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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千年来，犹太人历经磨难，但一直默默守护着自己的信仰。他们有两条最根本的价值观：一是上帝造的每一个人都是自足、自主和自由的；二是每个人都有一个边界，构成这个边界的就是自尊。自尊又有双重意味：一是自我的存在要与众不同，这是个人生存的唯一价值；二是要尊重别人的首创。
英飞尼迪投资集团（Infinity Group，以下简称“英飞尼迪”）创始合伙人高哲铭（Amir Gal-Or）是一位有着明显犹太人风格的以色列投资精英。他坚信，“世间没有什么是不可能的。”在这个充满变化的时代，他因势利导，将以色列的创新技术与中国的创业投资结合起来，并由此取得了巨大成功。
以色列的精神
高哲铭出身于书香门第，父母都是高校教授。他出生在以色列，但尚在襁褓中就曾离开故土。两岁时，他被送入美国的一所民办犹太宗教幼儿园，不过一年后就回到了以色列。六年级时，他就读于一所以色列最好的私人学校，七年级重返美国，进入公共学校学习。高中时代，他再返以色列，选择在海法的Reali School攻读数理化学科。18岁时，高中毕业的高哲铭进入空军服役，开始了长达24年的飞行生涯。
尽管很早就接触到美国文化，但对高哲铭性格影响最大的还是以色列文化，其中，在部队里学到的人生经验尤其重要。从某种程度上说，一个以色列人的从军经历比他在其他事业上的成就都更为重要。以色列实行强制兵役制，每个人在18岁以后都要强制服役两到三年。以色列的军队制度鼓励士兵勇于质疑上级决策，提倡以能力而不是以位阶服人。因此，以色列的军队系统中高级军官很少，权力尽量下移，以便让士兵在前线有随机应变的决策能力。这是以色列军队一直秉持的精神。
军旅生涯结束后，高哲铭曾有过两次创业经历。服兵役经历让他产生了一种信念：“世间没有什么是不可能的。”这使他可以坦然面对创业时的种种挑战。“我们每天面对种种问题，总要挖空心思想办法，然后拿出独一无二的解决方案。”他又补充道，“从严格意义上说，我并不是一个纯粹的投资人，我是创业者和投资人的结合。”
在以色列，选择创业的人非常多。有数据显示，平均每1844个以色列人中就有1个在创业。而且，与其他国家相比，这个国家拥有同等人口水平下数量最多的知识产权。高哲铭认为，产生这种现象的原因有很多，最主要一点是由于以色列的自然资源匮乏。他说，以色列的企业几乎“不能买地产或者建立工厂而且以色列是一个孤立的市场，市场规模也不大，这些因素逼迫着人们动脑思考。”唯有创新，才能生存。
以色列以创业闻名的另一个重要推动因素来自移民。移民给以色列带来了世界各地的文化，使这个国家成为一座文化的大熔炉，而移民本身特有的冒险精神又让他们更加具备创业气质，并成为以色列创业经济发展的重要基因之一。高哲铭介绍说：“以色列是一个移民国家，国民来自世界各地50多个国家，社会呈现一种混合文化，很难管理。7个在一起的犹太人可能会有8种不同意见。因此，虽然以色列人有很多好想法，但执行力相对较弱。而这种状况的优点在于，具有不同背景的人们可以从他人身上学到许多新东西。在中国，人们也有着与之类似的想法。”
虽然以色列每年新办创业公司的数量相当于欧洲各国新创企业的总和，但除了几家大公司能延续经营之外，大多数公司做到一定规模后就会卖给国外的大公司，而不是坚持继续做大规模。以色列人的想法非常实际：做任何事都要扬长避短。以色列是小国，资源有限，人口又少，要建构全球性的产销体系十分困难。对他们来说，最好的经营方式就是发挥自己的技术优势，做好创新，而公司被海外大公司收购后实现全球化，同样也是一种成功。高哲铭曾创立过两家高科技公司，最后也都出售给了其他公司。“因为我不擅长实际的公司管理。”高哲铭坦言。
创新与激励
在西方国家，创新中的两个重要元素——理念和未来计划，都被视作公司的资产。而在中国，这些则被认定为风险较高的因素，并不能作为公司的自有资产，大多数人把专有技术看作是价值不确定的工具，尤其是当它还没有取得专利权的时候。“这是中西文化最大的不同。在跟中国企业的每一次合作中，我们无一例外地都能感受到这一差异。”高哲铭说。
