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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革”来势汹汹，周恩来愤而直言：“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江青公然将“叛徒”的套索甩向周恩来……苦撑危局，周恩来忍辱负重，不惜用自己的血肉之躯做“刹车”，最终付出了生命的代价……然而，他为何至死也没有否定“文化大革命”？
1967年，是中国的“文革”中最为“天下大乱”的一年，是苦撑危局的周恩来最苦最累的一年，也是周恩来生涯中最不平静的一年。面对汹涌而来的“文化大革命”，为了让国家的机器正常运转，为了让整个国家和人民免受更大的挫折和创伤，他只能顾全大局，相忍为党，并恪尽职守，拼将全力炼“五色石”以修补那块被动乱戳破的“天”。他不惜用自己的血肉之躯做“刹车”，最终付出了生命的代价。周恩来曾对他的老朋友斯诺说：“在身体方面，‘文化大革命’把我打垮了！”
周恩来经过他呕心沥血、竭尽全力的奋争，虽然未能扭转“文化大革命”这头怪兽的横行和破坏，但最大限度地把“文革”造成的损失减少到最低。我们党的所有干部，我们国家的所有百姓，都会从心底里认识到周恩来的这种特殊的贡献，我们心中自有他的形象永驻！
夺权狂潮如疯似癫，几乎与此同时，一股空前的打击、迫害老干部的恶浪呼啸而来。一场在党内高层发生的、对“文化大革命”极左错误和林彪、江青一伙的倒行逆施的大规模抗争由此开始
1967年1月6日，以王洪文为首的上海造反派在张春桥、姚文元的策划下，在上海人民广场召开了“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彻底打倒以陈丕显、曹荻秋为首的上海市委大会”，篡夺了中共上海市委、市人委的领导权，刮起了“一月革命”的风暴。此后，全国范围的夺权狂潮如疯似癫，席卷而来。
几乎是在一月夺权狂潮迭起的同时，一股空前的打击、迫害老干部的恶浪呼啸而来。短短的一个月内，众多党、政、军高层领导含冤身亡。
早在1966年底，时任煤炭工业部部长的张霖之正在东北深入矿区检查煤炭生产情况，被煤炭部和北京矿业学院的造反派揪回北京批斗。在江青、戚本禹的直接指挥下，张霖之在短时间内被残酷地批斗了50多次。由于他性情刚烈，宁折不弯，造反派对他进行了非人的折磨。
当年参加批斗张霖之的人保存下来的日记中这样记述道——
1966年12月18日
张部长被送至台上，强行按倒跪下。他使劲抬头，李××、戴×猛扑上前，用力压。接着又有4个人一齐踩在他的小腿上，让他无法再站，又有一些人拿着一根钉着木牌的棍子插进其衣领。张部长拼力反抗，棍上的倒刺把他的耳朵、脸、鼻子都划破了，顺着其脖子淌血。会刚开完，李××和一群人扭着张的胳膊穿过大、小礼堂游斗，后又到院里斗、大门口斗。张部长站在一把凳子上，上衣被扒光，在零下17度的严寒里冻着。他遍体鳞伤，双手举着木牌，又气又冻，全身哆嗦。有几个家伙说他站得不直，就用小刀子捅他、割他……
1967年1月12日
汾西矿务局的李××来京，还带来一个特制的60多斤重的铁帽子。
……
斗争会一开始，几个小子就拎着铁帽子往张部长头上扣。他双腿打颤，脸色蜡黄，汗珠直往下掉。不到一分钟，就被铁帽子压趴在台上，口吐鲜血。这么折腾了三四次，张部长已奄奄一息，昏死过去。
周恩来是在张霖之惨死之后才得知消息的。极度悲愤之中，周恩来眼含泪水，拿着张霖之遍体鳞伤的照片，激愤地质问造反派：“你们把张霖之部长扣押40多天，不让他回家，也不向我报告，批斗几十次，刑讯逼供，是谁给你们的权力？别说对一个部长，就是对一个普通老百姓也不能这样啊！如果连一个部长的生命安全都没有保障，国家还有什么希望？真是无法无天了！”
国务院会议上，周恩来为自己没能保护好张霖之而深感内疚。他悲愤地说：“霖之同志不明不白地就這样死了，他是国务院的一位部长，是中央候补委员，叫我怎么向党中央交代啊！”
在场的李富春、陈毅、谭震林、李先念、谷牧等看着周恩来那悲戚的面容，听着他那激愤的声音，无不为之动容。
于是，一场在党内高层发生的、对“文化大革命”极左错误和林彪、江青一伙的倒行逆施的大规模抗争由此开始！
三老四帅“大闹怀仁堂”，面对面的生死搏斗将二月抗争推向高潮。周恩来义无反顾地支持之余，内心又深藏着难言的苦衷
1月19日，中央军委在北京京西宾馆召开扩大的碰头会，讨论军队搞不搞“四大”（即毛泽东倡导的“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号称“大民主”）的问题。中央文革小组成员也参加了会议。
