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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1日，王儒林入晋一周年。
当天，山西省民营经济发展推进大会召开。王儒林承认，山西省民营经济的发展，相比发达地区甚至中部其他省份还存在不少差距，发展民营经济是山西“转型发展、全面发展的重要支撑”。
2015年，王儒林多次提到“民营经济是富民强省的基本途径”。在山西经济面临全面困境的背景下，民营经济的发展也被提到了历史上少有的重要地位。
但山西的民营经济要发展，还有很多的问题要解决，其中最主要的是体制问题。资深财经观察员李栋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山西民营经济要破局，就要把资金，劳动力，原材料等要素市场完全开放。”
在民营经济发展推进大会上，王儒林逐条分析了山西民营经济的现状。“中小企业户数不足全国总数1%；每万人拥有个体工商户和私营企业户数，仅相当于全国平均水平的81.8%和64.4%。”与中部其他五省及周边省份相比，山西省中小企业无论是户数、经济总量还是万人拥有中小企业户数都排在末位。
《山西日报》的报道称，6月初，广州举办全球最大照明展，2996家厂商赴会，东部省市参展企业数以百计，而山西省仅有长治高科和临汾光宇參展，显得势单力薄。
在近几年的民企500强榜单中，山西省的入围企业通常不超过10家，排名最前的也在百名以外，且多数是煤焦铁企业，入围数量、个体实力、产业类型均落后于发达省市。
山西省的民企现状，被该省政府一位领导总结为“少、小、单一、弱、低、慢”。从企业数量看，千人拥有私企7户，排在中部六省末位，不到江浙两省的1/3；从经济总量看，仅占GDP的54%，沿海等省则达70%以上，中部其他省则超过了60%；营业收入排全国23位，仅为全国的1.04%。
山西省工商联主席、省促进民营经济发展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李武章说，山西省民营经济实力弱、差距大，是该省省域经济不强的主要因素之一。而发达省市的经验表明，只有民营经济发展好了，经济才有总量和质量。
一些昔日的山西民营明星企业，比如海鑫、联盛等，正在面临前所未有的困难，前者开始破产，后者则债务缠身。《山西日报》的报道称，该省民企整体低迷，遭遇资金紧缺、生产不足、价格低迷困扰，不少企业停产半停产，甚至亏损倒闭。
山西省经信委主任张华龙曾忧虑地表示，该省41%的企业市场订单减少，重点监测的22个产业群的2325家企业开工率仅为62%，1500家重点监测企业亏损面高达39%。
山西省一位知名民营企业家说，山西的民企已经到了生死关头。“若没有积极帮助措施，民企将大面积关停倒闭，民营经济会大步倒退。”
尽管发展困难，但民企在山西经济中的重要性，已经越来越明显：民企的数量占该省市场主体的90.87%；民间的固定资产投资，占到全社会的58.3%；民企的经济完成增加值和上缴税金，均占到山西省的一半以上；民企吸纳了75%的城市新增劳动力和60%以上的农村富余劳动力，开发了75%以上的技术创新成果和80%以上的新产品。
多位受访对象表示，山西民营经济的发展困境，除“一煤独大”以及资源型产业的先天缺陷外，更主要的有发展环境不畅、生产要素短缺、服务体系不健全以及企业素质提升不快等因素。
“在山西省的经济发展中，有很强的计划经济的属性。”李栋在接受《中国新闻周刊》采访时表示。《山西日报》曾报道过两个例子：2013年，晋北某电厂应付各级检查近500次。该企业负责人感慨地说，来一拨喝一回酒，酒杯都喝烂了。由于管电厂的部门很多，应付检查让这个企业苦不堪言，有时还得应付摊派和赞助。
而大同的一家企业，光办理施工许可证就提供了52项资料和证件。该公司的负责人说，办好证件需要提供500份资料，等手续办好，商机早没有了。山西一家民企负责人说，一个项目要办好手续，在该省平均需要1年至3年的时间，甚至更长，而多数省份办手续仅需1个月。
王儒林说：“该放的权还没有放到位，企业办理程序仍然过于官方，限制关卡较多。”