高哲铭发现，许多中国公司的经营理念都存在这样一种内生性矛盾：一方面，它们明白唯有创新才能支撑公司的可持续发展和品牌建立；但另一方面，它们又在某种社会文化的推动下，倾向于执行更划算的短期策略，以获得短期产出，或为上市谋取高估值。“在当前强大的市场需求拉动下，大多数中国公司及其产品的日子都过得还不错。它们不愿意破坏现状，也不愿意冒风险去开发新的细分市场。折中方案是搞低成本创新——维持现在基本的产品和流程，改良并提升产值。”高哲铭说。
逆向创新、节约创新、渐进式创新都是低成本策略的同义词，在中国、印度等新兴市场国家，这种策略被很多企业大规模应用。它们通过重新设计产品和业务流程，达到提高生产效率、节约生产成本的目的。从目前情况看，有些企业在获利方面甚至已经超过来自西方发达国家的竞争者。这些低成本创新的价值不可否认，但从长远看却很不无危险。“当市场慢慢转成绝对竞争市场以后，不主动创新求变的企业就容易落在后面，最终难逃被淘汰的命运。”高哲铭对此不无担忧。
2005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奥曼教授曾用两个圆的交会来说明创新：每个人都是两个圆的交会，一个是过去的圆，一个是未来的圆。过去的圆成就了你，它会形成强大的惯性，一直拽着你沿着旧有轨道下坠。而未来的圆，是最初关于未来的梦想，如果时时处处想着这个未来的大画面，就注定会有创新的点子冒出来。只要在这两个圆相交的地方，保持一种上行的态度和趋势，便能扣动创新的扳机。在把握这个创新扳机的时候，激励结构和激励机制至关重要。
高哲铭认为，中国拥有世界上最庞大的创业人群。从好的方面看，可以从这样一个人群中找到被不同动机所激励的创业者去组建公司，而不好的方面则在于，中国的教育系统和社会规范往往习惯否定多元价值观。所以，挑战在于不仅要找到各怀绝技的人才去组建创新团队，还要看清他们各自的动机，以便更好地激励他们每天辛勤工作。 英飞尼迪的一项统计表明，在全球风险投资机构的投资组合中，有70%的公司其最终的产品和商业模式与当初的设想完全不同。“这就是一家创业公司的人力资源部门必须保持弹性和适应变化的原因所在。他们在招聘的时候必须考虑到人才的激励点随时可能发生变化这个因素，这是一家公司能够长期生存的关键。”
荣耀与使命
高哲铭认为，充满变化的时代已经到来。乐观开放地拥抱变化，因势利导地参与到变化中来，进而促成对世界更有利的改变，是这个时代的投资人应有的态度。
2004年，英飞尼迪在中国建立的第一只基金“Infinity CSVC”获得了中国政府颁发的第一张非法人制中外合作创业投资企业营业执照，编号为00001。基金规模为3000万美元，中新创投和英飞尼迪按1：1的比例出资。
英飞尼迪的第二只基金“InfinityI-China”规模为3.5亿美元，中国国家开发银行和华圆国际共投入8000万美元。其中，国家开发银行的投资还直接得到了当时的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同志的授权。
2010年，英飞尼迪进入了快速扩张期。那一年，它开始在中国大范围排兵布阵，在主要城市和高新技术开发区设立了14只合作形式的人民币基金，这些人民币基金的首期规模均在2亿～3亿元之间。
现在，英飞尼迪管理着2只美元基金和15只人民币基金，LP主要来自机构投资者、政府和海外财团，投资回报期5～7年。在以色列特拉维夫、中国香港、北京、上海、天津、重庆、苏州、哈尔滨、石家庄、宁波、南京、扬州、常州、成都、厦门、济宁、宿迁和美国纽约等地均设有办公室。
成立近20年来，英飞尼迪一直致力于早期项目的风险投资，总体平均收益率在36%以上，退出案例包括Galieo、Saifun、Shopping.com、Shellcase、ScitexVision、Oberon Media等。在退出方式上，IPO只占一小部分，大部分投资项目还是以兼并、股权转让、重组方式为主。“英飞尼迪所做的一切都是从创业者角度出发的，我们更多考虑的是长期利益，而不是只注重短期盈利。”