会上，江青、陈伯达、康生等蓄意制造混乱，一个劲地嚷着要军队支持革命群众开展“四大”，说“军队不能搞特殊，要和地方一样搞‘文化大革命’”。
叶剑英、徐向前、聂荣臻等老帅坚持军队必须保持稳定，不能像地方一样搞“四大”。他们认为：军队有战备任务，军队稳不住，一旦敌人入侵，就无法应付。
相持不下之际，江青、陈伯达、叶群突然向到会的总政治部主任肖华发起攻击，却不料激得叶剑英、徐向前等几位老帅“大闹京西宾馆”，由此拉开了1967年“二月抗争”的序幕
2月16日下午4时，周恩来照例在中南海怀仁堂召集政治局碰头会。会议的原定议程是“抓革命，促生产”。
冤家路窄，前来参加会议的谭震林和张春桥在门口相遇了。
早在1月6日，张春桥一伙操纵上海造反派，打倒了上海市委书记陈丕显、市长曹荻秋，篡夺了上海市党政大权，在全国掀起了“一月夺权”的狂潮，不少省、市、自治区的负责人被游街、遭揪斗。周恩来根据毛泽东的意思，顶着林彪、江青一伙的压力，把一部分受冲击的省市委负责人接至北京保护起来，但仍有一部分省市委负责人被造反派以种种理由扣住不放而未能来京，陈丕显就是其中一个。这天，谭震林一见张春桥，就想起了陈丕显——
谭震林问：“陈丕显来了吗？”
张春桥斜了斜眼，从喉咙深处挤出了一点声音：“群众不答应啊！”
“群众？党组织可以做工作嘛！”谭震林压着怒火。
“党？党不管用了！在上海，科长以上的干部统统靠边站了！”
说话间，谭震林和张春桥进了会议室。
谭震林当着大家的面，盯住张春桥不放：“陈丕显同志从小参加革命，是红小鬼，他有什么问题？一些大区书记和省委书记有什么问题？为什么不让他们来北京？”
张春桥推脱说：“我们回去同群众商量一下。”
“什么群众？老是群众、群众，还有党的领导哩！不要党的领导，一天到晚，老是群众自己解放自己，这是什么？这是形而上学！”谭震林再也抑制不住心中的冤屈和怒火，痛快淋漓地向中央文革一伙打出了“排炮”，“你们的目的，就是要整掉老干部，把老干部一个一个打光。老干部一个一个被整，四十年的革命，落得家破人亡，妻离子散。高干子弟统统挨整，见高干子弟就揪，这不是反动血统论是什么？蒯大富是什么东西？就是个反革命！搞了个百丑图。这些家伙，就是要把老干部统统打倒。这一次，是党的历史上最残酷的一次，超过历史上任何一次！江青要把我整成反革命，她是当着我的面说的。”
一旁的谢富治插话：“不要这么说嘛，江青和文革小组的同志多次保你。”
“我不要她保！我是为党工作，不是为她一个人工作。”谭震林说着，愤怒地站起来，拿起衣服和文件就往外走，“照这样搞，让你们这些人干吧，我不干了！砍脑袋，坐监牢，开除党籍，也要斗争到底！”
周恩来见谭震林要退出会议，喝令他回来。
陈毅也说：“不要走，留在里边斗争！”
陈毅还说：“这些家伙上台，就是要搞修正主义。延安整风的时候，有人整老干部整得很凶，挨整的是我们这些人，总理不是挨整的吗？历史证明了谁是反对毛主席吗？以后还要看，还会证明。”
余秋里也拍案而起：“这样对待老干部，怎么行？现在是全国范围内的大逼供。联动怎么是反动组织呢？十七八岁的娃娃，是反革命吗？”
谭震林说：“我从来没有哭过，现在哭过三次。哭都没有地方哭，又有秘书，又有孩子。”
李先念说：“我也哭过几次。”
谭震林继续说：“我不是为自己，是为了整体的老干部，是为整个党。”
在副总理和老帅们“大闹怀仁堂”的过程中，周恩来没有过多地发言和插话，而是以一种近乎“沉默”的态度，静观事态的发展。这样一种无声的支持是不言而喻的。
江青、张春桥告黑状，林彪火上浇油。毛泽东盛怒难当：“如果‘文化大革命’失败了，我和林彪再上井冈山打游击！”周恩来被迫检讨。二月抗争的失利，使周恩来陷入了更为艰难的处境
2月16日怀仁堂会议结束后，擅搞政治阴谋的张春桥、姚文元当即与王力一起核对整理了一份会议记录，并逐条向江青汇报。
江青一听，暴跳如雷，大叫“这是一场新的路线斗争”。她要张春桥、姚文元、王力连夜向毛泽东报告。
江青还给毛泽东写了张纸条：“主席：张、姚有重要情况报告，盼速见。”
毛泽东当夜召见了张春桥等三人，听他们汇报。
张春桥先是汇报了谭震林责问陈丕显的事，说老同志有情绪。毛泽东只是笑了笑，没当回事。老同志不理解也是正常的。
接着，张春桥使出了杀手锏，添油加醋地汇报了陈毅的“黑话”：“陈毅说，延安整风冤屈了许多人，这次‘文化大革命’也将冤屈许多人。他还说斯大林晚年重用赫鲁晓夫，斯大林在世时，赫鲁晓夫吹捧得最起劲，斯大林死后，赫鲁晓夫就焚尸扬灰……”
毛泽东脸上的笑容顿时消失，他被激怒了。
次日，林彪又在毛泽东面前火上浇油。
这天，谭震林给林彪写了一封信，痛斥中央文革一伙。信中写道——
昨天碰头会上我是第三次反击，第一次是前天在电话中，第二次是昨天一早写了一封信。我所以要如此，是到了忍无可忍的地步。
