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亲爱的同学，你是不是从小就期待红旗一角的光荣，向往党旗下庄严的誓言？从少先队员、共青团员再到共产党员，红色基因一路传递，信仰的力量薪火相传。而记录历史的经典是我们获得历史知识、激活红色基因的最佳途经。一个好的故事，就是一扇窗户，也是一粒种子，能让人了解历史、产生共呜，从而把红色基因的根基扎深扎牢。
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之后，我们党相继召开了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和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对《中国共产党章程》进行了更为细致的修订和完善，中国共产党组织也得到了空前的发展。
但与此同时，党的生存环境也越来越恶劣。据不完全统计，从1927年3月到1928年上半年，被杀害的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人数达31万人之多，其中共产党员2.6万余人，全国党员人数大幅度减少。
为了挽救危在旦夕的革命，1927年8月1日，周恩来等人领导的南昌起义打响了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枪。8月7日，中共中央在湖北省汉口召开紧急会议，这便是在党的历史上有着重大转折意义的“八七会议”，会议确定了开展土地革命和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屠杀政策的总方针。然而，党在各地组织的武装起义，大多因为强弱悬殊，遭到国民党反动派的血腥镇压。为了更好地统一全党思想和行动，尽早召开中国共产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以下简称“中共六大”）成为当务之急。
但开会地点的选择却成为最大的难题，如果会议地点选在国内，参会人员很可能有生命危险。所以，在1928年1月18日召开的中共中央临时政治局会议上，参会者提议在国民党反动派的势力不是特别强的澳门或者香港召开会议，但并未达成统一意见。与此同时，红色工会国际驻中国代表奥尔加·米特凯维奇，给莫斯科的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去信，向他们询问在苏联召开中共六大是否合适。
在苏联召开中共六大有两个好处。一是远离国民党反动派的势力范围，可以确保与会代表的安全，方便维护会场秩序。二是可以让共产国际深入了解当时的中国问题并提供具有针对性的帮助。最终，中共六大的地点定于莫斯科郊外。
不过下一个问题接踵而至。俄罗斯与中国相隔近万里，路途遥远。那些代表着全国4万多名共产党员的参会代表，从1928年4月下旬开始，分批秘密前往会场。这些人要如何避人耳目，顺利抵达苏联？这背后，发生过许多惊心动魄的故事。
1928年5月初，一对赴苏联参会的夫妇登上了轮船，计划乘坐轮船离开上海。他们隐蔽自己的身份，极少与船上乘客交流，时刻保持警惕。但是当这艘轮船停靠至大连码头时，夫妇二人被日本人拦了下来，丈夫被叫去盘问。妻子担心丈夫的安危，也想一同前去，丈夫示意她安心等待。
日本人先问丈夫是做什么工作的？他回答说是做古玩生意的。日本人又问他，做生意为什么买那么多报纸？丈夫沉稳地回答，在船上没事可以看看。日本人问他要到哪里去？丈夫说要去吉林。日本人立刻问他去做什么？丈夫冷静回答说，去看舅舅。一通问话结束后，几个日本人当即让丈夫跟他们到驻大连日本水上警察厅接受调查。在那里，他们又详细询问丈夫的出生年月日、学历、职业等，并打开他的行李箱仔细检查。在检查的过程中，日本人翻出一张卡片，卡片上的名字与他的姓名并不一致，负责人随即对他的身份产生了怀疑。好在丈夫沉着冷静，给出了合理的解释，这个过程中，对方没能从他的身上看出一丝慌乱和破绽。
两个小时后，丈夫被释放。他并未与妻子过多交流，只是低声告知妻子立刻将准备接头的证件烧毁。随后，夫妇二人继续赶路，坐上了前往长春的火车。在这趟旅途中，坐在他们对面的一位日本乘客不断用中文与他们热情攀谈。夫妇二人心照不宣，知道此时已被跟踪，但二人临危不乱，礼貌回应对面“乘客”的问题。后来，当“乘客”要与丈夫交换名片时，丈夫以名片放在行李箱中不好取出为由，成功应付过去。
赶到长春后，夫妇二人摆脱了跟踪。他们重新规划路线，顺利抵达哈尔滨。由于接头证件已销毁，无法与党组织取得联系，妻子便想到了“守株待兔”的办法。每天，她都在车站等候，准备通过下一批到达的参会代表来证明他们的身份。好在，虽历经曲折坎坷，这对夫妇最终还是成功与接头人会合，抵达莫斯科。
在中共六大的會场，这对夫妇收获了无数热烈与真挚的掌声，他们就是中国的伟人夫妇——周恩来与邓颖超。
你知道吗？
1. 1928年6月-7月，中共六大在苏联莫斯科举行，从代表到达会场报到之日开始，他们不使用姓名，而改用编号称呼彼此。中共六大不仅是党史上唯一一次在国外召开的全国代表大会，也是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大会历史上唯一一次用代号相互称呼姓名的大会。会上通过的《中国共产党章程》，是唯一一部在国外制定的党章。
2. 由于战火纷飞，中共六大与中共七大之间，整整相隔17年。
