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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电影《拉贝日记》中有她的影子；在哈金的小说《南京安魂曲》中有对她的描写；在陆川导演的电影《南京！南京！》中，有她正义的呐喊；电影《金陵十三钗》中，风月女子们危难时刻挺身救士兵的感人故事，真正幕后导演是她；她用滴血的笔记录了1937年南京大屠杀中日军的暴行；南京大屠杀期间，她把金陵女大改成难民收容所，挽救了上万条中国人的性命。
在那血雨腥风的时刻，她是当时全南京城难民心中的“观音菩萨”、“神的使者”。在南京师范大学金陵女子学院校园里，矗立着她的雕像，她在南京人民心中不朽。如今她长眠在美国北部一个叫雪柏德（Shepherd）的小镇，她的墓碑上镂刻着“金陵永生”。
她的中国名字叫华群，美国名字叫明妮·魏特琳。
1937年11月，战火逼近南京，城里难民的数量陡然激增，来自美、德两国驻宁的各界人士不约而同地建议创立国际安全区。12月初，一份《告南京市民书》标志着南京国际安全区已经开始运行。难民们如潮水般涌入国际安全区。
12月8日晚上，专门收容妇女儿童的金陵女子大学迎来了第一批女难民。将学校改成难民收容所的便是明妮·魏特琳。
明妮·魏特琳，生于1886年9月27日，卒于1941年5月14日。系美国基督会在华女传教士。出生于美国伊利诺斯州，1912年毕业于伊利诺斯大学，大学毕业后选择了到中国传教的事业。1912年秋她受联合基督教传教士公会派遣，来到中国，出任合肥三青女中校长，1919年来到南京，被聘为金陵女子大学教务主任，开始了她与金陵女大长达20多年的不解之缘。
1937年，魏特琳原计划于秋天回国休假1年。但这年7月卢沟桥事件爆发，她改变了计划。8月，日本的飞机开始轰炸南京。魏特琳在金陵女大组织了一系列的备战工作：挖防空壕、清理地下室、组织灭火队。8月16日，美国大使馆下令所有美国妇女和儿童撤离南京。魏特琳以工作为由拒绝了。然而，形势越来越严峻，1个多月后，美国大使馆最后一次下令撤退所有留在南京的美侨及使馆女性雇员，并警告说：“再不撤离，以后我们将无法保证你们的生命安全。”但魏特琳再一次拒绝了。她在大使馆出示的“无论如何也不离宁”的文件上签上了自己的姓名。这是她第四次郑重拒绝使馆要她离开南京的命令。她在日记中写道：“我认为我不能走……就像在危险之中男人们不应弃船而去，女人也不应丢弃她的孩子一样。”
这一强烈的责任感使她毅然留在了南京。
1937年8月15日，凄厉的空袭警报声响彻全城，日军海军航空兵开始对南京进行轰炸。轰炸次数越来越频繁，南京城硝烟弥漫。12月13日，日军从南京坍塌的城墙缺口蜂拥而入，开始持续六周的大屠杀。强奸、抢劫、焚烧……恐怖的阴云笼罩着南京城。此时妇女和儿童蜂拥来到金陵女大的难民收容所，一个个惊恐万分。
从12月13日到17日，金陵女大难民所收纳了8000多位难民，学校所有的大厅和走廊都住满了人。魏特琳既要充当保姆的角色，又要充当保护者的角色。她制作了一面巨大的美国国旗铺在校园当中的草坪上，以此赶退前来侵犯的日本兵。
魏特琳在写给金陵女大校方的报告中说：“我们怎么也忘不了在校门口目送妻子、女儿进入收容所的那些丈夫和父亲的面容。”
在这段日子里，魏特琳用日记的形式记录了每天的生活，如今这些文字成了揭露日军暴行的铁证。
