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梁漱溟自命不凡，自视甚高，他吹起牛来尽兴尽致。1942年，他从香港脱险，返回大陆，居然毫发无伤，还写信给儿子梁宽、梁恕，大吹特吹：
孔孟之学，现在晦塞不明。或许有人能明白其旨趣，却无人能深见其系基于人类生命的认识而来，并为之先建立他的心理学而后乃阐明其伦理思想。此事惟我能作。又必于人类生命有认识，乃有眼光可以判明中国文化在人类文化史上的位置，而指证其得失。此除我外，当世亦无人能作。前人云：“为往圣继绝学，为来世开太平”，此正是我一生的使命。《人心与人生》等三本书要写成，我乃可以死得；现在则不能死。又今后的中国大局以至建国工作，亦正需要我，我不能死。我若死，天地将为之变色，历史将为之改辙，那是不可想象的，乃不会有的事。
我相信我的安危自有天命……假如我是一个寻常穿衣吃食之人，世界多我一个或少我一个皆没有关系，则是安是危，便无从推想，说不定了。但今天的我，将可能完成一非常重大的使命，而且没有第二人代得。从天命上说，有一个今天的我，真好不容易，大概想去前途应当没有问题。——这一自信，完全为确见我所负使命重大而来。
大凡才雄气壮的傲哥，个个善吹，儒家的至圣和亚圣都是吹牛高手。孔子吹嘘得还算挨边，“苟有用我者，期月而已可也，三年有成”。孟子则吹嘘得完全离谱：“夫天不欲平治天下，如欲平治天下，当今之世，舍我其谁也。”他们的徒子徒孙吹嘘一句：“为往圣继绝学，为来世开太平”，也就不自觉过分了。梁漱溟深信自己是上苍的骄子，负有重大的使命，降临人间，自当众鬼辟易，百毒不侵。正如孔子所说的：“天生德于予，桓魋其如予何！”这份自信帮他挺过了一道又一道夺命难关。梁漱溟吹牛，吹到九十五岁，吹得极有底气，全然没有半点心虚，这倒是他的独门绝活。相比之下，鲁迅不怎么吹牛，活得很抑郁，甚至活得很焦躁，结果仅得五十五岁的寿数，不划算啊！吹牛岂可不大吹特吹长吹久吹哉！
若细细打量梁漱溟的外貌，我们确实会得出他是一位神奇人物的印象：高大而挺拔的身板，大大的光头，像钢一样坚毅的眼神，紧抿着的倔强的嘴唇，低沉而有力的声音，桀骜而高贵的气质。这些外貌特征都充分显示出他的与众不同。
1893年，梁漱溟出生于一个日趋式微的贵族家庭。他祖父梁承光晚清时做过山西永宁知州，为防堵捻军，三十五岁即瘁力而死。他父亲梁济清末时做过内阁中书，后晋升为候补侍读，为人忠厚诚悫，好学精思，不愿与世浮沉，不肯随俗流转。尤其难得的是，梁济潜心儒学，却非常开明，他并不逼迫子女死读圣贤书，甚至认为好人家的子弟出洋留学乃是一件正当事，应该“勿惜费，勿惮劳，即使竭尽大半家资也不为过”。梁济平生最痛恨舞文弄墨的文人，认为他们总是以浮夸粉饰为能事，不讲求实际。他不尚虚务，专重实利，以利国惠众为高明。梁漱溟平日耳濡目染，接受言教和身教的熏陶，自然受益匪浅。小时候，梁漱溟体弱多病，每遇天寒，则手足不温，梁济对他格外放宽，和颜悦色，从不打骂，读书也任他杂览，不设范围。
十四岁那年，梁漱溟考入北京顺天中学堂。班上人数不多，却是藏龙卧虎，后来出了三位大学者：张申府，汤用彤，还有梁漱溟。同学少年，最富热情，梁漱溟与廖福申、王毓芬、姚万里结为自学小组。而廖的年龄稍长，脑筋灵活，点子多多。有一次，四人上酒楼吃蟹饮酒，廖福申一时兴起，说是同辈间称兄道弟义结金兰很无谓，倒不如以各人短处命名，借资警戒。此议一出，众口交赞，大家都请廖来主持。他也不谦让，略一思索，即给王毓芬取名为“懦”，给姚万里取名为“暴”，给梁漱溟取名为“傲”，给自己取名为“惰”，均是一针见血，切中要害。梁漱溟读中学时傲的表现实有一端，那就是语不惊人死不休。他特别喜欢作翻案文章，有时出奇制胜，有时弄巧成拙。一位姓王的国文教师十分恼恨梁漱溟的作文方法，便在梁的作文卷上批了这样一句话：“好恶拂人之性，灾必逮夫身！”差不多要算是诅咒了。好一个“傲”字，犹如硬币的两面，既是梁漱溟的短处，也是他的长处，他一生吃亏在此，得益也在此。
梁漱溟的傲可说是一种向上的力量，他能见贤思齐，并非目无余子。读中学时，他钦佩郭人麟的学问。郭比他低一班，对《老子》、《庄子》、《易经》和佛典富有心得，尤其推崇谭嗣同的《仁学》，其境界相当不俗。梁漱溟将郭人麟平日言谈集为一巨册，题为“郭师语录”，遂被同学讥为“梁贤人、郭圣人”，梁漱溟恬然处之，全无愧色。
时势往往能决定一个人的思想取向。梁漱溟血气方刚，身处一个急剧动荡变革的时代，要么改良，要么革命，没有第三条路好走。在同学甄元熙的影响下，梁漱溟放弃君主立宪的改良主张，选择了革命。1911年，梁漱溟剪去辫子，毅然加入汪精卫领导的京津同盟会。梁济是改良派，他告诫儿子不要铤而走险：“立宪足以救国，何必革命？倘大势所在，必不可挽，则孰不望国家从此得一转机？然吾家累世仕清，谨身以俟天命而已，不可从其后也。”父子在大是大非的问题上第一次发生了冲突，各执一端，相持不下。梁漱溟年轻气盛，自以为真理在手，不遑多让，出语颇不冷静，梁济的感情却受到伤害。
从顺天中学堂毕业后，梁漱溟未再深造，即去《民国报》做记者。《民国报》的社长是梁的同学甄元熙，总编辑是孙炳文。梁原名焕鼎，字寿铭，写稿时常用笔名“寿民”和“瘦民”，孙炳文则想到另一个谐音的“漱溟”，因为古人只有枕石漱流的说法，漱于苍溟则是何等空灵，何等气派！从此，“梁漱溟”三字便精诚团结，永不分离。梁漱溟刚肠疾恶，又如何看得惯民国官场的勾心斗角、尔虞我诈，再加上那班猪仔议员全然不以国事为念，只知嫖赌逍遥，蝇营狗苟，令梁漱溟感到极为厌恶。他遭遇到有生以来的第一场精神危机是当读过日本人幸德秋水的《社会主义之神髓》后，即对私有制的憎恨难以平息，对人世间触目可见的不平等、不公平、不公正难以释怀。烦恼愈积愈多，却无法开解，无处宣泄，梁漱溟感到极度的精神苦闷，于是决定自杀，寻求一了百了的解决方式。所幸室友及时察觉苗头，才避免了一场悲剧的发生。经此变故，梁漱溟放弃了社会主义，转而信奉佛学，决定遵照袁了凡的那两句话——“以往种种譬如昨日死，以后种种譬如今日生”——认真做去。梁漱溟啃读大量佛典，悟到人生是与苦相始终的，人一降生，就与缺乏相伴俱来。缺乏是常，缺乏之得满足是暂；缺乏是绝对的，缺乏之得满足是相对的。人生的苦乐并不决定于外界环境的好坏，纯粹取决于主观，根源在自身的欲望，满足则乐，不满足则苦。欲望无穷尽，一个满足了，另一个又会冒出来，很难全部满足。当时，梁漱溟颇有点走火入魔，他十八岁即立誓不结婚，十九岁开始吃素，他想得最多的就是普救众生，决定从实处做起，精研医术，悬壶济世。
