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国，我的选择是北大
　　
　　我出生的地方叫福清县，家里穷得令人难以想象。因为穷，我这样的孩子从五六岁开始就得下海混饭吃，在海里一直泡到九岁才不得已开始读书。
　　我中学毕业的年份是1978年，那时候国内学生已经可以参加高考了，我们的村子因为地处偏僻，想去高考也成了件难事。我记得那年我们四个班的毕业生被一辆大卡车拉到县里面去参加高考。县里其实也没有专门应付高考的地方，用的是一个临时课堂，我们一到地方必须把课堂内的桌子、凳子都搬到后面去，然后铺上草席晚上就睡在地上。早晨的时候我们爬起来，再把草席等东西都扔到后面去，排好考试的桌子准备考试。三天的高考我们就是这么考过来的，1977年我们整个中学一百多个小孩没有一个人考上大学，1978年也只有我一个人过了录取分数线。
　　我最终考上的是这样一个大学，叫做“华南热带作物学院”，校址在海南岛。性格中，我一直特别喜欢野外，因此觉得海南岛那个地方一定特别有意思，后来等到我真到了海南后才知道那里不是那么有意思，特别穷，最高的楼只有三层。
　　不用说，那时候我和我的同学们没有一个不向往北大和清华这类一流学府的。曾经有一次，我听我的一个同学告诉我：北大校园大得不得了，可以在里面跑汽车。这让我们觉得相当震惊，也激起我想到北大去看看的强烈渴望。
　　1982年我毕业了，毕业前接到一个通知说是可以参加出国留学生考试，结果我考上了。经过一年的英语培训，1983年我出国了，去的是华盛顿大学生物及生物医学系，读硕士学位。
　　我当时在国外的研究工作做得不错，1985年即取得了两项重大研究成果：一是在世界上首次成功地利用植物基因工程新技术将大豆储藏蛋白的基因转移到烟草和矮牛草上，并获得高水平的表达；二是在第一项成果的基础上成功地总结出了基因的转化植株及其后代的遗传规律，并成功地作出了证明和提出了表达的分子模式。
　　我的回国动议，也在这时浮出水面。
　　当时，国家科委主任宋健通过中国驻美国大使韩旭打了一个电话给我，告诉我根据国内的需求，需要遴选几个留学生回国参加“863计划”。这个计划虽然现在已经众所周知，但在当时还是对外保密的。他说据他所知，在生物工程领域中我在美国的工作已经进行到非常前沿的地步了，韩旭在电话中说：“所以如果可能的话请来一下华盛顿D.C，我们希望能跟你面谈一次。”
　　后来他把机票寄来了，我随后去了他们那里。
　　韩大使他们对我说得也很清楚：“你可以决定自己是走是留。如果你不回国的话我们也不强迫你，一切都由你自己选择。”他们还说：“如果你愿意考虑的话我们可以给你买一张往返中美的来回机票，请你先回国去看一下。如果你觉得可以就在国内呆下去，如果你不愿意回国，还可以再回美国。”
　　那一年是1986年，我真的回国了。
　　那一年我从上海到北京，从中国科学院到各个大学都走了一走，国家科委对我说“你随便挑，挑到哪个单位就到哪个单位”，我记得自己最后一站才是北大。
　　记得那时候是冬天，我独自一人在北大的未名湖上走，未名湖都结冰了。那也是我第一次进入北京大学的大门，第一次看到未名湖湖心的那个石头鲤鱼，我最后走进北大校长办公室，这个办公室就位于我今天办公的那个楼里。当时北大的丁校长如今已是人大副委员长了，我跟他进行了一番谈话。
　　这番谈话给我留下的印象特别深，丁校长告诉了我两点：一是欢迎你回来，如果愿意的话可以来北大；二是进北大很不容易，因为北大有的是人才，大学问家特别多，竟争也特别激烈，特别是对年轻人来说可能会很艰苦，条件也没别的单位那么好。但有一点是值得称道的，那就是北大自由的气氛能够有助于学术上的交流，而且北大和国际上的交流之广泛也是中国任何一所大学都不能与之相比的。这一番话让我觉得丁校长相当朴素，把拼命干活当成自己的事业，这其实也是我自己的性格，所以当时我就把自己回国的事情决定下来了。
