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民国的知名人物中，有一些学识渊博，又颇具个性特点的知识分子型政界才俊，他们在国民党政府的官职任上，为国家民族做过一些好事，在民族大义面前也能站稳立场，一旦进入自己熟悉而又喜爱的角色，又能发挥出进步的作用，顾孟余是其中的一位。
　　顾孟余，祖籍浙江上虞，1888年出生于宛平，15岁时进入北京大学的前身京师大学堂求学，专修德语和法国文学。1906年被选拔为译学馆生赴德国留学，先后在莱比锡大学和柏林大学学习电学和政治经济学。在早期中国留学人员中，先学理后学文，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两个基础都具备的人还是不多见的。而顾孟余具备了这个条件，对其后来的从政和治校及其他职业产生了重要影响。
　　顾孟余生性活泼，好交友，也有很强的交际能力，很快在留欧的中国留学生中结交了不少朋友，其中就包括对他产生过重要影响的蔡元培。第二年，19岁的顾孟余期待改变中国面貌日益强烈，遂义无反顾地加入了孙中山领导的同盟会，立志把推翻清王朝作为自己人生的首要政治目标。武昌起义成功后，他回到国内。蔡元培就任中华民国临时政府教育总长后，特邀其任该部司长，但顾孟余没有接受这一邀请，而是返回德国继续其学业。1913年，“二次革命”爆发，顾孟余再次回国参与起事。革命失败后，他隐居在上海。德国西门子公司闻讯特聘其为北京分公司工程师，顾孟余遂迁居北京，同时还保持着与同盟会同仁的联系，为他们提供袁世凯政府和后来北洋军阀政府的信息。顾孟余的这次回国，开启了他后续斑斓多彩的人生里程。

回归北京大学

　　顾孟余迁居北京不久，就回到了自己的母校——时已改名为北京大学，受聘担任教授兼德文系主任，之后又担任过经济系主任并连任教务长数年。三年后，蔡元培来到北京大学担任校长，在其“兼容并蓄”治校思想的引导下，诸多有才学的中华学子聚集在此，北京大学也因此成为新文化运动的策源地。顾孟余作为教务长，成为蔡元培的得力助手，为贯彻“兼容并蓄”的治校思想，推动新文化运动的深入发展起了重要的作用。
　　顾孟余后来留下来的学术研究成果并不算多，也没有多少传世之作。他的专长在教学。他博学多才，精通数国语言，学贯中西，融汇文理，可以说是少见的百科全书式的教授。他采用的教学方法，完全不是国产的“私塾”式，而是契合学生的认知规律，把国外的先进教学法引进来，加上他广博的知识面和良好的语言表达力，使其所讲课程成为北大上座率最高的课程之一。他的课一定要安排在北河沿第三大教室才能容纳得下听课的人，来听课的除本系选该课的学生外，还有不少外系的学生，甚至外校的学生也慕名前来听他的课。
　　在北大学子中，一直流传着顾孟余的一段佳话。在他担任教务长期间，曾经主持过授予美国哲学家杜威和英国哲学家罗素博士学位的典礼，在典礼仪式上，他先用汉语致辞，再用英语复诵，最后又用法语和德语分别重复一遍。其措词之典雅、发音之准确，让在场的中外听众无不惊讶和叹服。
　　顾孟余在北大期间，不仅在情感上与当时方兴未艾的新文化运动相合，还支持校内的一批年轻学子参与与该运动有关的活动，而且自己也身体力行地为《新青年》杂志撰稿。由于在《新青年》上撰稿，使他声誉鹊起，他的名字开始从北大校园走向全国。