1916年冬，梁漱溟在上海商务印书馆主办的《东方杂志》上连载《穷元决疑论》，其中心内容是批评古今中外的名家理论，独崇佛学。说来凑巧，蔡元培刚从欧洲回国，已接任北大校长，他读到这篇文章，发生兴趣，便决定聘请梁漱溟为北大讲师，讲授印度哲学。试想，一位二十四岁的青皮后生，没上过大学，没喝过洋墨水，只因一篇文章得到蔡元培的青睐，就可以手执教鞭，登上北大哲学系的讲堂，别说现在我们无法想象，当年也无法想象，但这又是千真万确的事实。蔡元培主持北大期间，群贤荟萃，百家争鸣。梁漱溟跻身其间，感到不小的压力，深恐不能胜任这一教职。蔡元培慰留道：“你不必担心难以担当这个职位，只权当来这里研究、学习好了。”梁漱溟在北大既开“佛教哲学”、“印度哲学”课程，又开“孔子哲学之研究”，既替释迦说个明白，又替孔子说个明白，佛儒并举，两不偏废。
正当梁漱溟的思想迈向豁然开朗之境，其父梁济却走向生命的末途。早在辛亥革命爆发时，梁济就做好了自杀的打算。他既痛心于清朝的覆亡，更痛心于“风俗”和“正义”的堕落。他一度也想寻求精神的出路，两次投书梁启超，四次登门拜访，均未得一字回音，未获一面之雅，不禁深感失望。1918年11月14日，离六十岁生日只差几天，梁济完成《敬告世人书》后，即自沉于北京积水潭。他期冀以自己的死产生震惊作用，让毁弃传统道德的世人扪心自咎，迷途知返。他在遗书中写道：“其实非以清为本位，而以初年所学为本位。”他认为世局日益败坏，竟至于不可收拾，乃是由于一班政客军阀朝三暮四反侧骑墙，不识信义为何物所致。梁济的自杀早于王国维的自杀，他的死确实产生了轰动效应，报章连篇累牍地报道，国务总理不甘人后，也写了还愿匾。废帝溥仪则乘机颁“诏”，赐谥褒奖。有哀感生敬者，当然也不乏批评蔑视者。梁济自杀后，梁漱溟深感内疚，他回忆父亲对自己的多年教诲，反思自己的一贯忤逆，不禁深深自责。经此人伦惨变，梁漱溟闭关读书，苦苦思索，两年后，他宣布弃佛归儒。对此，他的说法是：“我不是个书生，是个实行的人。我转向儒家，是因为佛家是出世的宗教，与人世间的需要不相合。其实我内心仍然持佛家精神，并没有变……佛家也有派别。小乘过去被人称为自了汉。大乘则要入世，但入而不入。入世是为了度众生。度众生就是人不能自私，自私是惑，惑就是有我……”可以这么说，梁漱溟的道德勇气源自佛家精神，而指导他实践的则是儒家精神。以出世的态度做人，以入世的态度做事，他正是如此恭行的。
梁漱溟独崇佛学期间，不仅茹素不婚，还发愿要出家，直到父亲自杀后，他才自咎不孝，放弃披剃的念头。1921年，梁漱溟经友人伍伯庸作伐，与伍的小姨子黄靖贤结为夫妇。梁在相貌、年龄、学历上都无计较，只要对方宽厚和平，趣味不俗，魄力出众就行。黄氏识字不多，体格健壮，毫无羞怯之态，夜晚就睡，或侧身向左而卧，或侧身向右而卧，终夜睡姿不做改变。黄氏为人木讷，性格乖僻。梁漱溟忙于治学，忙于社交，偶得闲暇，仍是老僧入定，陷于冥想而不能自拔。黄氏看不惯梁漱溟这副呆相，梁漱溟对黄氏则是能避则避，能让则让。黄氏曾指责梁漱溟有三大缺点：一是说他好反复，每每初次点头之事，又不同意，不如她遇事明快果决；二是说他器量狭小，似乎厚道又不真厚道，似乎大方又不真大方；三是说他心肠硬，对人缺少恻隐之情。夫妻相处十三年，一直貌合神离，同床异梦。1934年，黄氏病瘁于山东邹平，梁漱溟的悼亡诗居然毫无感伤色彩：
我和她结婚十多年，
我不认识她，
她也不认识我。
正因为我不认识她，
她不认识我，
使我可以多一些时间思索，
多一些时间工作。
现在她死了，
死了也好。
处在这样的国家、这样的社会，
她死了可以使我更多一些时间思索，
更多一些时间工作。
黄氏说梁漱溟心肠硬，这似乎是最好的佐证。梁漱溟此时年届不惑，已经勘破生死。鳏居十年后，梁漱溟方才续弦，与陈淑芬结缡。婚宴上，一向拘谨的梁漱溟居然老夫聊发少年狂，摆开功架，唱了一出《落马湖》，令众宾客捧腹大笑。陈淑芬是北京师范大学的毕业生，比梁漱溟小六岁，性情温和，修养到家，她不仅使梁漱溟拥有安乐的后院，还使他冷峻孤傲的性格染上浓厚的暖色调，有了轻松愉快的一面。
梁漱溟从来都只认为自己是思想家，而不是学问家。他晚年接受美国学者艾恺的访谈，特意讲到了这一点：“我不够一个学问家，为什么？因为讲中国的老学问，得从中国的文字学入手，可中国的文字学我完全没有用功，所以中国学问我也很差，很缺少。再一面就是近代科学，我外文不行，所以外国学问也不行。从这两方面说，我完全不够一个学问家。我所见长的一面，就是好用思想；如果称我是一个思想家，我倒不推辞、不谦让。思想家与学问家不同。学问家是知道的东西多，吸收的东西多，里边当然也有创造，没有创造不能吸收。可是思想家不同于学问家，就是虽然他也知道许多东西，不知道古今中外的一些知识，他也没法子成思想家。但是他的创造多于吸收。所以我承认我是思想家，不是学问家。”梁漱溟是一位思想家，难能可贵的是，同时他还是一位亲力亲为的实践家。他长期主张教育救国，而且是从最基础的教育入手，为此不惜辞掉北大教职，去山东菏泽担任中学校长。他还致力于乡村建设，实行社会改造，在邹平县成立山东乡村建设研究院，感召一批知识分子与乡村平民打成一片，提高村民素质，发展乡村经济，改变乡土中国的落后面貌。梁漱溟身边常有一些弟子追随，他便仿照宋明讲学的模式，每日清晨，召集众人，或默坐，或清谈，意在感悟人生，反省自我。他把这样的集会称为“朝会”。梁漱溟在朝会上的发言，后来被弟子们辑为《朝话》一书，颇似孔子的《论语》。梁漱溟的“朝话”通常是点到为止，以精警取胜，譬如这一句：“在人生的时间线上须臾不可放松的，就是如何对付自己。如果对于自己没有办法，对于一切事情也就没有办法。”
由于外患日深，“村治”理想被迫放弃了，偌大的中国居然没有地方能放下一张宁静的书桌，梁漱溟别无选择，便毅然决然投入政治的洪流。他曾在《中国文化要义》一书的自序中说：“……以中国问题几十年来之急切不得解决，使我不得不有所行动，并耽玩于政治、经济、历史、社会文化诸学。然一旦于中国前途出路若有所见，则亦不复以学问为事。”抗战期间，民族的生死存亡悬于一线，许多知识分子都走出书斋，服务于国家。例如，胡适一向远离政坛，喜欢扮演政府的批评者角色，此时也出任中国驻美国大使，去了大洋彼岸。早在1916年，梁漱溟有见于乱兵为祸之惨烈，即写过《吾曹不出如苍生何》一文。他是有参政意识的人，此时不参政更待何时？但有一点他撇得很清——只站在中间立场，既不偏左，也不偏右，既不亲共，也不与国民党沆瀣一气。
