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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增加财富是提高幸福感的一个手段，但事实上幸福还有很多别的内容
“笑一笑，要很幸福的样子。”拍照的时候，摄影师对奚恺元说。“幸福”虽然是工作中遇到最多的一个词，但这个要求还是让奚教授有点不知所措。
2月5日，17度的天气在冬日的上海有些罕见。暖暖的阳光让人慵懒。幸福学研究者、美国芝加哥大学商学院教授奚恺元接受了《瞭望东方周刊》的专访，聊起了“幸福”这个温暖的字眼。
很多人拼命在赚钱、越来越富，但生活得不幸福
《瞭望东方周刊》：从耶鲁大学获得心理学博士学位后，据说有数所名牌大学的心理学系给你聘书，为什么最终选择到芝加哥大学商学院任教?
奚恺元：芝加哥大学商学院是世界一流的商学院，2006年它被美国《商业周刊》评为全美最好的商学院。这里的强项是经济学，心理学家很少。
在商学院有两个非常大的好处，一是会碰到很多其他学科的人，特别是经济学家，他们会给我带来很多从别的方面看问题的视角；另一个是商学院的学生会提出很多心理学界无法提出的实战性问题，这使我认识到，心理学研究成果不应该仅是给其他心理学家看，而更应该是与其他学科相结合，并且为社会服务。
《瞭望东方周刊》：后来怎么开始研究Hedonomics(“幸福学”)的呢?
奚恺元：我对幸福学感兴趣，与三个背景有关。第一个是与我自己心理学的学术背景有关。事实上，我从本科开始，研究的东西都和人的主观情绪有关，研究生时期我的导师是世界上第一个提出情商的学者，这个对于我研究人的主观情绪非常有影响。尽管相当一段时间，我没有把它拉到幸福学的高度上来，但事实上它是幸福学的一个非常重要的部分。
另外与周围的环境也有关系。经济学家认为人是无限理性的，而心理学家认为人的理性是有限的。西方经济学家，特别是芝加哥学派有一种非常重要的隐性假设，认为人的选择的是能够极大化自己福利的，但是很多实证研究表明，人在很多情况下并不知道怎么样极大化自己的福利，所以很多人决策后并不能让自己更加开心。这使我觉得应该再进一步研究，心理学怎么样才能够对经济学提供有用的补充。
第三个原因，是我在美国和中国都看到很多人拼命在赚钱，并且越来越富，但很多人还是生活得不幸福。所以我觉得，尽管增加财富是提高幸福感的一个手段，但事实上提高幸福还有很多别的方式。这让我对幸福学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什么因素能提高人的整体幸福感
《瞭望东方周刊》：你曾经说过，我们需要有一个严格的理论来研究如何最大化人们的幸福，认为这将是经济学新的发展方向，为什么这么说?你找到了一条让幸福最大化的规律了吗?
奚恺元：从学术角度来说幸福学是一个新领域，现在国内外有越来越多的人在研究，最终能够达到什么样的状态，还要看幸福学是否能够做到两点：一是能够科学地总结出影响主观幸福感的客观规律；二是这些规律能够帮助个人、团体甚至是一个国家提高人们的幸福感。
当然这不是某一个学者能够完成的。我只是希望自己能成为其中的一个倡导者，能够研究一块砖头和一块砖头之间规律的人。
我现在研究的一个方向是评估性理论，就是研究什么因素需要通过比较来影响人们的幸福，什么因素能够直接影响人们的幸福。
比如钻石的大小是要通过比较来影响人们的感受的。1克拉的钻石，往往在和半克拉的钻石相比较的时候，才会知道好坏。反之，气温的高低就可以比较直接地影响人们的感受。
这说明了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我们要改善哪些因素才能更全面地提高幸福?一般来讲，在无需比较就能影响幸福的因素上提高全民的总体水平能提高全民的平均幸福，而在通过比较才能产生幸福的因素上提高全民的总体水平，并不能提高全民的平均幸福。
比如说A国家的人首饰比较贵重，B国家的人首饰比较便宜，这两个国家的人对于首饰的幸福感受不会有很大区别。但是如果一个国家冬天家里有暖气，另一个没有，那么这两个国家在冬天的时候对于温度的幸福感很可能是有区别的。
所以，把首饰弄得越来越大并不能使得更多人幸福，但如果让人们寒冷的时候有暖气，炎热的时候有空调，肚子饿的人能够有温饱，医疗差的人能够得到治疗，这个更可能提高人的幸福。
幸福可以测量
《瞭望东方周刊》：人的幸福感是一个相当主观的概念，怎么能对它进行客观的研究呢?
