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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田汉佚简宋之的中国舞台协会崔万秋姚蓬子
2000年花山文艺出版社的《田汉全集》共计二十卷，其中第20卷系“书信·日记·难中自述”，收入作者的书信共147封。另有若干书函和以书信形式发表的少量文章辑入其他卷，如第14卷“文论”以《致郭沫若的信》为题收有《三叶集》中田汉给郭沫若的三封信柬。揆诸田汉一生的广泛交游，其集外手札当数目可观。与其他现代文人一样，田汉的书函不少散落于民间，亦有一些曾登在现代报刊上等待勾稽。在编纂《田汉年谱新编》的过程中，笔者将部分精力投入到搜辑《田汉全集》失收的书信上。兹依发表时间为序，将于民国报刊上觅得的四封佚简披露于此，并作一一考订。
致《西北电影》编者
1935年12月15日太原《西北电影》创刊号上以手迹形式刊出了田汉的《致西北电影编者》，即田汉给该刊编者周彦、宋一舟的书信。兹酌加标点，将信文整理如下（文字模糊或残缺处以□表示）：
编者足下：
兄等以参加东南比较发展之电影艺术运动之所得运用之于西北，半年以来成效亦颇可观矣。当世竞言开发西北，昨在金陵且曾参观一西北文化展览会，惜所足资感慕者，多为我先民遗留之残碑断瓦，或西北之绝胜与天险。现代人之所缔造者，殆不一见。兄等之电影艺术活动亦尚未成为展览之一部，诚恨事也。自东北事变以后，全民族应何等以收复失地自矢，然在种种原因下，渐讳言东北而转移目光于西北。□我先民旧有园地之亟待开发，□何待论。但□□□中国全境且日供蚕食以尽而已，又何能独保西北？更何能从容从事西北文化之建立与发展？西北电影之光荣的前途，亦岂非梦想？弟在此间常与一二友人促坐斗室，既念旧雨，亦怀远忧。之的驰缄索数百字，因略发牢骚如此，并祝兄等之努力与成功！汉由“之的驰缄索数百字，因略发牢骚如此”可知，《西北电影》编者宋之的（即宋一舟）在杂志创刊之际，特意给身在南京的田汉去函，请其赐稿。虽然田汉没有积极响应约稿，但回信本身就是一篇佳文，所以宋之的将其登在创刊号上。
中国左翼戏剧家联盟（简称“剧联”）1930年成立后，田汉担任领导工作。1932年，剧联北平分盟成立，主要成员有宋之的、于伶等人。1933年，宋之的南下上海，在剧联的直接领导下参加左翼戏剧电影运动，与张庚、章泯等人成为“左翼剧联的中坚分子”a。田汉与宋之的正式结识大约便在1933年。宋时编写的《宋之的生平及创作活动年表》显示，1935年4月“太原成立西北影业公司到上海邀人;西北剧社亦来信相邀，于是宋之的赴太原任西北影业公司和西北剧社编剧”b。西北电影公司是石寄圃为“发展西北影业，提倡电影教育起见”c而筹建，得到阎锡山十万元的经费支持。石氏曾是联华影业公司职员，凭靠自己较广的人脉在上海邀请了宋之的、王萍、蓝马等影剧工作者加盟西北影业公司。公司成立后，首先拍摄了《迎蒋》《同蒲筑路》两部新闻片，随后筹拍《无限生涯》《千秋万岁》等故事片。田汉大概从宋之的来信中了解到这些，故对他们的工作表示肯定：“兄等以参加东南比较发展之电影艺术运动之所得运用之于西北，半年以来成效亦颇可观矣。”《西北电影》半月刊即由西北影业公司出版，共出两期，主要内容是向读者介绍西北影业公司的消息。
据信中所述，田汉曾在日前參观西北文化展览会。该展览会由国民党中央宣传委员会、中央党史史料编纂委员会主办，1935年10月27日至31日在南京华侨招待所举行，展品以摄影为主，尚有瓦当石器、写经佛像、陶磁、书籍碑图等，大多系邵元冲考察西北六省期间搜集而来d。因而上述书信应作于1935年10月底至12月上旬间。宋之的等人正在太原开展西北影剧活动，电影作为宣传与展示西北文化的新兴事物，本可成为展览的一部分，但田汉在西北文化展览会并未看见关于西北影业公司的内容，因而颇有感触。田汉还“借题发挥”，就开发西北的问题“略发牢骚”。他认为如果当局与民众仅将目光投向西北，而对已沦陷的东北漠不关心，只会助长侵略者进一步蚕食中国领土的气焰。不收复东北故土，西北亦难独存。可见，透过这通书信，田汉一方面肯定了宋之的等西北电影工作者的成绩，另一方面对于“当世竞言开发西北”而“讳言东北”的倾向表达了忧虑，表达了其拳拳爱国之情。
致南京《新民报》编辑部
1935年12月22日南京《新民报》第六版刊有一则《来函照登》，是田汉给本报编辑部的来信。兹将此函整理如下（原文为句读形式）：
敬启者：
阅日来报纸关于中国舞台协会第二次公演消息，以日来本人忙于写作，各社记者赐访多未能亲自接见，遂不免略有误传，如袁牧之先生将来京等等。会友中或偶有此种推测，但吾人作剧运应把基础放在团体上，个人参加与否实无甚关系，且本人亦绝未对任何记者发表谈话，称“中央社误听道听途说”等语。要之此次公演，系应世界大戏院之邀，凡关前台之事，概由戏院负责。容有不周，以致开罪，诸希各方为爱护剧运计，特别鉴谅。但关于艺术方面戏剧运动者所愿意诚恳接受的，只是友谊的进步的批评，虽在不充份的条件下，吾人亦当竭其最善之力，勉副社会人士热切的期望，使本年度话剧园地多一微薄之收获。幸何如之。
《新民报》编辑部
田汉谨启十二月（廿一日）