对高哲铭而言，从事风险投资，最重要的工作内容是从一堆石头里发现璞玉。有的风险投资家在选择投资组合时，会投资一些彼此没有任何关联的项目。各个投资组合之间的策略相对独立，难以产生协同效应；另一些风险投资家则会试图建立一个生态系统，让系统中的各公司分享专业知识、渠道和关系网。英飞尼迪采用的是第二种战略。“我们会投资一群‘知道怎么做’的关联公司。我们希望这些关联公司可以相互配合和学习。这个战略能帮我们设计更好的产品，维护我们的声誉，并能更加接近产业内的人士和专家。”高哲铭告诉记者。但这种战略也有一个很大的弱点，即操作方式更加复杂，它限制了可选项，要求更长的周期并承受更大的风险。
令高哲铭自豪的是，英飞尼迪有庞大的专业团队，可以为公司成长的整个周期提供专业的团队服务，包括资金、智力、创新三方面因素的整合。整合这些元素的工作已经不仅仅是一门技术，而是成为了一种艺术。
为了更好地帮助早期创业团队，提高早期投资的成功率，英飞尼迪设立了自己的孵化器——玛雅孵化器。这是高哲铭一手培育的孵化器，专门对早期阶段企业进行投资，这也是第一个在特拉维夫证券交易所上市的孵化器。在玛雅孵化器公司，每年都有几十家企业被孵化出来，至今已经孵化了近百家企业，其中很多成功的企业已经成为美国纳斯达克和以色列的上市公司。目前，英飞尼迪在中国哈尔滨也管理着一家自己的孵化器。
除玛雅孵化器外，英飞尼迪还拥有强大技术储备和科学家团队的支持，并拥有自己的知识产权银行——中以智库（2010年5月，英飞尼迪和苏州工业园设立中以智库（苏州）有限公司）。它是一种技术交易基金，类似于中国国内的技术交易所、技术交易公司等，负责为国外先进技术和知识产权进入中国的商业化过程提供覆盖全价值链的服务。它在全球市场发现、评估、购买某个产业亟需的高新技术，然后在中国国内成立合资公司或是直接将这种高新技术通过有偿授权或转让的形式引入到中国的企业中。成立不到一年，中以智库就运作了三个跟知识产权紧密相关的项目。
此外，英飞尼迪还与中国一些地方的高新区共同投资建立“中以科技园”，推进中国创新创业企业的发展和产业升级。
“当初我之所以领导英飞尼迪进入中国，并非源于这是一个赚大钱的机会，又或者是我认识什么人，而是基于一个强烈的信念：将富有创造性的以色列和不断发展的中国结合起来，这将会创造出更丰富的价值和一个更美好的世界。”在高哲铭眼里，金钱只是成功的一种代表，而不是成功的真正内涵。一个真正成功的人，要能给世界带来积极的影响。
英飞尼迪投资集团（Infinity Group，以下简称“英飞尼迪”）创始合伙人高哲铭（Amir Gal-Or）是一位有着明显犹太人风格的以色列投资精英。他坚信，“世间没有什么是不可能的。”在这个充满变化的时代，他因势利导，将以色列的创新技术与中国的创业投资结合起来，并由此取得了巨大成功。
以色列的精神
高哲铭出身于书香门第，父母都是高校教授。他出生在以色列，但尚在襁褓中就曾离开故土。两岁时，他被送入美国的一所民办犹太宗教幼儿园，不过一年后就回到了以色列。六年级时，他就读于一所以色列最好的私人学校，七年级重返美国，进入公共学校学习。高中时代，他再返以色列，选择在海法的Reali School攻读数理化学科。18岁时，高中毕业的高哲铭进入空军服役，开始了长达24年的飞行生涯。
尽管很早就接触到美国文化，但对高哲铭性格影响最大的还是以色列文化，其中，在部队里学到的人生经验尤其重要。从某种程度上说，一个以色列人的从军经历比他在其他事业上的成就都更为重要。以色列实行强制兵役制，每个人在18岁以后都要强制服役两到三年。以色列的军队制度鼓励士兵勇于质疑上级决策，提倡以能力而不是以位阶服人。因此，以色列的军队系统中高级军官很少，权力尽量下移，以便让士兵在前线有随机应变的决策能力。这是以色列军队一直秉持的精神。
军旅生涯结束后，高哲铭曾有过两次创业经历。服兵役经历让他产生了一种信念：“世间没有什么是不可能的。”这使他可以坦然面对创业时的种种挑战。“我们每天面对种种问题，总要挖空心思想办法，然后拿出独一无二的解决方案。”他又补充道，“从严格意义上说，我并不是一个纯粹的投资人，我是创业者和投资人的结合。”