1932年，在南京的总统官邸，梁漱溟初次见到蒋介石，印象很糟。谈话时，蒋介石拿个小本子，时不时记上几笔，一副不耻下问的样子，貌似谦虚，其实做作。南京政府迁至重庆后，梁漱溟身为参政员，与蒋的交道增多。他发现蒋介石刚愎自用，根本听不进不同的意见，更别说不同的政见，有时甚至怒形于辞色，令人极其难堪，下不来台。1942年12月，中国民主政团同盟（简称“民盟”）宣告成立，梁漱溟出任秘书长和机关报《光明报》社长，从此蒋介石对梁漱溟的态度发生转变，见面时不再称他为“漱溟兄”，改称“梁先生”。及至国共和谈期间，梁漱溟奔走于两党之间，他对蒋介石的种种做法（比如躲在庐山不见谈判代表，让调停人马歇尔九上九下）更为不满。
梁漱溟在北大哲学系任讲师时，常与同系的教授杨怀中切磋学问。每次到杨家，都由一位高个子的湖南青年开门，彼此相视点头，未曾互报姓名。梁进客厅与杨怀中谈天说地，这青年便去别的房间，从不加入话局。后来，杨怀中介绍，这位青年是湖南老乡，在长沙读过师范，抱负不凡，来京拜师求学，现在北大图书馆做事，晚上宿于杨家。杨怀中肯定提到过这位青年的名字，但梁漱溟并未记住。杨怀中病故后，这位青年成了杨家的女婿，返回南方。
1938年，梁漱溟考察延安，见到毛泽东，毛泽东的第一句话就是：“梁先生，你还记不记得？民国七年在北京大学，你是大学讲师，我是小小图书管理员。你常来豆腐池胡同杨怀中先生家串门，总是我开大门。”梁漱溟赶紧道声惭愧，夸赞毛泽东好记性。1945年，抗战胜利后，梁漱溟第二次访问延安，与毛泽东大谈如何进行经济建设，发展现代工业。自然无法投趣，毛泽东对这位自命为思想家的民盟秘书长客客气气，但对他的某些政治观点未肯苟同。国共和谈失败后，梁漱溟向记者发出哀叹：“一觉醒来，和平已经死了！”这句话不胫而走，广为流传。他曾起草过折衷方案，结果是国、共双方都不满意。一介书生，又如何能理清乱局，明白就里？他既不领共产党的情，又不受国民党的礼，要在两党之间保持独立地位，掌握为广大中国社会发言的权力。他这是一厢情愿，结果事与愿违，并不奇怪。最典型的是，他在《大公报》上发表《内战的责任在谁》、《敬告中国国民党》、《敬告中国共产党》，认为内战的责任主要在国民党，战争打了几年，死了许多人，祸害了国家民族，究竟谁主张打？战犯是哪些人？为什么不受到惩办？都应该搞清楚。至于共产党方面，也打了三年仗，也应该宣布在这三年战争中，对国家人民所遭受的损害，同感歉疚。共产党再用武力打下去，不排除在一年内有统一中国之可能，但那时既没有联合，也没有民主……梁漱溟对国、共双方各打五十大板，他还对外界宣称，只发言，不行动。蒋介石下野，李宗仁上台，这位代总统一度想拉拢梁漱溟这位广西老乡，派程思远去北碚看望梁漱溟，还送上一大笔钱，表示想见上梁一面。梁则叹息时局如此，和平无望，干脆以“不行动”为由婉言谢绝。至于程思远送来的钱，梁漱溟悉数笑纳，都充作了勉仁学校的教育经费。在此期间，梁漱溟把全部心思都用于办勉仁学校和写《中国文化要义》上，不再与暧昧的政治勾勾搭搭。
上个世纪五十年代初，梁漱溟与毛泽东的交往经历了一个短短的“蜜月期”。当时，毛泽东欢迎梁漱溟成为新政府的一分子。梁漱溟却仍是一副犟驴子脾气，坚持要以局外人的身份为国效力，为民请命。他的话说得还算委婉：“主席，像我这样的人，如果先摆在政府外边，不是更好吗！”对此，毛泽东未置可否，他让梁漱溟先去重游先前搞过乡村建设的故地，全由官方接待，不用自掏腰包。1951年，梁漱溟赴西南参加土改。回京后，毛泽东问他下面的情况如何。梁漱溟如实相告，地主被打得太凶，有的忍受不了折磨，跳河自杀。毛泽东笑着说，贫雇农的怒气也要有发泄的渠道。
1952年，梁漱溟写了一篇“自我检讨文”《何以我终于落归改良主义》，公开承认自己“不曾革命”。他还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信中说：过去纵一事无成，今后亦何敢自逸。他重申前请，不顾年高，要去苏联留学，研究巴甫洛夫的理论。这近似于一个玩笑。毛泽东没理会梁漱溟的茬，只同意他在国内游历，喜欢调查什么就调查什么，一切便利都可由政府提供。及至梁漱溟欲创设中国文化研究所的草案被毛泽东当面否决，他们的“蜜月期”便宣告结束了。在毛泽东看来，梁漱溟一身傲骨，好执异端，合作态度不鲜明，是那种敬酒不吃偏要吃罚酒的人。
1953年9月8日，梁漱溟在全国政协第十九次常委扩大会议上捅了个大漏子。他发言时讲，共产党依靠农民起家，顺顺当当夺取了政权，现在却忽视民生疾苦，只重视城市中的产业工人。他最为直率的话是这样一句：“如今工人的生活如在九天，农民的生活如在九地，有九天九地之差。”第二天，毛泽东在中央人民政府会议上说，有人不同意我们的总路线，认为农民生活太苦，要求照顾农民，这大概是孔、孟之徒施仁政的意思吧。照顾农民是小仁政，发展重工业，打美帝是大仁政。施小仁政不施大仁政，便是帮助了美国人。有人竟班门弄斧，似乎我们共产党搞了几十年农民运动，还不了解农民。我们今天的政权基础，与工人农民在根本利益上是一致的，这一基础是不容分裂、不容破坏的！
毛泽东的话讲得这样重，梁漱溟深感委屈，非要辩白不可。他写信给毛泽东，请求给他一个解释的机会，以消除误会。毛泽东同意给梁漱溟二十分钟见面（在怀仁堂京剧晚会开幕前）。可是梁漱溟越解释，毛泽东越恼火。毛泽东他要的是道歉，是认错，而不是什么喋喋不休的解释。而梁漱溟固执己见，言语间与毛泽东频频发生冲突，结果不欢而散。