奚恺元：幸福是一个主观的感受，但会遵循客观的规律。比如有朋从远方来，绝大部分人都会开心，而有亲友故去，大部分人都会伤心，这就是—个规律。幸福学研究的一个方面就是研究客观事物和主观感受中的规律。
有的人认为不同的人对幸福的感受会不同，所以幸福是不可研究的。实则不然。不同的人对幸福有不同的感受，这本身也遵循客观规律。比如一个有钱人拿到100元钱和一个没有钱的人拿到100元，他们之间的幸福感受是不一样的，后者拿到钱的幸福程度要比前者高。不同的人对于同样一个客观事物的幸福程度不一样，这也是一个规律。
从医学上看，人有了流感就会发烧，这是一个规律，但抵抗力强的人感冒的概率较小，也是一个规律。医学界就是研究客观环境及人的个体差异和发病率的关系，那么我们呢，是研究客观环境和人的个体差异跟主观幸福感的关系。
《瞭望东方周刊》：可以通过调查来测量主观幸福感吗
奚恺元：可以调查出来。比如要看人对一盘鳝丝的喜欢程度有三种办法，一种是行为的办法，看他吃多少；一种是生理的办法，看他见了这个菜流多少口水；还有一种是自述的方式，就是让他打分，吃了以后问他有多好吃，这三种方式事实上有相当大的相关性。
同样幸福学也可以有几种方式来测量，一个是行为，有的行为往往是表现幸福的，比如说经常笑；另外一种是生理的方式，可以靠脑电图成像等方式；第三种方式，就是人的自述，这种方式尽管看上去比前两种方式要主观，但只要样本量足够的话，测出来的结果还是比较稳定，比较可靠的。
这里我还想补充几点。第一，我们不要害怕研究主观感受，我们要正视它，我们很多人认为研究主观感受不能算是科学，就像过去大家不把抑郁症等疾病作为一种科学来研究。对于人的幸福感，我们也应该作为科学来研究，不要歧视它。
第二点，幸福的定义就是测主观感受，而不应由他人强加。有些学者认为幸福是靠客观因素来定义，比如说什么叫幸福，幸福就是家庭完美，身体健康，有工作等，如果这几方面满足了，就是幸福。用客观指标来定义幸福，我觉得有一定合理性，但不够。
就像你要测量你对一个人有多少爱，可以有客观的方式来定义，比如说 看两个人呆在一起的时间有多长，接吻的次数有多少，家庭背景是否匹配，但最好的方式是两个人自己的表述。
从主观感受中捕捉幸福感
《瞭望东方周刊》：这次调查的样本量能保证最后的结果准确吗?
奚恺元：我想强调一点，这次我们研究的不是人的总体幸福感，而是研究人对城市的一个感受，这是我们研究幸福感受的—个重要方面。
但我仍然强调，这31个城市对于研究大中型城市来说，有一定的代表性，但并不是能代表全国的平均幸福度，因为还有广大的农村和一些小城市。
至于人数，应该这么说，作为一个严格的科学研究来说，人数越多越好。但每个城市200多样本，在这么短的时间内做出来，也是个非常不错的结果。我们这个研究还是探索性的，我们也欢迎任何个人和机构对我们这次研究进行证实或者证伪。
《瞭望东方周刊》：如何确定幸福指数的测量工具，是业内一直争论不休的问题。你采用了何种评价体系?
奚恺元：测量对于幸福学研究来说不是最最重要的，最重要的是关系，正如研究医学最重要的不是怎么测量体温，而是研究为何生病。
从测量角度来说，很多人会迷信用客观、复杂的测量方式，我觉得用一种主观感受已经能捕捉到很大一部分人的幸福感。至于我的体系，这次研究我强调不是研究整个人对生活的幸福感受，而是研究人们对不同城市的感觉。
人们对于城市的态度，我们这次从两方面测量，一个是测人们对自己城市的幸福感，想到自己的城市时是否开心；还有一个是人们的去留意向，是否愿意留在自己的城市或者去别的城市。一个是人们的主观感受，一个是人们的行为。
从关系来看，我们有两方面的因素，一个是对城市的具体指标，比如城市里面的人情、城市的便利、美观、自然环境等等，一共列举了11类问题；还有一些客观指标，比如它的教育程度、每天上班时间多少、收入等。
《瞭望东方周刊》：为什么调查中加上“去留意愿”这一部分?