他们（指江青一伙）不仅不听主席的指示，当着主席的面说“我要造你的反”。他们把主席放在什么地位，真比武则天还凶。
……大批老干部，省级以上的高级干部，除了在军队的，住在中南海的，几乎都挨了斗，戴了高帽，坐了飞机，身体搞垮了，被弄得妻离子散、倾家荡产的人不少。真正的修正主义反革命分子无人过问，他们有兴趣的是打倒老干部，只要你有一点过错，非整死你不可。
我想了很久，最后下了决心，准备牺牲。但我绝不自杀也不叛国，也绝不允许他们如此蛮干。总理已被他们整得够呛了，总理心襟宽，想得开，等候下去。等候，等候，等到何时？难道等到所有老干部下去了再说吗？不行，不行，一万个不行！这个反我造定了。下定决心，准备牺牲，斗下去，拼下去。
林彪看了谭震林的信后，恰好江青来到神秘阴森的毛家湾，向林彪状告“大闹怀仁堂”的老同志。可以想象，当江青看了谭震林的信后，是怎样的暴跳如雷。
于是，谭震林的信被立即转送给毛泽东。
林彪还在谭震林的信上批道：“主席，谭震林最近的思想意识糊涂堕落到如此地步，完全出乎意料之外。现将他的信送上，请阅。”
2月19日凌晨，毛泽东召集政治局会议。参加会议的有周恩来、李富春、叶剑英、李先念、康生、谢富治、叶群等。
会上，毛泽东严厉批评“大闹怀仁堂”的几位老同志：“中央文革小组是执行八届十一中全會决定的。十一中全会你们都是举了手的，讨论进行‘文化大革命’的决定，你们都是投了赞成票的，为什么现在又反对？文革小组错误是百分之一、二、三，百分之九十七是正确的。谁反对中央文革，我就坚决反对谁！你们要否定‘文化大革命’，办不到！叶群同志，你回去告诉林彪，他的地位也不稳当哩！如果‘文化大革命’失败了，我和他再上井冈山打游击。你们说陈伯达、江青不行，那就改组文革小组，让你陈毅来当组长，谭震林、徐向前当副组长。我和林彪马上走！陈伯达、江青枪毙！康生充军！力量还嫌不够，就把王明、张国焘请回来。你陈毅要翻延安整风的案，全党不答应。你谭震林也算是老党员，为什么站在资产阶级路线上说话呢？”
毛泽东这次的确是大动肝火了。
周恩来一边劝毛泽东不要生气，一边诚恳地自我检讨。
毛泽东的怒气和缓了一些，他说：“恩来同志，我建议这件事要开会认真讨论，一次不行就开两次，一个月不行就开两个月，政治局解决不了，就发动全党来解决。”
于是，会议决定由周恩来出面主持政治局“政治生活批评会”，对陈毅、谭震林、徐向前等进行批评，陈毅、谭震林、徐向前三人“请假检讨”。陈毅的工作，由周恩来亲自做，亲自找他谈。
从2月25日至3月18日，根据毛泽东的意见，周恩来被迫在怀仁堂主持召开了7次“政治生活批评会”。
会上，中央文革一伙扯大旗当虎皮，借机以“资产阶级复辟逆流”（又称“二月逆流”）的罪名对陈毅、谭震林、徐向前等三老四帅进行批斗围攻，并把矛头指向周恩来。
不得已，周恩来只好自我检讨，检讨自己“在路线斗争问题上不敏锐、迟钝”。不光自己违心地检讨，周恩来还说服“大闹怀仁堂”的老同志检讨。
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大义凛然的二月抗争的失利，使周恩来陷入了更为艰难的处境。
江青“项庄舞剑”，意在“周公”，公然将“叛徒”的套索甩向周恩来。周恩来身边的秘书被迫隐姓改名，总理值班室被撤销……周恩来忍辱负重斗群贼，这需要一种何等的韧性
就在中央文革一伙借“二月逆流”在社会上煽起打倒周恩来的黑风时，毛泽东在一份反映社会上出现一股攻击周恩来之风的《情况简报》上批示：“极左派的观点是错误的，请中央文革同志向他们做说服工作。”
为此，江青一伙挖空心思，绞尽脑汁，寻找能够给周恩来以致命一击的机会，竟把“叛徒”的套索指向了周恩来——
1967年5月，南开大学“揪叛徒”的红卫兵在查阅1932年的上海旧报纸时，发现2月18日-21日的《新闻报》、《申报》、《时事新报》都相继刊登了一则《伍豪等脱离共党启事》。
伍豪，是周恩来早期从事革命斗争时使用过的一个化名。这一所谓的“伍豪等脱离共党启事”是30年代由国民党反动派和党内叛徒顾顺章合谋伪造的，其目的是想诬陷周恩来和瓦解我党在白区的革命力量。
在与中央文革一伙一番密谋后，江青采取突然袭击的手段，于5月17日突然给林彪、周恩来、康生三人写了一封信。信中阴险地说：“他们查到一个反共启事，为首的是伍豪（周恩来），要求同我面谈。”
江青此举，实际上是逼周恩来的一个通牒：你必须就此作出交代！
面对江青的居心叵测，周恩来断然予以反驳。他在江青的信上愤然批道：“伍豪等脱离共产党启事，纯属敌人伪造。只举出243人，无另一姓名一事，便知为伪造无疑。我当时已在中央苏区，在上海的康生、陈云等同志均知为敌人所为，故采取了措施。详情另报。”
5月19日，接到江青信后的第三天，周恩来断然放下手头各事，亲自调阅了1932年上海各种旧报，将1931年至1932年的有关事件编为《大事记》，并亲自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
