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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上约莫八九点钟的时候,天下起了雾气般的小雨,平武县龙安镇老城区的正中,一座坐西向东的寺院迎来零星几位香客。山门前开阔、空旷的广场上,正中对称地直立着一对高约7米的花岗石经幡。上面刻有藏、汉两种文字。进山门,踏上青云石条砌成的台阶,台地正中左右各一狻猊,形态威猛。一位在此工作的老妪,燃起一把香,朝四方虔诚叩拜后,从台地角落取出扫把,开始“簌簌”地扫起来。进第二道山门,完整而古朴的传统四合院落的正中,是三座平行并列做工精巧的石拱桥。走过石拱桥,便进入了报恩寺,这个白马土司“富十代”王玺连同其子王鉴历时二十年修建的宏伟寺院。
平武当地学者曾维益将毕生心血倾注在研究报恩寺上,谈起报恩寺如数家珍。这位年过花甲的老人消瘦清矍,拎着一只装满书的旧布口袋,用手帕抹了抹老式眼镜,向我们娓娓道来。据历史记载,报恩寺于明朝宣宗宣德十年(公元1435年)开始筹划,正式破土动工于明英宗正统五年(公元1440年),6年后完成全部地面建筑工程和一部分内装修。明代宗景泰三年(公元1452年)工程大体完毕。其后,又经过8年时间修葺,至明英宗天顺四年(公元1460年)方最后完工,历时整20年。
整座报恩寺为全木结构,用料均为当地所产楠木,自建成之后,553年间历经动荡与灾害等洗礼,除去四次小破坏之外,其主体部分依然保持着当时的原貌。换句话说,现存的平武报恩寺是一处保留完好的明初的古建筑群;与国内其他名刹相比,报恩寺建筑绝大部分为明初原创,极为珍贵。师从梁思成的徐伯安、郭黛姮两位古建学者亦给予报恩寺极高评价,认为平武报恩寺建筑群“反映了从宋元向明清型过渡的特征,在中国建筑史上当有不可低估的地位”。
从城外的北山上俯瞰报恩寺,可以发现寺院的三进院落对称坐落于长达300余米的中轴线上,格局大气磅礴。走进寺院细细品味,整座报恩寺,大至万佛阁、大雄宝殿、华严藏、大悲殿、天王殿、回廊、鼓楼等建筑,小至双狮、香炉、天花、斗拱、神兽、木鱼、瓦当等细部,技艺精湛,无一雷同。特别是造型各异的斗拱将近3000朵,种类多达48种,堪比故宫。
一进院落为华严殿所在,殿内立着一座七层转轮藏,其高11米,直径7米,外形为八棱形,为国内所罕见。这座全木质的转轮藏饱经沧桑,呈现出铁器般厚重的质感。我稍稍用力推动,转轮藏仍然运转如飞。细看之下,转轮藏四周巨大的木柱上盘旋着四条长7米的金色蟠龙,造型惟妙惟肖。二进院落大雄宝殿外部左右两侧,各有斜走廊一座,与两边回廊相连。斜坡之上,走廊不用钉栓,前后左右皆不依不靠。我以前就在建筑史著作中读到过这种宋代流行的建筑样式,如今在报恩寺中才有幸一睹实物。三进院落正中为左右对称的两座碑亭,供有皇帝圣旨,为报恩寺建造者王玺所立。右侧石碑刻有“九重天命”上书明英宗批准修造报恩寺的圣旨原文:“既是土官不为例准他这遭钦此。”而这一句话也引发了后人对报恩寺的种种误解。
直到20世纪50年代以前,报恩寺都是白马土司王姓家族的家庙,其主持世代皆由王薛土司家族世袭。土司制度是封建王朝在西南少数民族地区实行的政治制度,亦称“土官制度”,目的是“以夷治夷”。土司制度在唐宋时期称为“羁縻州”,由中央王朝委任当地首领为府、州、县的文职土官,元朝加强军事统治,设置宣使、宣抚使、安抚使、招讨使、长官司等武职土官。明沿袭宋、元制度,对土司制度做了进一步完备。有趣的是,元明清以来的土司多由当地少数民族首领担任,而旧称龙州府的平武,土司却历来由汉人担任,且历史长达七百多年。
王姓第一代土司为王行俭,南宋理宗宝庆二年(1226年)考中进士,授龙州(即今平武)判官。因“开拓疆土、兴俗化夷”有功,赐世袭之职。他的后人归顺元朝,仍授世袭三寨长官司世职;历经十代至明朝宣德年间(公元1426年至1435年),土司王玺与宋代时同封的土司薛忠义奉命率兵平定羌乱,官升龙州宣抚司。因王玺出征松潘有功,朝廷奖赏白银四万两,王玺便以此银筹建报恩寺。父子两代倾其所有,前后修建二十年,这座宏伟的寺院才全部完工。王玺从北京等地聘来能工巧匠担任设计与负责施工,其严谨的布局与恢弘的气势堪称典范,而这座规模超常的家庙也因此成了人们议论猜忌的对象。不少人从明英宗圣旨中的那句“准他这遭”揣摩出皇帝对王玺逾制僭越的不满,甚至认为报恩寺是比附皇城规制而修建的。这固然是根据不足的猜测,但由此也可看出报恩寺非同寻常的宏伟典丽。
