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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为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学习党史、新中国史、改革开放史、社会主义发展史的重要指示批示精神，扎实开展党史学习教育，辽宁省委党史研究室与本刊编辑部合作，2021年每期推出辽宁地方党史专稿，帮助广大读者重温辽宁记忆，从中汲取丰富的营养和开拓前进的力量，在辽宁全面振兴、全方位振兴的征途上深刻践行中国共产党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
任仲夷同志是中国改革开放的先驱之一。辽宁曾是他工作和生活的地方，作为时任辽宁省委第一书记，他不辱使命，解放思想，捍卫真理，作风开明，推动改革，和省委一班人带领辽宁人民排除“左”的错误思想干扰，正确理解和把握党的路线、方针、政策，把中央精神与辽宁实际相结合，为辽宁的改革开放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工作中坚持实事求是
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后，鉴于东北在战略上的重要地位，中共中央从关内各解放区抽调2万名干部、11万军队进入东北。
1945年10月，按照中共中央的部署，中共北方局从冀南行署和太行一分区抽调100人，配备5个团的干部开赴东北，其中就有担任邢台市委书记兼市长刚刚15天的任仲夷。东北是他的爱人王玄的老家，夫妻二人坚决响应党的号召，携手踏上了新的革命征程。
从1946年到1952年，任仲夷先后在辽宁省抚顺、大连等地担任一个方面或一个地区领导，虽然受到多方面的制约，但他在一些重要问题上逐步展现出实事求是的工作风格。新中国成立之初开展的“三反”“五反”运动，对我们党树立清正廉洁的党风政风和健康的社会风气起了很大作用，但在运动中一些地方出现了“左”的错误做法。在旅大行政公署、旅大市委当秘书长期间，任仲夷曾多次向行署、市委领导和干部们提出：“运动中一定要注重调查研究，实事求是，一定要强调证据，特别要重物证。不能轻信口供，绝对不能搞逼、供、信，不能搞‘车轮战’、体罚和各种威胁、恐吓的办法。”当时旅大市委的主要领导同意任仲夷的意见。但东北局工作组认为旅大的问题很严重，任仲夷在运动中思想“右倾”。1952年6月，东北局决定把他从旅大调到松江省工作（1954年松江省被撤销，并入黑龙江省）。临行前，旅大市委的主要领导亲自为他送行，给了他许多鼓励。这使任仲夷感到温暖，更加坚定了他严格执行政策、坚持实事求是的决心。
率先投身真理标准大讨论
粉碎“四人帮”后，1977年2月，中央把时任黑龙江省委书记兼省革委会副主任的任仲夷调到“文化大革命”时的重灾区辽宁担任省委第二书记兼省革委会第一副主任，主持辽宁全面工作，扭转辽宁局面。赴任前，中央领导在北京接见了他，与他进行了谈话。
1978年5月11日，《光明日报》发表重要文章《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正式拉开了真理标准大讨论的帷幕。早在1977年7月，任仲夷在全省宣传工作会议上，就响应邓小平提出的“要用准确的完整的毛泽东思想作指导”的重要观点，与“两个凡是”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鲜明地举起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旗帜。1978年5月14日，任仲夷即着手撰写一篇深刻论述真理标准、批判“两个凡是”的文章。8月，题为《理论上根本的拨乱反正》的文章在辽宁省委主办的刊物《理论与实践》上发表，在社会上引起强烈反响，《光明日报》于9月9日全文转载。9月17日，鄧小平来辽宁视察，任仲夷作为辽宁省委第一书记兼省革委会主任全程陪同并代表省委汇报工作。他把《理论上根本的拨乱反正》一文交给邓小平，并谈了自己对这个问题的看法，邓小平表示赞赏。从9月起，任仲夷又开始着手撰写以解放思想为主题的文章，11月完成题为《解放思想是伟大的历史潮流》的文章，刊登在1978年12月《红旗》杂志上。两篇战斗檄文，就像两把锋利的尖刀，狠狠击中了“两个凡是”的要害。
任仲夷不但自己投身这场大讨论，率先为真理标准呐喊，而且还充分发动辽宁省干部和群众参加这场大讨论。1978年8月18日，辽宁省委作出决定并发出通知，在全省广泛地开展关于真理标准的群众性大讨论，在全国先走了一步，成为全国最早、最深入开展真理标准大讨论的省份之一。
积极平反冤假错案
任仲夷在思想理论战线上拨乱反正的同时，从组织路线上反对“两个凡是”，采取了一系列有力措施，给在“文化大革命”期间被错误批判的辽宁干部群众平反昭雪。