这样的投资环境，导致很多企业出走。据不完全统计，近年来，山西省资本流入内蒙古达1000亿元、天津1200亿元、河南800亿元、陕西300亿元。
这样的环境也降低了对人才的吸引力。王儒林说，人才短缺已经成为山西省民营经济发展的主要瓶颈之一，既缺乏高素质的企业家，又缺乏科技专家和管理团队，还缺乏有一定技术能力的员工。
王儒林举了一个例子，说不仅中小企业管理不规范，甚至有一家不算小的民营企业陆续投资了50亿元建设项目，银行想给他贷款，但一看报表是手工填写的，就不敢做了。
山西省综改办一位处长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山西省的民营企业大多没有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基本上停留在个体制、家族制等传统管理的阶段。许多企业没有专业财会人员，有的连生产成本、销售成本、财务成本都不清楚，股权不明晰、产权不明确的情况就更加普遍。
经济发展依托优势资源，本是资源地区发展的通用路径，但政府在能源利用方面过多的干预，又让这一利用效率大打折扣。“煤改20年了，改来改去，还不是老样子？政府在里面到底发挥了什么作用？”一位煤炭业业内人士提出质疑。
《中国新闻周刊》根据公开资料统计，山西省26家上市企业中，涉煤企业占了接近50%；而整个山西省资产在10亿元人民币以上额度的企业，80%以上是涉煤企业。不仅民营经济，整个经济结构都过度依赖煤炭资源，造成结构严重失衡，工业产业偏重，第三产业偏弱。
而隶属于第三产业的大公司，主要以批发零售和房地产等传统服务业为主，电子商务、现代物流、文化旅游等现代服务业所占比重低。“煤焦冶电四个行业企业占了70%，一旦煤炭垮掉，70%的份额就垮掉了。”上述煤炭业业内人士说。在煤炭业利润很高的情况下，资本等生产要素都投入到这四个行业中，其他产业也因此缺少资金与资源。 煤炭产业的利润以前为什么那么大？李栋说，首先是其开采成本非常低，采掘设备的投入也很少，这样成本就只剩下人工成本。煤炭价格高的时候，一吨煤可以卖800-900元，利润达到了1000%。
由于政府没有放开这个市场，很多的环节没有充分的竞争，反而是设置了很多寻租空间，有一项统计显示，当年附加在煤炭产业上有上百项寻租。
随着人事变动，山西的煤改政策也发生了多次调整。“原来是国有也能干，民营也能干。后来把所有资源都集中到国有企业手中；现在煤炭企业快死了，又把这个领域放开。政府在这一过程中反复无常。”上述煤炭业内人士告诉《中国新闻周刊》，“所谓煤改，等于翻烙饼。正面翻过来看完了，又看反面。基本都是没尝着味，又被翻了。”
煤改后，一些拿到了巨额补偿金的民营矿老板，将很多的钱拿来勾兑官员，滋生了很多腐败，在这个长长的利益链条上不断附加寄生者。最近，山西省委巡视组在專项巡视中发现，有的厅局行业协会、学会多达二十多个，而且职能变质异化，有厅机关和事业单位干部兼任协会领导职务的就有24人。他们利用对口处室的行政职能，违规承担前置审批事项和违规收费，对口处室利用协会收入违规获取灰色收入，报销费用，既加重了企业负担，又形成了隐形腐败。有部门对企业已经取得的评估不予认定，要求到指定的、与相关部门关联的评估机构评估，甚至高收费。
王儒林说：“几乎每一个领导干部周围都有一些商人，勾肩搭背、权钱交易、违法乱纪。”
除了寄生利益，政府还直接以经济主体的形式参与民营经济竞争，并强行买股逼退民资。
据《中国经营报》报道，2012年，在山西省的一条省部合资铁路沿线专用线项目之争中，政府是作为一个经济主体出现的，并在实操中从公共投资主体滑落为商业经济主体。政府为此组建公司，独占30个专用线项目的运营，而山西省发改委则通过发文的方式将经营权赋予这家公司。
这一过程中，政府通过“任命”企业垄断某类项目，甚至逼退垫付大量资金的民营企业，让另一个国有企业控股。
从2009年开始，山西进行煤炭资源整合，把优质的资源集中在山西省属国企手里，成立同煤、焦煤、潞安、晋煤、阳煤五大煤业集团。这些煤矿前期靠银行贷款投入巨量的资金，但是管理成本居高不下，效益很差。“这些企业现在要么是降薪，要么放假，要么减员。”山西一家大型煤企的管理人员告诉《中国新闻周刊》。