魏特琳在12月15日的日记中写道：“从早上8点半到晚上6点，我一直站在校门口，看着难民们源源不断地涌进校园，许多妇女神情惊恐。昨夜是恐怖之夜，许多年轻妇女被日本兵从家中抓走。”
1937年12月的南京，似乎格外寒冷。
原计划将有2700多名难民到金陵女大避难，但由于日军疯狂的暴行，惊恐万状的妇女像潮水般涌入金陵女大，仅仅几天就达到1.3万多人，校内凡是可栖身的地方都挤满了人，这么多人要吃饭，喝水，避寒……连大小便都是一个头疼的问题。魏特琳及其助手程瑞芳女士和“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的工作人员、留校员工日夜操劳，个个精疲力竭。
除此以外，魏特琳还有一项重要的工作，就是组织巡逻队不分昼夜地巡护校园。
坐落于南京师范大学金陵女子学院的明妮·魏特琳铜像
尽管金陵女大门口挂着美国国旗，但凶暴的日军还常常强行入内。在这紧急时刻，魏特琳总是挺身出现，以强硬的态度与日军交涉，正如她自己在日记中所说：“一天中的大多数时间我都像卫兵一样守卫在前门或是被叫去处理其他问题——跑到学校的其他地方去对付进入校园的一批又一批日本兵。”
由于她的中立国美侨的身份，日本兵往往能有所收敛。但有时日军兽性发作并不理会。于是阻止不成的魏特琳就与强盗搏斗，有时日本兵打她好几记耳光，有时日本兵甚至对她挥舞着带血的刺刀，但魏特琳从未妥协，始终进行斗争。
保护难民的同时，魏特琳还千方百计地帮助难民寻找失踪的亲人，鼓励妇女们勇敢地去指认被日军抓去、有生命危险的男子为亲人。而且她数次去日本大使馆抗议日军的暴行，迫使日本大使馆答应派警卫守卫金陵女大校园，并得到日本大使馆不许日本兵进入校园的手令。
在难民营里，魏特琳还常常鼓励难民们不要气馁，中国没有亡，要坚强起来。
有一次，一名少年进入难民区给姐姐送饭，忘记将臂章取下来，魏特琳喊住他：“你不用佩戴这个，你是中国人，你的国家并没有亡。你年纪很轻，你要记着，是哪一年哪一月戴的这个。你看见些什么，永远不要忘记！”说完她帮少年取下了太阳臂章，扔在地上。
在南京大屠杀那段黑暗的日子中，魏特琳是南京妇女眼中的守护神，是难民们赖以生活的精神支柱。为了鼓励难民自强自立，魏特琳在难民营里开设女子中学，为女青年讲授文化知识，开办职业培训班，讲授谋生技能的课程。许多妇女学会了织毛巾、织袜子的技术，离开难民营后，她们走上了自立的道路。 1938年年底，南京成立了汉奸政权，日军下令关闭所有的难民营。然而，当难民们被迫返家后，却仍不断惨遭日军抢掠、强奸。许多妇女又仓皇逃回业已关闭的金陵女大。魏特琳等人又担负起800多名妇女的食宿和保护工作。
无休止的超负荷辛劳与长期精神压力，严重地伤害了她的身体，魏特琳不幸患上了精神抑郁症，在友人的极力劝说下，1940年5月14日，她回国治病。一年后的1941年5月14日，饱受疾病折磨的魏特琳关闭了门窗，打开厨房的煤气自杀了。
这一天魏特琳离开中国正好一周年。
此前她在写给朋友的信中说：“多年来我深深爱着金陵女大，并试着尽力帮助她。倘若有第二次生命，我仍愿为中国人民服务。”
从1937年至1941年，魏特琳写下了近60万字的日记，这些日记详细记载了她亲见、亲闻的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的滔天罪行，及日军在南京实施殖民统治的情况。她的日记成为真实、准确、完整揭露日军在南京实施大屠杀的第一手资料。下面摘录几段日记内容，回顾当年魏特琳亲历的那段历史。