在辽宁平反冤假错案中，最有影响的是为张志新平反昭雪。任仲夷从黑龙江调到辽宁时，在“文化大革命”中坚持真理、坚贞不屈的张志新已牺牲近两年。1979年1月，在辽宁省委扩大会议上，此事被揭露出来，引起任仲夷的高度重视。他一再强调“公安司法部门应抓紧清查这一案件”“这个冤案，一定要迅速查清，给予平反”。在任仲夷的高度重视和督促下，辽宁省委政法小组和省委宣传部于3月写出专题报告，报辽宁省委认真研究，辽宁省委作出追认张志新为革命烈士的决定。3月31日，辽宁省委召开平反昭雪大会，宣布为张志新恢复名誉和党籍，在全省范围内开展向张志新学习活动。张志新烈士撼人心魄的英勇事迹经辽宁《共产党员》杂志报道并经《人民日报》等媒体转载后，在全国迅速引起强烈反响，为思想解放加了一把大火。
为张志新平反和开展向张志新学习活动，在当时的政治条件下，对于任仲夷来说是有着一定的政治风险的。但他以过人的胆识、果断的魄力、捍卫真理的坚定，对为张志新平反昭雪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
开展致富大讨论
1978年9月，邓小平来辽宁视察时说过一句话：“要让一部分人生活先好起来。”当时很多人受“富有罪，穷有理”极左思想的影响，在农村更是“谈富色变”。任仲夷也一直在思考这句话的真正含义，他理解邓小平说的意思就是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特别是农民富裕起来。
1979年2月，任仲夷带领省委同志到辽北五县进行调查研究，提出了“农村抓富”的口号。8月，他在营口提出：“共产党取得政权以前，主要任务是领导人民由奴变主;取得政权以后的主要任务，是领导人民由穷变富。”并率先在全省开展“敢不敢富，能不能富，让不让富，会不会富和怎样富”的大讨论，鼓励农民“一定要变穷为富”。《辽宁日报》对致富大讨论进行了大幅报道，长期被视为“资本主义尾巴”的自由市场在辽宁大地复苏。
1979年年初，全国出现了否定十一届三中全会路线的“倒春寒”。一时间，“三中全会的政策过头了”“可能诱发资本主义势力泛滥”等声音甚嚣尘上。为此，《辽宁日报》记者范敬宜深入农村进行调查研究，写了题为《莫把开头当过头》的农村形势述评文章。文章见报时适逢辽宁省委召开三级干部会议，不少干部看了报纸纷纷议论：“现在农村资本主义势力如此猖獗，还说是没有过头，纯粹是胡说八道！”“范敬宜这个右派还没有当够！”保守势力将这篇文章视为“大毒草”，形势甚为紧张。在这种形势下，任仲夷挺身而出，公开宣称：“我完全赞同范敬宜记者的观点。我认为，文章的标题还应加上一句：莫把支流当主流！”他还亲自到辽宁日报社，约见范敬宜，以实际行动表明自己的支持态度。3天后，《人民日报》在头版全文转载了这篇述评，并以编者按形式予以肯定。
1980年10月，任仲夷因“思想特别解放”而被邓小平“点将”，任广东省委第一书记，离开了工作和生活30多年的东北，离开了主政3年多的辽宁。
任仲夷同志是中国改革开放的先驱之一。辽宁曾是他工作和生活的地方，作为时任辽宁省委第一书记，他不辱使命，解放思想，捍卫真理，作风开明，推动改革，和省委一班人带领辽宁人民排除“左”的错误思想干扰，正确理解和把握党的路线、方针、政策，把中央精神与辽宁实际相结合，为辽宁的改革开放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工作中坚持实事求是
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后，鉴于东北在战略上的重要地位，中共中央从关内各解放区抽调2万名干部、11万军队进入东北。
1945年10月，按照中共中央的部署，中共北方局从冀南行署和太行一分区抽调100人，配备5个团的干部开赴东北，其中就有担任邢台市委书记兼市长刚刚15天的任仲夷。东北是他的爱人王玄的老家，夫妻二人坚决响应党的号召，携手踏上了新的革命征程。
从1946年到1952年，任仲夷先后在辽宁省抚顺、大连等地担任一个方面或一个地区领导，虽然受到多方面的制约，但他在一些重要问题上逐步展现出实事求是的工作风格。新中国成立之初开展的“三反”“五反”运动，对我们党树立清正廉洁的党风政风和健康的社会风气起了很大作用，但在运动中一些地方出现了“左”的错误做法。在旅大行政公署、旅大市委当秘书长期间，任仲夷曾多次向行署、市委领导和干部们提出：“运动中一定要注重调查研究，实事求是，一定要强调证据，特别要重物证。不能轻信口供，绝对不能搞逼、供、信，不能搞‘车轮战’、体罚和各种威胁、恐吓的办法。”当时旅大市委的主要领导同意任仲夷的意见。但东北局工作组认为旅大的问题很严重，任仲夷在运动中思想“右倾”。1952年6月，东北局决定把他从旅大调到松江省工作（1954年松江省被撤销，并入黑龙江省）。临行前，旅大市委的主要领导亲自为他送行，给了他许多鼓励。这使任仲夷感到温暖，更加坚定了他严格执行政策、坚持实事求是的决心。
率先投身真理标准大讨论
粉碎“四人帮”后，1977年2月，中央把时任黑龙江省委书记兼省革委会副主任的任仲夷调到“文化大革命”时的重灾区辽宁担任省委第二书记兼省革委会第一副主任，主持辽宁全面工作，扭转辽宁局面。赴任前，中央领导在北京接见了他，与他进行了谈话。