白马土司,以一家之力世代相袭,传承土司世职35代人之多。常言道“君子之泽,五世而斩”,王氏土司不仅忠孝代代相传,还为后人留下了丰厚的文化遗产。1972年,王家最后一任白马土司王蜀屏病故。20世纪50年代初曾短暂担任土司的王文杰晚年依据回忆整理出《白马土司年谱》与《末代王土司回忆录》两部书稿后,于2000年故去。从首任土司王行俭受封后,世袭755年白马土司制度得以终结。曲终人散后,对于这一段悠远的历史,后人只有从报恩寺中细细体味。
明代建筑中的“原装正品”
平武当地学者曾维益将毕生心血倾注在研究报恩寺上,谈起报恩寺如数家珍。这位年过花甲的老人消瘦清矍,拎着一只装满书的旧布口袋,用手帕抹了抹老式眼镜,向我们娓娓道来。据历史记载,报恩寺于明朝宣宗宣德十年(公元1435年)开始筹划,正式破土动工于明英宗正统五年(公元1440年),6年后完成全部地面建筑工程和一部分内装修。明代宗景泰三年(公元1452年)工程大体完毕。其后,又经过8年时间修葺,至明英宗天顺四年(公元1460年)方最后完工,历时整20年。
整座报恩寺为全木结构,用料均为当地所产楠木,自建成之后,553年间历经动荡与灾害等洗礼,除去四次小破坏之外,其主体部分依然保持着当时的原貌。换句话说,现存的平武报恩寺是一处保留完好的明初的古建筑群;与国内其他名刹相比,报恩寺建筑绝大部分为明初原创,极为珍贵。师从梁思成的徐伯安、郭黛姮两位古建学者亦给予报恩寺极高评价,认为平武报恩寺建筑群“反映了从宋元向明清型过渡的特征,在中国建筑史上当有不可低估的地位”。
从城外的北山上俯瞰报恩寺,可以发现寺院的三进院落对称坐落于长达300余米的中轴线上,格局大气磅礴。走进寺院细细品味,整座报恩寺,大至万佛阁、大雄宝殿、华严藏、大悲殿、天王殿、回廊、鼓楼等建筑,小至双狮、香炉、天花、斗拱、神兽、木鱼、瓦当等细部,技艺精湛,无一雷同。特别是造型各异的斗拱将近3000朵,种类多达48种,堪比故宫。
一进院落为华严殿所在,殿内立着一座七层转轮藏,其高11米,直径7米,外形为八棱形,为国内所罕见。这座全木质的转轮藏饱经沧桑,呈现出铁器般厚重的质感。我稍稍用力推动,转轮藏仍然运转如飞。细看之下,转轮藏四周巨大的木柱上盘旋着四条长7米的金色蟠龙,造型惟妙惟肖。二进院落大雄宝殿外部左右两侧,各有斜走廊一座,与两边回廊相连。斜坡之上,走廊不用钉栓,前后左右皆不依不靠。我以前就在建筑史著作中读到过这种宋代流行的建筑样式,如今在报恩寺中才有幸一睹实物。三进院落正中为左右对称的两座碑亭,供有皇帝圣旨,为报恩寺建造者王玺所立。右侧石碑刻有“九重天命”上书明英宗批准修造报恩寺的圣旨原文:“既是土官不为例准他这遭钦此。”而这一句话也引发了后人对报恩寺的种种误解。
定格白马土司700年历史
直到20世纪50年代以前,报恩寺都是白马土司王姓家族的家庙,其主持世代皆由王薛土司家族世袭。土司制度是封建王朝在西南少数民族地区实行的政治制度,亦称“土官制度”,目的是“以夷治夷”。土司制度在唐宋时期称为“羁縻州”,由中央王朝委任当地首领为府、州、县的文职土官,元朝加强军事统治,设置宣使、宣抚使、安抚使、招讨使、长官司等武职土官。明沿袭宋、元制度,对土司制度做了进一步完备。有趣的是,元明清以来的土司多由当地少数民族首领担任,而旧称龙州府的平武,土司却历来由汉人担任,且历史长达七百多年。
王姓第一代土司为王行俭,南宋理宗宝庆二年(1226年)考中进士,授龙州(即今平武)判官。因“开拓疆土、兴俗化夷”有功,赐世袭之职。他的后人归顺元朝,仍授世袭三寨长官司世职;历经十代至明朝宣德年间(公元1426年至1435年),土司王玺与宋代时同封的土司薛忠义奉命率兵平定羌乱,官升龙州宣抚司。因王玺出征松潘有功,朝廷奖赏白银四万两,王玺便以此银筹建报恩寺。父子两代倾其所有,前后修建二十年,这座宏伟的寺院才全部完工。王玺从北京等地聘来能工巧匠担任设计与负责施工,其严谨的布局与恢弘的气势堪称典范,而这座规模超常的家庙也因此成了人们议论猜忌的对象。不少人从明英宗圣旨中的那句“准他这遭”揣摩出皇帝对王玺逾制僭越的不满,甚至认为报恩寺是比附皇城规制而修建的。这固然是根据不足的猜测,但由此也可看出报恩寺非同寻常的宏伟典丽。
白马土司,以一家之力世代相袭,传承土司世职35代人之多。常言道“君子之泽,五世而斩”,王氏土司不仅忠孝代代相传,还为后人留下了丰厚的文化遗产。1972年,王家最后一任白马土司王蜀屏病故。20世纪50年代初曾短暂担任土司的王文杰晚年依据回忆整理出《白马土司年谱》与《末代王土司回忆录》两部书稿后,于2000年故去。从首任土司王行俭受封后,世袭755年白马土司制度得以终结。曲终人散后,对于这一段悠远的历史,后人只有从报恩寺中细细体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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