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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物简介
安金磊,生于1974年,河北衡水枣强县人,因积极践行、推广生态农业被称为“中国第一农民”。
6月的骄阳,照着枣强县马屯镇东紫龙村。一条土巷子深处,两棵大枣树下,三间十几年前盖的砖房,房檐上爬满藤蔓,老猫小狗懒懒地躺在树荫里。这里便是安金磊的家。
安金磊,是个不一样的农民。庄稼地里的虫子,通常被视为祸害,他却视做宝。不仅不除虫,安金磊还不除草、不施化肥和减少灌溉。“每一棵庄稼都是有生命的,它们也渴望温情、友谊和和谐。”村里人听了,都觉得是笑话,“这不符合农民的身份。”“为什么非要符合什么身份?我们是自然的一部分,符合自然规律就够了!而且我觉得,我这样才是最合格、最标准的农民。”遭到质疑,安金磊或是辩驳两句,或是沉默。
蝲蝲蛄、蚯蚓都回来了
不惑之年的安金磊曾是村里不多的几个在外面读过书的年轻人。20多年前,他从衡水农校毕业,分配到当地一家国有农场当技术员。此前,他一直在上学,没干过什么农活。初次打开除草剂瓶子的感受,他一辈子也忘不了:“太难闻了,熏得人上不来气,戴着口罩也不顶事儿。”这让他本能地觉得:“这样的东西用下去,土地肯定很难受。”而一个买瓜人的话更是让他吓了一跳:“有个孩子吃了个西瓜,高烧不退,到医院一查:呋喃丹(常见的一种农药)中毒。”
第二年起,安金磊说什么也不愿意用除草剂了,而是翻耕和手拔;化肥也不用了,取而代之的是鸡粪。从小,他就喜欢描写自然的诗。在那些“晨兴理荒秽,带月荷锄归”的诗里,人和土地、自然是那样的亲近。
1997年农场改制解体,安金磊回到村里,还花了比别人高几倍的价钱租下了村边的40亩薄田。当别人开拖拉机施化肥时,安金磊却拎着肥料袋子去大老远的养殖场收家禽家畜的粪便;他不用杂交种子,而是自己筛选培育;他也不种整齐划一的单一作物,而是棉花和玉米、芝麻间作……当农田里的活计因为现代农业技术而变得越来越轻巧时,安金磊与妻子却整日在田里忙活。
头两年,他的棉花不比别人家的强到哪里去。但他体会到了变化,“脚踩上去你能感觉出是有弹性的,蝲蝲蛄、蚯蚓都回来了,地里生出小草了!”
2006年,安金磊的棉田成了明星,中国农业科学院棉花研究所栽培研究室主任毛树春驱车而来,在他的田里咔嚓咔嚓地拍照。在收购商那里,安金磊的名字已经带有了品牌的特质。
村里人也潜移默化地受到安金磊的影响,有人也改用有机肥了;有人问他这一季浇了几遍水,还暗中盯着他什么时候浇地才敢浇。当然,他的影响不仅仅是在村里,他是国内几乎所有倡导有机农业机构及项目的“参谋”。
最美的生活方式
每天早晨6点前,安金磊一定会赶到村头的地里,去听虫子“唱歌”。几十种昆虫,蛐蛐、蚂蚱、蝲蝲蛄、七星瓢虫……它们的叫声都不一样,还有庄稼拔节、抽穗的声音,露水滴落的声音,在安金磊听来,这都是美妙的天籁,也是土层里生物丰富的标志。如今,安金磊没扩大种植面积,也没走什么市场化道路,仍旧是和妻子种那40亩土地。春天一人一把锹,撒粪肥,一个从南头撒起,一个从北头撒起;秋天腰间绑个纤维袋,摘棉花,一个从南头摘起,一个从北头摘起。偶尔擦身而过,说上一两句话……夜幕降临时,夫妻俩才回家。
进门,顺手从藤蔓上摘下新鲜薄荷叶,放进新沏的茶壶;烧饭,用的是芝麻秸、棉花秆;饭后的碗筷用玉米面擦一遍,油污便干干净净,清水一冲即可。做饭的灶膛灰及鸡狗粪便全部留下,成为来年的有机肥。就连脸盆都是斜着放的,因为这样可以节省一些水。
安金磊的生活一直过得很俭省。“我没什么存款,收入也很低,还不如一般农民。”他种的粮食虽然能卖出高价,但很多都送人了,“谁家老人生病了,女人生孩子了,都会从我这里拿些小米。”另一方面,他的物质消费也很少,“我不买种子、也不买农药,我的孩子也没有上主流的学校,而是在私塾学中国传统文化。”安金磊的大儿子已经20岁了,现在在家里帮着干农活。
在安金磊看来,他与农田关系不仅是劳作、是思考、是情感,更是一种生活方式,而这正是源于他对传统文化有种发自内心的热爱。在他的书架上,你不但可以看到《四书五经》《本草纲目》这样的传统典籍,也有《自然不可改良》《濒临失衡的地球》这样的西方名著。“耕种,其实就是与自然的对话。”
我们要怀有一种敬畏
环球人物杂志:在您看来,农业该如何定义?