张向华编著的《田汉年谱》1935年12月21日谱文：“致函《扶轮日报》社，对外界有关中国舞台协会公演的流言进行澄清。载24日南京《扶轮日报》。”e为核实本条文献，笔者曾前往南京图书馆查阅《扶轮日报》缩微胶卷，确于24日该报上找到了《田汉先生来函》。经比对，这通书信与上录信文基本一致（句读略有出入），仅文末的报纸名称做了替换，故它们实际上可看作同一封。
1935年12月21日至31日，由田汉、马彦祥等发起的中国舞台协会（以下简称“舞协”）在南京世界大戏院举行第二次公演，演出《洪水》《回春之曲》《黎明之前》等剧。公演之前，南京大小报纸早已“闻声而动”，竞相预告。12月20日《新民报》第六版登出一则《中国舞台协会明日公演〈洪水〉》，内云：“中国舞台协会第二次公演，现已定于明（二十一）日开始，闻袁牧之等，亦已由沪来京参加。”21日《扶轮日报》刊有一篇署名天幕的“本报特写”，透露“舞协”第二次公演排练时间匆促，参演人员流动性大，不无讽刺地称其为“游击队”。文中写道：“为着要充实自己，大都是想借旁人来壮声色的。像这种毛病，中舞协会也犯上了，袁牧之来京那个消息，完全是他（她）们在弄玄虚，相信他绝对不会参加到这种游击队里——至少是在这一次。”f可见，当时社会上有袁牧之来宁参与公演的传闻。天幕则认为此消息是“舞协”在故弄玄虚。田汉读到《新民报》《扶轮日报》上的这些报道，不免有所不满，进而决定对诸多流言蜚语与不实消息集中予以澄清，于是投函两报编辑部。此外，21日《新民报》在《舞台协会名剧〈洪水〉今日上演》中已对前一日的新闻做了更正说明：“昨据该会负责人谈，昨日各报所载，谓上海方面有袁牧之等将来京参加一节，并无其事云云。据记者所悉，该会主张绝对打倒明星制度，昨传全属子虚。” 其实自“舞协”第一次公演开始，外界就一直存在各种流言。田汉曾在《等待着批判》中说：“当我们相信我们是对的，是有意义的时候，对于那些无聊的推测与中伤是不屑顾及的。当我们知道我们发见我们的理解和力量有不够的时候，我们等待着公正的进步的批判。我们也预备从事实上渐次作有力的回答。”g然而，真正面对“那些无聊的推测与中伤”时，田汉并非完全“不屑顾及”，而是一方面以实际行动来回答，另一方面适时借助新闻媒体的力量还原事实，正本清源。
虽然田汉称“吾人作剧运应把基础放在团体上”，但“舞协”确如天幕之文所言，具有“游击队”的性质。一位观众在看过《洪水》演出后撰文评论：“据我所知舞协这一次的演出筹备，排演，为时都甚短，大有热炒现卖之嫌。这一点其根本原因乃是由于以游击精神，为根本出发点之故，固然，游击精神并不是绝对可以非议的，但是热炒现卖则万万要不得，舞协这一次演出，因了每个参与者的富有经验之故尚未至失败，反而成功;如果能再加以严格的，较长时间的筹备与排演，其所收的成绩必然地会更好的！”h马彦祥在回忆文章《中国舞台协会演出始末——为纪念田汉同志逝世十五周年而作》中承认“这个批评是中肯的”，并对“游击精神”做过直言不讳的评述：“每次公演除我们四个‘发起人’外，其他所需要的演员、导演和工作人员，都是临时由上海和南京当地约请来的。这样游击式的组织活动方式，在当时上海剧坛是一般‘海派’剧团的流行作风，其实也就是‘田汉作风’，中国舞台协会不过是沿袭了这种传统作风而已。”
致崔万秋
方育德、陆炜编《田汉著译目录（1913—1968）》（收入《田汉全集》“第20卷”为附录）著录：“致崔万秋上海《大晚报》，1936年9月15日，在《最近的田汉》一文内。”但《田汉全集》并未收录此函，不知何故。经查，《最近的田汉》载1936年9月15日《大晚报》第六版《剪影》副刊，正文即田汉致该刊主编崔万秋的书函，全文如下：
万秋兄：
日来赶着写《女记者》。奉到手书并九月十日《大晚报》，匆匆敬复于后。
德辉先生的文章读过了。他能对于日本情形这样留心是很可佩服的。但不幸他所根据的是明信片一类的东西，也不是最近的。因为军舰排水量数字以及兵装等等在平常的民间著作也常有弄错的。况最近几年日本主力舰都经过大大的改装，排水量当然也跟着变了。我所根据的是《一九三三年国际联盟军备年鉴》。一九三四年日本海与空社海军少将福田一郎所编的《日本军舰史》，一九三五年海军研究社出版的《袖珍海军年鉴》，大体上是没有错误的。不嫌烦琐时，德辉先生不妨去翻翻上列诸书，可知他自己的根据没有一样是对的。
我在此间有时为工作忙碌也贴上一个小条子闭户谢客，而事实上是做不到的。朋友们既常常不睬我的条子，我自己又依然好客成性。有时朋友再引朋友来，我连姓名也没有问清，瞎话一泡，他们有欢喜写作的，又不甚懂得我的意思，添些枝葉发表出去，本是捧我的，反而使我更麻烦了。《文化新闻》登了我几首诗，因为编者是我的同乡，原也没有什么。（我所不高兴的是他们问也不先问我一声。那样我便无法负责了。）但给狂丝先生一绚染！0，把问题闹得太严重了。他既给加上了“卖牌子”的话，又骂人为“文坛不肖子”。这完全不是我的态度。我虽然有时也有火气，但我从不肯这样糟蹋人，和我不肯糟蹋自己一样。这儿我一方感谢新朋友们的关心，一方更应向林先生郑重道歉。为着真真一点儿小事，给了他这么大的不愉快。
狂丝先生的文中又说到鲁迅先生怎样的话，最妙的还有活灵活现的说我某月某日到上海打笔墨官司去了，我有这么高兴的趣！1吗？我觉得还是多研究些国防知识要有益处得多。不过读了作家八月号后我写了一段小诗是真的，抄在下面博兄一粲。