梁漱溟读过《韩非子·说难》，应该知道，龙的喉下有逆鳞，撄之必怒，怒则杀人。他要明智一点，最低限度也该是保持沉默，可是他的调子越来越高，既不认错，还要标榜自己是“有骨气的人”，把那“九天九地”的话再说了一遍。这样，他的对抗只可能招致更猛烈的反击。如果这反击来自毛泽东，当时中国任何人都吃不了得兜着走。更何况周恩来还以历史见证人的身份，证明梁漱溟一贯反动，所谓中立只是伪装。毛泽东说：“蒋介石是用枪杆子杀人，梁漱溟是用笔杆子杀人。梁漱溟反动透顶，他就是不承认……你梁漱溟的功在哪里？你一生一世对人民有什么功？”事情闹到这步田地，梁漱溟倒是战意更浓，不胆怯，不退却，硬着头皮继续顶牛，连何香凝、陈铭枢等人站出来为打圆场，他也不领情。在大会上，梁漱溟僵持在讲台上，非要毛泽东给他充分的发言时间不可。他的话近乎挑衅：“我还想考验一下领导党，想看看毛主席有无雅量……毛主席如有这个雅量，我将对你更加尊敬，如无这个雅量，我将失掉对你的尊敬。”这岂不是藐视毛泽东的权威，逼他主动让步吗？毛泽东非常生气，称梁漱溟是野心家，是伪君子，他不问政治是假的，不想做官也是假的，他具有骗人的资格，这就是他惟一的资本。至此，会场大乱，梁漱溟坚持要把自己的历史和现状解释清楚，毛泽东给他十分钟，他嫌少，一定要享受公平的待遇。于是不少人指责梁漱溟狂妄之极，反动成性，通过表决，将他轰下台去。令人啼笑皆非的是，毛泽东举手赞成梁漱溟继续讲下去，却是少数派！
“文革”期间，梁漱溟受到冲击，家被抄，房屋被占，夫人挨打，书籍、信件、字画被焚，手稿被没收。在这样的惨境下，他倒是没有自杀，而是坚强地活下来，在资料全无的情况下，写成《儒佛异同论》和《东方学术概观》。谁说“文革”期间只有两部学术著作（郭沫若的《李白与杜甫》和章士钊的《柳文指要》）？梁漱溟的著作不符合主流意识形态的要求，但其学术价值比那两部官方认可的“杰作”要高得多。
喜欢出风头的人，永远都有风头可出；喜欢冒险的人，也永远有险可冒。“批林批孔”运动一起，梁漱溟就认为林彪与孔子既不对门又不对户，风马牛不相及，将他们捆绑在一起实在太荒唐。北大教授冯友兰甘为乡愿，撰文批孔，大出风头，尤其令梁漱溟气愤。他写信给这位昔日的弟子，声明与之绝交。当时全中国只有两个人不肯批孔，一个是梁漱溟，另一个是吴宓。梁漱溟认为孔子的思想有糟粕，也有精华，不能一概抹杀。至于林彪，是鬼不是人，完全没有人格。这家伙假扮马克思主义者，编语录，唱赞歌，说假话，既无思想，也无路线，只是一门心思想夺权。将他与孔子强行牵扯，甚至相提并论，是愚蠢可笑的。“林彪欺骗了毛主席，毛主席错认了林彪，这是不可否认的事实！”谁会像梁漱溟这样说话呢？居然认为毛泽东养虎贻患，难辞其咎。这还得了！批判会不断升级，从1974年3月到9月，历时半年，大会小会一百余次，火力够猛够烈，竟然轰不垮这位八十一岁的老人，真是不可思议。梁漱溟有幽默感，而且是非同一般的幽默感，他在批斗会上调侃道：“给我贴大字报，自是应有之举；会上同人责斥我驳斥我，全是理所当然。这种驳斥、责斥，与其少不如多，与其轻不如重。如果平淡轻松，则不带劲，那倒不好。”待到“批林批孔”运动快要结束时，有人问他对批斗的感想如何，梁漱溟亢声回答道：“三军可夺帅，匹夫不可夺志！‘匹夫’就是独自一个，无权无势。他的最后一着只是坚信自己的‘志’。什么都可以夺掉他，但这个‘志’没法夺掉，就是把他的这个人消灭掉，也没办法夺掉！”这话差点没把那人当场噎死。
梁漱溟最后一次挨批判，则是在打倒“四人帮”之后。1978年2月，全国人大、全国政协同时在北京开会，会议的一项重要内容是制定新宪法。在政协会上，梁漱溟再次放炮：“我的经验是，宪法在中国，常常是一纸空文，治理国家主要靠人治，而不是法治……我的话是有根据的。就说最近十年吧，毛主席为了解决刘少奇的问题，写了《炮打司令部》的大字报。如果按党章，刘少奇是中共第二把手，必须召开党的代表大会才能解决问题；如果按宪法，刘少奇是国家主席，必须召开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来解决。毛主席没有那么做，内在的原因据说是刘少奇并非孤家寡人，他在中共党内的上层有不少有力的支持者，他在普通党员和人民群众中也很有威信。毛主席考虑到首先在党内高层开会就会遇到麻烦，弄不好就会搞成僵局。因此，他采取了非常手段，绕了个大弯子，直接从下边开始，把热情有余的娃娃们鼓动起来，发动了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搞得天翻地覆，国无宁日。结果被冲击的就不单是刘少奇，还有许多其他人，中共的、非中共的都有，倒的倒了，死的死了，好大一摊子！而不是常说的‘一小撮’。毛主席的这种搞法，自然是人治，而不是法治，宪法也限制不了他的所作所为。我还想过，为什么毛主席能这么做，而且畅通无阻，一呼百应，反对者甚少呢？我觉得有两方面的原因：第一，毛主席本人是一位功高如山的人物，可以说他缔造了党，缔造了国家，他的权威太大了。毛主席不加限制地发挥了自己的这种权威，于是在许多人的心目中，毛主席也就从人变成了神，成了偶像。第二，是由于中国的历史，上个世纪以前不用说，本世纪以来虽曾有过各种纸上的宪法，但从总体看都没有真正施行过。法统、法制、法治，种种法的观念从上到下，大家都非常淡薄。而对于人治，却是多年来所习惯的……中国由人治渐渐入于法治，现在是个转折点，今后要逐渐依靠宪法和法制的权威，以法治国，这是历史发展的趋势，中国前途之所在，是任何人都阻挡不了的。”
此炮一放，一大堆罪名便噼噼啪啪落在了梁漱溟头上：“攻击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攻击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恶毒攻击伟大领袖毛主席”，“诬蔑英明领袖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毕竟今时不同往日，批判只是装个样子，谁也不再认真，火力之弱形同挠痒。后来，事实证明，梁漱溟的话讲得对，他的预见也在逐渐成为现实。
一个人豁出性命，“宁鸣而死，不默而生”，单有道德勇气是不够的，他必定还有一种信念作为后盾：天地间有一个我，天地间就多一份正气，浩然正气是不灭的，它与日月星辰相辉耀，与宇宙天地相始终。中国知识分子集体软弱，缺乏独立之人格和自由之精神，就是因为胸中没有养成这种滂沛的浩然之气。梁漱溟曾写过一副赠友兼自箴的对联：“无我为大，有本不穷。”他的勇气和信心皆源于佛家精神和儒家精神。他具有菩萨心肠，是现世的君子儒。冯友兰被梁漱溟踢出门墙，但他对老师还是敬佩的。1988年，梁漱溟逝世后，冯友兰以九十三岁高龄撰写纪念文章，称赞梁漱溟“百年尽瘁”，无愧为“一代直声”，这一评价允为确当，理应万世不磨。
