这项挑战将比网络书店带来的冲击严峻得多。但中国的传统书店尚有很多优势和潜力没有发挥出来。在数字化的影响下，传统实体书店最大的优势是与顾客直接接触，这是任何强大的数字世界都不能比拟的。但是要想让书店里的顾客接触并发生化学反应，即产生让读者流连忘返的氛围和魅力，则需要书店有很强的为顾客服务的能力。换句话说，需要店员懂书，有洞察顾客要求和推荐图书的能力，而这对传统书店营业员是一个巨大挑战。
——2010年5月28日接受《华西都市报》采访
8 朱杰人：教育出版的畸形倚重，不是出版的问题，而是教育问题
中国的人口太多，学生人数过于庞大，而且，中国还是一个教育都还没有脱贫的国家，占人口绝大多数的人群都在用各种方法、通过各种途径接受各种各样的教育。这迫使出版不得不向教育倾斜。但在教育出版迅猛发展的同时，科技出版、人文出版、艺术出版等其他领域的出版发展步履维艰。但这不是出版的问题，而是教育的问题。中国教育长期以来的工具化、去人文化、外语绝对化，使我们培养出来的“人才”远离阅读、不习惯阅读、不会阅读，终于使阅读变成了“工具”。再加上舆论导向对低俗文化不遗余力地推崇导致的整个人群审美情趣的严重下滑，终于使阅读沦落为乞丐。
——《编辑之友》2010年第4期沙龙
9 杨雨前：如果失去了内容，就失去了数字出版的机会
如果把数字出版定位为一个展示自己出版的图书平台，把数字出版定位成出版社或是一个工厂的概念，这样的出版社是没有出路的。如果把数字出版定义为“超市”，则是有前途的。什么叫超市?就是把所有工厂的产品通过超市展示，让别人来选购，出版社可以集全国所有适合自己出版的作品作为产品，在自己的数字出版平台上进行展示。在数字出版平台建设上，出版社的纸质出版只是在数字出版平台下的一部分，即现在可能有5000个选题，纸质出版了500个，剩下的4500个选题应该在数字出版平台上展示。出版社一旦建立了一个每年能够出几千种、上万种图书的数字出版平台，很多相关网络出版商包括数字出版制造商就会去找你。因此，出版社必须做好内容，如果失去了内容，就失去了数字出版的机会。
——《中国新闻出版报》2010年2月24日
10 郝振省：重视对出版文化理性问题的研究
出版文化理性，是出版人、编辑人经过长期的学习、实践、修炼而形成的一种综合性的、决定或影响出版物内容吸引力和感染力的本质性文化品格。我们可以通过个体自觉地形成自身的文化理性品质；单位建立关注内在素质的文化管理原则；社会重视从文化理性的角度提出問题和解决问题，以及为现行的新闻出版行业准入考试增加文化理性的内容几方面来养成出版文化理性。
——《光明日报》2010年2月2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