在以色列，选择创业的人非常多。有数据显示，平均每1844个以色列人中就有1个在创业。而且，与其他国家相比，这个国家拥有同等人口水平下数量最多的知识产权。高哲铭认为，产生这种现象的原因有很多，最主要一点是由于以色列的自然资源匮乏。他说，以色列的企业几乎“不能买地产或者建立工厂而且以色列是一个孤立的市场，市场规模也不大，这些因素逼迫着人们动脑思考。”唯有创新，才能生存。
以色列以创业闻名的另一个重要推动因素来自移民。移民给以色列带来了世界各地的文化，使这个国家成为一座文化的大熔炉，而移民本身特有的冒险精神又让他们更加具备创业气质，并成为以色列创业经济发展的重要基因之一。高哲铭介绍说：“以色列是一个移民国家，国民来自世界各地50多个国家，社会呈现一种混合文化，很难管理。7个在一起的犹太人可能会有8种不同意见。因此，虽然以色列人有很多好想法，但执行力相对较弱。而这种状况的优点在于，具有不同背景的人们可以从他人身上学到许多新东西。在中国，人们也有着与之类似的想法。”
虽然以色列每年新办创业公司的数量相当于欧洲各国新创企业的总和，但除了几家大公司能延续经营之外，大多数公司做到一定规模后就会卖给国外的大公司，而不是坚持继续做大规模。以色列人的想法非常实际：做任何事都要扬长避短。以色列是小国，资源有限，人口又少，要建构全球性的产销体系十分困难。对他们来说，最好的经营方式就是发挥自己的技术优势，做好创新，而公司被海外大公司收购后实现全球化，同样也是一种成功。高哲铭曾创立过两家高科技公司，最后也都出售给了其他公司。“因为我不擅长实际的公司管理。”高哲铭坦言。
创新与激励
在西方国家，创新中的两个重要元素——理念和未来计划，都被视作公司的资产。而在中国，这些则被认定为风险较高的因素，并不能作为公司的自有资产，大多数人把专有技术看作是价值不确定的工具，尤其是当它还没有取得专利权的时候。“这是中西文化最大的不同。在跟中国企业的每一次合作中，我们无一例外地都能感受到这一差异。”高哲铭说。
高哲铭发现，许多中国公司的经营理念都存在这样一种内生性矛盾：一方面，它们明白唯有创新才能支撑公司的可持续发展和品牌建立；但另一方面，它们又在某种社会文化的推动下，倾向于执行更划算的短期策略，以获得短期产出，或为上市谋取高估值。“在当前强大的市场需求拉动下，大多数中国公司及其产品的日子都过得还不错。它们不愿意破坏现状，也不愿意冒风险去开发新的细分市场。折中方案是搞低成本创新——维持现在基本的产品和流程，改良并提升产值。”高哲铭说。
逆向创新、节约创新、渐进式创新都是低成本策略的同义词，在中国、印度等新兴市场国家，这种策略被很多企业大规模应用。它们通过重新设计产品和业务流程，达到提高生产效率、节约生产成本的目的。从目前情况看，有些企业在获利方面甚至已经超过来自西方发达国家的竞争者。这些低成本创新的价值不可否认，但从长远看却很不无危险。“当市场慢慢转成绝对竞争市场以后，不主动创新求变的企业就容易落在后面，最终难逃被淘汰的命运。”高哲铭对此不无担忧。
2005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奥曼教授曾用两个圆的交会来说明创新：每个人都是两个圆的交会，一个是过去的圆，一个是未来的圆。过去的圆成就了你，它会形成强大的惯性，一直拽着你沿着旧有轨道下坠。而未来的圆，是最初关于未来的梦想，如果时时处处想着这个未来的大画面，就注定会有创新的点子冒出来。只要在这两个圆相交的地方，保持一种上行的态度和趋势，便能扣动创新的扳机。在把握这个创新扳机的时候，激励结构和激励机制至关重要。
高哲铭认为，中国拥有世界上最庞大的创业人群。从好的方面看，可以从这样一个人群中找到被不同动机所激励的创业者去组建公司，而不好的方面则在于，中国的教育系统和社会规范往往习惯否定多元价值观。所以，挑战在于不仅要找到各怀绝技的人才去组建创新团队，还要看清他们各自的动机，以便更好地激励他们每天辛勤工作。 英飞尼迪的一项统计表明，在全球风险投资机构的投资组合中，有70%的公司其最终的产品和商业模式与当初的设想完全不同。“这就是一家创业公司的人力资源部门必须保持弹性和适应变化的原因所在。他们在招聘的时候必须考虑到人才的激励点随时可能发生变化这个因素，这是一家公司能够长期生存的关键。”
荣耀与使命
高哲铭认为，充满变化的时代已经到来。乐观开放地拥抱变化，因势利导地参与到变化中来，进而促成对世界更有利的改变，是这个时代的投资人应有的态度。