孔孟之学，现在晦塞不明。或许有人能明白其旨趣，却无人能深见其系基于人类生命的认识而来，并为之先建立他的心理学而后乃阐明其伦理思想。此事惟我能作。又必于人类生命有认识，乃有眼光可以判明中国文化在人类文化史上的位置，而指证其得失。此除我外，当世亦无人能作。前人云：“为往圣继绝学，为来世开太平”，此正是我一生的使命。《人心与人生》等三本书要写成，我乃可以死得；现在则不能死。又今后的中国大局以至建国工作，亦正需要我，我不能死。我若死，天地将为之变色，历史将为之改辙，那是不可想象的，乃不会有的事。
我相信我的安危自有天命……假如我是一个寻常穿衣吃食之人，世界多我一个或少我一个皆没有关系，则是安是危，便无从推想，说不定了。但今天的我，将可能完成一非常重大的使命，而且没有第二人代得。从天命上说，有一个今天的我，真好不容易，大概想去前途应当没有问题。——这一自信，完全为确见我所负使命重大而来。
大凡才雄气壮的傲哥，个个善吹，儒家的至圣和亚圣都是吹牛高手。孔子吹嘘得还算挨边，“苟有用我者，期月而已可也，三年有成”。孟子则吹嘘得完全离谱：“夫天不欲平治天下，如欲平治天下，当今之世，舍我其谁也。”他们的徒子徒孙吹嘘一句：“为往圣继绝学，为来世开太平”，也就不自觉过分了。梁漱溟深信自己是上苍的骄子，负有重大的使命，降临人间，自当众鬼辟易，百毒不侵。正如孔子所说的：“天生德于予，桓魋其如予何！”这份自信帮他挺过了一道又一道夺命难关。梁漱溟吹牛，吹到九十五岁，吹得极有底气，全然没有半点心虚，这倒是他的独门绝活。相比之下，鲁迅不怎么吹牛，活得很抑郁，甚至活得很焦躁，结果仅得五十五岁的寿数，不划算啊！吹牛岂可不大吹特吹长吹久吹哉！
若细细打量梁漱溟的外貌，我们确实会得出他是一位神奇人物的印象：高大而挺拔的身板，大大的光头，像钢一样坚毅的眼神，紧抿着的倔强的嘴唇，低沉而有力的声音，桀骜而高贵的气质。这些外貌特征都充分显示出他的与众不同。
1893年，梁漱溟出生于一个日趋式微的贵族家庭。他祖父梁承光晚清时做过山西永宁知州，为防堵捻军，三十五岁即瘁力而死。他父亲梁济清末时做过内阁中书，后晋升为候补侍读，为人忠厚诚悫，好学精思，不愿与世浮沉，不肯随俗流转。尤其难得的是，梁济潜心儒学，却非常开明，他并不逼迫子女死读圣贤书，甚至认为好人家的子弟出洋留学乃是一件正当事，应该“勿惜费，勿惮劳，即使竭尽大半家资也不为过”。梁济平生最痛恨舞文弄墨的文人，认为他们总是以浮夸粉饰为能事，不讲求实际。他不尚虚务，专重实利，以利国惠众为高明。梁漱溟平日耳濡目染，接受言教和身教的熏陶，自然受益匪浅。小时候，梁漱溟体弱多病，每遇天寒，则手足不温，梁济对他格外放宽，和颜悦色，从不打骂，读书也任他杂览，不设范围。
十四岁那年，梁漱溟考入北京顺天中学堂。班上人数不多，却是藏龙卧虎，后来出了三位大学者：张申府，汤用彤，还有梁漱溟。同学少年，最富热情，梁漱溟与廖福申、王毓芬、姚万里结为自学小组。而廖的年龄稍长，脑筋灵活，点子多多。有一次，四人上酒楼吃蟹饮酒，廖福申一时兴起，说是同辈间称兄道弟义结金兰很无谓，倒不如以各人短处命名，借资警戒。此议一出，众口交赞，大家都请廖来主持。他也不谦让，略一思索，即给王毓芬取名为“懦”，给姚万里取名为“暴”，给梁漱溟取名为“傲”，给自己取名为“惰”，均是一针见血，切中要害。梁漱溟读中学时傲的表现实有一端，那就是语不惊人死不休。他特别喜欢作翻案文章，有时出奇制胜，有时弄巧成拙。一位姓王的国文教师十分恼恨梁漱溟的作文方法，便在梁的作文卷上批了这样一句话：“好恶拂人之性，灾必逮夫身！”差不多要算是诅咒了。好一个“傲”字，犹如硬币的两面，既是梁漱溟的短处，也是他的长处，他一生吃亏在此，得益也在此。
梁漱溟的傲可说是一种向上的力量，他能见贤思齐，并非目无余子。读中学时，他钦佩郭人麟的学问。郭比他低一班，对《老子》、《庄子》、《易经》和佛典富有心得，尤其推崇谭嗣同的《仁学》，其境界相当不俗。梁漱溟将郭人麟平日言谈集为一巨册，题为“郭师语录”，遂被同学讥为“梁贤人、郭圣人”，梁漱溟恬然处之，全无愧色。
时势往往能决定一个人的思想取向。梁漱溟血气方刚，身处一个急剧动荡变革的时代，要么改良，要么革命，没有第三条路好走。在同学甄元熙的影响下，梁漱溟放弃君主立宪的改良主张，选择了革命。1911年，梁漱溟剪去辫子，毅然加入汪精卫领导的京津同盟会。梁济是改良派，他告诫儿子不要铤而走险：“立宪足以救国，何必革命？倘大势所在，必不可挽，则孰不望国家从此得一转机？然吾家累世仕清，谨身以俟天命而已，不可从其后也。”父子在大是大非的问题上第一次发生了冲突，各执一端，相持不下。梁漱溟年轻气盛，自以为真理在手，不遑多让，出语颇不冷静，梁济的感情却受到伤害。
从顺天中学堂毕业后，梁漱溟未再深造，即去《民国报》做记者。《民国报》的社长是梁的同学甄元熙，总编辑是孙炳文。梁原名焕鼎，字寿铭，写稿时常用笔名“寿民”和“瘦民”，孙炳文则想到另一个谐音的“漱溟”，因为古人只有枕石漱流的说法，漱于苍溟则是何等空灵，何等气派！从此，“梁漱溟”三字便精诚团结，永不分离。梁漱溟刚肠疾恶，又如何看得惯民国官场的勾心斗角、尔虞我诈，再加上那班猪仔议员全然不以国事为念，只知嫖赌逍遥，蝇营狗苟，令梁漱溟感到极为厌恶。他遭遇到有生以来的第一场精神危机是当读过日本人幸德秋水的《社会主义之神髓》后，即对私有制的憎恨难以平息，对人世间触目可见的不平等、不公平、不公正难以释怀。烦恼愈积愈多，却无法开解，无处宣泄，梁漱溟感到极度的精神苦闷，于是决定自杀，寻求一了百了的解决方式。所幸室友及时察觉苗头，才避免了一场悲剧的发生。经此变故，梁漱溟放弃了社会主义，转而信奉佛学，决定遵照袁了凡的那两句话——“以往种种譬如昨日死，以后种种譬如今日生”——认真做去。梁漱溟啃读大量佛典，悟到人生是与苦相始终的，人一降生，就与缺乏相伴俱来。缺乏是常，缺乏之得满足是暂；缺乏是绝对的，缺乏之得满足是相对的。人生的苦乐并不决定于外界环境的好坏，纯粹取决于主观，根源在自身的欲望，满足则乐，不满足则苦。欲望无穷尽，一个满足了，另一个又会冒出来，很难全部满足。当时，梁漱溟颇有点走火入魔，他十八岁即立誓不结婚，十九岁开始吃素，他想得最多的就是普救众生，决定从实处做起，精研医术，悬壶济世。
