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年福岛核事故前，日本政府在境内推广核能的口号是“100%安全”。
　　这并不意味着日本核能宣传系统内部人员都如此相信。核能不可能做到100%安全，只能把危险控制在可接受范围内。但是，业内人士都三缄其口。
　　事故发生前，核技术产业曾要求日本进一步完善核能的安全性，日本的电力公司充耳不闻。因为他们认为“100%安全”的系统没有提升空间。如果他们给予回应，并且采取相应措施，那就是间接承认“100%安全”是说谎。
　　日本原子能安全保安院曾发布过口头版的“核能安全性提升指南”，但拒绝将它书面撰写。该组织也不要求日本电力公司对该指南作出回应，仅仅以建议形式给出，为的也是维护“100%安全”口号的面子。
　　福岛核事故释放出的放射性物质是切尔诺贝利事故的1/10，在世界史上排名第二。福岛县1/10被污染。2015年，日本卫生学教授津田敏秀刊文称，福岛地区儿童甲状腺癌高发，是日本全国平均水平的20倍到50倍，与切尔诺贝利核事故4年后的状况如出一辙。

大日本株式会社

　　日本的官僚惰性是根深蒂固的。事发前，日本核能核安全顾问团是由日本行政机关经济产业省等机构指派的。
　　他们虽然聘用的都是对核技术精通的人，但是顾问团里面的成员非常清楚，单独的异见是无用的。他们需要跟其他人保持一致;如果质疑政府决定，可能因此丧失顾问资格。

　　而且，顾问多是来自日本的电力公司，本身就不会对自己的公司进行质疑。指派顾问团的机构，同时也负责推广核能，推广核能的口号正是“100%安全”。
　　日本原子能安全保安院的关键职位，都由经济产业省的高官担任，任期平均为两年。他们不是核能及其相关产业的专家。而且两年任期结束后，他们会被任命到其他地方，因此也没有动机来仔细检视核能产业问题。

　　2010年左右，日本不良债务占GDP的比例达到200%以上，相当于欧洲的希腊。

　　他们遵循保持低调、避免麻烦的原则。“9·11”事件后，美国核能管理委员会曾建议保安院，为可能出现的恐怖袭击做出必要准备。该组织官员考虑了建议，但是将信息封锁于该组织的一小部分人中，因为他们不希望干扰日本核能产业的已有秩序。
　　这只是日本的政府与企业关系结构的一个缩影。
　　1950年，日本国际贸易及工业部推行政策，刺激钢、铝、石油化工、数码产业发展，同时降低贷款利率和企业税率。
　　从此，日本政府和日本企业携手、用国家机器推动企业发展的这种模式，被称为Japan inc，被中文网友翻译为“大日本株式会社”，即日本就是一个大型企业—在日企工作的人都非常熟悉这一概念。
　　该结构对外，是为了国际竞争;对内，则是政府和财团联手统治国民。日本1990—2010年的20年经济停滞（“失去的20年”）也是与此有关。
　　日本社会当下存在许多问题，老龄化人口、不良贷款、高负债的烂摊子落在年轻人一代身上，还有通货紧缩、对失去全球化优势适应不良、就业问题、贫富差距……其中不良贷款的问题迟迟无法解决，根源就是这种政商勾结的体系。
　　日本的不良贷款率在2002年达到巅峰，为8.42%。相较之下，美国在过去40年间的不良贷款率平均值只有2.6%。2010年左右，日本不良债务占GDP的比例达到200%以上，相当于欧洲的希腊。
　　日本爆出不良贷款问题是在1990年代，其后拖了多年仍然没有解决，反而在恶化。日本是债权国，国外投资人几乎不可能逼迫日本处理不良债务。
　　无法解决不良贷款问题，还因为日本政府和财团的信息封锁。在日本金融机构内，知道內幕的都是利益相关者。政府和财团联手，也拒绝向外界透露详情。
　　日本财务省负责监管银行，又跟大型私人银行建立一个紧密的经济共同体，为财团实质利益护航。日本的主要银行在政府的协助下步伐一致，不允许破产，外界因素很难对这种同盟起作用。
　　组织内部还有许多潜规则，更是让外界雾里看花，因此在十多年间掩盖了不良贷款的严重性。直到2005年，不良贷款的问题才由小泉纯一郎内阁全面处理。
　　日本社会的这种信息不透明，也滋生了腐败。2003年，有学者称，日本的政治腐败是结构性的。财团内部的腐败问题也并不罕见。在财团和国民中间，日本政府选择了财团利益。