“败军之将敢言兵？真理犹将死活争。恨不内山书店口，汽车洋服访先生。”秋风多厉，即望珍摄。
弟汉白九月十一日
崔万秋早在中学时就喜欢阅读《环珴璘与蔷薇》等作品，后来与田汉开始书信往来。1924年7月间，刚刚中学毕业准备赴日留学的崔万秋来沪游历，特意访问了田汉。他的游记《北人南游》中有一节记录了他与田汉初晤、交往的情形。1941年崔万秋在《八·一三前夕郭沫若先生归国经过》一文忆述：“我初识郭先生之名始于《三叶集》，而《三叶集》著者之一田寿昌兄我在民国十三年暑假便认识了，尔后十七八年来，友谊愈笃。”！2即指1924年暑假他与田汉的正式相识。1925年10月，身在广岛的崔万秋读到田汉《从悲哀的国里来》一文后，撰写了一篇悼念文章《悼漱瑜女士——读罢从悲哀的国里来》寄与田汉，1926年1月9日刊于田汉主编的《醒狮·南国特刊》。1933年，崔氏由日本学满归国，任上海《大晚报》副刊编辑，与田汉等文坛故交继续保持联系。在崔的邀约下，田汉为《大晚报·火炬》提供了《清谈之月》《马——欢迎徐悲鸿先生》等文章。
田汉在书信中主要谈了两方面的内容：一是对德辉先生的商榷文章予以回应，二是就狂丝先生的文章进行说明。此信之后附有《德辉君的原文》，是“德辉君”对8月27日《大晚报·剪影》上田汉的《谈兵》中提到的日本战舰的吨数（排水量）表示异议，因他所藏日本明信片上的介绍，与田汉的描述不尽一致。针对这一质疑，田汉不以为然，特意列出了自己依据的参考文献。
需要指出的是，《谈兵》系一篇《田汉全集》失收，《田汉年谱》《田汉著译目录（1913—1968）》均遗漏的佚文。该文1936年7月10日开始在《大晚报·剪影》上登载，时断时续至9月下旬刊毕，是田汉在“还是多研究些国防知识要有益处得多”这一心态下研究军事国防问题的产物。9月1日，《大晚报·剪影》还曾以《几点更正》为题刊出田汉致崔万秋的一封佚简，主要就《谈兵》连载时的几点错误进行更正，并说“日来极忙，续稿即寄”！3。因该函内容简单，兹不赘引。
回到上引书信，“日来赶着写《女记者》”中的《女记者》为田汉的独幕话剧。据1936年9月17日、19日南京《新民报·南京版》刊载的哈黛《〈女记者〉胎孕的时候——与田汉谈话记》，本剧是田汉应邀为南京女中演剧活动创作的。剧本同年10月10日载上海《电影戏剧月刊》第1卷第1期，1937年7月中旬“首都学生暑期公演”首演于南京世界大戏院，反响较好。 “狂丝先生的文”指1936年9月10日《大晚报·剪影》登发的署名“狂丝”的文章《戏剧界两条大汉在南京》，叙述了作者登门拜访田汉的情形。作者首先向田汉问起鲁迅的《答徐懋庸并关于抗日统一战线问题》，田汉的答复曰：“这实在不该，不过我和他也不是最近的，而也是老远的了。这一来对我没有什么关系，对他却有损了的。”！4我们知道，鲁迅这篇名文中提到包括田汉在内的“四条汉子”，并有田汉“在南京大演其戏”！5的微词。关于狂丝的这则记录是否属实，田汉未做说明，等于默认了其真实性。作者还谈及《文化新闻》编辑林适存未经允许擅登田汉诗文引起后者不满的事，说田汉斥林氏为“文坛不肖子”。因这里的记述偏离事实，田汉读到此文后，不仅写下这封书信，“向林先生郑重道歉”，而且于同日撰写了一则《田汉启事》，翌日由南京《新民报》第七版刊出。
致姚蓬子
《田漢著译目录（1913—1968）》著录了一则《雁归回简》，登载于1941年7月27日重庆《新蜀报》。准确而言，该函见诸《新蜀报》副刊《蜀道》第455期，亦为全集所未收。现将原函整理如下：
××大兄：
十八号的信昨日接到了。今日学风的不够沉着朴实我也和你一样的感慨，但是我们不也应该负一点责任么？至少也有一些人看我们的榜样啊。这皆由中国革命未曾成功，政治教育等等都还没有一个规模，像我这样舅父一死早失父兄之教，完全靠自己摸索，而我自己又是忙于团体，忙于家，忙于逃亡，始终没有好好的用过功，那是说没有系统的读过书，也不懂得读书的方法，读书不分战守。以致我们照道理说应该非常熟习的书其实至今还不曾好好的读过。平身！6只是东翻西拣应付当时的需要。正合我舅舅批评我的“用心多，用力少”。这该于我多少有点点才气，虽然是极可怜的，因为中国诸事落后，所以好像也尽够应付了。然而时代是不断进步的，过去所晓得的那一点东西和可怜的才气，早已经不能应付这局面了，不要说侈言领导。此意我也早已深刻感到，在过去那类激荡烦苦的境遇中实亦无法补救，直到来这南岳读书侍母之余，才一一成为具体的悔恨罢了，但我所悔恨的是我没有好好的读书，却非悔恨我走错了路，在我立身的地方倒也有些屈原的劲儿：“虽九死其犹未悔！”
南岳给了我很多的好处，这儿比较安静的环境使我能计划地支配我的时间，这儿的雄峻的峰峦，鲜洁的空气，甜嫩的豆腐脑，使我充分恢复了我的健康。又因早晨都起得早，第一是玛丽，她四点半就得上学，三爷也习惯了起得早，多早就抱起他的雪嫩的女儿出去了。海男和他的同学们最近也因等车仍居此处，他们是军校学生也不用说。老母近来身体渐健，她又是从不肯后于年轻人的。我务必对他们起领导作用，常常起得更早。你知道早起是百祥所生，因此我在前信曾经告诉你：我已经能屏除许多杂念。起先还欢喜在枕上看书，后来晓得这是引起杂念扰乱睡眠之原！7，也不再这样了。许湖南这地方诚如翰笙所说不是久住之地，但恰也是养生妙境。不然多人乱轰轰地来“抬举”你，你就无法建立你自修的生活秩序了。不是吗？