从国民党左派到改组派

　　五四运动后，顾孟余在爱国运动的推动下，开始走进中国的政治舞台。当时的北京，虽处北洋军阀统治的中心，但在新文化运动和五四运动的影响下，各种思想十分活跃，在此基础上成立的各种政治团体五彩缤纷、左右混杂。顾孟余对北洋军阀是极其反感的，对社会主义的阶级斗争学说也不认同。他已加入同盟会近20年，是老同盟会员，自然拥护和听从孙中山的主张，选择国民革命道路。
　　1924年1月，国民党一大召开，确立了孙中山制定的“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顾孟余是坚决拥护三大政策的，因而他成为大革命时期的国民党左派。在孙中山北上之前，北平及北方的国民党组织十分薄弱，基本上是跨党的共产党员在给其支撑门面并主持工作。在北平，李大钊既是国民党北方党部的负责人，同时还是国民党中央的执行委员。孙中山十分看重李大钊，信任其人品，欣赏其才华。这样，在对北方国民党员干部的推荐使用上，李大钊有很大的发言权和影响力。由于中共中央为了在国共合作统一战线中尽量少遭受反对者的攻击，不要授人以柄，遂给参加国共统一战线的跨党中共党员发出指示，举荐国民党的干部不要再举荐共产党人而要尽量举荐国民党左派。李大钊十分欣赏顾孟余对国民革命的积极参与态度，遂在向孙中山提交的举贤名单中，将顾孟余列在首位。
　　由于李大钊的推荐，顾孟余在国民党内的政治地位不断上升，1924年7月，他当选为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北京分会会员，正式进入北方国民党的核心机构。孙中山逝世后，灵柩移送碧云寺暂厝，在仪式上，顾孟余作为国民党北京分会的领导与吴稚晖、冯自由、何香凝、陈少白等国民党元老一起执绋，表明了他在党内地位的变化。1925年5月1日，国民会议促成会在北京召开成立大会，顾孟余成为会议主席团成员，与汪精卫一起代表国民党作主题报告。他也因此展示了自己的国民党左派立场，并与汪精卫相识。不久，他南下广州就任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中央政治会议委员、国民政府委员、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长等要职，其声望与日俱增。
　　廖仲恺被刺身亡后，汪精卫被视作国民党内孙中山的接班人，公认的左派领袖。而此时顾孟余与汪精卫的关系日益密切，他在众人面前的政治面貌自然就是国民党内的左派了。由于其外语能力出众，受到了苏联派给国民政府的顾问鲍罗廷的青睐和信任。在这位当时对中国革命有着极其重要影响力——孙中山临终托付之人——的外国人眼中，顾孟余与国民党内另两位元老胡汉民和李石曾并列，是其在中国最值得推崇的政治人物。

　　国民政府迁往武汉后，顾孟余成为国民党左派和共产党人联合的五人行动委员会成员之一。1927年3月，在国民党二届三中全会上他当选为中央常委、中央政治委员会和军事委员会委员，并兼任中央宣传部长、国民政府教育部长、中央日报社社长。他是在汪精卫回国前国民党左派的领衔人物。汪精卫回国后，其又成为汪系的核心成员，决心与汪共进退。汪精卫“七一五”分共，顾孟余是积极的拥护者和参与者。
　　宁汉合流后，汪系一派既未能掌握多少军权，在政治分赃中也没能得到什么实惠。再加上他们本来就对蒋介石的军事独裁不满，又以孙中山正统的接班人自居，怎能甘居他人之下！顾孟余和汪系的其他一些干将就避居上海，积蓄力量，以图再起。他和陈公博、甘乃光、王乐平等一起，于1928年发起成立“中国国民党改组同志会”，后人称之为改组派。实际上改组派的后台就是汪精卫，他为了顾及在国人和党内的名誉，不落个分裂的名声和在野派的身份，自己不出面，而由顾孟余和陈公博等人抛头露面。实际上，无论在国民党党内，还是其他了解中国政坛派系的人，都清楚改组派就是汪系。
　　改组派以顾孟余为首领，以陈公博撰写文章《国民革命之危机和我们的错误》《国民党所代表的是什么？》做为理论支撑，其主张是既反对蒋介石的军事独裁，又反对共产党的阶级斗争，希望用这种主张来团结中间势力，最终登上中国的政治舞台达到执政的目的。改组派亮相后，借助汪精卫在党内有那么一点儿声望，也曾喧闹一阵，一些国民党党徒和知识青年也慕汪之名而加入。之后，在改组派的运作下，一批原国民党内的反蒋势力于1929年3月联名发表《关于最近党务政治宣言》，公开表示反蒋。为此南京国民党中央开除了顾孟余党籍，并明令通缉。改组派反蒋毕竟是一帮秀才造反，没有军事力量做后盾，注定只能是昙花一现。蒋介石对其下重手后，随着王乐平被杀，机关总部被摧毁，刊物被禁止，其寿终正寝的日子就来临了。
　　时间进入1931年，日本侵华步伐加快了，民族矛盾上升，蒋介石和汪精卫再次合流。顾孟余和汪系一干人马得以恢复国民党党籍，顾也再次进入国民党的领导层。

