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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摘要：本文主要是读曾良先生新作《敦煌佛经字词与校勘研究》体会，同时就书中提到的涅槃问题提出不同看法。认为涅槃的、、写法与写法应分别对待，、、等写法仅是符号代写，写法可能与大乘经义有关，两者都与“无”字的形义关系不大。
关键词：敦煌佛经字词与校勘研究；借鉴启示；涅槃；符号代写；七大
中图分类号：G256.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4106（2012）05-0100-04
自王道士开启敦煌藏经洞始，洞中的万卷文书备受世人关注。一百多年的敦煌学研究，充分证明了这些卷子在不同领域的巨大价值。敦煌学是我读硕士期间的研究方向，现在虽然不继续专攻敦煌学，但仍然密切关注敦煌学研究的新成果和新进展。最近看了曾良老师的新作《敦煌佛经字词与校勘研究》[1]颇多收获，书成小文，与读者共享并就“涅槃”问题向曾老师请教。
《敦煌佛经字词与校勘研究》（以下简称曾书）以敦煌佛经为材料，以文字词汇为切入点，对敦煌佛经中的文字、词语、定名、经义、校勘等问题进行了较全面的深入研究。其中有诸多发明，给我们很多借鉴和启示。
曾书主要是以文字和词汇考证为主，而很多从语言学理论角度的精彩考证，为语言学理论与实际考释应用提供很好的典范，非常值得我们借鉴。例如对法师、禅师、律师的辨名辨义（43页），就是从词汇系统的角度研究词义的变化，并且注意了词义的增减与义域的调整变化。这种例子文中还有很多，如佛经中的“三时”非春夏秋三时，而指热季、雨季、寒季（44页）；昼分、夜分非中土文献的中午、夜半，而是指整个白天、整个晚上（49—50页）等。文中还通过敦煌佛经释读找到不少《汉语大字典》缺失语义、语例的字词，例如玔、醈、聍、镩等（54—57页），在曾书中都有很好的语义、语例考证。全书共考证俗字词数百条，很多不见于现今大型字书和辞书当中。更可贵的是书中并不是简单的胪列字条，同时还注意对经卷中文字与词语变化规律和现象总结，并且能通过考释，校勘《大正藏》中诸多错误。
敦煌文献在整理之初就存在定名准确与否的问题。尤其是俄藏卷子收录较多的残卷，为了谨慎起见，这些残卷在出版之初皆未命名。而从文献利用角度说，卷子无名不利于使用。在曾书的第四章《敦煌佛经题名考证》中，对俄藏卷子的残片进行定名整理。书中共整理出俄藏敦煌文献中定名不准或未定名残卷600余件。同时还缀合了不少残片。从这点来说，若研究俄藏敦煌文献，曾书是必不可少的参考书。毫无疑问，曾书中的定名与缀合对俄藏敦煌文献的进一步研究意义重大。
此外，曾书中敦煌佛经义疏类研究给我们留下重要启示。曾书第五章《敦煌佛经义疏类考订》综述了敦煌佛经中的玄赞、抉择、宣演、述、赞述、述记、抄、科判等义疏类卷子的名称和性质问题。认为这些义疏类卷子都应来自佛教中的论或论释，其源头来自印度，随佛教传入中国（217—226页），并认为中国儒家义疏源于佛教义疏（217页）。这给我们很多的启示：首先，通过曾书的研究，我们对以往曾经讨论的儒家经典义疏之源流问题需要再重新思考。佛经汉代传入中土，现今所见经典注疏最早也是在汉代，佛经注疏与传世经典注疏究竟谁先谁后的问题，对中国古典文献研究意义重大。其次，佛教传入中国后，佛教与儒家相互影响，这种影响的表现也值得我们进一步深入研究。比如翻译佛经时所造的新字和佛经中出现的俗语词就非常值得研究。如“剌剌”在传世文献中常用作象声词，而这个词来源应该就是借用了佛教译经解经时的语气词“阿剌剌”。再有，敦煌佛经义疏类卷子的归类、性质、特征、抄写形式也值得我们进一步整理。因为这对我们研究佛教经典的发展与演变以及对佛经的整体认识都有非常重大的意义。
当然，曾书也同样有一些问题和遗憾。曾老师做学问一贯是穷尽式研究，这在他以往的一些著作中都有体现，但这本著作在某些问题的论证上似乎还有一些可以再深入的地方。比如书中第四章敦煌佛经题名考证，所涉及的敦煌文献比较集中，除了该章前四件外，其余皆是俄藏敦煌文献11册以前的残片，而十二册以后完全没有涉及，这难免不让读者遗憾。第五章关于义疏类卷子考订，虽然为敦煌佛经研究提出了一个很好的研究方向，但是在这些义疏类卷子的深入研究上也给我们留下不少的遗憾和期待。另外书中的一些观点和结论也有些可商榷之处。下面我们就涅槃合文问题发表一下鄙陋之见。