毛泽东看了周恩来的信及所附的材料后，批示：“送林彪同志阅后，交文革小组诸同志阅，存。”
显然，毛泽东没有搭理江青的企图。
1967年9月1日，在北京革委会扩大会议上，周恩来当着陈伯达、江青、康生、张春桥等人的面，说：“我知道有些人专门对我进行研究，把我历史上多少年的东西都找出来。我倒要感谢他们，如果是好意的话给我提出来。我加入中国共产党以来，犯过不少错误，说过不少错话，但是，我总是跟着毛主席走的，有的时候跟得不紧就改正嘛！现在，我说明，对你们的帮助我是欢迎的，但是，如果拿根本不存在的事来要挟我，来煽阴风点鬼火，搞阴谋，那我是坚决反对的。”
1967年10月和11月，周恩來先后将载有伪造“伍豪等脱离共党启事”的报纸和他在5月19日给毛泽东的信以及毛泽东的批示等材料拍照存档。1968年1月10日，周恩来又给江青写了一封信，告知她已将有关材料拍照存档的事情。
江青看了周恩来的信后，越发恼羞成怒，直接找周恩来的岔子一时找不着，就玩起了“项庄舞剑”的把戏。
在短短三个月之内，江青两次大肆撒泼，狠整周恩来身边的工作人员，并胡搅蛮缠，扬言要解散总理值班室。
当时，总理值班室有两个秘书、三个干事，一共才5个人。而“文化大革命”中的忙和累使得在工作上从不轻易喊累的周恩来也不堪重负——
周恩来曾对阿尔巴尼亚外宾说：“我很坦率地说，现在比三年解放战争时忙得多，真正打仗时也没这么忙，每天都遇到问题，时间总是不够用。人手不是多了，而是少了。”
周恩来还曾对秘书说：“现在什么事都要我批，没有人替我顶一顶。我现在一过4点（指拂晓），就出现早跳心慌，靠氧气维持，一睡下就起不来，疲劳不堪。”
此后不久，总理值班室被迫撤销。周恩来身边除留下一个秘书外（后来又增加了一个），其他人下放基层“支工”、“支农”。
总理值班室撤销后不久，周恩来在接见阿尔巴尼亚代表团时说：“我现在只有两个秘书，其他的都支工支农去了。每天24小时，一个人得工作12小时。我不能不让他们休息。晚上我让他们走，有些事情我自己写，自己办。”
从这些言辞中，我们不难体察到周恩来的心境：面对江青的无端刁难和险恶居心，周恩来表面平静似水，内心却汹涌如海。周恩来忍辱负重斗群贼，这需要一种何等的韧性！
编撰：紫镯
【链接】
周恩来为何至死也没有否定“文化大革命”
“文革”开始以来，周恩来一直在一线负责全面工作，全国各地，各行各业，所有的大小问题都推到他的面前。经过近一年的实践和观察，在周恩来看来，“文化大革命”并非像林彪所说的是“损失最小最小，胜利最大最大”。举目四望，“文革”胜利的影子在哪里呢？
社会秩序陷入无政府主义的极度混乱，国家的经济建设受到严重破坏，维系国民经济命脉的铁路交通随时面临瘫痪的危险；
大批的老干部被打倒，有的被残酷迫害致死；
外交工作也因“左”的思想出现四面危机，就连过去一直对我国友好的国家也多有怨言，有的甚至提出要撤回驻华大使。
……
对“文革”的这些“成果”，周恩来是再清楚不过的了。要不，周恩来怎会发出“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的愤慨之言？既然周恩来对“文革”的错误觉醒得比较早，那为何他又没有明确表示否定“文化大革命”而最终没能从根本上予以纠正呢？这其中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主要有这样两条：
一是“文革”是毛泽东亲自发动并肯定的。对自以为正确的重大决断，毛泽东是决不让步和妥协的，而是要排除一切阻力努力去实现它。深知毛泽东性格的周恩来在对待“文革”的问题上，不得不考虑到维护毛泽东的威信和党的团结。顾全大局、相忍为党是周恩来一贯的性格和处事方式。林彪事件后，周恩来从批林彪反党集团的错误这一方式入手，批判极左思潮，并有从根本上纠正“文化大革命”的错误的势头。结果，还是为毛泽东所不允许而夭折。
周恩来没有明确表示否定“文化大革命”而最终没能从根本上予以纠正的第二个主要原因是，周恩来寄希望并相信毛泽东自己能够觉醒，等待毛泽东有朝一日能像对待“大跃进”那样，自己最终发现“文革”的错误，并加以纠正。
周恩来虽然最终没能从根本上纠正“文革”的错误，但他还是为防止“四人帮”篡党夺权安排了一个可靠的格局，为后来彻底否定“文革”起了相当重要的作用。这主要表现在林彪事件后，周恩来抓住时机，及时解放了一大批在“文革”中被林彪、江青一伙打倒、迫害的老干部，使党内正义力量重新掌握了党和国家的重要权力。
在周恩来的努力下，邓小平复出，国务院重要部委的领导权及军队的领导权基本上掌握在老干部手中。临终前，周恩来还嘱咐叶剑英等：要注意斗争方法，无论如何不能把权落到“他们”（指“四人帮”）手中。