2004年，英飞尼迪在中国建立的第一只基金“Infinity CSVC”获得了中国政府颁发的第一张非法人制中外合作创业投资企业营业执照，编号为00001。基金规模为3000万美元，中新创投和英飞尼迪按1：1的比例出资。
英飞尼迪的第二只基金“InfinityI-China”规模为3.5亿美元，中国国家开发银行和华圆国际共投入8000万美元。其中，国家开发银行的投资还直接得到了当时的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同志的授权。
2010年，英飞尼迪进入了快速扩张期。那一年，它开始在中国大范围排兵布阵，在主要城市和高新技术开发区设立了14只合作形式的人民币基金，这些人民币基金的首期规模均在2亿～3亿元之间。
现在，英飞尼迪管理着2只美元基金和15只人民币基金，LP主要来自机构投资者、政府和海外财团，投资回报期5～7年。在以色列特拉维夫、中国香港、北京、上海、天津、重庆、苏州、哈尔滨、石家庄、宁波、南京、扬州、常州、成都、厦门、济宁、宿迁和美国纽约等地均设有办公室。
成立近20年来，英飞尼迪一直致力于早期项目的风险投资，总体平均收益率在36%以上，退出案例包括Galieo、Saifun、Shopping.com、Shellcase、ScitexVision、Oberon Media等。在退出方式上，IPO只占一小部分，大部分投资项目还是以兼并、股权转让、重组方式为主。“英飞尼迪所做的一切都是从创业者角度出发的，我们更多考虑的是长期利益，而不是只注重短期盈利。”
对高哲铭而言，从事风险投资，最重要的工作内容是从一堆石头里发现璞玉。有的风险投资家在选择投资组合时，会投资一些彼此没有任何关联的项目。各个投资组合之间的策略相对独立，难以产生协同效应；另一些风险投资家则会试图建立一个生态系统，让系统中的各公司分享专业知识、渠道和关系网。英飞尼迪采用的是第二种战略。“我们会投资一群‘知道怎么做’的关联公司。我们希望这些关联公司可以相互配合和学习。这个战略能帮我们设计更好的产品，维护我们的声誉，并能更加接近产业内的人士和专家。”高哲铭告诉记者。但这种战略也有一个很大的弱点，即操作方式更加复杂，它限制了可选项，要求更长的周期并承受更大的风险。
令高哲铭自豪的是，英飞尼迪有庞大的专业团队，可以为公司成长的整个周期提供专业的团队服务，包括资金、智力、创新三方面因素的整合。整合这些元素的工作已经不仅仅是一门技术，而是成为了一种艺术。
为了更好地帮助早期创业团队，提高早期投资的成功率，英飞尼迪设立了自己的孵化器——玛雅孵化器。这是高哲铭一手培育的孵化器，专门对早期阶段企业进行投资，这也是第一个在特拉维夫证券交易所上市的孵化器。在玛雅孵化器公司，每年都有几十家企业被孵化出来，至今已经孵化了近百家企业，其中很多成功的企业已经成为美国纳斯达克和以色列的上市公司。目前，英飞尼迪在中国哈尔滨也管理着一家自己的孵化器。
除玛雅孵化器外，英飞尼迪还拥有强大技术储备和科学家团队的支持，并拥有自己的知识产权银行——中以智库（2010年5月，英飞尼迪和苏州工业园设立中以智库（苏州）有限公司）。它是一种技术交易基金，类似于中国国内的技术交易所、技术交易公司等，负责为国外先进技术和知识产权进入中国的商业化过程提供覆盖全价值链的服务。它在全球市场发现、评估、购买某个产业亟需的高新技术，然后在中国国内成立合资公司或是直接将这种高新技术通过有偿授权或转让的形式引入到中国的企业中。成立不到一年，中以智库就运作了三个跟知识产权紧密相关的项目。
此外，英飞尼迪还与中国一些地方的高新区共同投资建立“中以科技园”，推进中国创新创业企业的发展和产业升级。
“当初我之所以领导英飞尼迪进入中国，并非源于这是一个赚大钱的机会，又或者是我认识什么人，而是基于一个强烈的信念：将富有创造性的以色列和不断发展的中国结合起来，这将会创造出更丰富的价值和一个更美好的世界。”在高哲铭眼里，金钱只是成功的一种代表，而不是成功的真正内涵。一个真正成功的人，要能给世界带来积极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