关于涅槃合文的问题，曾书认为、、①、等涅槃合文写法都与“无”字的草书写法有关，认为涅槃早期翻译成“无为”，故借用“无”的草书表示“涅槃”（272—277页）。我们认为涅槃的、、写法与写法应分别对待，、、等写法仅是符号代写，写法可能与大乘经义有关，两者都与“无”字的形义关系不大。
针对涅槃合文的问题，我曾专门请教广东韶关南华寺曹溪佛学院教员悟智法师，虽然未解决的问题，但我们却得到很重要的线索。据悟智法师口述，以前老法师讲经时，板书所抄经文中，常常会将多次出现的词作减省或符号代写，顺手而为，如“菩萨”常写作，佛写作“仏”，后来和尚抄经变少了，也就渐渐看不到这种写法了。悟智法师所说的情况，正好与敦煌文献抄经情况相合。大家都知道，很多敦煌文献中菩萨就是写作，这是省去“菩萨”下部，而只保留两字的“艹”头。而佛写作“仏”、或“厶”完全是符号的代写，这应该就是悟智法师所说的“顺手而为”，而书写者未必考虑写法的合理性。悟智法师所说情况，说明敦煌抄经中的简写或符号代写，是自古至今相传已久，不是敦煌文献的特有现象。在抄经中，多次出现的词，常会顺手简写，至于这种简写意义，熟悉经文者一看即明白，而外行人未必知晓。因此，我们考虑“涅槃”写作、、，也应该是这种情况，字形并不一定具有什么特殊的意义。这些写法与“无”的草书应该没有必然联系。字形比较特殊，应该与前几种写法情况不同，我们推测其写法与大乘经义有关。
首先说、、等写法的来源问题。在敦煌文献中与类似的写法还有，但区别只不过是上下部的竖画多少。我们认为这种写法的演变，应该就是为了与菩萨写作，菩提写作相区别而发展来的。菩萨、菩提、涅槃这三个词在佛经中出现的频率很高，而且常会在同一文献中三个词都反复出现。由于菩萨写作，为了与菩萨区别，菩提写作、[2]，后来发展演变，下部中间的一点写作竖，作。而当佛经中“须菩提”连用时，菩提也有写作，而“菩提”单用时，为了与菩萨合文区别，就在下面加点区别，写作、。这在《敦煌俗字典》中有详细的文例，黄征先生的按语也与我们的意见相同①。但《敦煌俗字典》中没有收录菩提写作的字条。实际在敦煌文献中这种情况不难找到。比如辽宁省博物馆中有一件罗振玉旧藏——敦煌草书经卷《恪法师第一抄》，其中多处菩提皆写作“”。如卷中“为去回向最胜菩提”（该卷94行）、“为求无师自证菩提”（该卷95行）、“伏心菩提”（该卷150行）、“菩提树”（该卷375行）等菩提皆写作“”[3]。我们从合文菩提写作→→的演变轨迹可以说明，涅槃写作，应该同样是为了区别菩萨与菩提的写法，后来才发展出、、、等多种写法。并且曾书中也说涅槃偶尔作②，这正好可与菩提的发展变化相比照。那么涅槃合文大致的发展过程可能是：→→→。涅槃偶尔写作，并且写法多样，这说明涅槃的合文在形成初并不完全固定，要根据上下文来确定。后来约定俗成，菩萨就写作，菩提就写作，涅槃写作。而文献中看到菩提、菩萨、涅槃都有写作形，并不是形体相混，而是“约定俗成”前形体变化不固定的表现。之所以有多种写法，是因为与经文中出现类似的不同简写符号相区别。
曾书把、、、等写法与草书的“无”相联系，从形体上讲，还是有些联系和道理。但是把和“无”的草书相联系在一起就有些牵强了。首先，曾书所示“无”的草书字例与“”字形体相差太大，从形体上不能很好地解释。其次，“无”与“”在意义上的联系也难说通。因为涅槃虽然有圆寂之义，但绝对不能与“无”等义。关于涅槃的这个问题，在赵朴初的《佛教常识答问》中就有述及，他说：“佛教认为这种境界‘唯圣者所知’，不能以经验上有、无、来、去等概念来测度，是不可思议的解脱境界。”[4]并且，我们上面讨论的涅槃合文写法是在敦煌经卷中普遍见到的现象，但是涅槃写作现象却不是十分常见，所以应区别对待。查阅敦煌文献，我们发现涅槃写作这种情况，范围比较集中，也不具备普遍性。涅槃合文作，是于淑健《敦煌佛经俗字误读释正》[5]（以下简称于文）中考释出来的。于文举了三种文献，P.2173道氤的《御注金刚般若菠萝蜜经宣演卷上》、S.2662《法华问答》、P.2284《大乘稻芉经随听疏》（这部经敦煌文献中有S.1080、P.2303、P.2304V0四种），查阅这三部文献后，确实有多处涅槃写作。另外，我们又对这种合文现象的出现情况作了调查，结果所见文献都是唐代唯识宗大乘经典的论疏，其他出现这种合文现象的情况暂时还没发现。所以，我们推测涅槃写作的现象，可能只限于唐代唯识宗大乘经典的论疏中，是唯识宗抄经的特殊写法。