奚恺元：对事物的态度，可以从两方面看，一方面是对这件事情是否喜欢，另一方面看他行动上是否去做。两方面不一定一致。城市也是如此。去留意向我们分了两方面，一方面是本人的去留意向，另一方面看他对于子女的去留意向，不但看现在，还看下一代。
调查出来的结果确实有一定的相关性，同时也有区别。比如拉萨，在城市的幸福度来说是比较高的，但相对来说，愿意自己子女去的都是北京上海等城市，愿意留在拉萨的人没有愿意留在北京上海的人多。这说明事实上去留意向与决定城市幸福感的因素并不完全—样。
《瞭望东方周刊》：这次调查问卷涉及了城市的人情味、赚钱机会、生活便利度、自然环境、治安情况等，这些因素和幸福感有什么样的关系?
奚恺元：我们发觉有的因素对城市幸福度的影响很有关系，特别是人情，它对一个城市的幸福度关系相当大。除此之外，近年来的发展情况和赚钱机会，对城市幸福感影响也较大。其余的比如城市的便利和美观，都是有影响的。这说明影响城市幸福度的因素有些和经济有关，但最重要的因素，比如人情这类因素，和收入是负相关的，也就是说，收入越高的人情越淡。
对于城市管理者的指导意义
《瞭望东方周刊》：有些调查结果是否在意料之外?
奚恺元：我觉得有很多东西，当你没有结果的时候你不会猜到，而有了结果后，你觉得也是有道理的。
比如说，拉萨、银川、郑州排在发展幸福度的前三名，而北京、上海、广州等较发达城市的发展幸福度却并不高。这可能是由于市民评价城市发展幸福度的高低，并非取决于发展速度的绝对值，也非取决于城市的GDP总量，而是取决于城市的发展速度是否容易被人们所感知。某些城市由欠发达变得日益繁荣所带来的翻天覆地的变化，可能比北京、上海、广州等由发达变得更发达带给人们更大的冲击力。
《瞭望东方周刊》：对于城市管理者，这样的调查有什么指导意义?
奚恺元：这个研究是个比较初步的研究，但如果说其中有的结果是通过多次重复验证的话，是有一定的指导作用的。比如说我们可以看到哪些因素对居民的城市幸福感有影响，影响有多大，哪些因素没有影响，哪些因素让居民愿意留在城市，哪些不是。比如在我们这次研究中，人情因素影响城市幸福感，却不影响人们的去留意向。
通过调查，我们发觉收入多少对于城市主观幸福感没有显著的关系，但是否拥有自己的住房、上下班路上的时间等对于城市主观幸福感很有影响。
“笑一笑，要很幸福的样子。”拍照的时候，摄影师对奚恺元说。“幸福”虽然是工作中遇到最多的一个词，但这个要求还是让奚教授有点不知所措。
2月5日，17度的天气在冬日的上海有些罕见。暖暖的阳光让人慵懒。幸福学研究者、美国芝加哥大学商学院教授奚恺元接受了《瞭望东方周刊》的专访，聊起了“幸福”这个温暖的字眼。
很多人拼命在赚钱、越来越富，但生活得不幸福
《瞭望东方周刊》：从耶鲁大学获得心理学博士学位后，据说有数所名牌大学的心理学系给你聘书，为什么最终选择到芝加哥大学商学院任教?
奚恺元：芝加哥大学商学院是世界一流的商学院，2006年它被美国《商业周刊》评为全美最好的商学院。这里的强项是经济学，心理学家很少。
在商学院有两个非常大的好处，一是会碰到很多其他学科的人，特别是经济学家，他们会给我带来很多从别的方面看问题的视角；另一个是商学院的学生会提出很多心理学界无法提出的实战性问题，这使我认识到，心理学研究成果不应该仅是给其他心理学家看，而更应该是与其他学科相结合，并且为社会服务。
《瞭望东方周刊》：后来怎么开始研究Hedonomics(“幸福学”)的呢?
奚恺元：我对幸福学感兴趣，与三个背景有关。第一个是与我自己心理学的学术背景有关。事实上，我从本科开始，研究的东西都和人的主观情绪有关，研究生时期我的导师是世界上第一个提出情商的学者，这个对于我研究人的主观情绪非常有影响。尽管相当一段时间，我没有把它拉到幸福学的高度上来，但事实上它是幸福学的一个非常重要的部分。
另外与周围的环境也有关系。经济学家认为人是无限理性的，而心理学家认为人的理性是有限的。西方经济学家，特别是芝加哥学派有一种非常重要的隐性假设，认为人的选择的是能够极大化自己福利的，但是很多实证研究表明，人在很多情况下并不知道怎么样极大化自己的福利，所以很多人决策后并不能让自己更加开心。这使我觉得应该再进一步研究，心理学怎么样才能够对经济学提供有用的补充。
第三个原因，是我在美国和中国都看到很多人拼命在赚钱，并且越来越富，但很多人还是生活得不幸福。所以我觉得，尽管增加财富是提高幸福感的一个手段，但事实上提高幸福还有很多别的方式。这让我对幸福学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什么因素能提高人的整体幸福感
《瞭望东方周刊》：你曾经说过，我们需要有一个严格的理论来研究如何最大化人们的幸福，认为这将是经济学新的发展方向，为什么这么说?你找到了一条让幸福最大化的规律了吗?