1967年，是中国的“文革”中最为“天下大乱”的一年，是苦撑危局的周恩来最苦最累的一年，也是周恩来生涯中最不平静的一年。面对汹涌而来的“文化大革命”，为了让国家的机器正常运转，为了让整个国家和人民免受更大的挫折和创伤，他只能顾全大局，相忍为党，并恪尽职守，拼将全力炼“五色石”以修补那块被动乱戳破的“天”。他不惜用自己的血肉之躯做“刹车”，最终付出了生命的代价。周恩来曾对他的老朋友斯诺说：“在身体方面，‘文化大革命’把我打垮了！”
周恩来经过他呕心沥血、竭尽全力的奋争，虽然未能扭转“文化大革命”这头怪兽的横行和破坏，但最大限度地把“文革”造成的损失减少到最低。我们党的所有干部，我们国家的所有百姓，都会从心底里认识到周恩来的这种特殊的贡献，我们心中自有他的形象永驻！
夺权狂潮如疯似癫，几乎与此同时，一股空前的打击、迫害老干部的恶浪呼啸而来。一场在党内高层发生的、对“文化大革命”极左错误和林彪、江青一伙的倒行逆施的大规模抗争由此开始
1967年1月6日，以王洪文为首的上海造反派在张春桥、姚文元的策划下，在上海人民广场召开了“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彻底打倒以陈丕显、曹荻秋为首的上海市委大会”，篡夺了中共上海市委、市人委的领导权，刮起了“一月革命”的风暴。此后，全国范围的夺权狂潮如疯似癫，席卷而来。
几乎是在一月夺权狂潮迭起的同时，一股空前的打击、迫害老干部的恶浪呼啸而来。短短的一个月内，众多党、政、军高层领导含冤身亡。
早在1966年底，时任煤炭工业部部长的张霖之正在东北深入矿区检查煤炭生产情况，被煤炭部和北京矿业学院的造反派揪回北京批斗。在江青、戚本禹的直接指挥下，张霖之在短时间内被残酷地批斗了50多次。由于他性情刚烈，宁折不弯，造反派对他进行了非人的折磨。
当年参加批斗张霖之的人保存下来的日记中这样记述道——
1966年12月18日
张部长被送至台上，强行按倒跪下。他使劲抬头，李××、戴×猛扑上前，用力压。接着又有4个人一齐踩在他的小腿上，让他无法再站，又有一些人拿着一根钉着木牌的棍子插进其衣领。张部长拼力反抗，棍上的倒刺把他的耳朵、脸、鼻子都划破了，顺着其脖子淌血。会刚开完，李××和一群人扭着张的胳膊穿过大、小礼堂游斗，后又到院里斗、大门口斗。张部长站在一把凳子上，上衣被扒光，在零下17度的严寒里冻着。他遍体鳞伤，双手举着木牌，又气又冻，全身哆嗦。有几个家伙说他站得不直，就用小刀子捅他、割他……
1967年1月12日
汾西矿务局的李××来京，还带来一个特制的60多斤重的铁帽子。
……
斗争会一开始，几个小子就拎着铁帽子往张部长头上扣。他双腿打颤，脸色蜡黄，汗珠直往下掉。不到一分钟，就被铁帽子压趴在台上，口吐鲜血。这么折腾了三四次，张部长已奄奄一息，昏死过去。
周恩来是在张霖之惨死之后才得知消息的。极度悲愤之中，周恩来眼含泪水，拿着张霖之遍体鳞伤的照片，激愤地质问造反派：“你们把张霖之部长扣押40多天，不让他回家，也不向我报告，批斗几十次，刑讯逼供，是谁给你们的权力？别说对一个部长，就是对一个普通老百姓也不能这样啊！如果连一个部长的生命安全都没有保障，国家还有什么希望？真是无法无天了！”
国务院会议上，周恩来为自己没能保护好张霖之而深感内疚。他悲愤地说：“霖之同志不明不白地就這样死了，他是国务院的一位部长，是中央候补委员，叫我怎么向党中央交代啊！”
在场的李富春、陈毅、谭震林、李先念、谷牧等看着周恩来那悲戚的面容，听着他那激愤的声音，无不为之动容。
于是，一场在党内高层发生的、对“文化大革命”极左错误和林彪、江青一伙的倒行逆施的大规模抗争由此开始！
三老四帅“大闹怀仁堂”，面对面的生死搏斗将二月抗争推向高潮。周恩来义无反顾地支持之余，内心又深藏着难言的苦衷
1月19日，中央军委在北京京西宾馆召开扩大的碰头会，讨论军队搞不搞“四大”（即毛泽东倡导的“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号称“大民主”）的问题。中央文革小组成员也参加了会议。
会上，江青、陈伯达、康生等蓄意制造混乱，一个劲地嚷着要军队支持革命群众开展“四大”，说“军队不能搞特殊，要和地方一样搞‘文化大革命’”。
叶剑英、徐向前、聂荣臻等老帅坚持军队必须保持稳定，不能像地方一样搞“四大”。他们认为：军队有战备任务，军队稳不住，一旦敌人入侵，就无法应付。
相持不下之际，江青、陈伯达、叶群突然向到会的总政治部主任肖华发起攻击，却不料激得叶剑英、徐向前等几位老帅“大闹京西宾馆”，由此拉开了1967年“二月抗争”的序幕
2月16日下午4时，周恩来照例在中南海怀仁堂召集政治局碰头会。会议的原定议程是“抓革命，促生产”。