安金磊:农业与工业不一样,它不是一个产业,不是纯市场的、纯经济的,而是一种多生命共存的系统。为什么中国几千年土壤没有退化,能养活这么多人?就是因为我们的老祖宗创造了良好的农业生态系统,庄稼、土壤、昆虫、鸟类、地下水……它们都是相融共生的。这个共生系统越是多样化,越是复杂,就越肥沃,越稳定。
环球人物杂志:现在有很多机构和公司投入到了有机农业里,您怎么看他们这种行为?
安金磊:不是说投入生物肥就叫有机农业,有机农业是让土壤和地上昆虫系统、鸟类系统,以及与植物、农作物相关的生命系统都有机会活下来,它是以地区性生态系统改善和恢复为根本目标。比如说荒坡系统,一般来说,那里也会是鸟类栖息地。如果你在这个地方种果树,每年用有机肥,表面看也符合有机农业的标准,但从大的生态系统讲,并没有形成鸟类生存环境、地下水补给、昆虫多元化的稳定系统。这只能叫有机产业,不叫生态农业。
环球人物杂志:那您如何看农业的生态效益和经济效益?
安金磊:农业可以有经济效益,但现在的农业评价标准过于单一,就是强调高产,而没有考虑农业在生态和谐中起到的作用,这是不科学的。我曾做过8年的实验,得出结论:在华北地区,小麦浇两次水施一次有机肥,亩产可以达到700多斤。不会出现病害、减产,也不会耗费太多地下水,是最经济、最生态的。但如果想要达到800多斤甚至上千斤,那就要投入更多的水和肥料,不但不经济,而且这种透支产出会造成生态结构的不稳定。
环球人物杂志:您说的这些生态效益,没法很快、很明显地体现出来。
安金磊:现在人对事物的评价标准比较单一,做什么都是投资性的。农民要买种子、化肥,再加大型机械化。成本越来越大,种地的收入却越来越少。农民利润空间受到压榨,只好再去压榨土地。但如果人类发展仅以自我需求为中心,把土地当做资源,当成消费品,而不是生命共存,这是很可怕的。
十几年前,我去拜访一些农业专家。当时化学农业刚刚推广,一撒药,效果立竿见影,劳动一下子就变得很轻松,他们那种快乐很明显。那个时候,农业专家扮演的是技术推广员角色。但现在,这条路越来越走不通了。
环球人物杂志:能不能这么理解,生态农业不仅是一种技术层面的东西,还是一种意识。
安金磊:在传统文化中,农业是和我们的信仰联系在一起的,土地是有灵性的,我们要对它怀有一种敬畏。这种敬畏和尊重要通过我们个人的生活体现出来。就像农业系统不仅仅是人类的,昆虫也有生存的权利,任何一个生命都应该值得尊重。水干涸了,水鸭、水鸟就不得不迁移了,它们在那生活了这么多年,也有眷恋吧。
安金磊,生于1974年,河北衡水枣强县人,因积极践行、推广生态农业被称为“中国第一农民”。
6月的骄阳,照着枣强县马屯镇东紫龙村。一条土巷子深处,两棵大枣树下,三间十几年前盖的砖房,房檐上爬满藤蔓,老猫小狗懒懒地躺在树荫里。这里便是安金磊的家。
安金磊,是个不一样的农民。庄稼地里的虫子,通常被视为祸害,他却视做宝。不仅不除虫,安金磊还不除草、不施化肥和减少灌溉。“每一棵庄稼都是有生命的,它们也渴望温情、友谊和和谐。”村里人听了,都觉得是笑话,“这不符合农民的身份。”“为什么非要符合什么身份?我们是自然的一部分,符合自然规律就够了!而且我觉得,我这样才是最合格、最标准的农民。”遭到质疑,安金磊或是辩驳两句,或是沉默。
蝲蝲蛄、蚯蚓都回来了