　　毫无疑问，回国，我的选择是北大。
　　
　　全国最年轻的大学副校长
　　
　　从美国回国之后我立即参加了“863计划”，从那时到今天转眼已经十几年过去了。在我回来之前，北大在我的这个研究领域中基本上是一片空白。
　　我所做的研究全名叫“植物基因工程”，属于生物技术的领域。面对几乎为零的研究基础，我从头开始建立了自己的实验室。有时候，为了能给实验室买到一个合适的电源插座，我几乎跑遍了北京的大街小巷。
　　记得我第一次向实验室搬东西的时候还不会骑北方的平板车，但我还是用平板车拉着大大的细菌培养箱骑车上路了，我必须把它们拉到实验室去。当我歪歪斜斜地走过未名湖边的时候根本就不知道平板车该如何拐弯，我死命要拐弯的时候整个车马上就翘了起来，结果是整个平板车连同培养箱都滚到未名湖里面去了。
　　回国以后我被聘为副教授，当时的我刚满二十六岁，以这个年龄能在中国当副教授这事本身在当时的国内就已构成了新闻，因为在1986年，大部分国内教授的年龄都在四十五岁。
　　我一回国先是在北大生物系工作，生物系给了我两个大实验室，选派了几位教师帮我从头开始建立实验室。和现在比，当年的工作条件相当艰苦，但是实验室还是在六个月后就开始正常运转了。
　　这么工作了两年后，校长主持了一次北京大学学术委员会议，请到校内理科专业很多老先生参加，我被叫去给老先生们讲了讲回国两年后自己的工作进度，告诉大家自己究竟做了些什么工作。后来我才知道那是一次评议我可不可以当教授的会议，但大家事先没有告诉我。那一次我觉得自己讲的不错，讲了我们的进度也讲了我们的发展。在此之后我又一次成为新闻人物，真的被破格提为正教授，那一年我二十八岁。
　　1992年，在没有当过系副主任的情形下，校方直接让我当了北大生物系主任，我又成为北京大学最年轻的系主任。
　　我上任之后对系里的结构做了一些改革，其中最重要的是：第一，取消了教研室。在对系里的各种结构设置上我基本上采用美国的办学系统，美国的大学完全没有教研室的概念。改革之后的我作为系主任不需要经过教研室这种第二层领导，可以直接面对教授，少了很多动作上的关卡。当然，这样一改动，作为系主任也平添了许多工作，因为所有行政工作也都被放到系主任这个位置上来做了。记得当时甚至有人说：系里有人死了，过去我们可以让教研室的人去抬尸体，你现在把教研室撤销了，那以后你自己去干这些事情。这话后来还真应验了，还真的出现了没人管的局面，还真的是我和系里的其他几个人一起去抬尸体。
　　我所做的第二项改革是迅速成立了学科相关公司，我是系主任，因此也兼任公司的总经理和董理长，把我们学到的实验室科技成果转化成生产力，我把这件事做得特别漂亮。我们的公司取未名湖的意思，叫做“北大未名生物工程公司”，公司成立之后迅速运转，一下赚了不少钱。有钱了之后我们交了一点给学校，剩下的就地发放奖金，先解决系里教师生活清贫的问题。这个举动也使生物系从北大最穷的一个系一下跃居为最富的系之一。
　　1995年年底，学校通知我可以出来担任北大副校长，主管全校的科研和开发工作。
　　1996年我正式担任北大副校长，成为全国最年轻的大学副校长，而且是这么重要的大学副校长。
　　在这样的时候，我开始感到有压力了，而且压力非常大。我当时的三十四、三十五出头的年纪在国外并不算小，但在国内还是显得太小了，况且北大有名的老先生特别多。在这样的环境里，我所感到的压力来自下面几个方面：