主掌国民政府铁道部

　　顾孟余此次复职再次进入国民党领导层，仍然担任了国民党和国民政府的众多职务。在其他职务任上均乏善可陈，唯在铁道部长任上，他却为国家和民族作出了贡献。
　　1932年3月，顾孟余被任命为铁道部长。旧中国的铁路建设发展缓慢且曲折，管理更是混乱不堪。他就任铁道部长之时，正是九一八事变之后，中日战争一触即发，作为战争运输线的铁路尤显重要。他上任伊始，就对铁路管理进行了一系列整顿，在自己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尽可能摆脱掣肘，在磕磕碰碰中，推进旧中国的铁路建设。
　　其一，按资本主义经营方式改进铁路管理和增加铁路设备，包括：整顿全国铁路货运、客运秩序，统一标准，建立规范；提倡铁路、公路联运，提高现有的运输能力；加强对各铁路局职工的统计、管理，限制增加新职工名额，以减少政府开支；加强财务管制，在各铁路局设总稽核，严格稽核各铁路局收支款项和现金管理；对现有铁路线抽换重钢轨，加固钢桥，抽换陈旧枕木，增设电线；增加铁路沿线各站场设备；为解决资金不足，向德国借款，发行铁路建设公债，以筹集筑路基金等。
　　以上举措，在不长的时间内均取得了明显的效果：国有铁路营业收入增加，支出减少，铁路设备得到维修和改善，客车和货车通车速度加快、里程增加。连接粤、湘、鄂三省的粤汉铁路自1901年开始修筑，历经30年，仅完成广州至韶关段、武汉至株洲段，而韶关至株洲约490公里，因经费短缺，一直未能修通。顾孟余接任后经多次与多方交涉，终于将英国退还我国的庚子赔款450万英镑争取用于粤汉铁路，终于在1936年4月提前一年全线接轨。这条连接华北、华中至华南铁路大动脉的贯通，对第二年抗战爆发之初的军用物资运输，发挥了极为重要的作用。除粤汉铁路贯通外，顾孟余任上完工和开工的还有陇海线潼关至西安段的通车、西安至咸阳段建成；浙赣线金玉段、玉南段通车；连云港筑港工程竣工，苏嘉铁路和钱塘江大桥开工等。
　　其二，为国家大力培养和提携技术人才。顾自己是留学生出身，深知中国要富强，铁路要发展，人才十分关键。而要培养人才，只有向比较发达的欧美各国输送留学人员。因此在其任职期间，曾资助许多青年出国深造。据他当时的秘书陈伯君后来回忆：“当时两路（京沪、津浦）有一笔钱送部长，可以特支项下开支，顾先生交卸铁道部长时，未拿一文钱，但他却用这笔钱培植人才，送了许多铁道部的人出国深造。”
　　顾孟余对有才华肯实干的人即使未曾谋面，也敢于委以重任。他打听到正在主持修筑陇海铁路的工程师凌鸿勋，是我国屈指可数的铁路专家，而当时修筑粤汉铁路正是急中之急，顾虽未见过他，仍任命他为粤汉铁路株韶路工程局局长兼总工程师。凌鸿勋果然不负顾望，克服种种困难，提前一年完成任务。

持大节、断旧友

　　顾孟余在国民党内的派系中属汪系，是汪系中仅次于汪精卫的第二号人物，他和陈公博可谓是汪的左膀右臂，与汪的情感也非同一般，故虽然他身居要职却虚职居多，又处处受掣肘而不得志，因此郁郁寡欢，在30年代中期过了几年“痛苦”、“难堪”的日子。虽在铁道部做了点事，但不久即被免职，调任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长。这个位子虽有头衔，却拿不了事，大权由副部长周佛海掌着（周不属汪系，当时还是蒋的人）。顾孟余心灰意懒，干脆就此撒手，躲到香港蛰居起来，但暗地里和汪系一干人马仍保持着往来。
　　卢沟桥事变后，在国民党政府内有一股“和平运动”的势力，这股势力中蒋系汪系的人都有。国民政府迁往重庆后，又冒出一个“低调俱乐部”，力主与日本讲和，反对抗战，其中仍是汪系蒋系的人都有，但汪系人居多。而此时汪精卫的思想开始变化，逐渐成为主和派的代表人物，一些原蒋系的主和派人物也逐渐集中在其麾下。对此，身处香港的顾孟余并未参与，对其中的情况也并不十分清楚。 　　1938年12月18日，汪精卫等人从重庆出逃，经昆明来到越南的河内。日本政府闻讯后即于28日发表了《日本近卫内阁第三次对华声明》，即近卫三原则（善邻友好、共同防共、经济提携）。因为之前汪精卫与日方多有商议，按计划行事，他于当日给重庆致电，即《致中央常务委员会国防最高会议书》，第二日又给国民党中央暨蒋介石发出臭名昭著的“艳电”，表明自己拥护近卫三原则的立场。
　　汪精卫一直认为顾孟余是追随自己的大将，此前他已把当时不在重庆的陈公博招到自己身边。陈公博尊母命：“汪先生做什么，你便做什么。汪先生去哪里你便去哪里，不必顾虑我”，遂决定死心踏地跟随汪精卫。汪精卫认为顾孟余也会像陈公博那样义无反顾地追随自己投日，所以他事先也没有和顾孟余沟通，就直接命令陈公博、周佛海、陶希圣三人拿着“艳电”电文由河内赴香港来动员顾孟余附议，并安排林柏生将“艳电”电文在香港的报纸上发表。没有想到，顾孟余在事关国家民族利益的大节问题上一点不糊涂，全不念多年的朋友之情和派系利益，见电文后表示强烈反对。他对陈、周、陶、林说，这个电文万万不能发表，否则于国于民都十分有害！林柏生见状，一把夺过电文，称：汪先生让发表的，我不能不执行，遂拿到香港《新闻报》于1939年1月1日发表。汪精卫投日举动大白于天下。
　　“艳电”发表后，顾孟余当即发表声明表明自己不赞同“艳电”的立场，断绝了自己与汪精卫及其投日同伙的关系，因为香港是投日派的据点，遂迅速离港返回自己并不想去的重庆。