读书之乐真是无穷，但因过去不用功，在重庆又不易找到读书机会，所以一旦重拥书城，又犯了贪多务得的毛病。我想要趁此温温经、子，对历史用一点功，请你告诉我读史方法。这儿有一部船山遗书，我也得了他一点好处。
我很想写一个剧本作为此行的成绩，但至今不曾动笔，我自己好像觉得假使写可以写得好一点。然而还没有写者，殆亦你所说的“眼高手低”之故。至于诗我也有一点抱负，常想继续五四以来新诗歌的传统卷起一诗歌时代。虽自战前在狱中爱哼哼旧诗以来迄今三四年欲罢不能，实亦未尝把这当作本分生活，不过觉得这一诗形也可以表现一些感情，特别是在表现某些感情有许多便利。对于我还有一种好处，是可以把这方面的修养运用到歌剧方面，特别是平剧地方剧的创作方面去。这在现阶段它的唱法还用得着旧的诗形的。由于今后更活泼的运用，更大胆地吸收新成分，也许竟可以使他们变质。但近来我已开始革除以前积习，虽是在系统地读中国诗，却又渐渐在学写白话诗了。我们应该大家极力起来矫正这一些可讳言的近于“复古”的倾向。人家都在说：“五四以来的作家都在——至少都欢喜写老诗了。可见新诗之无前途，旧诗之不可废。”我们从前也说只要内容是新的，形式没有关系。其实是大有关系的。新诗形式虽未完成，但形式的自由也是过去无数人破头流血战斗出来的。我们若都放弃了，交给谁去？当然现在已经有了许多新诗人，但我们假若依旧为新形式之建立而奋斗，这一运动的阵容不也热闹些，成就不也稍微多一点么？（下略一段）
我短时期难于回来。今天是三弟的生日，他也四十岁了。想起我父亲死时，我八岁，他才五岁，老五三岁，于今都是所谓“中年人”了。但今年意义更大的是我母亲满七十岁。我每天请她老人家谈这七十年来的故事，意欲出一本小册以作纪念，以彰懿德。你知道我母亲很深，请你写些东西（或文或译）寄来以便一并发表如何。见郭，阳两兄或认识我母亲且有些交谊的，请都替我致意。问好。
弟汉（六月十三日）
《新蜀报·蜀道》由姚蓬子主编，故信函抬头虽被隐去，可推受信人乃姚氏。早在20世纪30年代初，田汉与姚蓬子同是中国左翼作家联盟（简称“左联”）成员，互相之间十分熟稔。姚蓬子主编的“左联”机关刊物之一《文学月报》创刊号载有田汉剧本《暴风雨中的七个女性》。抗战时期，二人继续有交往。1940年元月，《新蜀报》创办《蜀道》副刊，由姚蓬子主持。该报总编辑周钦岳回忆：“我为加强新蜀报副刊内容，将金满成辞去，聘姚蓬子主编副刊。为了欢迎他到报社工作，特举行一次盛大宴会，文艺界朋友参加的多至四五十人。（我尚能记忆的有：茅盾、田汉、夏衍、阳翰笙、巴金、沙汀、靳以、罗荪、曹禺、陈白尘、宋之的、赵丹、金山、安娥、白杨、舒绣文、张瑞芳、应云卫、郑君里以及胡风、王平陵、常任侠等等都属座上客。）”！8有关本次欢迎宴会目前并无第一手文献可佐证，即使真的举办过，时间当在1939年底或1940年初，只是田汉不太可能出席！9，因他直至1940年5月底才来渝。本年10月8日，姚蓬子主持召开文艺座谈会，田汉、戈宝权等应邀参加并发言。座谈会记录后以《从三年来的文艺作品看抗战胜利的前途》为题刊于《蜀道》第252期。1941年3月至8月，田汉带全家在衡阳暂住。身在衡阳的田汉与重庆友人鱼雁不断，其中便包括姚蓬子。4月17日，田汉的《南归日记》经姚氏之手，登于《蜀道》第408期。
书信开篇“十八号的信昨日接到了”，表明姚蓬子5月18日曾有函致田汉。田汉的回信中主要谈论自己在南岳的读书生活、创作计划。他后来说：“去年三月间由渝回湘，奉老母在南岳菩提园住了将近七个月。借用了唐三先生家两间房，我在一间读书，老母在另一间绩麻，门是通的，我们母子一面工作，一面谈话，完全恢复了我幼年时代愉快的场面。”@0可与上述信文互相印证。
田汉虽以戏剧家闻名于世，但对白话新诗、旧体诗词亦造诣颇深，创作了数量可观的作品。他是“五四”时期较早从事新诗创作的诗人之一，发表过《诗人与劳动问题》等文章，参与了早期新诗理论的建构。同时，旧体诗词是他始终念念不忘的一方文学园地。田汉信中阐述了对于诗歌的“一点抱负”，既谈到地方戏改革运动中对旧诗的运用，又论及新诗形式的尚未完成，由此可窥他当时的诗歌观念。
“我每天请她老人家谈这七十年来的故事，意欲出一本小册以作纪念，以彰懿德。”田汉记录、整理的母亲的谈话，后以《母亲的话》为题，陆续由桂林《人世间》杂志刊出。“请你写些东西（或文或译）寄来以便一并发表如何。”姚蓬子是否曾有文章寄给田汉发表，尚待考证。“郭，阳两兄”当指田、姚两人均熟识的郭沫若、阳翰笙。
结语
1935年的两通书信是田汉在南京时期的重要文献，前者记录了他对于西北电影运动和开发西北问题的独特见解，后者体现了他对于中国舞台协会的惨淡经营。1936年的佚函反映了田汉与崔万秋之间的密切往来，还折射出彼时田汉对鲁迅的微妙态度。《雁归回简》为我们了解田汉衡阳时期的生活状态、写作情况提供了第一手文献。除上述信函外，1938年8月28日重庆《新华日报》第三版的《来函照登》，1939年4月25日桂林《救亡日报·文化岗位》的《新“三叶”之一叶——田汉氏桂林书简一》，均未收入《田汉全集》。鉴于《田汉著译目录（1913—1968）》已著录，张向华《田汉年谱》中亦有介绍，本文不再讨论。
