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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风·无衣》是《诗经》中的名篇，历来为人所传颂。尤其是曾入选高中语文教材，更以其巨大的影响力而家喻户晓。原诗三章，章五句，非常简洁：岂曰无衣？与子同袍。王于兴师，修我戈矛，与子同仇！岂曰无衣？与子同泽。王于兴师，修我矛戟，与子偕作！岂曰无衣？与子同裳。王于兴师，修我甲兵，与子偕行。
这首诗的文字没有特别的艰涩难懂处。“泽”通“襗”，指贴身的衣服。袍是棉袍，裳是战裙，袍、襗、裳意思关联；戈矛、矛戟、甲兵，都是指兵器或铠甲，意义相关。“同仇”意思是同仇敌忾，“偕作”“偕行”是说一起参战、一同行动，和“同仇”的内涵也是一致的。这样，从字面意思来看，“岂曰无衣？与子同袍”是说：岂可说没有衣服？我和你共穿此棉袍。“王于兴师，修我戈矛，与子同仇”是说：君王将要作战，修整我们的戈矛，我和你同仇敌忾。以下几章的意思也大致差不多。
正是基于这样的理解，所以大家普遍认为本诗是一首激昂慷慨、同仇敌忾的战歌，表现了秦国军民团结互助、共御外侮的高昂士气和乐观精神。然而，问题却也产生了：在早期的《诗经》注解中，这首诗并不是歌颂秦国将士同心协力、保家卫国的，而是一首讥刺秦君好战的“刺诗”。《诗序》说：“《无衣》，刺用兵也，秦人刺其君好攻战。”（《毛诗正义》）毛《传》和郑《笺》都谨守着《诗序》的说法。那么，本诗到底是歌颂还是讥刺呢？“美”与“刺”的矛盾问题又该如何来理解呢？
“赞颂”传统的形成
以《无衣》为赞颂，这种看法的产生并不是很早，但是影响却很大。推究起来，首先应该和班固的意见有关。他在《汉书·赵充国辛庆忌传赞》中说： “山西天水、陇西、安定、北地，处势迫近羌胡，民俗修习战备，高上勇力，鞍马骑射。故秦诗曰：‘王于兴诗，修我甲兵，与子偕行。’其风声气俗，自古而然，今之歌谣慷慨，风流犹存焉。”班固表彰今天水、平凉、庆阳一带的风气习俗，其所引诗，正是《无衣》，显然是以之为“高上勇力”的“慷慨歌谣”。后来朱熹的《诗集传》也说：“秦人之俗，大抵尚气概，先勇力，忘生轻死，故其见于诗如此。”所谓“尚气概，先勇力，忘生轻死”明显是继承了班固的说法。《诗集传》还说：“秦俗强悍，乐于战斗。故其人平居而相谓曰：岂以子之无衣，而与子同袍乎？盖以王于兴师，则将修我戈矛，而与子同仇也。其欢爱之心足以相死如此。”所谓“欢爱之心足以相死”，显然就是赞颂生死与共的战友之情了。
朱熹之后，说诗者便大都把这首诗当作歌颂之作了。南宋末年的谢枋得甚至说：“春秋二百四十余年，天下无复知有复仇志，独《无衣》一诗毅然以天下大义为己任。”更是读出了“复仇”的“天下大义”，无疑是寄寓着他末代孤臣的身世感慨，更多是借《无衣》之酒杯，浇自我胸中之块垒。清代的方玉润在《诗经原始》中尽管说此诗是“刺”，但主旨却是“秦人乐为王复仇也”，则依然是赞颂的意味。晚清王先谦《三家诗义集疏》说：“审度此诗词气又非刺诗。”自然是作为美赞了。至于清末陈继揆《读诗臆补》所说“开口便有吞吐六国之气，其笔锋凌厉，亦正如岳将军直捣黄龙”，吴闿生《诗义会通》所说“英壮迈往，非唐人出塞诸诗所及”，则是越来越夸张，不但认为“英壮迈往”，超越了盛唐的边塞诗，而且还有“吞吐六国之气”，未免愈拔愈高了。