这位管理人员说，有时候还有一些“折腾”的成本：“一会成立一个集团，把这儿的资产倒到那儿，一会又把那儿撤了，倒到这儿。”
“现在可行的路径仍然是尝试把一些央企、国企控制限制型的领域放开，把限制型的企业放开，能在这一块做一些工作的话，民营经济振兴还有些出路。”上述管理人员告诉《中国新闻周刊》。
在一次会议上，王儒林说，现在民间资本能进入的产业空间仍然受限，一些行业和领域在准入政策上虽然没有公开限制，但门槛高。近期，山西省委已经严禁在国家法律法规和标准之外设置行业准入、市场准入门槛。
这次民营经济会议明确要求大力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支持民间资本通过出资入股、收购股权、认购可转债、融资租赁、收购闲置资产等多种形式，参与国有企业兼并重组或国有控股上市公司增发股票，实现产权多元化。
山西省民营经济的另外一个困境，是严重“缺血”。王儒林曾说，希望民营企业以改革创新的方式盘活存量资源，变资源为资本。
王儒林举例说，不少民营企业的土地手续和房屋产权不完善，而没有土地证就办不了房屋产权证，就不能在银行抵押贷款。相关部门的调查显示，占地规模十亩以上、土地手续不完善的山西民营企业占到56.54%，房屋产权登记手续不完善的企业占到80%。
据太原市有关部门初步测算，如果能够办理完善目前民营企业土地和房屋产权手续，可盘活约400亿元的土地和房屋资产，如果按70%算，可以为民营企业解决280亿元的贷款。山西全省这方面可盘活的存量资源约在2000亿到3000亿元。
王儒林称，这要认真解决土地房产的历史遗留问题，完善产权手续，切实缓解民营企业融资难题。“这个办法是一举多得。我们要把思路拓展开，让存量资源活起来、动起来，变成可以创造财富的资本，促进民营经济发展。”
但李栋认为，山西经济的病根是市场发育不完全，现在政府想用再一次的行政主导办法去挽救，效果不容乐观。“首先要政府减少对市场的干涉，这是经济学的基本常识。”
（应采访者要求，李栋为化名）
当天，山西省民营经济发展推进大会召开。王儒林承认，山西省民营经济的发展，相比发达地区甚至中部其他省份还存在不少差距，发展民营经济是山西“转型发展、全面发展的重要支撑”。
2015年，王儒林多次提到“民营经济是富民强省的基本途径”。在山西经济面临全面困境的背景下，民营经济的发展也被提到了历史上少有的重要地位。
但山西的民营经济要发展，还有很多的问题要解决，其中最主要的是体制问题。资深财经观察员李栋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山西民营经济要破局，就要把资金，劳动力，原材料等要素市场完全开放。”
“山西的民企已经到了生死关头”
在民营经济发展推进大会上，王儒林逐条分析了山西民营经济的现状。“中小企业户数不足全国总数1%；每万人拥有个体工商户和私营企业户数，仅相当于全国平均水平的81.8%和64.4%。”与中部其他五省及周边省份相比，山西省中小企业无论是户数、经济总量还是万人拥有中小企业户数都排在末位。
《山西日报》的报道称，6月初，广州举办全球最大照明展，2996家厂商赴会，东部省市参展企业数以百计，而山西省仅有长治高科和临汾光宇參展，显得势单力薄。
在近几年的民企500强榜单中，山西省的入围企业通常不超过10家，排名最前的也在百名以外，且多数是煤焦铁企业，入围数量、个体实力、产业类型均落后于发达省市。
山西省的民企现状，被该省政府一位领导总结为“少、小、单一、弱、低、慢”。从企业数量看，千人拥有私企7户，排在中部六省末位，不到江浙两省的1/3；从经济总量看，仅占GDP的54%，沿海等省则达70%以上，中部其他省则超过了60%；营业收入排全国23位，仅为全国的1.04%。
山西省工商联主席、省促进民营经济发展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李武章说，山西省民营经济实力弱、差距大，是该省省域经济不强的主要因素之一。而发达省市的经验表明，只有民营经济发展好了，经济才有总量和质量。