“今天是元旦！1938年的第一天。人们不再说‘新年好’，而是说‘祝你平安’。我们有9个人出席了7时30分的祷告，我们想，以后每天都进行这一活动。由于我们同外界的联系被彻底切断，因此为别人祈祷只能是靠想象。我们不知道朋友们的情况。”
“写了一上午的信。中午在格蕾斯·杨家中吃午餐。她向我讲述了她的身为苏大校长的哥哥和他的学生、教师们的长途跋涉。去年秋天他们在苏州开学，后移到湖州，又搬到皖南的山区，现在到了上海。她说，经常听见他晚上在地板上走来走去，大学校长应承担的责任给了他沉重的压力。”
“令人有些扫兴。我们听说街上有许多喝醉酒的士兵，还有一人被汽车撞倒了，幸好是被日本汽车撞倒的。早上我又呆在家里，因为可能有客人来访。”
“我早晨5时即起床，并理好行装。6时30分，我与瑟斯顿夫人一起吃了早饭，7时动身去下关火车站。我们乘坐两辆汽车，学校送信的魏带着行李乘一辆车，哈丽雅特、李先生和我乘另一辆车。我们很顺利地通过了城门，只是李先生和魏被迫下车脱帽致敬。”
“下午3时～4时，我在办公室里写信，4时30分，我去美国大使馆参加新年招待会。4时～5时，大使馆招待的是亲纳粹的德国人；6时～7时则招待反纳粹的德国人。6时30分，瑟斯顿夫人和我去明德中学，想和默多克三姐妹叙谈，不一会儿她们应该就能从怀远抵南京了，但结果是晚上8时才到。她们说，昨天整整一夜，怀远这个小城到处都能听到日本人开枪射击的声音，据说，游击队已到了离怀远城不到10里的地方。”
作为基督徒，魏特琳在日记中写道：“我们这些人认为战争是民族的罪行，是违反在天地万物心灵深处创世精神的一种罪过，但我们可以把自己的力量奉献给那些无辜受害者，以及献给那些家庭被烧、被抢，或是那些在战争时期被大炮、飞机炸伤的人，帮助他们康复。”
她还写道：“从军事角度而言，占领南京也许会被认为是日军的一个胜利，但从道义方面而言，这是失败，是日本民族的耻辱！”
南京大屠杀过去70多年了。无论日本政府怎样篡改历史，在盐河公墓沉睡着的魏特琳及她留下的日记仍可以佐证那段血雨腥风的历史。
在那血雨腥风的时刻，她是当时全南京城难民心中的“观音菩萨”、“神的使者”。在南京师范大学金陵女子学院校园里，矗立着她的雕像，她在南京人民心中不朽。如今她长眠在美国北部一个叫雪柏德（Shepherd）的小镇，她的墓碑上镂刻着“金陵永生”。
她的中国名字叫华群，美国名字叫明妮·魏特琳。
1937年11月，战火逼近南京，城里难民的数量陡然激增，来自美、德两国驻宁的各界人士不约而同地建议创立国际安全区。12月初，一份《告南京市民书》标志着南京国际安全区已经开始运行。难民们如潮水般涌入国际安全区。
12月8日晚上，专门收容妇女儿童的金陵女子大学迎来了第一批女难民。将学校改成难民收容所的便是明妮·魏特琳。
明妮·魏特琳，生于1886年9月27日，卒于1941年5月14日。系美国基督会在华女传教士。出生于美国伊利诺斯州，1912年毕业于伊利诺斯大学，大学毕业后选择了到中国传教的事业。1912年秋她受联合基督教传教士公会派遣，来到中国，出任合肥三青女中校长，1919年来到南京，被聘为金陵女子大学教务主任，开始了她与金陵女大长达20多年的不解之缘。