现代学者大多接受了颂歌说，很多《诗经》的注本、选本以及各类教材，包括评析与鉴赏等，都是将其作为赞颂之诗看待的。譬如，余冠英先生说：“这诗是兵士相语的口吻，当是军中的歌谣。史书说秦俗尚武，这诗反映出战士友爱和慷慨从军的精神。”（《诗经选》）而程俊英、蒋见元的《诗经注析》更是明确说：“这是一首秦国的军中战歌。”这些看法在《先秦诗鉴赏辞典》中得到了集中的体现：“由于此诗旨在歌颂，也就是说以‘美’为主，所以对秦军来说有巨大的鼓舞力量……可以想象，在秦王誓师的时候，此诗犹如一首誓词；对士兵来说，则又似一首动员令。”可以说是越来越离谱了。
还有一点也需要注意。据《左传·定公四年》载，公元前506年，吴国军队攻陷楚国的首府郢都，楚臣申包胥到秦国求援，“立依于庭墻而哭，日夜不绝声，勺饮不入口，七日。秦哀公为之赋《无衣》。九顿首而坐，秦师乃出”。这里说秦哀公“赋《无衣》”，故而王夫之《诗经稗疏》认为本诗为秦哀公所作。今人陈子展《诗经直解》赞同王说，认为申包胥事“可作为《无衣》本事读”，“与子偕行，言随申胥而往也。其为答申胥而救楚之诗明矣”。这大概是误解了此处“赋诗”的独特意义。赋诗不是作诗，而是春秋时期外交场合常用的赋诗言志，也就是随机诵读、引用《诗经》中既有的诗句来表达自己的思想。赋诗言志更多是根据特定的背景“断章取义”，也就是《左传·襄公二十八年》：“赋诗断章，余取所求焉。”因此，秦哀公赋《无衣》，不是引用全篇的诗义，而只是强调“修我甲兵，与子偕行”的意思。
为什么说是“刺诗”
前面指出，《诗序》与毛《传》、郑《笺》等都认为本诗是“刺”而非“美”。那么，《诗序》为什么说是刺诗呢？
《无衣》首章说：“岂曰无衣，与子同袍。”毛《传》云：“上与百姓同欲，则百姓乐致其死。”郑《笺》申说：“此责康公之言也。君岂尝曰‘女无衣，我与女同袍’乎？言不与民同欲。”按照毛、郑的意思，这是讥刺君王不与百姓同欲，未曾说“汝无衣，我与汝同袍”的话，因而百姓不是“乐致其死”。不过毛《传》认为不是直刺，而是借颂天子以讽诸侯。孔颖达《疏》进一步解释：
毛以为，古之朋友相谓云：我岂曰子无衣乎？我冀欲与子同袍。朋友同欲如是，故朋友成其恩好，以兴明君能与百姓同欲，故百姓乐致其死。至于王家于是兴师之时，百姓皆自相谓：修我戈矛，与子同为仇匹，而往征之。由上与百姓同欲，故百姓乐从征伐。今康公不与百姓同欲，非王兴师，而自好攻战故，百姓怨也。
郑以为，康公平常之时，岂肯言曰：汝百姓无衣乎？吾与子同袍。终不肯言此也。及于王法于是兴师之时，则曰：修治我之戈矛，与子百姓同往伐此怨耦之仇敌。不与百姓同欲，而唯同怨，故刺之。（《毛诗正义》） 孔颖达认为，毛、郑讥刺秦康公不能和百姓同甘共苦，且其兴兵又非周天子所为，只是康公个人的喜好，因此百姓有怨恨，“故刺之”。清代陈奂的《诗毛氏传疏》也遵从此说：“此亦刺康公诗也。”方玉润在《诗经原始》中虽然赞同“刺诗”说，但解释却颇为曲折，他说秦地本为周地，秦人固为周人。周人苦于西戎之患已经很久，而秦人御戎有功，因此他们的父老子弟对于西戎一致是同仇敌忾的。秦康公好战，又都是私怨，这是徒逞小忿而忘大仇，非民众之所欲，“夫与其兴师无名，何如报复所得？故作是诗以明志”。他进一步引申说：“然则《序》所谓刺，固不独秦君，兼及周王矣。盖民有勤王心，君无讨贼意，伸在此则不能不屈在彼也，故曰刺也。”说得就更加奇怪了。