冤家路窄，前来参加会议的谭震林和张春桥在门口相遇了。
早在1月6日，张春桥一伙操纵上海造反派，打倒了上海市委书记陈丕显、市长曹荻秋，篡夺了上海市党政大权，在全国掀起了“一月夺权”的狂潮，不少省、市、自治区的负责人被游街、遭揪斗。周恩来根据毛泽东的意思，顶着林彪、江青一伙的压力，把一部分受冲击的省市委负责人接至北京保护起来，但仍有一部分省市委负责人被造反派以种种理由扣住不放而未能来京，陈丕显就是其中一个。这天，谭震林一见张春桥，就想起了陈丕显——
谭震林问：“陈丕显来了吗？”
张春桥斜了斜眼，从喉咙深处挤出了一点声音：“群众不答应啊！”
“群众？党组织可以做工作嘛！”谭震林压着怒火。
“党？党不管用了！在上海，科长以上的干部统统靠边站了！”
说话间，谭震林和张春桥进了会议室。
谭震林当着大家的面，盯住张春桥不放：“陈丕显同志从小参加革命，是红小鬼，他有什么问题？一些大区书记和省委书记有什么问题？为什么不让他们来北京？”
张春桥推脱说：“我们回去同群众商量一下。”
“什么群众？老是群众、群众，还有党的领导哩！不要党的领导，一天到晚，老是群众自己解放自己，这是什么？这是形而上学！”谭震林再也抑制不住心中的冤屈和怒火，痛快淋漓地向中央文革一伙打出了“排炮”，“你们的目的，就是要整掉老干部，把老干部一个一个打光。老干部一个一个被整，四十年的革命，落得家破人亡，妻离子散。高干子弟统统挨整，见高干子弟就揪，这不是反动血统论是什么？蒯大富是什么东西？就是个反革命！搞了个百丑图。这些家伙，就是要把老干部统统打倒。这一次，是党的历史上最残酷的一次，超过历史上任何一次！江青要把我整成反革命，她是当着我的面说的。”
一旁的谢富治插话：“不要这么说嘛，江青和文革小组的同志多次保你。”
“我不要她保！我是为党工作，不是为她一个人工作。”谭震林说着，愤怒地站起来，拿起衣服和文件就往外走，“照这样搞，让你们这些人干吧，我不干了！砍脑袋，坐监牢，开除党籍，也要斗争到底！”
周恩来见谭震林要退出会议，喝令他回来。
陈毅也说：“不要走，留在里边斗争！”
陈毅还说：“这些家伙上台，就是要搞修正主义。延安整风的时候，有人整老干部整得很凶，挨整的是我们这些人，总理不是挨整的吗？历史证明了谁是反对毛主席吗？以后还要看，还会证明。”
余秋里也拍案而起：“这样对待老干部，怎么行？现在是全国范围内的大逼供。联动怎么是反动组织呢？十七八岁的娃娃，是反革命吗？”
谭震林说：“我从来没有哭过，现在哭过三次。哭都没有地方哭，又有秘书，又有孩子。”
李先念说：“我也哭过几次。”
谭震林继续说：“我不是为自己，是为了整体的老干部，是为整个党。”
在副总理和老帅们“大闹怀仁堂”的过程中，周恩来没有过多地发言和插话，而是以一种近乎“沉默”的态度，静观事态的发展。这样一种无声的支持是不言而喻的。
江青、张春桥告黑状，林彪火上浇油。毛泽东盛怒难当：“如果‘文化大革命’失败了，我和林彪再上井冈山打游击！”周恩来被迫检讨。二月抗争的失利，使周恩来陷入了更为艰难的处境
2月16日怀仁堂会议结束后，擅搞政治阴谋的张春桥、姚文元当即与王力一起核对整理了一份会议记录，并逐条向江青汇报。
江青一听，暴跳如雷，大叫“这是一场新的路线斗争”。她要张春桥、姚文元、王力连夜向毛泽东报告。
江青还给毛泽东写了张纸条：“主席：张、姚有重要情况报告，盼速见。”
毛泽东当夜召见了张春桥等三人，听他们汇报。
张春桥先是汇报了谭震林责问陈丕显的事，说老同志有情绪。毛泽东只是笑了笑，没当回事。老同志不理解也是正常的。
接着，张春桥使出了杀手锏，添油加醋地汇报了陈毅的“黑话”：“陈毅说，延安整风冤屈了许多人，这次‘文化大革命’也将冤屈许多人。他还说斯大林晚年重用赫鲁晓夫，斯大林在世时，赫鲁晓夫吹捧得最起劲，斯大林死后，赫鲁晓夫就焚尸扬灰……”
毛泽东脸上的笑容顿时消失，他被激怒了。
次日，林彪又在毛泽东面前火上浇油。
这天，谭震林给林彪写了一封信，痛斥中央文革一伙。信中写道——
昨天碰头会上我是第三次反击，第一次是前天在电话中，第二次是昨天一早写了一封信。我所以要如此，是到了忍无可忍的地步。
他们（指江青一伙）不仅不听主席的指示，当着主席的面说“我要造你的反”。他们把主席放在什么地位，真比武则天还凶。
……大批老干部，省级以上的高级干部，除了在军队的，住在中南海的，几乎都挨了斗，戴了高帽，坐了飞机，身体搞垮了，被弄得妻离子散、倾家荡产的人不少。真正的修正主义反革命分子无人过问，他们有兴趣的是打倒老干部，只要你有一点过错，非整死你不可。
我想了很久，最后下了决心，准备牺牲。但我绝不自杀也不叛国，也绝不允许他们如此蛮干。总理已被他们整得够呛了，总理心襟宽，想得开，等候下去。等候，等候，等到何时？难道等到所有老干部下去了再说吗？不行，不行，一万个不行！这个反我造定了。下定决心，准备牺牲，斗下去，拼下去。