2000年花山文艺出版社的《田汉全集》共计二十卷，其中第20卷系“书信·日记·难中自述”，收入作者的书信共147封。另有若干书函和以书信形式发表的少量文章辑入其他卷，如第14卷“文论”以《致郭沫若的信》为题收有《三叶集》中田汉给郭沫若的三封信柬。揆诸田汉一生的广泛交游，其集外手札当数目可观。与其他现代文人一样，田汉的书函不少散落于民间，亦有一些曾登在现代报刊上等待勾稽。在编纂《田汉年谱新编》的过程中，笔者将部分精力投入到搜辑《田汉全集》失收的书信上。兹依发表时间为序，将于民国报刊上觅得的四封佚简披露于此，并作一一考订。
致《西北电影》编者
1935年12月15日太原《西北电影》创刊号上以手迹形式刊出了田汉的《致西北电影编者》，即田汉给该刊编者周彦、宋一舟的书信。兹酌加标点，将信文整理如下（文字模糊或残缺处以□表示）：
编者足下：
兄等以参加东南比较发展之电影艺术运动之所得运用之于西北，半年以来成效亦颇可观矣。当世竞言开发西北，昨在金陵且曾参观一西北文化展览会，惜所足资感慕者，多为我先民遗留之残碑断瓦，或西北之绝胜与天险。现代人之所缔造者，殆不一见。兄等之电影艺术活动亦尚未成为展览之一部，诚恨事也。自东北事变以后，全民族应何等以收复失地自矢，然在种种原因下，渐讳言东北而转移目光于西北。□我先民旧有园地之亟待开发，□何待论。但□□□中国全境且日供蚕食以尽而已，又何能独保西北？更何能从容从事西北文化之建立与发展？西北电影之光荣的前途，亦岂非梦想？弟在此间常与一二友人促坐斗室，既念旧雨，亦怀远忧。之的驰缄索数百字，因略发牢骚如此，并祝兄等之努力与成功！汉由“之的驰缄索数百字，因略发牢骚如此”可知，《西北电影》编者宋之的（即宋一舟）在杂志创刊之际，特意给身在南京的田汉去函，请其赐稿。虽然田汉没有积极响应约稿，但回信本身就是一篇佳文，所以宋之的将其登在创刊号上。
中国左翼戏剧家联盟（简称“剧联”）1930年成立后，田汉担任领导工作。1932年，剧联北平分盟成立，主要成员有宋之的、于伶等人。1933年，宋之的南下上海，在剧联的直接领导下参加左翼戏剧电影运动，与张庚、章泯等人成为“左翼剧联的中坚分子”a。田汉与宋之的正式结识大约便在1933年。宋时编写的《宋之的生平及创作活动年表》显示，1935年4月“太原成立西北影业公司到上海邀人;西北剧社亦来信相邀，于是宋之的赴太原任西北影业公司和西北剧社编剧”b。西北电影公司是石寄圃为“发展西北影业，提倡电影教育起见”c而筹建，得到阎锡山十万元的经费支持。石氏曾是联华影业公司职员，凭靠自己较广的人脉在上海邀请了宋之的、王萍、蓝马等影剧工作者加盟西北影业公司。公司成立后，首先拍摄了《迎蒋》《同蒲筑路》两部新闻片，随后筹拍《无限生涯》《千秋万岁》等故事片。田汉大概从宋之的来信中了解到这些，故对他们的工作表示肯定：“兄等以参加东南比较发展之电影艺术运动之所得运用之于西北，半年以来成效亦颇可观矣。”《西北电影》半月刊即由西北影业公司出版，共出两期，主要内容是向读者介绍西北影业公司的消息。
据信中所述，田汉曾在日前參观西北文化展览会。该展览会由国民党中央宣传委员会、中央党史史料编纂委员会主办，1935年10月27日至31日在南京华侨招待所举行，展品以摄影为主，尚有瓦当石器、写经佛像、陶磁、书籍碑图等，大多系邵元冲考察西北六省期间搜集而来d。因而上述书信应作于1935年10月底至12月上旬间。宋之的等人正在太原开展西北影剧活动，电影作为宣传与展示西北文化的新兴事物，本可成为展览的一部分，但田汉在西北文化展览会并未看见关于西北影业公司的内容，因而颇有感触。田汉还“借题发挥”，就开发西北的问题“略发牢骚”。他认为如果当局与民众仅将目光投向西北，而对已沦陷的东北漠不关心，只会助长侵略者进一步蚕食中国领土的气焰。不收复东北故土，西北亦难独存。可见，透过这通书信，田汉一方面肯定了宋之的等西北电影工作者的成绩，另一方面对于“当世竞言开发西北”而“讳言东北”的倾向表达了忧虑，表达了其拳拳爱国之情。
致南京《新民报》编辑部
1935年12月22日南京《新民报》第六版刊有一则《来函照登》，是田汉给本报编辑部的来信。兹将此函整理如下（原文为句读形式）：
敬启者：
阅日来报纸关于中国舞台协会第二次公演消息，以日来本人忙于写作，各社记者赐访多未能亲自接见，遂不免略有误传，如袁牧之先生将来京等等。会友中或偶有此种推测，但吾人作剧运应把基础放在团体上，个人参加与否实无甚关系，且本人亦绝未对任何记者发表谈话，称“中央社误听道听途说”等语。要之此次公演，系应世界大戏院之邀，凡关前台之事，概由戏院负责。容有不周，以致开罪，诸希各方为爱护剧运计，特别鉴谅。但关于艺术方面戏剧运动者所愿意诚恳接受的，只是友谊的进步的批评，虽在不充份的条件下，吾人亦当竭其最善之力，勉副社会人士热切的期望，使本年度话剧园地多一微薄之收获。幸何如之。
《新民报》编辑部
田汉谨启十二月（廿一日）
张向华编著的《田汉年谱》1935年12月21日谱文：“致函《扶轮日报》社，对外界有关中国舞台协会公演的流言进行澄清。载24日南京《扶轮日报》。”e为核实本条文献，笔者曾前往南京图书馆查阅《扶轮日报》缩微胶卷，确于24日该报上找到了《田汉先生来函》。经比对，这通书信与上录信文基本一致（句读略有出入），仅文末的报纸名称做了替换，故它们实际上可看作同一封。