总之，和诗歌的字面意思相比，以上的各种解释总是显得苛察缴绕、迂曲难通。前人之所以不采用《诗序》的说法，和上面这些解释的不清楚、不晓畅、不准确是有很大关系的。
对此问题作出重大贡献的是郭晋稀先生。郭先生在20世纪80年代曾发表过一组文章：《风诗蠡测》《风诗蠡测续篇》《风诗蠡测末篇》。他在《风诗蠡测续篇》中明确提出：《秦风·无衣》是刺诗而非颂歌。这里，郭先生的一个重要观点是此诗存在着上下文的省略：既有因避下句重复而采取的“探下”而省，也有因避上句重复而采取的“承上”而省。所谓探下而省，是指因为下句有“王于兴师”，故而在上句省去了“王未兴师”；所谓承上而省，是指因为上句有“岂曰”，故而在下句省去了“则曰”。如果依照词气补足省文，“不仅诗意十分显豁，而且文词明白如话”：
我们细审文气，《无衣》一篇，上下皆有省文，如果按照词气补足省文，那么《无衣》应该是这样的：
王未兴师，岂曰无衣，与子同袍。王于兴师，则曰修我戈矛，与子同仇。（《诗经蠡测》）
其他两章也是如此。这样，原诗的意思就是：君王未曾兴兵时，何曾说：“你无衣裳，我和你同穿一袍？”君王将要兴兵作战了，就说：“修整我们的武器，我和你同仇敌忾。”这样来理解，讥刺的意味就非常明显了。至于诗中的“王”，也显然非指周王，而是指秦伯，因为当时诸侯列国的君主也是可以称王的。这一点，郭先生引用王国维的《古诸侯称王说》，有明确的论断。
要之，郭先生此说确为通人之论，《无衣》为刺诗的问题在这里也得到了圆满的解决。他紧扣行文“词气”，立足诗歌文本，细加审度，于前人所习焉不察处提出新看法、取得新突破，真可谓是善读《诗》者。这个结论也为当代一些目光敏锐的学者所重视，赵逵夫先生注评的《诗经》以及《中国文学作品选注》的“先秦文学”，便都是采用了郭先生的说法。我们由此也明白：《诗序》所说“刺用兵也，秦人刺其君好攻战”，其实是不错的，关键是前人没有把它说清楚。
考察《无衣》主旨的两种阐释史，还有一些值得我们思考的地方。一个时期以来的《诗经》研究，因为对经学立场的全面否定与对文学本位的片面强调，关于《诗序》的一些说法，在难以讲清楚的时候，我们往往是简单粗暴地加以否定，将其指斥为“腐儒陋说”。其实，正是這种简单粗暴的否定，遮蔽、掩盖了很多文化信息。譬如《诗大序》说《关雎》是“后妃之德也，风之始也。所以风天下而正夫妇也”“是以《关雎》乐得淑女以配君子，忧在进贤，不淫其色，哀窈窕，思贤才，而无伤善之心焉”。现代的研究者多认为与原诗的爱情主题不符而予以驳斥，但实际上，《关雎》并不是一首普通的爱情诗，而是西周王室贵族的婚姻理想与家庭典范的写照，因而承载着丰富的文化功能。我们只需要看先秦典籍中对于这首诗的反复称赞与推重，就不难理解这一点。同样，《诗序》解说《无衣》的主题，也使我们明白，在看似简单明白的文字表面，其实蕴含着对统治者欺骗民众、愚弄百姓的直接讥刺。这样看来，那些所谓的“慷慨激昂、同仇敌忾”，那些所谓的“意气风发、豪情满怀”，其实都是后来的人读上去的。所以，在当下过于强调《诗经》研究的“文学本位”“文学眼光”时，我们还需要对传统的学术成果予以重视，包括对《诗序》的特别关注。
另一方面，关于《无衣》“美”与“刺”的争议，也不仅仅是一个简单的是非问题。我们看到，“赞颂”说即便是对诗歌主旨的“误读”，这种“误读”也不是没有意义。它让我们对诗歌的作者、时代、本事、艺术成就等问题，能够有更为深刻的认识，也让我们反过来思考，“讥刺”说也只是一种理论上的诠解。毕竟，在《诗经》的解读中，“诗无达诂”不仅仅是一种阐释的历史，更是一种阐释的现实。