1978年5月11日，《光明日报》发表重要文章《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正式拉开了真理标准大讨论的帷幕。早在1977年7月，任仲夷在全省宣传工作会议上，就响应邓小平提出的“要用准确的完整的毛泽东思想作指导”的重要观点，与“两个凡是”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鲜明地举起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旗帜。1978年5月14日，任仲夷即着手撰写一篇深刻论述真理标准、批判“两个凡是”的文章。8月，题为《理论上根本的拨乱反正》的文章在辽宁省委主办的刊物《理论与实践》上发表，在社会上引起强烈反响，《光明日报》于9月9日全文转载。9月17日，鄧小平来辽宁视察，任仲夷作为辽宁省委第一书记兼省革委会主任全程陪同并代表省委汇报工作。他把《理论上根本的拨乱反正》一文交给邓小平，并谈了自己对这个问题的看法，邓小平表示赞赏。从9月起，任仲夷又开始着手撰写以解放思想为主题的文章，11月完成题为《解放思想是伟大的历史潮流》的文章，刊登在1978年12月《红旗》杂志上。两篇战斗檄文，就像两把锋利的尖刀，狠狠击中了“两个凡是”的要害。
任仲夷不但自己投身这场大讨论，率先为真理标准呐喊，而且还充分发动辽宁省干部和群众参加这场大讨论。1978年8月18日，辽宁省委作出决定并发出通知，在全省广泛地开展关于真理标准的群众性大讨论，在全国先走了一步，成为全国最早、最深入开展真理标准大讨论的省份之一。
积极平反冤假错案
任仲夷在思想理论战线上拨乱反正的同时，从组织路线上反对“两个凡是”，采取了一系列有力措施，给在“文化大革命”期间被错误批判的辽宁干部群众平反昭雪。
在辽宁平反冤假错案中，最有影响的是为张志新平反昭雪。任仲夷从黑龙江调到辽宁时，在“文化大革命”中坚持真理、坚贞不屈的张志新已牺牲近两年。1979年1月，在辽宁省委扩大会议上，此事被揭露出来，引起任仲夷的高度重视。他一再强调“公安司法部门应抓紧清查这一案件”“这个冤案，一定要迅速查清，给予平反”。在任仲夷的高度重视和督促下，辽宁省委政法小组和省委宣传部于3月写出专题报告，报辽宁省委认真研究，辽宁省委作出追认张志新为革命烈士的决定。3月31日，辽宁省委召开平反昭雪大会，宣布为张志新恢复名誉和党籍，在全省范围内开展向张志新学习活动。张志新烈士撼人心魄的英勇事迹经辽宁《共产党员》杂志报道并经《人民日报》等媒体转载后，在全国迅速引起强烈反响，为思想解放加了一把大火。
为张志新平反和开展向张志新学习活动，在当时的政治条件下，对于任仲夷来说是有着一定的政治风险的。但他以过人的胆识、果断的魄力、捍卫真理的坚定，对为张志新平反昭雪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
开展致富大讨论
1978年9月，邓小平来辽宁视察时说过一句话：“要让一部分人生活先好起来。”当时很多人受“富有罪，穷有理”极左思想的影响，在农村更是“谈富色变”。任仲夷也一直在思考这句话的真正含义，他理解邓小平说的意思就是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特别是农民富裕起来。
1979年2月，任仲夷带领省委同志到辽北五县进行调查研究，提出了“农村抓富”的口号。8月，他在营口提出：“共产党取得政权以前，主要任务是领导人民由奴变主;取得政权以后的主要任务，是领导人民由穷变富。”并率先在全省开展“敢不敢富，能不能富，让不让富，会不会富和怎样富”的大讨论，鼓励农民“一定要变穷为富”。《辽宁日报》对致富大讨论进行了大幅报道，长期被视为“资本主义尾巴”的自由市场在辽宁大地复苏。
1979年年初，全国出现了否定十一届三中全会路线的“倒春寒”。一时间，“三中全会的政策过头了”“可能诱发资本主义势力泛滥”等声音甚嚣尘上。为此，《辽宁日报》记者范敬宜深入农村进行调查研究，写了题为《莫把开头当过头》的农村形势述评文章。文章见报时适逢辽宁省委召开三级干部会议，不少干部看了报纸纷纷议论：“现在农村资本主义势力如此猖獗，还说是没有过头，纯粹是胡说八道！”“范敬宜这个右派还没有当够！”保守势力将这篇文章视为“大毒草”，形势甚为紧张。在这种形势下，任仲夷挺身而出，公开宣称：“我完全赞同范敬宜记者的观点。我认为，文章的标题还应加上一句：莫把支流当主流！”他还亲自到辽宁日报社，约见范敬宜，以实际行动表明自己的支持态度。3天后，《人民日报》在头版全文转载了这篇述评，并以编者按形式予以肯定。
1980年10月，任仲夷因“思想特别解放”而被邓小平“点将”，任广东省委第一书记，离开了工作和生活30多年的东北，离开了主政3年多的辽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