林彪看了谭震林的信后，恰好江青来到神秘阴森的毛家湾，向林彪状告“大闹怀仁堂”的老同志。可以想象，当江青看了谭震林的信后，是怎样的暴跳如雷。
于是，谭震林的信被立即转送给毛泽东。
林彪还在谭震林的信上批道：“主席，谭震林最近的思想意识糊涂堕落到如此地步，完全出乎意料之外。现将他的信送上，请阅。”
2月19日凌晨，毛泽东召集政治局会议。参加会议的有周恩来、李富春、叶剑英、李先念、康生、谢富治、叶群等。
会上，毛泽东严厉批评“大闹怀仁堂”的几位老同志：“中央文革小组是执行八届十一中全會决定的。十一中全会你们都是举了手的，讨论进行‘文化大革命’的决定，你们都是投了赞成票的，为什么现在又反对？文革小组错误是百分之一、二、三，百分之九十七是正确的。谁反对中央文革，我就坚决反对谁！你们要否定‘文化大革命’，办不到！叶群同志，你回去告诉林彪，他的地位也不稳当哩！如果‘文化大革命’失败了，我和他再上井冈山打游击。你们说陈伯达、江青不行，那就改组文革小组，让你陈毅来当组长，谭震林、徐向前当副组长。我和林彪马上走！陈伯达、江青枪毙！康生充军！力量还嫌不够，就把王明、张国焘请回来。你陈毅要翻延安整风的案，全党不答应。你谭震林也算是老党员，为什么站在资产阶级路线上说话呢？”
毛泽东这次的确是大动肝火了。
周恩来一边劝毛泽东不要生气，一边诚恳地自我检讨。
毛泽东的怒气和缓了一些，他说：“恩来同志，我建议这件事要开会认真讨论，一次不行就开两次，一个月不行就开两个月，政治局解决不了，就发动全党来解决。”
于是，会议决定由周恩来出面主持政治局“政治生活批评会”，对陈毅、谭震林、徐向前等进行批评，陈毅、谭震林、徐向前三人“请假检讨”。陈毅的工作，由周恩来亲自做，亲自找他谈。
从2月25日至3月18日，根据毛泽东的意见，周恩来被迫在怀仁堂主持召开了7次“政治生活批评会”。
会上，中央文革一伙扯大旗当虎皮，借机以“资产阶级复辟逆流”（又称“二月逆流”）的罪名对陈毅、谭震林、徐向前等三老四帅进行批斗围攻，并把矛头指向周恩来。
不得已，周恩来只好自我检讨，检讨自己“在路线斗争问题上不敏锐、迟钝”。不光自己违心地检讨，周恩来还说服“大闹怀仁堂”的老同志检讨。
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大义凛然的二月抗争的失利，使周恩来陷入了更为艰难的处境。
江青“项庄舞剑”，意在“周公”，公然将“叛徒”的套索甩向周恩来。周恩来身边的秘书被迫隐姓改名，总理值班室被撤销……周恩来忍辱负重斗群贼，这需要一种何等的韧性
就在中央文革一伙借“二月逆流”在社会上煽起打倒周恩来的黑风时，毛泽东在一份反映社会上出现一股攻击周恩来之风的《情况简报》上批示：“极左派的观点是错误的，请中央文革同志向他们做说服工作。”
为此，江青一伙挖空心思，绞尽脑汁，寻找能够给周恩来以致命一击的机会，竟把“叛徒”的套索指向了周恩来——
1967年5月，南开大学“揪叛徒”的红卫兵在查阅1932年的上海旧报纸时，发现2月18日-21日的《新闻报》、《申报》、《时事新报》都相继刊登了一则《伍豪等脱离共党启事》。
伍豪，是周恩来早期从事革命斗争时使用过的一个化名。这一所谓的“伍豪等脱离共党启事”是30年代由国民党反动派和党内叛徒顾顺章合谋伪造的，其目的是想诬陷周恩来和瓦解我党在白区的革命力量。
在与中央文革一伙一番密谋后，江青采取突然袭击的手段，于5月17日突然给林彪、周恩来、康生三人写了一封信。信中阴险地说：“他们查到一个反共启事，为首的是伍豪（周恩来），要求同我面谈。”
江青此举，实际上是逼周恩来的一个通牒：你必须就此作出交代！
面对江青的居心叵测，周恩来断然予以反驳。他在江青的信上愤然批道：“伍豪等脱离共产党启事，纯属敌人伪造。只举出243人，无另一姓名一事，便知为伪造无疑。我当时已在中央苏区，在上海的康生、陈云等同志均知为敌人所为，故采取了措施。详情另报。”
5月19日，接到江青信后的第三天，周恩来断然放下手头各事，亲自调阅了1932年上海各种旧报，将1931年至1932年的有关事件编为《大事记》，并亲自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
毛泽东看了周恩来的信及所附的材料后，批示：“送林彪同志阅后，交文革小组诸同志阅，存。”
显然，毛泽东没有搭理江青的企图。
1967年9月1日，在北京革委会扩大会议上，周恩来当着陈伯达、江青、康生、张春桥等人的面，说：“我知道有些人专门对我进行研究，把我历史上多少年的东西都找出来。我倒要感谢他们，如果是好意的话给我提出来。我加入中国共产党以来，犯过不少错误，说过不少错话，但是，我总是跟着毛主席走的，有的时候跟得不紧就改正嘛！现在，我说明，对你们的帮助我是欢迎的，但是，如果拿根本不存在的事来要挟我，来煽阴风点鬼火，搞阴谋，那我是坚决反对的。”