不惑之年的安金磊曾是村里不多的几个在外面读过书的年轻人。20多年前,他从衡水农校毕业,分配到当地一家国有农场当技术员。此前,他一直在上学,没干过什么农活。初次打开除草剂瓶子的感受,他一辈子也忘不了:“太难闻了,熏得人上不来气,戴着口罩也不顶事儿。”这让他本能地觉得:“这样的东西用下去,土地肯定很难受。”而一个买瓜人的话更是让他吓了一跳:“有个孩子吃了个西瓜,高烧不退,到医院一查:呋喃丹(常见的一种农药)中毒。”
第二年起,安金磊说什么也不愿意用除草剂了,而是翻耕和手拔;化肥也不用了,取而代之的是鸡粪。从小,他就喜欢描写自然的诗。在那些“晨兴理荒秽,带月荷锄归”的诗里,人和土地、自然是那样的亲近。
1997年农场改制解体,安金磊回到村里,还花了比别人高几倍的价钱租下了村边的40亩薄田。当别人开拖拉机施化肥时,安金磊却拎着肥料袋子去大老远的养殖场收家禽家畜的粪便;他不用杂交种子,而是自己筛选培育;他也不种整齐划一的单一作物,而是棉花和玉米、芝麻间作……当农田里的活计因为现代农业技术而变得越来越轻巧时,安金磊与妻子却整日在田里忙活。
头两年,他的棉花不比别人家的强到哪里去。但他体会到了变化,“脚踩上去你能感觉出是有弹性的,蝲蝲蛄、蚯蚓都回来了,地里生出小草了!”
2006年,安金磊的棉田成了明星,中国农业科学院棉花研究所栽培研究室主任毛树春驱车而来,在他的田里咔嚓咔嚓地拍照。在收购商那里,安金磊的名字已经带有了品牌的特质。
村里人也潜移默化地受到安金磊的影响,有人也改用有机肥了;有人问他这一季浇了几遍水,还暗中盯着他什么时候浇地才敢浇。当然,他的影响不仅仅是在村里,他是国内几乎所有倡导有机农业机构及项目的“参谋”。
最美的生活方式
每天早晨6点前,安金磊一定会赶到村头的地里,去听虫子“唱歌”。几十种昆虫,蛐蛐、蚂蚱、蝲蝲蛄、七星瓢虫……它们的叫声都不一样,还有庄稼拔节、抽穗的声音,露水滴落的声音,在安金磊听来,这都是美妙的天籁,也是土层里生物丰富的标志。如今,安金磊没扩大种植面积,也没走什么市场化道路,仍旧是和妻子种那40亩土地。春天一人一把锹,撒粪肥,一个从南头撒起,一个从北头撒起;秋天腰间绑个纤维袋,摘棉花,一个从南头摘起,一个从北头摘起。偶尔擦身而过,说上一两句话……夜幕降临时,夫妻俩才回家。
进门,顺手从藤蔓上摘下新鲜薄荷叶,放进新沏的茶壶;烧饭,用的是芝麻秸、棉花秆;饭后的碗筷用玉米面擦一遍,油污便干干净净,清水一冲即可。做饭的灶膛灰及鸡狗粪便全部留下,成为来年的有机肥。就连脸盆都是斜着放的,因为这样可以节省一些水。
安金磊的生活一直过得很俭省。“我没什么存款,收入也很低,还不如一般农民。”他种的粮食虽然能卖出高价,但很多都送人了,“谁家老人生病了,女人生孩子了,都会从我这里拿些小米。”另一方面,他的物质消费也很少,“我不买种子、也不买农药,我的孩子也没有上主流的学校,而是在私塾学中国传统文化。”安金磊的大儿子已经20岁了,现在在家里帮着干农活。
在安金磊看来,他与农田关系不仅是劳作、是思考、是情感,更是一种生活方式,而这正是源于他对传统文化有种发自内心的热爱。在他的书架上,你不但可以看到《四书五经》《本草纲目》这样的传统典籍,也有《自然不可改良》《濒临失衡的地球》这样的西方名著。“耕种,其实就是与自然的对话。”
我们要怀有一种敬畏
环球人物杂志:在您看来,农业该如何定义?