（作者为西北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这首诗的文字没有特别的艰涩难懂处。“泽”通“襗”，指贴身的衣服。袍是棉袍，裳是战裙，袍、襗、裳意思关联；戈矛、矛戟、甲兵，都是指兵器或铠甲，意义相关。“同仇”意思是同仇敌忾，“偕作”“偕行”是说一起参战、一同行动，和“同仇”的内涵也是一致的。这样，从字面意思来看，“岂曰无衣？与子同袍”是说：岂可说没有衣服？我和你共穿此棉袍。“王于兴师，修我戈矛，与子同仇”是说：君王将要作战，修整我们的戈矛，我和你同仇敌忾。以下几章的意思也大致差不多。
正是基于这样的理解，所以大家普遍认为本诗是一首激昂慷慨、同仇敌忾的战歌，表现了秦国军民团结互助、共御外侮的高昂士气和乐观精神。然而，问题却也产生了：在早期的《诗经》注解中，这首诗并不是歌颂秦国将士同心协力、保家卫国的，而是一首讥刺秦君好战的“刺诗”。《诗序》说：“《无衣》，刺用兵也，秦人刺其君好攻战。”（《毛诗正义》）毛《传》和郑《笺》都谨守着《诗序》的说法。那么，本诗到底是歌颂还是讥刺呢？“美”与“刺”的矛盾问题又该如何来理解呢？
“赞颂”传统的形成
以《无衣》为赞颂，这种看法的产生并不是很早，但是影响却很大。推究起来，首先应该和班固的意见有关。他在《汉书·赵充国辛庆忌传赞》中说： “山西天水、陇西、安定、北地，处势迫近羌胡，民俗修习战备，高上勇力，鞍马骑射。故秦诗曰：‘王于兴诗，修我甲兵，与子偕行。’其风声气俗，自古而然，今之歌谣慷慨，风流犹存焉。”班固表彰今天水、平凉、庆阳一带的风气习俗，其所引诗，正是《无衣》，显然是以之为“高上勇力”的“慷慨歌谣”。后来朱熹的《诗集传》也说：“秦人之俗，大抵尚气概，先勇力，忘生轻死，故其见于诗如此。”所谓“尚气概，先勇力，忘生轻死”明显是继承了班固的说法。《诗集传》还说：“秦俗强悍，乐于战斗。故其人平居而相谓曰：岂以子之无衣，而与子同袍乎？盖以王于兴师，则将修我戈矛，而与子同仇也。其欢爱之心足以相死如此。”所谓“欢爱之心足以相死”，显然就是赞颂生死与共的战友之情了。
朱熹之后，说诗者便大都把这首诗当作歌颂之作了。南宋末年的谢枋得甚至说：“春秋二百四十余年，天下无复知有复仇志，独《无衣》一诗毅然以天下大义为己任。”更是读出了“复仇”的“天下大义”，无疑是寄寓着他末代孤臣的身世感慨，更多是借《无衣》之酒杯，浇自我胸中之块垒。清代的方玉润在《诗经原始》中尽管说此诗是“刺”，但主旨却是“秦人乐为王复仇也”，则依然是赞颂的意味。晚清王先谦《三家诗义集疏》说：“审度此诗词气又非刺诗。”自然是作为美赞了。至于清末陈继揆《读诗臆补》所说“开口便有吞吐六国之气，其笔锋凌厉，亦正如岳将军直捣黄龙”，吴闿生《诗义会通》所说“英壮迈往，非唐人出塞诸诗所及”，则是越来越夸张，不但认为“英壮迈往”，超越了盛唐的边塞诗，而且还有“吞吐六国之气”，未免愈拔愈高了。