另外，我们也发现于文所用P.2284的例子有误。P.2284中的“七大”实际是大乘七大义之“七大”③，非涅槃合文。于文所用例文完整标点后如下（于文引文为节省篇幅省略了部分文字）：
言“菩萨乘”者，为根胜故。于胜义谛观一切法，本自空寂，生死涅槃，了无二相。若世俗谛，了知如幻，具大悲智，不舍生死，不取涅槃。为诸有情，修十度等。自他利满，以要言知地及果证，名菩萨乘有七大义。超过二乘，如下所说。今此经中“菩萨乘”摄，非是二乘所缘境，故明归乘竟。
同卷文有：
初言大乘者，以七种大超过二乘，故名为大。言七大者，一所缘大；二发心大；三信乐大；四思惟大；五资粮大；六时大；七成就大。①
可以肯定，于文所示例文之“七大义”就是此同卷文中所述大乘之七大义。于文认为此“七大”是涅槃合文，显然是不知大乘之“七大”义而释错了。大正藏录作“七大”，是正确的。不过这个错误给了我们一个关于涅槃合文为何写作的启示。是不是因为大乘七大义“本自空寂，生死涅槃，了无二相”，所以才用七大代写涅槃呢？我们在上文说道，涅槃写作仅在中古的大乘经典中出现，而且出现的频率并不高。大乘之“七大”义是中古敦煌佛经论疏中常常出现的词语。菩萨乘即大乘，大乘有“七大”义，七大义中“不住生死”，与涅槃之不住生死义密切相关，同时“七大”书写简单方便，所以抄经者在写大乘经时，顺手就用“七大”代写涅槃。但写法仅是佛经论疏部抄经中一种特殊写法，这种现象很可能只存在于一定的时期一小部分文献中。当然，敦煌佛典浩大，我们对文献的排查和整理还远远不够。所以，我们这里作了简短的推测，也不排除还有其他的可能②。
参考文献：
[1]曾良.敦煌佛经字词与校勘研究[M].厦门：厦门大学出版社，2010.
[2]黄征.敦煌俗字典[M].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5年：309.
[3]李洪财.敦煌草书经卷<恪法师第一抄>研究[J].厦门大学硕士论文.2011.
[4]赵朴初.佛教常识答问[M].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6：58.
[5]于淑健.敦煌佛经俗字误读释正[J].文献.2008（2）.
关键词：敦煌佛经字词与校勘研究；借鉴启示；涅槃；符号代写；七大
中图分类号：G256.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4106（2012）05-0100-04
自王道士开启敦煌藏经洞始，洞中的万卷文书备受世人关注。一百多年的敦煌学研究，充分证明了这些卷子在不同领域的巨大价值。敦煌学是我读硕士期间的研究方向，现在虽然不继续专攻敦煌学，但仍然密切关注敦煌学研究的新成果和新进展。最近看了曾良老师的新作《敦煌佛经字词与校勘研究》[1]颇多收获，书成小文，与读者共享并就“涅槃”问题向曾老师请教。
《敦煌佛经字词与校勘研究》（以下简称曾书）以敦煌佛经为材料，以文字词汇为切入点，对敦煌佛经中的文字、词语、定名、经义、校勘等问题进行了较全面的深入研究。其中有诸多发明，给我们很多借鉴和启示。
曾书主要是以文字和词汇考证为主，而很多从语言学理论角度的精彩考证，为语言学理论与实际考释应用提供很好的典范，非常值得我们借鉴。例如对法师、禅师、律师的辨名辨义（43页），就是从词汇系统的角度研究词义的变化，并且注意了词义的增减与义域的调整变化。这种例子文中还有很多，如佛经中的“三时”非春夏秋三时，而指热季、雨季、寒季（44页）；昼分、夜分非中土文献的中午、夜半，而是指整个白天、整个晚上（49—50页）等。文中还通过敦煌佛经释读找到不少《汉语大字典》缺失语义、语例的字词，例如玔、醈、聍、镩等（54—57页），在曾书中都有很好的语义、语例考证。全书共考证俗字词数百条，很多不见于现今大型字书和辞书当中。更可贵的是书中并不是简单的胪列字条，同时还注意对经卷中文字与词语变化规律和现象总结，并且能通过考释，校勘《大正藏》中诸多错误。
