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立诚和时殷弘关于中日关系的文章为什么会在日本反应这么强烈呢？这值得我们思考。
　　中日恢复邦交已经３１年了，我认为中日友好关系在建交后没有多大的发展和改善，应该说是在原地踏步。特别是２０世纪９０年代以后，中日间的经济关系越来越密切，依赖的程度越来越深，但是在政治和意识形态方面的关系却越来越远了。
　　从日本方面来看，日本从２０世纪９０年代以来，经济一直处于低迷状态，政治改革又没有新的突破，整个社会弥漫着一种不安感和危机感，国民的心态处于一种非常闭塞的状态。在这种形势下，本来被日本人认为需要很长时间才能发展的中国却以惊人的速度崛起了，他们感到吃惊，也感到意外。在亚洲，中国呈现上升之势，而曾经是亚洲老大哥的日本却在下沉，因此日本对中国非常在意。日本目前的这种闭塞感，我个人的感受是非常像上世纪３０年代日本走向军国主义前夕的那种情况：经济低迷，政治上找不到出路，危机感日益加深，于是右倾化日渐抬头。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在如历史问题、靖国神社等问题上的坚持原则，使得日本人更感到了来自中国的压力。
　　马立诚的文章提出了一种新的看法，虽然中日关系并不是作者的专业，但他毕竟提出了一种新的思考方式，并希望以此来突破中日关系的僵局，这一点让日本人松了一口气。因为毕竟大家都不希望再重新走上战争之路。去年秋天中共十六大以后，一些日本人甚至期待新一代领导人在中日关系上能有新的思考。
　　我个人认为，所谓的“新思维”并不意味把原来的原则问题都放弃掉，而是在一个新的阶段中的一种策略性的思考方法，或者说是一种外交战略。现在的中国已经不是１０年前的中国，更不是２０年前的中国，同样日本也是如此。现在中日两国都面临新阶段，所以中日关系也需要有一个新的定位，同时在做这种定位时，需要理性的思考，而不仅是感性的认识。
　　双方应该把国家利益摆出来，日本的国家利益是什么，中国的国家利益是什么，中日各自的目标是什么，有交叉的地方双方就合作，分歧的地方也可以做良性竞争，但决不应该出现恶性竞争，如果分歧太大的话，还可以暂时搁置，但要将问题努力置于可控范围内，不能使它恶化，这就是两个国家求同存异的外交战略。
　　中美关系就是因为有这样一个战略关系，才有了今天这样的稳定局面。其实中美之间的矛盾是很大的，但是为了共同的利益，双方都努力求同存异，扩大交叉点。
　　但是在中日关系中确实存在着一个难点。日本是一个没有战略的国家，它的外交都是跟在美国后面跑，并盲目地相信只要追随美国，它的国家利益就可以实现了。你问日本的国家利益是什么，他们也说不清楚。日本很难有一个可以说得出来的战略。所以如果说中美关系是双边外交的话，中国与日本的外交就只能是一个对半个的外交。当然现在有些日本人已经意识到这样下去对日本是不利的，所以他们也希望独立于美国，寻求自己的战略，也想成为一个像样的自主独立的国家。换句话说，日本正在寻求成为一个“普通国家”，不是事事跟在美国的后面走。中国已经是政治大国了，军事方面尽管与美国还有差距，但在亚洲还是相当强大的，成为经济大国也不是远不可及的事。中国在这样一种日益强盛的状态下，作为一个泱泱大国，能不能对当前闭塞不前的日本给予一定的包容，让日本不要老跟在美国的后面跑，至少可以让美日之间保持距离？这样作对新阶段中日关系的改善和友好合作以及亚太地区的安定与繁荣，肯定有很大的好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