1937年，魏特琳原计划于秋天回国休假1年。但这年7月卢沟桥事件爆发，她改变了计划。8月，日本的飞机开始轰炸南京。魏特琳在金陵女大组织了一系列的备战工作：挖防空壕、清理地下室、组织灭火队。8月16日，美国大使馆下令所有美国妇女和儿童撤离南京。魏特琳以工作为由拒绝了。然而，形势越来越严峻，1个多月后，美国大使馆最后一次下令撤退所有留在南京的美侨及使馆女性雇员，并警告说：“再不撤离，以后我们将无法保证你们的生命安全。”但魏特琳再一次拒绝了。她在大使馆出示的“无论如何也不离宁”的文件上签上了自己的姓名。这是她第四次郑重拒绝使馆要她离开南京的命令。她在日记中写道：“我认为我不能走……就像在危险之中男人们不应弃船而去，女人也不应丢弃她的孩子一样。”
这一强烈的责任感使她毅然留在了南京。
1937年8月15日，凄厉的空袭警报声响彻全城，日军海军航空兵开始对南京进行轰炸。轰炸次数越来越频繁，南京城硝烟弥漫。12月13日，日军从南京坍塌的城墙缺口蜂拥而入，开始持续六周的大屠杀。强奸、抢劫、焚烧……恐怖的阴云笼罩着南京城。此时妇女和儿童蜂拥来到金陵女大的难民收容所，一个个惊恐万分。
从12月13日到17日，金陵女大难民所收纳了8000多位难民，学校所有的大厅和走廊都住满了人。魏特琳既要充当保姆的角色，又要充当保护者的角色。她制作了一面巨大的美国国旗铺在校园当中的草坪上，以此赶退前来侵犯的日本兵。
魏特琳在写给金陵女大校方的报告中说：“我们怎么也忘不了在校门口目送妻子、女儿进入收容所的那些丈夫和父亲的面容。”
在这段日子里，魏特琳用日记的形式记录了每天的生活，如今这些文字成了揭露日军暴行的铁证。
魏特琳在12月15日的日记中写道：“从早上8点半到晚上6点，我一直站在校门口，看着难民们源源不断地涌进校园，许多妇女神情惊恐。昨夜是恐怖之夜，许多年轻妇女被日本兵从家中抓走。”
1937年12月的南京，似乎格外寒冷。
原计划将有2700多名难民到金陵女大避难，但由于日军疯狂的暴行，惊恐万状的妇女像潮水般涌入金陵女大，仅仅几天就达到1.3万多人，校内凡是可栖身的地方都挤满了人，这么多人要吃饭，喝水，避寒……连大小便都是一个头疼的问题。魏特琳及其助手程瑞芳女士和“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的工作人员、留校员工日夜操劳，个个精疲力竭。
除此以外，魏特琳还有一项重要的工作，就是组织巡逻队不分昼夜地巡护校园。
尽管金陵女大门口挂着美国国旗，但凶暴的日军还常常强行入内。在这紧急时刻，魏特琳总是挺身出现，以强硬的态度与日军交涉，正如她自己在日记中所说：“一天中的大多数时间我都像卫兵一样守卫在前门或是被叫去处理其他问题——跑到学校的其他地方去对付进入校园的一批又一批日本兵。”
由于她的中立国美侨的身份，日本兵往往能有所收敛。但有时日军兽性发作并不理会。于是阻止不成的魏特琳就与强盗搏斗，有时日本兵打她好几记耳光，有时日本兵甚至对她挥舞着带血的刺刀，但魏特琳从未妥协，始终进行斗争。
保护难民的同时，魏特琳还千方百计地帮助难民寻找失踪的亲人，鼓励妇女们勇敢地去指认被日军抓去、有生命危险的男子为亲人。而且她数次去日本大使馆抗议日军的暴行，迫使日本大使馆答应派警卫守卫金陵女大校园，并得到日本大使馆不许日本兵进入校园的手令。
在难民营里，魏特琳还常常鼓励难民们不要气馁，中国没有亡，要坚强起来。
有一次，一名少年进入难民区给姐姐送饭，忘记将臂章取下来，魏特琳喊住他：“你不用佩戴这个，你是中国人，你的国家并没有亡。你年纪很轻，你要记着，是哪一年哪一月戴的这个。你看见些什么，永远不要忘记！”说完她帮少年取下了太阳臂章，扔在地上。