1935年12月21日至31日，由田汉、马彦祥等发起的中国舞台协会（以下简称“舞协”）在南京世界大戏院举行第二次公演，演出《洪水》《回春之曲》《黎明之前》等剧。公演之前，南京大小报纸早已“闻声而动”，竞相预告。12月20日《新民报》第六版登出一则《中国舞台协会明日公演〈洪水〉》，内云：“中国舞台协会第二次公演，现已定于明（二十一）日开始，闻袁牧之等，亦已由沪来京参加。”21日《扶轮日报》刊有一篇署名天幕的“本报特写”，透露“舞协”第二次公演排练时间匆促，参演人员流动性大，不无讽刺地称其为“游击队”。文中写道：“为着要充实自己，大都是想借旁人来壮声色的。像这种毛病，中舞协会也犯上了，袁牧之来京那个消息，完全是他（她）们在弄玄虚，相信他绝对不会参加到这种游击队里——至少是在这一次。”f可见，当时社会上有袁牧之来宁参与公演的传闻。天幕则认为此消息是“舞协”在故弄玄虚。田汉读到《新民报》《扶轮日报》上的这些报道，不免有所不满，进而决定对诸多流言蜚语与不实消息集中予以澄清，于是投函两报编辑部。此外，21日《新民报》在《舞台协会名剧〈洪水〉今日上演》中已对前一日的新闻做了更正说明：“昨据该会负责人谈，昨日各报所载，谓上海方面有袁牧之等将来京参加一节，并无其事云云。据记者所悉，该会主张绝对打倒明星制度，昨传全属子虚。” 其实自“舞协”第一次公演开始，外界就一直存在各种流言。田汉曾在《等待着批判》中说：“当我们相信我们是对的，是有意义的时候，对于那些无聊的推测与中伤是不屑顾及的。当我们知道我们发见我们的理解和力量有不够的时候，我们等待着公正的进步的批判。我们也预备从事实上渐次作有力的回答。”g然而，真正面对“那些无聊的推测与中伤”时，田汉并非完全“不屑顾及”，而是一方面以实际行动来回答，另一方面适时借助新闻媒体的力量还原事实，正本清源。
虽然田汉称“吾人作剧运应把基础放在团体上”，但“舞协”确如天幕之文所言，具有“游击队”的性质。一位观众在看过《洪水》演出后撰文评论：“据我所知舞协这一次的演出筹备，排演，为时都甚短，大有热炒现卖之嫌。这一点其根本原因乃是由于以游击精神，为根本出发点之故，固然，游击精神并不是绝对可以非议的，但是热炒现卖则万万要不得，舞协这一次演出，因了每个参与者的富有经验之故尚未至失败，反而成功;如果能再加以严格的，较长时间的筹备与排演，其所收的成绩必然地会更好的！”h马彦祥在回忆文章《中国舞台协会演出始末——为纪念田汉同志逝世十五周年而作》中承认“这个批评是中肯的”，并对“游击精神”做过直言不讳的评述：“每次公演除我们四个‘发起人’外，其他所需要的演员、导演和工作人员，都是临时由上海和南京当地约请来的。这样游击式的组织活动方式，在当时上海剧坛是一般‘海派’剧团的流行作风，其实也就是‘田汉作风’，中国舞台协会不过是沿袭了这种传统作风而已。”
致崔万秋
方育德、陆炜编《田汉著译目录（1913—1968）》（收入《田汉全集》“第20卷”为附录）著录：“致崔万秋上海《大晚报》，1936年9月15日，在《最近的田汉》一文内。”但《田汉全集》并未收录此函，不知何故。经查，《最近的田汉》载1936年9月15日《大晚报》第六版《剪影》副刊，正文即田汉致该刊主编崔万秋的书函，全文如下：
万秋兄：
日来赶着写《女记者》。奉到手书并九月十日《大晚报》，匆匆敬复于后。
德辉先生的文章读过了。他能对于日本情形这样留心是很可佩服的。但不幸他所根据的是明信片一类的东西，也不是最近的。因为军舰排水量数字以及兵装等等在平常的民间著作也常有弄错的。况最近几年日本主力舰都经过大大的改装，排水量当然也跟着变了。我所根据的是《一九三三年国际联盟军备年鉴》。一九三四年日本海与空社海军少将福田一郎所编的《日本军舰史》，一九三五年海军研究社出版的《袖珍海军年鉴》，大体上是没有错误的。不嫌烦琐时，德辉先生不妨去翻翻上列诸书，可知他自己的根据没有一样是对的。
我在此间有时为工作忙碌也贴上一个小条子闭户谢客，而事实上是做不到的。朋友们既常常不睬我的条子，我自己又依然好客成性。有时朋友再引朋友来，我连姓名也没有问清，瞎话一泡，他们有欢喜写作的，又不甚懂得我的意思，添些枝葉发表出去，本是捧我的，反而使我更麻烦了。《文化新闻》登了我几首诗，因为编者是我的同乡，原也没有什么。（我所不高兴的是他们问也不先问我一声。那样我便无法负责了。）但给狂丝先生一绚染！0，把问题闹得太严重了。他既给加上了“卖牌子”的话，又骂人为“文坛不肖子”。这完全不是我的态度。我虽然有时也有火气，但我从不肯这样糟蹋人，和我不肯糟蹋自己一样。这儿我一方感谢新朋友们的关心，一方更应向林先生郑重道歉。为着真真一点儿小事，给了他这么大的不愉快。
狂丝先生的文中又说到鲁迅先生怎样的话，最妙的还有活灵活现的说我某月某日到上海打笔墨官司去了，我有这么高兴的趣！1吗？我觉得还是多研究些国防知识要有益处得多。不过读了作家八月号后我写了一段小诗是真的，抄在下面博兄一粲。
“败军之将敢言兵？真理犹将死活争。恨不内山书店口，汽车洋服访先生。”秋风多厉，即望珍摄。