现代学者大多接受了颂歌说，很多《诗经》的注本、选本以及各类教材，包括评析与鉴赏等，都是将其作为赞颂之诗看待的。譬如，余冠英先生说：“这诗是兵士相语的口吻，当是军中的歌谣。史书说秦俗尚武，这诗反映出战士友爱和慷慨从军的精神。”（《诗经选》）而程俊英、蒋见元的《诗经注析》更是明确说：“这是一首秦国的军中战歌。”这些看法在《先秦诗鉴赏辞典》中得到了集中的体现：“由于此诗旨在歌颂，也就是说以‘美’为主，所以对秦军来说有巨大的鼓舞力量……可以想象，在秦王誓师的时候，此诗犹如一首誓词；对士兵来说，则又似一首动员令。”可以说是越来越离谱了。
还有一点也需要注意。据《左传·定公四年》载，公元前506年，吴国军队攻陷楚国的首府郢都，楚臣申包胥到秦国求援，“立依于庭墻而哭，日夜不绝声，勺饮不入口，七日。秦哀公为之赋《无衣》。九顿首而坐，秦师乃出”。这里说秦哀公“赋《无衣》”，故而王夫之《诗经稗疏》认为本诗为秦哀公所作。今人陈子展《诗经直解》赞同王说，认为申包胥事“可作为《无衣》本事读”，“与子偕行，言随申胥而往也。其为答申胥而救楚之诗明矣”。这大概是误解了此处“赋诗”的独特意义。赋诗不是作诗，而是春秋时期外交场合常用的赋诗言志，也就是随机诵读、引用《诗经》中既有的诗句来表达自己的思想。赋诗言志更多是根据特定的背景“断章取义”，也就是《左传·襄公二十八年》：“赋诗断章，余取所求焉。”因此，秦哀公赋《无衣》，不是引用全篇的诗义，而只是强调“修我甲兵，与子偕行”的意思。
为什么说是“刺诗”
前面指出，《诗序》与毛《传》、郑《笺》等都认为本诗是“刺”而非“美”。那么，《诗序》为什么说是刺诗呢？
《无衣》首章说：“岂曰无衣，与子同袍。”毛《传》云：“上与百姓同欲，则百姓乐致其死。”郑《笺》申说：“此责康公之言也。君岂尝曰‘女无衣，我与女同袍’乎？言不与民同欲。”按照毛、郑的意思，这是讥刺君王不与百姓同欲，未曾说“汝无衣，我与汝同袍”的话，因而百姓不是“乐致其死”。不过毛《传》认为不是直刺，而是借颂天子以讽诸侯。孔颖达《疏》进一步解释：
毛以为，古之朋友相谓云：我岂曰子无衣乎？我冀欲与子同袍。朋友同欲如是，故朋友成其恩好，以兴明君能与百姓同欲，故百姓乐致其死。至于王家于是兴师之时，百姓皆自相谓：修我戈矛，与子同为仇匹，而往征之。由上与百姓同欲，故百姓乐从征伐。今康公不与百姓同欲，非王兴师，而自好攻战故，百姓怨也。
郑以为，康公平常之时，岂肯言曰：汝百姓无衣乎？吾与子同袍。终不肯言此也。及于王法于是兴师之时，则曰：修治我之戈矛，与子百姓同往伐此怨耦之仇敌。不与百姓同欲，而唯同怨，故刺之。（《毛诗正义》） 孔颖达认为，毛、郑讥刺秦康公不能和百姓同甘共苦，且其兴兵又非周天子所为，只是康公个人的喜好，因此百姓有怨恨，“故刺之”。清代陈奂的《诗毛氏传疏》也遵从此说：“此亦刺康公诗也。”方玉润在《诗经原始》中虽然赞同“刺诗”说，但解释却颇为曲折，他说秦地本为周地，秦人固为周人。周人苦于西戎之患已经很久，而秦人御戎有功，因此他们的父老子弟对于西戎一致是同仇敌忾的。秦康公好战，又都是私怨，这是徒逞小忿而忘大仇，非民众之所欲，“夫与其兴师无名，何如报复所得？故作是诗以明志”。他进一步引申说：“然则《序》所谓刺，固不独秦君，兼及周王矣。盖民有勤王心，君无讨贼意，伸在此则不能不屈在彼也，故曰刺也。”说得就更加奇怪了。
总之，和诗歌的字面意思相比，以上的各种解释总是显得苛察缴绕、迂曲难通。前人之所以不采用《诗序》的说法，和上面这些解释的不清楚、不晓畅、不准确是有很大关系的。