敦煌文献在整理之初就存在定名准确与否的问题。尤其是俄藏卷子收录较多的残卷，为了谨慎起见，这些残卷在出版之初皆未命名。而从文献利用角度说，卷子无名不利于使用。在曾书的第四章《敦煌佛经题名考证》中，对俄藏卷子的残片进行定名整理。书中共整理出俄藏敦煌文献中定名不准或未定名残卷600余件。同时还缀合了不少残片。从这点来说，若研究俄藏敦煌文献，曾书是必不可少的参考书。毫无疑问，曾书中的定名与缀合对俄藏敦煌文献的进一步研究意义重大。
此外，曾书中敦煌佛经义疏类研究给我们留下重要启示。曾书第五章《敦煌佛经义疏类考订》综述了敦煌佛经中的玄赞、抉择、宣演、述、赞述、述记、抄、科判等义疏类卷子的名称和性质问题。认为这些义疏类卷子都应来自佛教中的论或论释，其源头来自印度，随佛教传入中国（217—226页），并认为中国儒家义疏源于佛教义疏（217页）。这给我们很多的启示：首先，通过曾书的研究，我们对以往曾经讨论的儒家经典义疏之源流问题需要再重新思考。佛经汉代传入中土，现今所见经典注疏最早也是在汉代，佛经注疏与传世经典注疏究竟谁先谁后的问题，对中国古典文献研究意义重大。其次，佛教传入中国后，佛教与儒家相互影响，这种影响的表现也值得我们进一步深入研究。比如翻译佛经时所造的新字和佛经中出现的俗语词就非常值得研究。如“剌剌”在传世文献中常用作象声词，而这个词来源应该就是借用了佛教译经解经时的语气词“阿剌剌”。再有，敦煌佛经义疏类卷子的归类、性质、特征、抄写形式也值得我们进一步整理。因为这对我们研究佛教经典的发展与演变以及对佛经的整体认识都有非常重大的意义。
当然，曾书也同样有一些问题和遗憾。曾老师做学问一贯是穷尽式研究，这在他以往的一些著作中都有体现，但这本著作在某些问题的论证上似乎还有一些可以再深入的地方。比如书中第四章敦煌佛经题名考证，所涉及的敦煌文献比较集中，除了该章前四件外，其余皆是俄藏敦煌文献11册以前的残片，而十二册以后完全没有涉及，这难免不让读者遗憾。第五章关于义疏类卷子考订，虽然为敦煌佛经研究提出了一个很好的研究方向，但是在这些义疏类卷子的深入研究上也给我们留下不少的遗憾和期待。另外书中的一些观点和结论也有些可商榷之处。下面我们就涅槃合文问题发表一下鄙陋之见。
关于涅槃合文的问题，曾书认为
首先说
另外，我们也发现于文所用P.2284的例子有误。P.2284中的“七大”实际是大乘七大义之“七大”③，非涅槃合文。于文所用例文完整标点后如下（于文引文为节省篇幅省略了部分文字）：
言“菩萨乘”者，为根胜故。于胜义谛观一切法，本自空寂，生死涅槃，了无二相。若世俗谛，了知如幻，具大悲智，不舍生死，不取涅槃。为诸有情，修十度等。自他利满，以要言知地及果证，名菩萨乘有七大义。超过二乘，如下所说。今此经中“菩萨乘”摄，非是二乘所缘境，故明归乘竟。
同卷文有：
初言大乘者，以七种大超过二乘，故名为大。言七大者，一所缘大；二发心大；三信乐大；四思惟大；五资粮大；六时大；七成就大。①
可以肯定，于文所示例文之“七大义”就是此同卷文中所述大乘之七大义。于文认为此“七大”是涅槃合文，显然是不知大乘之“七大”义而释错了。大正藏录作“七大”，是正确的。不过这个错误给了我们一个关于涅槃合文为何写作
参考文献：
[1]曾良.敦煌佛经字词与校勘研究[M].厦门：厦门大学出版社，2010.
[2]黄征.敦煌俗字典[M].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5年：309.
[3]李洪财.敦煌草书经卷<恪法师第一抄>研究[J].厦门大学硕士论文.2011.
[4]赵朴初.佛教常识答问[M].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6：58.
[5]于淑健.敦煌佛经俗字误读释正[J].文献.2008（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