1916年冬，梁漱溟在上海商务印书馆主办的《东方杂志》上连载《穷元决疑论》，其中心内容是批评古今中外的名家理论，独崇佛学。说来凑巧，蔡元培刚从欧洲回国，已接任北大校长，他读到这篇文章，发生兴趣，便决定聘请梁漱溟为北大讲师，讲授印度哲学。试想，一位二十四岁的青皮后生，没上过大学，没喝过洋墨水，只因一篇文章得到蔡元培的青睐，就可以手执教鞭，登上北大哲学系的讲堂，别说现在我们无法想象，当年也无法想象，但这又是千真万确的事实。蔡元培主持北大期间，群贤荟萃，百家争鸣。梁漱溟跻身其间，感到不小的压力，深恐不能胜任这一教职。蔡元培慰留道：“你不必担心难以担当这个职位，只权当来这里研究、学习好了。”梁漱溟在北大既开“佛教哲学”、“印度哲学”课程，又开“孔子哲学之研究”，既替释迦说个明白，又替孔子说个明白，佛儒并举，两不偏废。
正当梁漱溟的思想迈向豁然开朗之境，其父梁济却走向生命的末途。早在辛亥革命爆发时，梁济就做好了自杀的打算。他既痛心于清朝的覆亡，更痛心于“风俗”和“正义”的堕落。他一度也想寻求精神的出路，两次投书梁启超，四次登门拜访，均未得一字回音，未获一面之雅，不禁深感失望。1918年11月14日，离六十岁生日只差几天，梁济完成《敬告世人书》后，即自沉于北京积水潭。他期冀以自己的死产生震惊作用，让毁弃传统道德的世人扪心自咎，迷途知返。他在遗书中写道：“其实非以清为本位，而以初年所学为本位。”他认为世局日益败坏，竟至于不可收拾，乃是由于一班政客军阀朝三暮四反侧骑墙，不识信义为何物所致。梁济的自杀早于王国维的自杀，他的死确实产生了轰动效应，报章连篇累牍地报道，国务总理不甘人后，也写了还愿匾。废帝溥仪则乘机颁“诏”，赐谥褒奖。有哀感生敬者，当然也不乏批评蔑视者。梁济自杀后，梁漱溟深感内疚，他回忆父亲对自己的多年教诲，反思自己的一贯忤逆，不禁深深自责。经此人伦惨变，梁漱溟闭关读书，苦苦思索，两年后，他宣布弃佛归儒。对此，他的说法是：“我不是个书生，是个实行的人。我转向儒家，是因为佛家是出世的宗教，与人世间的需要不相合。其实我内心仍然持佛家精神，并没有变……佛家也有派别。小乘过去被人称为自了汉。大乘则要入世，但入而不入。入世是为了度众生。度众生就是人不能自私，自私是惑，惑就是有我……”可以这么说，梁漱溟的道德勇气源自佛家精神，而指导他实践的则是儒家精神。以出世的态度做人，以入世的态度做事，他正是如此恭行的。
梁漱溟独崇佛学期间，不仅茹素不婚，还发愿要出家，直到父亲自杀后，他才自咎不孝，放弃披剃的念头。1921年，梁漱溟经友人伍伯庸作伐，与伍的小姨子黄靖贤结为夫妇。梁在相貌、年龄、学历上都无计较，只要对方宽厚和平，趣味不俗，魄力出众就行。黄氏识字不多，体格健壮，毫无羞怯之态，夜晚就睡，或侧身向左而卧，或侧身向右而卧，终夜睡姿不做改变。黄氏为人木讷，性格乖僻。梁漱溟忙于治学，忙于社交，偶得闲暇，仍是老僧入定，陷于冥想而不能自拔。黄氏看不惯梁漱溟这副呆相，梁漱溟对黄氏则是能避则避，能让则让。黄氏曾指责梁漱溟有三大缺点：一是说他好反复，每每初次点头之事，又不同意，不如她遇事明快果决；二是说他器量狭小，似乎厚道又不真厚道，似乎大方又不真大方；三是说他心肠硬，对人缺少恻隐之情。夫妻相处十三年，一直貌合神离，同床异梦。1934年，黄氏病瘁于山东邹平，梁漱溟的悼亡诗居然毫无感伤色彩：
我和她结婚十多年，
我不认识她，
她也不认识我。
正因为我不认识她，
她不认识我，
使我可以多一些时间思索，
多一些时间工作。
现在她死了，
死了也好。
处在这样的国家、这样的社会，
她死了可以使我更多一些时间思索，
更多一些时间工作。
黄氏说梁漱溟心肠硬，这似乎是最好的佐证。梁漱溟此时年届不惑，已经勘破生死。鳏居十年后，梁漱溟方才续弦，与陈淑芬结缡。婚宴上，一向拘谨的梁漱溟居然老夫聊发少年狂，摆开功架，唱了一出《落马湖》，令众宾客捧腹大笑。陈淑芬是北京师范大学的毕业生，比梁漱溟小六岁，性情温和，修养到家，她不仅使梁漱溟拥有安乐的后院，还使他冷峻孤傲的性格染上浓厚的暖色调，有了轻松愉快的一面。
梁漱溟从来都只认为自己是思想家，而不是学问家。他晚年接受美国学者艾恺的访谈，特意讲到了这一点：“我不够一个学问家，为什么？因为讲中国的老学问，得从中国的文字学入手，可中国的文字学我完全没有用功，所以中国学问我也很差，很缺少。再一面就是近代科学，我外文不行，所以外国学问也不行。从这两方面说，我完全不够一个学问家。我所见长的一面，就是好用思想；如果称我是一个思想家，我倒不推辞、不谦让。思想家与学问家不同。学问家是知道的东西多，吸收的东西多，里边当然也有创造，没有创造不能吸收。可是思想家不同于学问家，就是虽然他也知道许多东西，不知道古今中外的一些知识，他也没法子成思想家。但是他的创造多于吸收。所以我承认我是思想家，不是学问家。”梁漱溟是一位思想家，难能可贵的是，同时他还是一位亲力亲为的实践家。他长期主张教育救国，而且是从最基础的教育入手，为此不惜辞掉北大教职，去山东菏泽担任中学校长。他还致力于乡村建设，实行社会改造，在邹平县成立山东乡村建设研究院，感召一批知识分子与乡村平民打成一片，提高村民素质，发展乡村经济，改变乡土中国的落后面貌。梁漱溟身边常有一些弟子追随，他便仿照宋明讲学的模式，每日清晨，召集众人，或默坐，或清谈，意在感悟人生，反省自我。他把这样的集会称为“朝会”。梁漱溟在朝会上的发言，后来被弟子们辑为《朝话》一书，颇似孔子的《论语》。梁漱溟的“朝话”通常是点到为止，以精警取胜，譬如这一句：“在人生的时间线上须臾不可放松的，就是如何对付自己。如果对于自己没有办法，对于一切事情也就没有办法。”
由于外患日深，“村治”理想被迫放弃了，偌大的中国居然没有地方能放下一张宁静的书桌，梁漱溟别无选择，便毅然决然投入政治的洪流。他曾在《中国文化要义》一书的自序中说：“……以中国问题几十年来之急切不得解决，使我不得不有所行动，并耽玩于政治、经济、历史、社会文化诸学。然一旦于中国前途出路若有所见，则亦不复以学问为事。”抗战期间，民族的生死存亡悬于一线，许多知识分子都走出书斋，服务于国家。例如，胡适一向远离政坛，喜欢扮演政府的批评者角色，此时也出任中国驻美国大使，去了大洋彼岸。早在1916年，梁漱溟有见于乱兵为祸之惨烈，即写过《吾曹不出如苍生何》一文。他是有参政意识的人，此时不参政更待何时？但有一点他撇得很清——只站在中间立场，既不偏左，也不偏右，既不亲共，也不与国民党沆瀣一气。