经济重压呼唤“通胀”

　　福岛核事故近10年后的今天，日本政府执意要将受污染的水从福岛核电站倒入海中，因为省事，省钱。
　　福岛核事故前，日本经历了20年的经济停滞。而福岛核事故无疑又给日本的经济一记重创。

　　自1990年股票雪崩和1991年房地产市场崩溃后，日本GDP增长率在近30年内的大多数时间里，都低于1%。37%的人口是临时工，青年失业率高。 　　近年来，老年贫穷、青年贫穷的问题，首次浮现在号称“举国步入中产阶级”和已达到“均富贵”水平的日本。
　　2010年前，日本政府虽然采取了一些刺激经济的政策，比如将企业贷款利率降至0，可是愿意借贷的企业依然不多。钱越来越值钱，房地产贬值，日本公司不倾向投资，宁愿以“现金为王”，招募更多临时工而不是终身雇员，导致年轻一代失业率增加。
　　截至2012年，非金融类企业在日本的盈利占日本GDP的60%。其他国家的情况都是恰恰相反—实体经济盈利比较低，投资回报比较高。通胀维持在1%～2%是有利的。这几十年来，日本每年通胀从未超过1%，工资增加未超过2%。
　　不仅日本政府和企业很保守，日本人心性也保守。即便政府有刺激消费的政策，日本人谨慎花钱的习惯难以改变，国家复兴经济的政策时常失灵。
　　经济泡沫破灭的十年后，也就是2001年，日本才开始实施量化宽松（该政策是日本首创的）。与此相对应的是，2008年美国次贷危机后，美联储只花了一年时间就开启量化宽松。
　　截至2014年，美联社已将该政策进行了3轮。英格兰银行、欧洲中央银行也推行了量化宽松，而且都比日本之前的举措激进。
　　日本经济真正恢复增长，还要等到2012年安倍晋三的“安倍经济学”出世。这还是参考美国和欧洲的先例以后，推出的升级版。
　　当时的日本银行总裁黑田东彦称，不惜一切代价达到通胀目标。这句话，日本等了20年，因黑田的三个前任都非常保守。日本将通胀的目标设定为2%。
　　安倍任期内，日本增加了550万份工作，尽管日本人口持续减少和老龄化。

“不要成为日本”

　　对于1990年发生的经济灾难，日本在2012年才找到解决的可能性，这跟日本政府和企业的极端保守主义有关。长达20年的经济停滞期里，外界不断抨击日本银行和政府采取对策太慢，不够激进。

　　安倍任期内，日本增加了550万份工作，尽管日本人口持续减少和老龄化。

　　但是日本的改革脚步依然温吞，组织结构封闭，又信息不透明。研究日本经济的学者认为，要解决经济问题，日本应该将消费税增加到20%。日本现在的消费税仅有10%，1997年日本的消费税则是5%。
　　但这还不足够，日本还需要降低养老金和医疗支出。在经济拮据的情况下，地方政府砍掉养老金是有先例的。比如中国台湾地区在近几年砍掉军人、公务员、教师20%～40%的养老金，也是因为财政吃紧。
　　日本今天不肯大幅度地牺牲国民利益，也是有理由的。
　　在明治早期奠定的日本现代教育体系下，培养人才是为了国家的福祉，而不是为了个人的幸福。退休或者即将退休的那一代日本人，从小接受的教育，就是如何做一个合格的国民，并且要为此做出牺牲。
　　成年男性要将公司的利益放在个人之上，强调毅力而不是其他个人优点。女性则要为国家培养下一代接班人。也是因此，日本形成了谨慎、封闭、保守的国民性格。
　　日本内外的评论家都认为，这样的教育系统让日本人付出太多代价。日本准备在2022年朝太平洋排核废水，不单单是省钱，也是在日本国民和世界利益间，选择了国民，因为如果要为福岛核事故花费更多资本，也是日本的国民买单。
　　日本經济停滞了20年后，西方国家流行一句说法：“不要变成日本（那种样子）。”2011年7月30日的《经济学人》以奥巴马和默克尔穿和服的漫画为封面，当期的主题是“成为日本”，代表一种警告：次贷危机以后的美国和欧洲，可能会步日本后尘。
　　但“不要成为日本”在今天看来，似乎多了经济以外的意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