一些昔日的山西民营明星企业，比如海鑫、联盛等，正在面临前所未有的困难，前者开始破产，后者则债务缠身。《山西日报》的报道称，该省民企整体低迷，遭遇资金紧缺、生产不足、价格低迷困扰，不少企业停产半停产，甚至亏损倒闭。
山西省经信委主任张华龙曾忧虑地表示，该省41%的企业市场订单减少，重点监测的22个产业群的2325家企业开工率仅为62%，1500家重点监测企业亏损面高达39%。
山西省一位知名民营企业家说，山西的民企已经到了生死关头。“若没有积极帮助措施，民企将大面积关停倒闭，民营经济会大步倒退。”
尽管发展困难，但民企在山西经济中的重要性，已经越来越明显：民企的数量占该省市场主体的90.87%；民间的固定资产投资，占到全社会的58.3%；民企的经济完成增加值和上缴税金，均占到山西省的一半以上；民企吸纳了75%的城市新增劳动力和60%以上的农村富余劳动力，开发了75%以上的技术创新成果和80%以上的新产品。
投资环境逼走企业
多位受访对象表示，山西民营经济的发展困境，除“一煤独大”以及资源型产业的先天缺陷外，更主要的有发展环境不畅、生产要素短缺、服务体系不健全以及企业素质提升不快等因素。
“在山西省的经济发展中，有很强的计划经济的属性。”李栋在接受《中国新闻周刊》采访时表示。《山西日报》曾报道过两个例子：2013年，晋北某电厂应付各级检查近500次。该企业负责人感慨地说，来一拨喝一回酒，酒杯都喝烂了。由于管电厂的部门很多，应付检查让这个企业苦不堪言，有时还得应付摊派和赞助。
而大同的一家企业，光办理施工许可证就提供了52项资料和证件。该公司的负责人说，办好证件需要提供500份资料，等手续办好，商机早没有了。山西一家民企负责人说，一个项目要办好手续，在该省平均需要1年至3年的时间，甚至更长，而多数省份办手续仅需1个月。
王儒林说：“该放的权还没有放到位，企业办理程序仍然过于官方，限制关卡较多。”
这样的投资环境，导致很多企业出走。据不完全统计，近年来，山西省资本流入内蒙古达1000亿元、天津1200亿元、河南800亿元、陕西300亿元。
这样的环境也降低了对人才的吸引力。王儒林说，人才短缺已经成为山西省民营经济发展的主要瓶颈之一，既缺乏高素质的企业家，又缺乏科技专家和管理团队，还缺乏有一定技术能力的员工。
王儒林举了一个例子，说不仅中小企业管理不规范，甚至有一家不算小的民营企业陆续投资了50亿元建设项目，银行想给他贷款，但一看报表是手工填写的，就不敢做了。
山西省综改办一位处长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山西省的民营企业大多没有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基本上停留在个体制、家族制等传统管理的阶段。许多企业没有专业财会人员，有的连生产成本、销售成本、财务成本都不清楚，股权不明晰、产权不明确的情况就更加普遍。
经济发展依托优势资源，本是资源地区发展的通用路径，但政府在能源利用方面过多的干预，又让这一利用效率大打折扣。“煤改20年了，改来改去，还不是老样子？政府在里面到底发挥了什么作用？”一位煤炭业业内人士提出质疑。
《中国新闻周刊》根据公开资料统计，山西省26家上市企业中，涉煤企业占了接近50%；而整个山西省资产在10亿元人民币以上额度的企业，80%以上是涉煤企业。不仅民营经济，整个经济结构都过度依赖煤炭资源，造成结构严重失衡，工业产业偏重，第三产业偏弱。
而隶属于第三产业的大公司，主要以批发零售和房地产等传统服务业为主，电子商务、现代物流、文化旅游等现代服务业所占比重低。“煤焦冶电四个行业企业占了70%，一旦煤炭垮掉，70%的份额就垮掉了。”上述煤炭业业内人士说。在煤炭业利润很高的情况下，资本等生产要素都投入到这四个行业中，其他产业也因此缺少资金与资源。 煤炭产业的利润以前为什么那么大？李栋说，首先是其开采成本非常低，采掘设备的投入也很少，这样成本就只剩下人工成本。煤炭价格高的时候，一吨煤可以卖800-900元，利润达到了1000%。