1932年，在南京的总统官邸，梁漱溟初次见到蒋介石，印象很糟。谈话时，蒋介石拿个小本子，时不时记上几笔，一副不耻下问的样子，貌似谦虚，其实做作。南京政府迁至重庆后，梁漱溟身为参政员，与蒋的交道增多。他发现蒋介石刚愎自用，根本听不进不同的意见，更别说不同的政见，有时甚至怒形于辞色，令人极其难堪，下不来台。1942年12月，中国民主政团同盟（简称“民盟”）宣告成立，梁漱溟出任秘书长和机关报《光明报》社长，从此蒋介石对梁漱溟的态度发生转变，见面时不再称他为“漱溟兄”，改称“梁先生”。及至国共和谈期间，梁漱溟奔走于两党之间，他对蒋介石的种种做法（比如躲在庐山不见谈判代表，让调停人马歇尔九上九下）更为不满。
梁漱溟在北大哲学系任讲师时，常与同系的教授杨怀中切磋学问。每次到杨家，都由一位高个子的湖南青年开门，彼此相视点头，未曾互报姓名。梁进客厅与杨怀中谈天说地，这青年便去别的房间，从不加入话局。后来，杨怀中介绍，这位青年是湖南老乡，在长沙读过师范，抱负不凡，来京拜师求学，现在北大图书馆做事，晚上宿于杨家。杨怀中肯定提到过这位青年的名字，但梁漱溟并未记住。杨怀中病故后，这位青年成了杨家的女婿，返回南方。
1938年，梁漱溟考察延安，见到毛泽东，毛泽东的第一句话就是：“梁先生，你还记不记得？民国七年在北京大学，你是大学讲师，我是小小图书管理员。你常来豆腐池胡同杨怀中先生家串门，总是我开大门。”梁漱溟赶紧道声惭愧，夸赞毛泽东好记性。1945年，抗战胜利后，梁漱溟第二次访问延安，与毛泽东大谈如何进行经济建设，发展现代工业。自然无法投趣，毛泽东对这位自命为思想家的民盟秘书长客客气气，但对他的某些政治观点未肯苟同。国共和谈失败后，梁漱溟向记者发出哀叹：“一觉醒来，和平已经死了！”这句话不胫而走，广为流传。他曾起草过折衷方案，结果是国、共双方都不满意。一介书生，又如何能理清乱局，明白就里？他既不领共产党的情，又不受国民党的礼，要在两党之间保持独立地位，掌握为广大中国社会发言的权力。他这是一厢情愿，结果事与愿违，并不奇怪。最典型的是，他在《大公报》上发表《内战的责任在谁》、《敬告中国国民党》、《敬告中国共产党》，认为内战的责任主要在国民党，战争打了几年，死了许多人，祸害了国家民族，究竟谁主张打？战犯是哪些人？为什么不受到惩办？都应该搞清楚。至于共产党方面，也打了三年仗，也应该宣布在这三年战争中，对国家人民所遭受的损害，同感歉疚。共产党再用武力打下去，不排除在一年内有统一中国之可能，但那时既没有联合，也没有民主……梁漱溟对国、共双方各打五十大板，他还对外界宣称，只发言，不行动。蒋介石下野，李宗仁上台，这位代总统一度想拉拢梁漱溟这位广西老乡，派程思远去北碚看望梁漱溟，还送上一大笔钱，表示想见上梁一面。梁则叹息时局如此，和平无望，干脆以“不行动”为由婉言谢绝。至于程思远送来的钱，梁漱溟悉数笑纳，都充作了勉仁学校的教育经费。在此期间，梁漱溟把全部心思都用于办勉仁学校和写《中国文化要义》上，不再与暧昧的政治勾勾搭搭。
上个世纪五十年代初，梁漱溟与毛泽东的交往经历了一个短短的“蜜月期”。当时，毛泽东欢迎梁漱溟成为新政府的一分子。梁漱溟却仍是一副犟驴子脾气，坚持要以局外人的身份为国效力，为民请命。他的话说得还算委婉：“主席，像我这样的人，如果先摆在政府外边，不是更好吗！”对此，毛泽东未置可否，他让梁漱溟先去重游先前搞过乡村建设的故地，全由官方接待，不用自掏腰包。1951年，梁漱溟赴西南参加土改。回京后，毛泽东问他下面的情况如何。梁漱溟如实相告，地主被打得太凶，有的忍受不了折磨，跳河自杀。毛泽东笑着说，贫雇农的怒气也要有发泄的渠道。
1952年，梁漱溟写了一篇“自我检讨文”《何以我终于落归改良主义》，公开承认自己“不曾革命”。他还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信中说：过去纵一事无成，今后亦何敢自逸。他重申前请，不顾年高，要去苏联留学，研究巴甫洛夫的理论。这近似于一个玩笑。毛泽东没理会梁漱溟的茬，只同意他在国内游历，喜欢调查什么就调查什么，一切便利都可由政府提供。及至梁漱溟欲创设中国文化研究所的草案被毛泽东当面否决，他们的“蜜月期”便宣告结束了。在毛泽东看来，梁漱溟一身傲骨，好执异端，合作态度不鲜明，是那种敬酒不吃偏要吃罚酒的人。
1953年9月8日，梁漱溟在全国政协第十九次常委扩大会议上捅了个大漏子。他发言时讲，共产党依靠农民起家，顺顺当当夺取了政权，现在却忽视民生疾苦，只重视城市中的产业工人。他最为直率的话是这样一句：“如今工人的生活如在九天，农民的生活如在九地，有九天九地之差。”第二天，毛泽东在中央人民政府会议上说，有人不同意我们的总路线，认为农民生活太苦，要求照顾农民，这大概是孔、孟之徒施仁政的意思吧。照顾农民是小仁政，发展重工业，打美帝是大仁政。施小仁政不施大仁政，便是帮助了美国人。有人竟班门弄斧，似乎我们共产党搞了几十年农民运动，还不了解农民。我们今天的政权基础，与工人农民在根本利益上是一致的，这一基础是不容分裂、不容破坏的！
毛泽东的话讲得这样重，梁漱溟深感委屈，非要辩白不可。他写信给毛泽东，请求给他一个解释的机会，以消除误会。毛泽东同意给梁漱溟二十分钟见面（在怀仁堂京剧晚会开幕前）。可是梁漱溟越解释，毛泽东越恼火。毛泽东他要的是道歉，是认错，而不是什么喋喋不休的解释。而梁漱溟固执己见，言语间与毛泽东频频发生冲突，结果不欢而散。