安金磊:农业与工业不一样,它不是一个产业,不是纯市场的、纯经济的,而是一种多生命共存的系统。为什么中国几千年土壤没有退化,能养活这么多人?就是因为我们的老祖宗创造了良好的农业生态系统,庄稼、土壤、昆虫、鸟类、地下水……它们都是相融共生的。这个共生系统越是多样化,越是复杂,就越肥沃,越稳定。
环球人物杂志:现在有很多机构和公司投入到了有机农业里,您怎么看他们这种行为?
安金磊:不是说投入生物肥就叫有机农业,有机农业是让土壤和地上昆虫系统、鸟类系统,以及与植物、农作物相关的生命系统都有机会活下来,它是以地区性生态系统改善和恢复为根本目标。比如说荒坡系统,一般来说,那里也会是鸟类栖息地。如果你在这个地方种果树,每年用有机肥,表面看也符合有机农业的标准,但从大的生态系统讲,并没有形成鸟类生存环境、地下水补给、昆虫多元化的稳定系统。这只能叫有机产业,不叫生态农业。
环球人物杂志:那您如何看农业的生态效益和经济效益?
安金磊:农业可以有经济效益,但现在的农业评价标准过于单一,就是强调高产,而没有考虑农业在生态和谐中起到的作用,这是不科学的。我曾做过8年的实验,得出结论:在华北地区,小麦浇两次水施一次有机肥,亩产可以达到700多斤。不会出现病害、减产,也不会耗费太多地下水,是最经济、最生态的。但如果想要达到800多斤甚至上千斤,那就要投入更多的水和肥料,不但不经济,而且这种透支产出会造成生态结构的不稳定。
环球人物杂志:您说的这些生态效益,没法很快、很明显地体现出来。
安金磊:现在人对事物的评价标准比较单一,做什么都是投资性的。农民要买种子、化肥,再加大型机械化。成本越来越大,种地的收入却越来越少。农民利润空间受到压榨,只好再去压榨土地。但如果人类发展仅以自我需求为中心,把土地当做资源,当成消费品,而不是生命共存,这是很可怕的。
十几年前,我去拜访一些农业专家。当时化学农业刚刚推广,一撒药,效果立竿见影,劳动一下子就变得很轻松,他们那种快乐很明显。那个时候,农业专家扮演的是技术推广员角色。但现在,这条路越来越走不通了。
环球人物杂志:能不能这么理解,生态农业不仅是一种技术层面的东西,还是一种意识。
安金磊:在传统文化中,农业是和我们的信仰联系在一起的,土地是有灵性的,我们要对它怀有一种敬畏。这种敬畏和尊重要通过我们个人的生活体现出来。就像农业系统不仅仅是人类的,昆虫也有生存的权利,任何一个生命都应该值得尊重。水干涸了,水鸭、水鸟就不得不迁移了,它们在那生活了这么多年,也有眷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