奚恺元：从学术角度来说幸福学是一个新领域，现在国内外有越来越多的人在研究，最终能够达到什么样的状态，还要看幸福学是否能够做到两点：一是能够科学地总结出影响主观幸福感的客观规律；二是这些规律能够帮助个人、团体甚至是一个国家提高人们的幸福感。
当然这不是某一个学者能够完成的。我只是希望自己能成为其中的一个倡导者，能够研究一块砖头和一块砖头之间规律的人。
我现在研究的一个方向是评估性理论，就是研究什么因素需要通过比较来影响人们的幸福，什么因素能够直接影响人们的幸福。
比如钻石的大小是要通过比较来影响人们的感受的。1克拉的钻石，往往在和半克拉的钻石相比较的时候，才会知道好坏。反之，气温的高低就可以比较直接地影响人们的感受。
这说明了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我们要改善哪些因素才能更全面地提高幸福?一般来讲，在无需比较就能影响幸福的因素上提高全民的总体水平能提高全民的平均幸福，而在通过比较才能产生幸福的因素上提高全民的总体水平，并不能提高全民的平均幸福。
比如说A国家的人首饰比较贵重，B国家的人首饰比较便宜，这两个国家的人对于首饰的幸福感受不会有很大区别。但是如果一个国家冬天家里有暖气，另一个没有，那么这两个国家在冬天的时候对于温度的幸福感很可能是有区别的。
所以，把首饰弄得越来越大并不能使得更多人幸福，但如果让人们寒冷的时候有暖气，炎热的时候有空调，肚子饿的人能够有温饱，医疗差的人能够得到治疗，这个更可能提高人的幸福。
幸福可以测量
《瞭望东方周刊》：人的幸福感是一个相当主观的概念，怎么能对它进行客观的研究呢?
奚恺元：幸福是一个主观的感受，但会遵循客观的规律。比如有朋从远方来，绝大部分人都会开心，而有亲友故去，大部分人都会伤心，这就是—个规律。幸福学研究的一个方面就是研究客观事物和主观感受中的规律。
有的人认为不同的人对幸福的感受会不同，所以幸福是不可研究的。实则不然。不同的人对幸福有不同的感受，这本身也遵循客观规律。比如一个有钱人拿到100元钱和一个没有钱的人拿到100元，他们之间的幸福感受是不一样的，后者拿到钱的幸福程度要比前者高。不同的人对于同样一个客观事物的幸福程度不一样，这也是一个规律。
从医学上看，人有了流感就会发烧，这是一个规律，但抵抗力强的人感冒的概率较小，也是一个规律。医学界就是研究客观环境及人的个体差异和发病率的关系，那么我们呢，是研究客观环境和人的个体差异跟主观幸福感的关系。
《瞭望东方周刊》：可以通过调查来测量主观幸福感吗
奚恺元：可以调查出来。比如要看人对一盘鳝丝的喜欢程度有三种办法，一种是行为的办法，看他吃多少；一种是生理的办法，看他见了这个菜流多少口水；还有一种是自述的方式，就是让他打分，吃了以后问他有多好吃，这三种方式事实上有相当大的相关性。
同样幸福学也可以有几种方式来测量，一个是行为，有的行为往往是表现幸福的，比如说经常笑；另外一种是生理的方式，可以靠脑电图成像等方式；第三种方式，就是人的自述，这种方式尽管看上去比前两种方式要主观，但只要样本量足够的话，测出来的结果还是比较稳定，比较可靠的。
这里我还想补充几点。第一，我们不要害怕研究主观感受，我们要正视它，我们很多人认为研究主观感受不能算是科学，就像过去大家不把抑郁症等疾病作为一种科学来研究。对于人的幸福感，我们也应该作为科学来研究，不要歧视它。
第二点，幸福的定义就是测主观感受，而不应由他人强加。有些学者认为幸福是靠客观因素来定义，比如说什么叫幸福，幸福就是家庭完美，身体健康，有工作等，如果这几方面满足了，就是幸福。用客观指标来定义幸福，我觉得有一定合理性，但不够。
就像你要测量你对一个人有多少爱，可以有客观的方式来定义，比如说 看两个人呆在一起的时间有多长，接吻的次数有多少，家庭背景是否匹配，但最好的方式是两个人自己的表述。
从主观感受中捕捉幸福感
《瞭望东方周刊》：这次调查的样本量能保证最后的结果准确吗?