梁漱溟读过《韩非子·说难》，应该知道，龙的喉下有逆鳞，撄之必怒，怒则杀人。他要明智一点，最低限度也该是保持沉默，可是他的调子越来越高，既不认错，还要标榜自己是“有骨气的人”，把那“九天九地”的话再说了一遍。这样，他的对抗只可能招致更猛烈的反击。如果这反击来自毛泽东，当时中国任何人都吃不了得兜着走。更何况周恩来还以历史见证人的身份，证明梁漱溟一贯反动，所谓中立只是伪装。毛泽东说：“蒋介石是用枪杆子杀人，梁漱溟是用笔杆子杀人。梁漱溟反动透顶，他就是不承认……你梁漱溟的功在哪里？你一生一世对人民有什么功？”事情闹到这步田地，梁漱溟倒是战意更浓，不胆怯，不退却，硬着头皮继续顶牛，连何香凝、陈铭枢等人站出来为打圆场，他也不领情。在大会上，梁漱溟僵持在讲台上，非要毛泽东给他充分的发言时间不可。他的话近乎挑衅：“我还想考验一下领导党，想看看毛主席有无雅量……毛主席如有这个雅量，我将对你更加尊敬，如无这个雅量，我将失掉对你的尊敬。”这岂不是藐视毛泽东的权威，逼他主动让步吗？毛泽东非常生气，称梁漱溟是野心家，是伪君子，他不问政治是假的，不想做官也是假的，他具有骗人的资格，这就是他惟一的资本。至此，会场大乱，梁漱溟坚持要把自己的历史和现状解释清楚，毛泽东给他十分钟，他嫌少，一定要享受公平的待遇。于是不少人指责梁漱溟狂妄之极，反动成性，通过表决，将他轰下台去。令人啼笑皆非的是，毛泽东举手赞成梁漱溟继续讲下去，却是少数派！
“文革”期间，梁漱溟受到冲击，家被抄，房屋被占，夫人挨打，书籍、信件、字画被焚，手稿被没收。在这样的惨境下，他倒是没有自杀，而是坚强地活下来，在资料全无的情况下，写成《儒佛异同论》和《东方学术概观》。谁说“文革”期间只有两部学术著作（郭沫若的《李白与杜甫》和章士钊的《柳文指要》）？梁漱溟的著作不符合主流意识形态的要求，但其学术价值比那两部官方认可的“杰作”要高得多。
喜欢出风头的人，永远都有风头可出；喜欢冒险的人，也永远有险可冒。“批林批孔”运动一起，梁漱溟就认为林彪与孔子既不对门又不对户，风马牛不相及，将他们捆绑在一起实在太荒唐。北大教授冯友兰甘为乡愿，撰文批孔，大出风头，尤其令梁漱溟气愤。他写信给这位昔日的弟子，声明与之绝交。当时全中国只有两个人不肯批孔，一个是梁漱溟，另一个是吴宓。梁漱溟认为孔子的思想有糟粕，也有精华，不能一概抹杀。至于林彪，是鬼不是人，完全没有人格。这家伙假扮马克思主义者，编语录，唱赞歌，说假话，既无思想，也无路线，只是一门心思想夺权。将他与孔子强行牵扯，甚至相提并论，是愚蠢可笑的。“林彪欺骗了毛主席，毛主席错认了林彪，这是不可否认的事实！”谁会像梁漱溟这样说话呢？居然认为毛泽东养虎贻患，难辞其咎。这还得了！批判会不断升级，从1974年3月到9月，历时半年，大会小会一百余次，火力够猛够烈，竟然轰不垮这位八十一岁的老人，真是不可思议。梁漱溟有幽默感，而且是非同一般的幽默感，他在批斗会上调侃道：“给我贴大字报，自是应有之举；会上同人责斥我驳斥我，全是理所当然。这种驳斥、责斥，与其少不如多，与其轻不如重。如果平淡轻松，则不带劲，那倒不好。”待到“批林批孔”运动快要结束时，有人问他对批斗的感想如何，梁漱溟亢声回答道：“三军可夺帅，匹夫不可夺志！‘匹夫’就是独自一个，无权无势。他的最后一着只是坚信自己的‘志’。什么都可以夺掉他，但这个‘志’没法夺掉，就是把他的这个人消灭掉，也没办法夺掉！”这话差点没把那人当场噎死。
梁漱溟最后一次挨批判，则是在打倒“四人帮”之后。1978年2月，全国人大、全国政协同时在北京开会，会议的一项重要内容是制定新宪法。在政协会上，梁漱溟再次放炮：“我的经验是，宪法在中国，常常是一纸空文，治理国家主要靠人治，而不是法治……我的话是有根据的。就说最近十年吧，毛主席为了解决刘少奇的问题，写了《炮打司令部》的大字报。如果按党章，刘少奇是中共第二把手，必须召开党的代表大会才能解决问题；如果按宪法，刘少奇是国家主席，必须召开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来解决。毛主席没有那么做，内在的原因据说是刘少奇并非孤家寡人，他在中共党内的上层有不少有力的支持者，他在普通党员和人民群众中也很有威信。毛主席考虑到首先在党内高层开会就会遇到麻烦，弄不好就会搞成僵局。因此，他采取了非常手段，绕了个大弯子，直接从下边开始，把热情有余的娃娃们鼓动起来，发动了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搞得天翻地覆，国无宁日。结果被冲击的就不单是刘少奇，还有许多其他人，中共的、非中共的都有，倒的倒了，死的死了，好大一摊子！而不是常说的‘一小撮’。毛主席的这种搞法，自然是人治，而不是法治，宪法也限制不了他的所作所为。我还想过，为什么毛主席能这么做，而且畅通无阻，一呼百应，反对者甚少呢？我觉得有两方面的原因：第一，毛主席本人是一位功高如山的人物，可以说他缔造了党，缔造了国家，他的权威太大了。毛主席不加限制地发挥了自己的这种权威，于是在许多人的心目中，毛主席也就从人变成了神，成了偶像。第二，是由于中国的历史，上个世纪以前不用说，本世纪以来虽曾有过各种纸上的宪法，但从总体看都没有真正施行过。法统、法制、法治，种种法的观念从上到下，大家都非常淡薄。而对于人治，却是多年来所习惯的……中国由人治渐渐入于法治，现在是个转折点，今后要逐渐依靠宪法和法制的权威，以法治国，这是历史发展的趋势，中国前途之所在，是任何人都阻挡不了的。”
此炮一放，一大堆罪名便噼噼啪啪落在了梁漱溟头上：“攻击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攻击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恶毒攻击伟大领袖毛主席”，“诬蔑英明领袖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毕竟今时不同往日，批判只是装个样子，谁也不再认真，火力之弱形同挠痒。后来，事实证明，梁漱溟的话讲得对，他的预见也在逐渐成为现实。
一个人豁出性命，“宁鸣而死，不默而生”，单有道德勇气是不够的，他必定还有一种信念作为后盾：天地间有一个我，天地间就多一份正气，浩然正气是不灭的，它与日月星辰相辉耀，与宇宙天地相始终。中国知识分子集体软弱，缺乏独立之人格和自由之精神，就是因为胸中没有养成这种滂沛的浩然之气。梁漱溟曾写过一副赠友兼自箴的对联：“无我为大，有本不穷。”他的勇气和信心皆源于佛家精神和儒家精神。他具有菩萨心肠，是现世的君子儒。冯友兰被梁漱溟踢出门墙，但他对老师还是敬佩的。1988年，梁漱溟逝世后，冯友兰以九十三岁高龄撰写纪念文章，称赞梁漱溟“百年尽瘁”，无愧为“一代直声”，这一评价允为确当，理应万世不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