弟汉白九月十一日
崔万秋早在中学时就喜欢阅读《环珴璘与蔷薇》等作品，后来与田汉开始书信往来。1924年7月间，刚刚中学毕业准备赴日留学的崔万秋来沪游历，特意访问了田汉。他的游记《北人南游》中有一节记录了他与田汉初晤、交往的情形。1941年崔万秋在《八·一三前夕郭沫若先生归国经过》一文忆述：“我初识郭先生之名始于《三叶集》，而《三叶集》著者之一田寿昌兄我在民国十三年暑假便认识了，尔后十七八年来，友谊愈笃。”！2即指1924年暑假他与田汉的正式相识。1925年10月，身在广岛的崔万秋读到田汉《从悲哀的国里来》一文后，撰写了一篇悼念文章《悼漱瑜女士——读罢从悲哀的国里来》寄与田汉，1926年1月9日刊于田汉主编的《醒狮·南国特刊》。1933年，崔氏由日本学满归国，任上海《大晚报》副刊编辑，与田汉等文坛故交继续保持联系。在崔的邀约下，田汉为《大晚报·火炬》提供了《清谈之月》《马——欢迎徐悲鸿先生》等文章。
田汉在书信中主要谈了两方面的内容：一是对德辉先生的商榷文章予以回应，二是就狂丝先生的文章进行说明。此信之后附有《德辉君的原文》，是“德辉君”对8月27日《大晚报·剪影》上田汉的《谈兵》中提到的日本战舰的吨数（排水量）表示异议，因他所藏日本明信片上的介绍，与田汉的描述不尽一致。针对这一质疑，田汉不以为然，特意列出了自己依据的参考文献。
需要指出的是，《谈兵》系一篇《田汉全集》失收，《田汉年谱》《田汉著译目录（1913—1968）》均遗漏的佚文。该文1936年7月10日开始在《大晚报·剪影》上登载，时断时续至9月下旬刊毕，是田汉在“还是多研究些国防知识要有益处得多”这一心态下研究军事国防问题的产物。9月1日，《大晚报·剪影》还曾以《几点更正》为题刊出田汉致崔万秋的一封佚简，主要就《谈兵》连载时的几点错误进行更正，并说“日来极忙，续稿即寄”！3。因该函内容简单，兹不赘引。
回到上引书信，“日来赶着写《女记者》”中的《女记者》为田汉的独幕话剧。据1936年9月17日、19日南京《新民报·南京版》刊载的哈黛《〈女记者〉胎孕的时候——与田汉谈话记》，本剧是田汉应邀为南京女中演剧活动创作的。剧本同年10月10日载上海《电影戏剧月刊》第1卷第1期，1937年7月中旬“首都学生暑期公演”首演于南京世界大戏院，反响较好。 “狂丝先生的文”指1936年9月10日《大晚报·剪影》登发的署名“狂丝”的文章《戏剧界两条大汉在南京》，叙述了作者登门拜访田汉的情形。作者首先向田汉问起鲁迅的《答徐懋庸并关于抗日统一战线问题》，田汉的答复曰：“这实在不该，不过我和他也不是最近的，而也是老远的了。这一来对我没有什么关系，对他却有损了的。”！4我们知道，鲁迅这篇名文中提到包括田汉在内的“四条汉子”，并有田汉“在南京大演其戏”！5的微词。关于狂丝的这则记录是否属实，田汉未做说明，等于默认了其真实性。作者还谈及《文化新闻》编辑林适存未经允许擅登田汉诗文引起后者不满的事，说田汉斥林氏为“文坛不肖子”。因这里的记述偏离事实，田汉读到此文后，不仅写下这封书信，“向林先生郑重道歉”，而且于同日撰写了一则《田汉启事》，翌日由南京《新民报》第七版刊出。
致姚蓬子
《田漢著译目录（1913—1968）》著录了一则《雁归回简》，登载于1941年7月27日重庆《新蜀报》。准确而言，该函见诸《新蜀报》副刊《蜀道》第455期，亦为全集所未收。现将原函整理如下：
××大兄：
十八号的信昨日接到了。今日学风的不够沉着朴实我也和你一样的感慨，但是我们不也应该负一点责任么？至少也有一些人看我们的榜样啊。这皆由中国革命未曾成功，政治教育等等都还没有一个规模，像我这样舅父一死早失父兄之教，完全靠自己摸索，而我自己又是忙于团体，忙于家，忙于逃亡，始终没有好好的用过功，那是说没有系统的读过书，也不懂得读书的方法，读书不分战守。以致我们照道理说应该非常熟习的书其实至今还不曾好好的读过。平身！6只是东翻西拣应付当时的需要。正合我舅舅批评我的“用心多，用力少”。这该于我多少有点点才气，虽然是极可怜的，因为中国诸事落后，所以好像也尽够应付了。然而时代是不断进步的，过去所晓得的那一点东西和可怜的才气，早已经不能应付这局面了，不要说侈言领导。此意我也早已深刻感到，在过去那类激荡烦苦的境遇中实亦无法补救，直到来这南岳读书侍母之余，才一一成为具体的悔恨罢了，但我所悔恨的是我没有好好的读书，却非悔恨我走错了路，在我立身的地方倒也有些屈原的劲儿：“虽九死其犹未悔！”
南岳给了我很多的好处，这儿比较安静的环境使我能计划地支配我的时间，这儿的雄峻的峰峦，鲜洁的空气，甜嫩的豆腐脑，使我充分恢复了我的健康。又因早晨都起得早，第一是玛丽，她四点半就得上学，三爷也习惯了起得早，多早就抱起他的雪嫩的女儿出去了。海男和他的同学们最近也因等车仍居此处，他们是军校学生也不用说。老母近来身体渐健，她又是从不肯后于年轻人的。我务必对他们起领导作用，常常起得更早。你知道早起是百祥所生，因此我在前信曾经告诉你：我已经能屏除许多杂念。起先还欢喜在枕上看书，后来晓得这是引起杂念扰乱睡眠之原！7，也不再这样了。许湖南这地方诚如翰笙所说不是久住之地，但恰也是养生妙境。不然多人乱轰轰地来“抬举”你，你就无法建立你自修的生活秩序了。不是吗？