由于政府没有放开这个市场，很多的环节没有充分的竞争，反而是设置了很多寻租空间，有一项统计显示，当年附加在煤炭产业上有上百项寻租。
随着人事变动，山西的煤改政策也发生了多次调整。“原来是国有也能干，民营也能干。后来把所有资源都集中到国有企业手中；现在煤炭企业快死了，又把这个领域放开。政府在这一过程中反复无常。”上述煤炭业内人士告诉《中国新闻周刊》，“所谓煤改，等于翻烙饼。正面翻过来看完了，又看反面。基本都是没尝着味，又被翻了。”
煤改后，一些拿到了巨额补偿金的民营矿老板，将很多的钱拿来勾兑官员，滋生了很多腐败，在这个长长的利益链条上不断附加寄生者。最近，山西省委巡视组在專项巡视中发现，有的厅局行业协会、学会多达二十多个，而且职能变质异化，有厅机关和事业单位干部兼任协会领导职务的就有24人。他们利用对口处室的行政职能，违规承担前置审批事项和违规收费，对口处室利用协会收入违规获取灰色收入，报销费用，既加重了企业负担，又形成了隐形腐败。有部门对企业已经取得的评估不予认定，要求到指定的、与相关部门关联的评估机构评估，甚至高收费。
王儒林说：“几乎每一个领导干部周围都有一些商人，勾肩搭背、权钱交易、违法乱纪。”
政府的角色
除了寄生利益，政府还直接以经济主体的形式参与民营经济竞争，并强行买股逼退民资。
据《中国经营报》报道，2012年，在山西省的一条省部合资铁路沿线专用线项目之争中，政府是作为一个经济主体出现的，并在实操中从公共投资主体滑落为商业经济主体。政府为此组建公司，独占30个专用线项目的运营，而山西省发改委则通过发文的方式将经营权赋予这家公司。
这一过程中，政府通过“任命”企业垄断某类项目，甚至逼退垫付大量资金的民营企业，让另一个国有企业控股。
从2009年开始，山西进行煤炭资源整合，把优质的资源集中在山西省属国企手里，成立同煤、焦煤、潞安、晋煤、阳煤五大煤业集团。这些煤矿前期靠银行贷款投入巨量的资金，但是管理成本居高不下，效益很差。“这些企业现在要么是降薪，要么放假，要么减员。”山西一家大型煤企的管理人员告诉《中国新闻周刊》。
这位管理人员说，有时候还有一些“折腾”的成本：“一会成立一个集团，把这儿的资产倒到那儿，一会又把那儿撤了，倒到这儿。”
“现在可行的路径仍然是尝试把一些央企、国企控制限制型的领域放开，把限制型的企业放开，能在这一块做一些工作的话，民营经济振兴还有些出路。”上述管理人员告诉《中国新闻周刊》。
在一次会议上，王儒林说，现在民间资本能进入的产业空间仍然受限，一些行业和领域在准入政策上虽然没有公开限制，但门槛高。近期，山西省委已经严禁在国家法律法规和标准之外设置行业准入、市场准入门槛。
这次民营经济会议明确要求大力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支持民间资本通过出资入股、收购股权、认购可转债、融资租赁、收购闲置资产等多种形式，参与国有企业兼并重组或国有控股上市公司增发股票，实现产权多元化。
山西省民营经济的另外一个困境，是严重“缺血”。王儒林曾说，希望民营企业以改革创新的方式盘活存量资源，变资源为资本。
王儒林举例说，不少民营企业的土地手续和房屋产权不完善，而没有土地证就办不了房屋产权证，就不能在银行抵押贷款。相关部门的调查显示，占地规模十亩以上、土地手续不完善的山西民营企业占到56.54%，房屋产权登记手续不完善的企业占到80%。
据太原市有关部门初步测算，如果能够办理完善目前民营企业土地和房屋产权手续，可盘活约400亿元的土地和房屋资产，如果按70%算，可以为民营企业解决280亿元的贷款。山西全省这方面可盘活的存量资源约在2000亿到3000亿元。
王儒林称，这要认真解决土地房产的历史遗留问题，完善产权手续，切实缓解民营企业融资难题。“这个办法是一举多得。我们要把思路拓展开，让存量资源活起来、动起来，变成可以创造财富的资本，促进民营经济发展。”
但李栋认为，山西经济的病根是市场发育不完全，现在政府想用再一次的行政主导办法去挽救，效果不容乐观。“首先要政府减少对市场的干涉，这是经济学的基本常识。”
（应采访者要求，李栋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