3. 2013年，我国和俄罗斯达成协议，由中方出资，修复了中共六大会址，设置了一个展览馆。2016年7月4日，中共六大会址常设展览馆建成仪式在俄罗斯莫斯科举行，这是迄今为止中国在海外的唯一一个关于中共党史的常设展览馆。
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之后，我们党相继召开了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和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对《中国共产党章程》进行了更为细致的修订和完善，中国共产党组织也得到了空前的发展。
但与此同时，党的生存环境也越来越恶劣。据不完全统计，从1927年3月到1928年上半年，被杀害的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人数达31万人之多，其中共产党员2.6万余人，全国党员人数大幅度减少。
为了挽救危在旦夕的革命，1927年8月1日，周恩来等人领导的南昌起义打响了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枪。8月7日，中共中央在湖北省汉口召开紧急会议，这便是在党的历史上有着重大转折意义的“八七会议”，会议确定了开展土地革命和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屠杀政策的总方针。然而，党在各地组织的武装起义，大多因为强弱悬殊，遭到国民党反动派的血腥镇压。为了更好地统一全党思想和行动，尽早召开中国共产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以下简称“中共六大”）成为当务之急。
但开会地点的选择却成为最大的难题，如果会议地点选在国内，参会人员很可能有生命危险。所以，在1928年1月18日召开的中共中央临时政治局会议上，参会者提议在国民党反动派的势力不是特别强的澳门或者香港召开会议，但并未达成统一意见。与此同时，红色工会国际驻中国代表奥尔加·米特凯维奇，给莫斯科的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去信，向他们询问在苏联召开中共六大是否合适。
在苏联召开中共六大有两个好处。一是远离国民党反动派的势力范围，可以确保与会代表的安全，方便维护会场秩序。二是可以让共产国际深入了解当时的中国问题并提供具有针对性的帮助。最终，中共六大的地点定于莫斯科郊外。
不过下一个问题接踵而至。俄罗斯与中国相隔近万里，路途遥远。那些代表着全国4万多名共产党员的参会代表，从1928年4月下旬开始，分批秘密前往会场。这些人要如何避人耳目，顺利抵达苏联？这背后，发生过许多惊心动魄的故事。
1928年5月初，一对赴苏联参会的夫妇登上了轮船，计划乘坐轮船离开上海。他们隐蔽自己的身份，极少与船上乘客交流，时刻保持警惕。但是当这艘轮船停靠至大连码头时，夫妇二人被日本人拦了下来，丈夫被叫去盘问。妻子担心丈夫的安危，也想一同前去，丈夫示意她安心等待。
日本人先问丈夫是做什么工作的？他回答说是做古玩生意的。日本人又问他，做生意为什么买那么多报纸？丈夫沉稳地回答，在船上没事可以看看。日本人问他要到哪里去？丈夫说要去吉林。日本人立刻问他去做什么？丈夫冷静回答说，去看舅舅。一通问话结束后，几个日本人当即让丈夫跟他们到驻大连日本水上警察厅接受调查。在那里，他们又详细询问丈夫的出生年月日、学历、职业等，并打开他的行李箱仔细检查。在检查的过程中，日本人翻出一张卡片，卡片上的名字与他的姓名并不一致，负责人随即对他的身份产生了怀疑。好在丈夫沉着冷静，给出了合理的解释，这个过程中，对方没能从他的身上看出一丝慌乱和破绽。
两个小时后，丈夫被释放。他并未与妻子过多交流，只是低声告知妻子立刻将准备接头的证件烧毁。随后，夫妇二人继续赶路，坐上了前往长春的火车。在这趟旅途中，坐在他们对面的一位日本乘客不断用中文与他们热情攀谈。夫妇二人心照不宣，知道此时已被跟踪，但二人临危不乱，礼貌回应对面“乘客”的问题。后来，当“乘客”要与丈夫交换名片时，丈夫以名片放在行李箱中不好取出为由，成功应付过去。
赶到长春后，夫妇二人摆脱了跟踪。他们重新规划路线，顺利抵达哈尔滨。由于接头证件已销毁，无法与党组织取得联系，妻子便想到了“守株待兔”的办法。每天，她都在车站等候，准备通过下一批到达的参会代表来证明他们的身份。好在，虽历经曲折坎坷，这对夫妇最终还是成功与接头人会合，抵达莫斯科。
在中共六大的會场，这对夫妇收获了无数热烈与真挚的掌声，他们就是中国的伟人夫妇——周恩来与邓颖超。
你知道吗？
1. 1928年6月-7月，中共六大在苏联莫斯科举行，从代表到达会场报到之日开始，他们不使用姓名，而改用编号称呼彼此。中共六大不仅是党史上唯一一次在国外召开的全国代表大会，也是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大会历史上唯一一次用代号相互称呼姓名的大会。会上通过的《中国共产党章程》，是唯一一部在国外制定的党章。
2. 由于战火纷飞，中共六大与中共七大之间，整整相隔17年。
3. 2013年，我国和俄罗斯达成协议，由中方出资，修复了中共六大会址，设置了一个展览馆。2016年7月4日，中共六大会址常设展览馆建成仪式在俄罗斯莫斯科举行，这是迄今为止中国在海外的唯一一个关于中共党史的常设展览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