1967年10月和11月，周恩來先后将载有伪造“伍豪等脱离共党启事”的报纸和他在5月19日给毛泽东的信以及毛泽东的批示等材料拍照存档。1968年1月10日，周恩来又给江青写了一封信，告知她已将有关材料拍照存档的事情。
江青看了周恩来的信后，越发恼羞成怒，直接找周恩来的岔子一时找不着，就玩起了“项庄舞剑”的把戏。
在短短三个月之内，江青两次大肆撒泼，狠整周恩来身边的工作人员，并胡搅蛮缠，扬言要解散总理值班室。
当时，总理值班室有两个秘书、三个干事，一共才5个人。而“文化大革命”中的忙和累使得在工作上从不轻易喊累的周恩来也不堪重负——
周恩来曾对阿尔巴尼亚外宾说：“我很坦率地说，现在比三年解放战争时忙得多，真正打仗时也没这么忙，每天都遇到问题，时间总是不够用。人手不是多了，而是少了。”
周恩来还曾对秘书说：“现在什么事都要我批，没有人替我顶一顶。我现在一过4点（指拂晓），就出现早跳心慌，靠氧气维持，一睡下就起不来，疲劳不堪。”
此后不久，总理值班室被迫撤销。周恩来身边除留下一个秘书外（后来又增加了一个），其他人下放基层“支工”、“支农”。
总理值班室撤销后不久，周恩来在接见阿尔巴尼亚代表团时说：“我现在只有两个秘书，其他的都支工支农去了。每天24小时，一个人得工作12小时。我不能不让他们休息。晚上我让他们走，有些事情我自己写，自己办。”
从这些言辞中，我们不难体察到周恩来的心境：面对江青的无端刁难和险恶居心，周恩来表面平静似水，内心却汹涌如海。周恩来忍辱负重斗群贼，这需要一种何等的韧性！
编撰：紫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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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恩来为何至死也没有否定“文化大革命”
“文革”开始以来，周恩来一直在一线负责全面工作，全国各地，各行各业，所有的大小问题都推到他的面前。经过近一年的实践和观察，在周恩来看来，“文化大革命”并非像林彪所说的是“损失最小最小，胜利最大最大”。举目四望，“文革”胜利的影子在哪里呢？
社会秩序陷入无政府主义的极度混乱，国家的经济建设受到严重破坏，维系国民经济命脉的铁路交通随时面临瘫痪的危险；
大批的老干部被打倒，有的被残酷迫害致死；
外交工作也因“左”的思想出现四面危机，就连过去一直对我国友好的国家也多有怨言，有的甚至提出要撤回驻华大使。
……
对“文革”的这些“成果”，周恩来是再清楚不过的了。要不，周恩来怎会发出“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的愤慨之言？既然周恩来对“文革”的错误觉醒得比较早，那为何他又没有明确表示否定“文化大革命”而最终没能从根本上予以纠正呢？这其中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主要有这样两条：
一是“文革”是毛泽东亲自发动并肯定的。对自以为正确的重大决断，毛泽东是决不让步和妥协的，而是要排除一切阻力努力去实现它。深知毛泽东性格的周恩来在对待“文革”的问题上，不得不考虑到维护毛泽东的威信和党的团结。顾全大局、相忍为党是周恩来一贯的性格和处事方式。林彪事件后，周恩来从批林彪反党集团的错误这一方式入手，批判极左思潮，并有从根本上纠正“文化大革命”的错误的势头。结果，还是为毛泽东所不允许而夭折。
周恩来没有明确表示否定“文化大革命”而最终没能从根本上予以纠正的第二个主要原因是，周恩来寄希望并相信毛泽东自己能够觉醒，等待毛泽东有朝一日能像对待“大跃进”那样，自己最终发现“文革”的错误，并加以纠正。
周恩来虽然最终没能从根本上纠正“文革”的错误，但他还是为防止“四人帮”篡党夺权安排了一个可靠的格局，为后来彻底否定“文革”起了相当重要的作用。这主要表现在林彪事件后，周恩来抓住时机，及时解放了一大批在“文革”中被林彪、江青一伙打倒、迫害的老干部，使党内正义力量重新掌握了党和国家的重要权力。
在周恩来的努力下，邓小平复出，国务院重要部委的领导权及军队的领导权基本上掌握在老干部手中。临终前，周恩来还嘱咐叶剑英等：要注意斗争方法，无论如何不能把权落到“他们”（指“四人帮”）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