奚恺元：我想强调一点，这次我们研究的不是人的总体幸福感，而是研究人对城市的一个感受，这是我们研究幸福感受的—个重要方面。
但我仍然强调，这31个城市对于研究大中型城市来说，有一定的代表性，但并不是能代表全国的平均幸福度，因为还有广大的农村和一些小城市。
至于人数，应该这么说，作为一个严格的科学研究来说，人数越多越好。但每个城市200多样本，在这么短的时间内做出来，也是个非常不错的结果。我们这个研究还是探索性的，我们也欢迎任何个人和机构对我们这次研究进行证实或者证伪。
《瞭望东方周刊》：如何确定幸福指数的测量工具，是业内一直争论不休的问题。你采用了何种评价体系?
奚恺元：测量对于幸福学研究来说不是最最重要的，最重要的是关系，正如研究医学最重要的不是怎么测量体温，而是研究为何生病。
从测量角度来说，很多人会迷信用客观、复杂的测量方式，我觉得用一种主观感受已经能捕捉到很大一部分人的幸福感。至于我的体系，这次研究我强调不是研究整个人对生活的幸福感受，而是研究人们对不同城市的感觉。
人们对于城市的态度，我们这次从两方面测量，一个是测人们对自己城市的幸福感，想到自己的城市时是否开心；还有一个是人们的去留意向，是否愿意留在自己的城市或者去别的城市。一个是人们的主观感受，一个是人们的行为。
从关系来看，我们有两方面的因素，一个是对城市的具体指标，比如城市里面的人情、城市的便利、美观、自然环境等等，一共列举了11类问题；还有一些客观指标，比如它的教育程度、每天上班时间多少、收入等。
《瞭望东方周刊》：为什么调查中加上“去留意愿”这一部分?
奚恺元：对事物的态度，可以从两方面看，一方面是对这件事情是否喜欢，另一方面看他行动上是否去做。两方面不一定一致。城市也是如此。去留意向我们分了两方面，一方面是本人的去留意向，另一方面看他对于子女的去留意向，不但看现在，还看下一代。
调查出来的结果确实有一定的相关性，同时也有区别。比如拉萨，在城市的幸福度来说是比较高的，但相对来说，愿意自己子女去的都是北京上海等城市，愿意留在拉萨的人没有愿意留在北京上海的人多。这说明事实上去留意向与决定城市幸福感的因素并不完全—样。
《瞭望东方周刊》：这次调查问卷涉及了城市的人情味、赚钱机会、生活便利度、自然环境、治安情况等，这些因素和幸福感有什么样的关系?
奚恺元：我们发觉有的因素对城市幸福度的影响很有关系，特别是人情，它对一个城市的幸福度关系相当大。除此之外，近年来的发展情况和赚钱机会，对城市幸福感影响也较大。其余的比如城市的便利和美观，都是有影响的。这说明影响城市幸福度的因素有些和经济有关，但最重要的因素，比如人情这类因素，和收入是负相关的，也就是说，收入越高的人情越淡。
对于城市管理者的指导意义
《瞭望东方周刊》：有些调查结果是否在意料之外?
奚恺元：我觉得有很多东西，当你没有结果的时候你不会猜到，而有了结果后，你觉得也是有道理的。
比如说，拉萨、银川、郑州排在发展幸福度的前三名，而北京、上海、广州等较发达城市的发展幸福度却并不高。这可能是由于市民评价城市发展幸福度的高低，并非取决于发展速度的绝对值，也非取决于城市的GDP总量，而是取决于城市的发展速度是否容易被人们所感知。某些城市由欠发达变得日益繁荣所带来的翻天覆地的变化，可能比北京、上海、广州等由发达变得更发达带给人们更大的冲击力。
《瞭望东方周刊》：对于城市管理者，这样的调查有什么指导意义?
奚恺元：这个研究是个比较初步的研究，但如果说其中有的结果是通过多次重复验证的话，是有一定的指导作用的。比如说我们可以看到哪些因素对居民的城市幸福感有影响，影响有多大，哪些因素没有影响，哪些因素让居民愿意留在城市，哪些不是。比如在我们这次研究中，人情因素影响城市幸福感，却不影响人们的去留意向。
通过调查，我们发觉收入多少对于城市主观幸福感没有显著的关系，但是否拥有自己的住房、上下班路上的时间等对于城市主观幸福感很有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