　　是北大的教研工作很不好做，在学术发表上我们实际上已经落后于别人了。比如在国际刊物上发表论文方面，国内的南京大学其实已经超过北大，而且早在1992、1993年他们就已经超过北大，这对北大形成的压力很大。当时学校的领导寄希望于我能在这个方面冲一冲，看看有什么办法能让北大尽快在论文发表方面的排名恢复到全国高校第一位。做这样的事情是很花时间的，因为我必须要做研究，有成果才能有论文，而等候成果是相当需要时间的，因此这任务压力很大。
　　1996年，我开始认真抓论文方面的事，连续出台了几项新政策，那就是：谁发表论文我给谁财务奖励；任何人要提教授或者副教授必须提交论文，没有论文者不能提拔；博士生毕业如果没有论文在国际上发表或在国内主要专业刊物上发表，一律不许答辩。这些政策出台之后虽然给方方面面造成了压力，但成效也随之出现了。过去几年北大一直是每年发表二百多篇国际论文，但在1997年一年之内我们的论文发表数量就跃升到四百多篇，增加的幅度达到百分之六十。
　　第二个是经费问题。北京大学的科研经费一直在五千多万人民币徘徊，怎样才能争取到更多的科研经费让北大发展起来？这也是我面前的一个难题。我开始主抓这件事之后，经过四处申请颇见成效。1997年，我们的全校科研经费一下跃过了一个亿。
　　这里面值得一提的是1998年北大百年校庆活动的经费来源问题。为了更好地筹备百年校庆，在1997年的时候学校就让我做这次校庆活动的副总指挥兼秘书长，这个工作前后花了我一年多的时间。这种活动绝对需要详细策划，里面有很多资源可以挖掘，如果没有策划好，这些资源就可能丢了。结果这个百年校庆办得非常成功，既提高了北大在国内外的知名度，也得到了中央更大的重视，江总书记甚至都被请到北大来了。而且在那次校庆活动中，大约总共有六万多校友回校，这是从来没有过的数字。
　　我注意到国际互联网上有文章说我们的这次校庆活动浪费了很多钱财，这实在是搞错了。我们办理校庆没有花自己一分钱，经费来源都是靠社会赞助。为了筹钱，我本人光日本就去了好几趟，要到了二百多万美金。当然，这个工作是几位校长一起跑的，不单单我一个人在跑。最后，因为百年校庆的原因进入北大的钱总共有一亿多人民币。
　　我肩上压力的第三个方面是科研成果转化成生产力的问题，也就是如何能让更多的公司经营科研的成果。这其实也是件令人头痛的事情，但我们还是一步步地走过来了。如今北大的产业是全国高校中最大的，去年总销售额已经到了八十个亿人民币、公司经营领域覆盖了信息产业、生物制药等等多个产业。
　　百年校庆的时候总书记来了做了个报告，他提出“中国能不能在下个世纪建立起若干所世界一流的大学”这样的问句，我们把这句话迅速报给国家，现在国家已经决定先重点建设北大和清华两个学校，所以，从1999年开始连续三年内国家会给予很大的财力支持将北大和清华最先办成世界一流大学。
　　那么，这里面其实出现了一个问题，那就是我们必须先统一“什么是一流大学”这个概念。
　　对这个概念我个人的理解一直坚持几个标准：第一，培养出来的学生是一流的，像哈佛大学、耶鲁大学、东京大学出来的学生都是一流的。这包括三个方面：一、能够成为国家的领袖、或做领袖的顾问人物。一流的大学应能培养出杰出的政治家。二、应能培养出杰出学术大师级的人物：比如说杰出的科学家、艺术家、文学家、社会学家等等。三、在金融、经济和产业方面应该出现出色的人物。比如说未来全中国一百强企业中的董事长或者总经理应该是北大毕业的。如果一个大学培养出来的学生在这三方面都不行，那很难说这个大学是一流的。
　　一流的大学的第二个标准是在校任教的教授应该是一流的教授。一流大学的教授应该是获得过国际大奖的，国际上应该承认此人的学术水平，如果连教授都是末流的，这样的学校又怎能算是一流的大学？