在南京大屠杀那段黑暗的日子中，魏特琳是南京妇女眼中的守护神，是难民们赖以生活的精神支柱。为了鼓励难民自强自立，魏特琳在难民营里开设女子中学，为女青年讲授文化知识，开办职业培训班，讲授谋生技能的课程。许多妇女学会了织毛巾、织袜子的技术，离开难民营后，她们走上了自立的道路。 1938年年底，南京成立了汉奸政权，日军下令关闭所有的难民营。然而，当难民们被迫返家后，却仍不断惨遭日军抢掠、强奸。许多妇女又仓皇逃回业已关闭的金陵女大。魏特琳等人又担负起800多名妇女的食宿和保护工作。
无休止的超负荷辛劳与长期精神压力，严重地伤害了她的身体，魏特琳不幸患上了精神抑郁症，在友人的极力劝说下，1940年5月14日，她回国治病。一年后的1941年5月14日，饱受疾病折磨的魏特琳关闭了门窗，打开厨房的煤气自杀了。
这一天魏特琳离开中国正好一周年。
此前她在写给朋友的信中说：“多年来我深深爱着金陵女大，并试着尽力帮助她。倘若有第二次生命，我仍愿为中国人民服务。”
从1937年至1941年，魏特琳写下了近60万字的日记，这些日记详细记载了她亲见、亲闻的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的滔天罪行，及日军在南京实施殖民统治的情况。她的日记成为真实、准确、完整揭露日军在南京实施大屠杀的第一手资料。下面摘录几段日记内容，回顾当年魏特琳亲历的那段历史。
“今天是元旦！1938年的第一天。人们不再说‘新年好’，而是说‘祝你平安’。我们有9个人出席了7时30分的祷告，我们想，以后每天都进行这一活动。由于我们同外界的联系被彻底切断，因此为别人祈祷只能是靠想象。我们不知道朋友们的情况。”
“写了一上午的信。中午在格蕾斯·杨家中吃午餐。她向我讲述了她的身为苏大校长的哥哥和他的学生、教师们的长途跋涉。去年秋天他们在苏州开学，后移到湖州，又搬到皖南的山区，现在到了上海。她说，经常听见他晚上在地板上走来走去，大学校长应承担的责任给了他沉重的压力。”
“令人有些扫兴。我们听说街上有许多喝醉酒的士兵，还有一人被汽车撞倒了，幸好是被日本汽车撞倒的。早上我又呆在家里，因为可能有客人来访。”
“我早晨5时即起床，并理好行装。6时30分，我与瑟斯顿夫人一起吃了早饭，7时动身去下关火车站。我们乘坐两辆汽车，学校送信的魏带着行李乘一辆车，哈丽雅特、李先生和我乘另一辆车。我们很顺利地通过了城门，只是李先生和魏被迫下车脱帽致敬。”
“下午3时～4时，我在办公室里写信，4时30分，我去美国大使馆参加新年招待会。4时～5时，大使馆招待的是亲纳粹的德国人；6时～7时则招待反纳粹的德国人。6时30分，瑟斯顿夫人和我去明德中学，想和默多克三姐妹叙谈，不一会儿她们应该就能从怀远抵南京了，但结果是晚上8时才到。她们说，昨天整整一夜，怀远这个小城到处都能听到日本人开枪射击的声音，据说，游击队已到了离怀远城不到10里的地方。”
作为基督徒，魏特琳在日记中写道：“我们这些人认为战争是民族的罪行，是违反在天地万物心灵深处创世精神的一种罪过，但我们可以把自己的力量奉献给那些无辜受害者，以及献给那些家庭被烧、被抢，或是那些在战争时期被大炮、飞机炸伤的人，帮助他们康复。”
她还写道：“从军事角度而言，占领南京也许会被认为是日军的一个胜利，但从道义方面而言，这是失败，是日本民族的耻辱！”
南京大屠杀过去70多年了。无论日本政府怎样篡改历史，在盐河公墓沉睡着的魏特琳及她留下的日记仍可以佐证那段血雨腥风的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