读书之乐真是无穷，但因过去不用功，在重庆又不易找到读书机会，所以一旦重拥书城，又犯了贪多务得的毛病。我想要趁此温温经、子，对历史用一点功，请你告诉我读史方法。这儿有一部船山遗书，我也得了他一点好处。
我很想写一个剧本作为此行的成绩，但至今不曾动笔，我自己好像觉得假使写可以写得好一点。然而还没有写者，殆亦你所说的“眼高手低”之故。至于诗我也有一点抱负，常想继续五四以来新诗歌的传统卷起一诗歌时代。虽自战前在狱中爱哼哼旧诗以来迄今三四年欲罢不能，实亦未尝把这当作本分生活，不过觉得这一诗形也可以表现一些感情，特别是在表现某些感情有许多便利。对于我还有一种好处，是可以把这方面的修养运用到歌剧方面，特别是平剧地方剧的创作方面去。这在现阶段它的唱法还用得着旧的诗形的。由于今后更活泼的运用，更大胆地吸收新成分，也许竟可以使他们变质。但近来我已开始革除以前积习，虽是在系统地读中国诗，却又渐渐在学写白话诗了。我们应该大家极力起来矫正这一些可讳言的近于“复古”的倾向。人家都在说：“五四以来的作家都在——至少都欢喜写老诗了。可见新诗之无前途，旧诗之不可废。”我们从前也说只要内容是新的，形式没有关系。其实是大有关系的。新诗形式虽未完成，但形式的自由也是过去无数人破头流血战斗出来的。我们若都放弃了，交给谁去？当然现在已经有了许多新诗人，但我们假若依旧为新形式之建立而奋斗，这一运动的阵容不也热闹些，成就不也稍微多一点么？（下略一段）
我短时期难于回来。今天是三弟的生日，他也四十岁了。想起我父亲死时，我八岁，他才五岁，老五三岁，于今都是所谓“中年人”了。但今年意义更大的是我母亲满七十岁。我每天请她老人家谈这七十年来的故事，意欲出一本小册以作纪念，以彰懿德。你知道我母亲很深，请你写些东西（或文或译）寄来以便一并发表如何。见郭，阳两兄或认识我母亲且有些交谊的，请都替我致意。问好。
弟汉（六月十三日）
《新蜀报·蜀道》由姚蓬子主编，故信函抬头虽被隐去，可推受信人乃姚氏。早在20世纪30年代初，田汉与姚蓬子同是中国左翼作家联盟（简称“左联”）成员，互相之间十分熟稔。姚蓬子主编的“左联”机关刊物之一《文学月报》创刊号载有田汉剧本《暴风雨中的七个女性》。抗战时期，二人继续有交往。1940年元月，《新蜀报》创办《蜀道》副刊，由姚蓬子主持。该报总编辑周钦岳回忆：“我为加强新蜀报副刊内容，将金满成辞去，聘姚蓬子主编副刊。为了欢迎他到报社工作，特举行一次盛大宴会，文艺界朋友参加的多至四五十人。（我尚能记忆的有：茅盾、田汉、夏衍、阳翰笙、巴金、沙汀、靳以、罗荪、曹禺、陈白尘、宋之的、赵丹、金山、安娥、白杨、舒绣文、张瑞芳、应云卫、郑君里以及胡风、王平陵、常任侠等等都属座上客。）”！8有关本次欢迎宴会目前并无第一手文献可佐证，即使真的举办过，时间当在1939年底或1940年初，只是田汉不太可能出席！9，因他直至1940年5月底才来渝。本年10月8日，姚蓬子主持召开文艺座谈会，田汉、戈宝权等应邀参加并发言。座谈会记录后以《从三年来的文艺作品看抗战胜利的前途》为题刊于《蜀道》第252期。1941年3月至8月，田汉带全家在衡阳暂住。身在衡阳的田汉与重庆友人鱼雁不断，其中便包括姚蓬子。4月17日，田汉的《南归日记》经姚氏之手，登于《蜀道》第408期。
书信开篇“十八号的信昨日接到了”，表明姚蓬子5月18日曾有函致田汉。田汉的回信中主要谈论自己在南岳的读书生活、创作计划。他后来说：“去年三月间由渝回湘，奉老母在南岳菩提园住了将近七个月。借用了唐三先生家两间房，我在一间读书，老母在另一间绩麻，门是通的，我们母子一面工作，一面谈话，完全恢复了我幼年时代愉快的场面。”@0可与上述信文互相印证。
田汉虽以戏剧家闻名于世，但对白话新诗、旧体诗词亦造诣颇深，创作了数量可观的作品。他是“五四”时期较早从事新诗创作的诗人之一，发表过《诗人与劳动问题》等文章，参与了早期新诗理论的建构。同时，旧体诗词是他始终念念不忘的一方文学园地。田汉信中阐述了对于诗歌的“一点抱负”，既谈到地方戏改革运动中对旧诗的运用，又论及新诗形式的尚未完成，由此可窥他当时的诗歌观念。
“我每天请她老人家谈这七十年来的故事，意欲出一本小册以作纪念，以彰懿德。”田汉记录、整理的母亲的谈话，后以《母亲的话》为题，陆续由桂林《人世间》杂志刊出。“请你写些东西（或文或译）寄来以便一并发表如何。”姚蓬子是否曾有文章寄给田汉发表，尚待考证。“郭，阳两兄”当指田、姚两人均熟识的郭沫若、阳翰笙。
结语
1935年的两通书信是田汉在南京时期的重要文献，前者记录了他对于西北电影运动和开发西北问题的独特见解，后者体现了他对于中国舞台协会的惨淡经营。1936年的佚函反映了田汉与崔万秋之间的密切往来，还折射出彼时田汉对鲁迅的微妙态度。《雁归回简》为我们了解田汉衡阳时期的生活状态、写作情况提供了第一手文献。除上述信函外，1938年8月28日重庆《新华日报》第三版的《来函照登》，1939年4月25日桂林《救亡日报·文化岗位》的《新“三叶”之一叶——田汉氏桂林书简一》，均未收入《田汉全集》。鉴于《田汉著译目录（1913—1968）》已著录，张向华《田汉年谱》中亦有介绍，本文不再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