　　同时，怎么能够拉进更多的人才进入北大也是一门学问，也就是无论这个人才在美国还是在什么地方，你应该都能把他拉回来，让他能够很开心地在国内、在北大做出事情来。
　　一流大学的第三个标准我认为是学校管理和环境应该是一流的，也就是说学校的各种服务系统，比如图书馆、各类行政管理乃至教师待遇等等都应该是一流的。
　　
　　只要人在北京，我每天都要到实验室去
　　
　　我不喜欢生活在一个一成不变的社会里，因为这些原因，每次我去美国都会笑我在美国的那些同学，我说：“尽管你现在已经当了教授，可是你看看我十年前在这里的时候这个路口用的是这个交通灯，十年后还是同样一个交通灯，路口的垃圾桶也还是过去的那个垃圾桶，我在这里没看到有什么变化。但你知道能回国生活一段时间，生活在一种变化的社会里面，生活在一种时刻能看到新气象的社会里面，会让你觉出生命的活力和价值，你因此会觉得自己对社会的贡献很大。”
　　作为中国改革开放后的头一批归国留学生，又处在时代浪潮的最前面，这样的位置决定了我在回国之后的发展中既会有幸福的地方也会有苦涩的地方，甚至苦涩的地方比幸福的地方还要多。即使是回国这事情本身也会招来相当的苦涩。比如我回国后就曾遇到不被人理解的困窘，第一个不被人理解就是国内的人对我们这样的人不禁要问：凭什么仅仅因为是从国外回来的人，你的待遇就比我高？为什么国家要对你这么重视？在这种情况下，你就必须把自己的实力证明给人家看。在这个节骨眼上你要是不行的话，很可能就会被别人挤走。
　　所以我们这样的人面前剩下的惟一出路就是拼命地工作。直到现在，我还保持每天只睡五个小时觉的习惯，这习惯是在美国养成的。
　　现在的我仍旧过着与当年在美国紧张学习、研究生活一模一样的日子，我绝对敢向毛泽东保证，只要人在北京我必定每天都要到实验室去，一离开实验室心里就“咯噔”一响好像对不起自己。我还敢向毛泽东保证，我绝对是时常从早上一直工作到晚上十一二点的人。就在昨天，等我做完实验走出工作大楼的时候看见黑透了的天才感叹说：“天哪，我竟然一天没出实验楼，而我自己居然都没察觉。”
　　我真是这么拼命工作的，中午就在实验室里随便吃点东西，吃完饭继续干活。我的这种生活形态已经不是一天两天的事了。但即便是这样，人家还是在不停地说你。这也是一个落差，让人很痛苦。
　　成长到今天，我觉得两个因素影响了我的性格：第一来自我从小生长的环境。我在非常艰苦的海边穷困家庭里长大，不管多冷的冬天都要到海里面去谋生，这样才能维持自己的生活，这也就锻炼出我很能吃苦的意志和性格。第二来自美国。美国让我形成了意识自立和独立生活的习惯，也形成了我善于思考、勇于奋斗和勤于管理的能力，甚至我如今能够跟别人按条理来说话或者做学术报告，其实也都是从美国学来的。
　　我不那么信命，但如何让我总结自己走过的幸运之路，我觉得还是有很多规律可循：一，必须有很好的机遇。具体到我身上来说首先就是多亏国内的改革开放让我有机会读大学。然后我又因为国门开放到了美国去，这些都是我的机遇。第二，必须要有一个不错的专业。我深深知道，如果我不是学生物工程的话也不会得到这么大的重视，甚至也根本做不出产业。
　　这么多年的生活让我深深懂得：人，一定要很努力、很刻苦地工作，要义无反顾性为一个目标去奋斗，一是为自己，二是为社会，为自己和为社会，都是关键。
　　更何况，我目不识丁的父母一直都在我身后注视着我怎样不辜负人生。
　　（《山东广播电视报》2001年2月20日第8期 于文峰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