再次回归学界

　　顾孟余回到重庆后，既失去了政坛的后盾，又失去了多年的旧友，使之从政之心越来越淡漠，变得郁郁寡欢。一段时间里，他终日闲住歌乐山，闭门读书写作，还归一书生本色。蒋介石对其关键时刻独树一帜杀出汪系阵营还是有一些欣赏，想给其安排一个合适的角色。1941年秋，中央大学校长罗家伦离职，校长职务空缺。中央大学为民国第一学府，具有浓厚的官办背景。校长非具有深厚学术名望又兼有国民党高层关系者莫属。蒋介石对这一职务考虑再三，最后听从陈布雷的建议决定了人选——顾孟余。在蒋介石眼中，顾孟余曾是蔡元培任北京大学校长时的教务长，如今蔡元培已成故人，党内唯有顾孟余有这个资历来当中央大学校长。于是十余年之后，顾孟余再返学界。
　　顾孟余在刚到中央大学的第三天，就公开向校内外表白自己的治校理念：学术思想自由，一切党派退出学校。由此拉开了中央大学史上大胆创新改革的序幕。在办校方针上，他调整了中央大学现有的院系结构，按照国际上通行的模式建校，补充了不少学科院系，使中央大学具有文、理、法、农、工、医、师范等7个学院，40多个系、科、组，2000多名学生，成为国内系科最为齐全的综合大学，并有最庞大和健全的学术教育机构；在用人上，他秉承当年北京大学“兼容并蓄”的指导思想，不拘一格，不问派系，只要有真才实学就大胆聘用，提拔年轻教授，为他们创造自由宽松的教学与研究环境；更为难能可贵的是，他能够履行自己的诺言，为了维护学术自由，不畏艰险，多次与试图渗透进学校的党派势力进行力争，还把著名的民主人士和共产党员包括吴玉章、郭沫若、黄炎培、史良、章士钊等请到学校来演讲。 在顾孟余治校期间，中央大学校内文学、艺术团体活跃，墙报如雨后春笋。
　　顾孟余积极向当时的行政院院长孔祥熙争取到300万元法币，为学生修建了一座礼堂和数栋宿舍。为了帮学校争取资金，他数次与教育部甚至还和陈立夫发生争执。有时他的书生气上来，连蒋介石的面子也不给。有一次蒋介石出席重庆的“纪念周”大会，要求重庆各大学校长出席。各大学校长均尊命而到，唯独顾孟余派出训导长出席，自己不到场。对此，蒋介石十分恼火，指桑骂槐撒了一通气。有人将此讯告诉了顾孟余，但他却不理那么多，不仅不向蒋介石赔礼致歉，反而以辞职来表示不满。顾孟余的辞职在中央大学引起波浪，学生居然全体罢课，甚至到国民政府主席林森官邸请愿，哭泣要求挽留顾校长。这让蒋介石下不来台，不得不放下架子，两次上门慰问并挽留。无奈此时顾孟余去意已决，办学几年的艰辛，加上处处受阻后的心力交瘁，他坚辞中央大学校长之位。
　　抗战胜利后，顾孟余曾被任命为国民政府行政院副院长，但他拒不就职。从中央大学辞职后，他又成为闲云野鹤。大陆解放以后，顾孟余未随蒋介石去台湾，而是久居香港。1950年他与张发奎联合张君劢、张国焘、李微尘等组成了所谓的“第三势力”，创办《中国之声》杂志为阵地，拟步20年前改组派之后尘，开展一场介于国共两种势力中间的所谓新政治运动。最终因新中国成立大势不可逆转，这一组织内部首先出现分裂，不久即土崩瓦解。该组织瓦解后，顾孟余离港赴日，后寓居于日本、美国等地，从事学术和政策研究。1969年他回到台湾定居，出任台湾当局的“总统府资政”。顾孟余夫妇膝下无子女，晚年是在贫病和寂寞中度过的。他常对来看望他的人表述自己的思乡之情，希望在有生之年回故乡上虞祭祖，能够叶落归根。这是人之常情，无奈却成为老人最大的遗憾。1972年6月，顾孟余病逝于台北，享年85岁。（编辑 王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