对此问题作出重大贡献的是郭晋稀先生。郭先生在20世纪80年代曾发表过一组文章：《风诗蠡测》《风诗蠡测续篇》《风诗蠡测末篇》。他在《风诗蠡测续篇》中明确提出：《秦风·无衣》是刺诗而非颂歌。这里，郭先生的一个重要观点是此诗存在着上下文的省略：既有因避下句重复而采取的“探下”而省，也有因避上句重复而采取的“承上”而省。所谓探下而省，是指因为下句有“王于兴师”，故而在上句省去了“王未兴师”；所谓承上而省，是指因为上句有“岂曰”，故而在下句省去了“则曰”。如果依照词气补足省文，“不仅诗意十分显豁，而且文词明白如话”：
我们细审文气，《无衣》一篇，上下皆有省文，如果按照词气补足省文，那么《无衣》应该是这样的：
王未兴师，岂曰无衣，与子同袍。王于兴师，则曰修我戈矛，与子同仇。（《诗经蠡测》）
其他两章也是如此。这样，原诗的意思就是：君王未曾兴兵时，何曾说：“你无衣裳，我和你同穿一袍？”君王将要兴兵作战了，就说：“修整我们的武器，我和你同仇敌忾。”这样来理解，讥刺的意味就非常明显了。至于诗中的“王”，也显然非指周王，而是指秦伯，因为当时诸侯列国的君主也是可以称王的。这一点，郭先生引用王国维的《古诸侯称王说》，有明确的论断。
要之，郭先生此说确为通人之论，《无衣》为刺诗的问题在这里也得到了圆满的解决。他紧扣行文“词气”，立足诗歌文本，细加审度，于前人所习焉不察处提出新看法、取得新突破，真可谓是善读《诗》者。这个结论也为当代一些目光敏锐的学者所重视，赵逵夫先生注评的《诗经》以及《中国文学作品选注》的“先秦文学”，便都是采用了郭先生的说法。我们由此也明白：《诗序》所说“刺用兵也，秦人刺其君好攻战”，其实是不错的，关键是前人没有把它说清楚。
考察《无衣》主旨的两种阐释史，还有一些值得我们思考的地方。一个时期以来的《诗经》研究，因为对经学立场的全面否定与对文学本位的片面强调，关于《诗序》的一些说法，在难以讲清楚的时候，我们往往是简单粗暴地加以否定，将其指斥为“腐儒陋说”。其实，正是這种简单粗暴的否定，遮蔽、掩盖了很多文化信息。譬如《诗大序》说《关雎》是“后妃之德也，风之始也。所以风天下而正夫妇也”“是以《关雎》乐得淑女以配君子，忧在进贤，不淫其色，哀窈窕，思贤才，而无伤善之心焉”。现代的研究者多认为与原诗的爱情主题不符而予以驳斥，但实际上，《关雎》并不是一首普通的爱情诗，而是西周王室贵族的婚姻理想与家庭典范的写照，因而承载着丰富的文化功能。我们只需要看先秦典籍中对于这首诗的反复称赞与推重，就不难理解这一点。同样，《诗序》解说《无衣》的主题，也使我们明白，在看似简单明白的文字表面，其实蕴含着对统治者欺骗民众、愚弄百姓的直接讥刺。这样看来，那些所谓的“慷慨激昂、同仇敌忾”，那些所谓的“意气风发、豪情满怀”，其实都是后来的人读上去的。所以，在当下过于强调《诗经》研究的“文学本位”“文学眼光”时，我们还需要对传统的学术成果予以重视，包括对《诗序》的特别关注。
另一方面，关于《无衣》“美”与“刺”的争议，也不仅仅是一个简单的是非问题。我们看到，“赞颂”说即便是对诗歌主旨的“误读”，这种“误读”也不是没有意义。它让我们对诗歌的作者、时代、本事、艺术成就等问题，能够有更为深刻的认识，也让我们反过来思考，“讥刺”说也只是一种理论上的诠解。毕竟，在《诗经》的解读中，“诗无达诂”不仅仅是一种阐释的历史，更是一种阐释的现实。
（作者为西北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