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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潘懋元先生是国内外高等教育界的享有盛名的学术型教育家，当之无愧的高等教育学科的奠基人。他基于自身的教育实践和前期的理论积淀，继承弘扬了以杨贤江、蔡元培和伯顿·克拉克等为代表的一批中外教育名家的学术精神，以及陈嘉庚、萨本栋、王亚南等历届厦门大学校长的教学、管理思想，坚持站在教学科研一线，形成了一系列对于高等教育教学与管理的独到见解。其教育思想主要体现在：（一）思想体系的理论渊源：教育的内外部关系规律;（二）走在前沿的高等教育办学思想：大力发展民办教育;（三）与国际接轨的教育管理思想：高校二元权力结构变革。
关键词：潘懋元;高等教育思想;教育实践;理论贡献
中图分类号：G640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2095-6916（2021）16-0117-04
潘懋元先生（1920—）是中国伟大的教育家，2017年被推选为“当代教育名家”。先生是位富有传奇色彩的人物，在他身上出现了诸多“第一”。他从15岁开始走上教育生涯，从教经历十分丰富，从小学教到中学直至大学，教龄超过85年，做过小学教师、中学校长，也做过大学教务长、副校长。2020年恰逢先生百岁，厦门大学精心组织了“潘懋元教授从教85周年暨新时代中国高等教育改革与发展高峰论坛”，百岁教授线上畅谈教育，成为网红“主播”，这在整个中国乃至世界教育历史上都是并不多见的，先生是一位名副其实的学术型教育家。
一、潘懋元的教育实践经历
（一）从小学教师到大学校长的不懈奋斗
潘懋元既是一位敢为人先的教育理论家，也是一名甘于奉献的教师，还是一位有着卓越贡献的校长。他的一生都与教育事业紧密相连，从15岁走上小学讲台上了第一堂“失败”的课，他就坚信教育一定有着自己的模式与方法[1]400，并坚持边读书边教书，从小学教到了大学，从小学生带到了博士生。1981年，潘懋元在厦门大学招收了中国首批高等教育学专业的研究生，成为了该学科第一位硕士生导师。1986年厦门大学建立了中国第一个高等教育学博士点，潘懋元又成为了该学科第一位博士生导师。他的一生都站在教学一线，堪称教书育人的楷模。在2020年6月，作为“百岁老人”的他仍在网上作了有关高校发展的报告，成为了世界上最高龄的“线上”教师，在线观看人数高达三万多名。这些都源于潘懋元对于教育事业的热爱与追求。
潘懋元的教育实践活动十分丰富。他为人处世十分低调，总以教师身份为傲，却很少以“长”自居，他曾骄傲地说自己这一辈子最荣幸的事就是自己的名字在教师的名册中。即便是在就任厦门大学副校长职务期间，潘懋元仍然坚持“双肩挑”，一边分管教学、科研以及学生工作，一边奋战在教学和科研的第一线，并深入开展了一些列高等教育改革工作，这些都为其理论思想的进一步丰富奠定了实践基础。潘懋元认为高等教育管理是一类学术性职业，而大学校长是这一职业的高层，因此，大学的领导不能脱离学术工作，应置身于学术群体之中，处在教学、科研的第一线，简政放权却忙而不乱，在谋划学校发展战略的同时兼顾教学与科研，体现这一职业的学术性价值[2]。
1978年潘懋元任职厦门大学副校长，并分管教学工作。任职前潘懋元主管過招生和考试工作，并刚刚亲历了拨乱反正的社会变革，邓小平理论给予了他很大的思想触动。任职后，潘懋元在学校教学和管理方面取得了诸多成就，一是重视学校的基层组织建设，积极推进“教研室”的建设，以促进教师的专业化发展;二是重视基础课程教育，鼓励高水平教师带头上基础课，并将教学业绩作为教师晋升的重要考查指标;三是提出要恢复学分制，倡导实施弹性教学计划，促进学生“自由发展”;四是将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在教学计划中合理安排学生参与公益劳动;五是打破传统教师招聘束缚，不拘一格引进人才，培养了一批批优秀教师[3]27-32，为学校的发展作出了长远贡献。
（二）当之无愧的中国高等教育学科的奠基人
早在少年时期潘懋元就接受到首部教育理论专著的熏陶，即庄泽宣的《教育概论》，这不仅激发了他对于教育理论研究的兴趣，也对他后续创设高等教育学科埋下了理论的种子。1978年是高等教育研究和发展的春天，潘懋元经过数十年的教育理论研究与实践，敏锐地察觉到高等教育与普通教育之间的差异，中国教育的发展亟需将高等教育从普通教育的研究中“抽离”出来，对于大学生的教育不能像对待普通高中生那样，应明确其定位，遵循相应的规律。此后，先生将高等教育的改革问题在理论上进行综合并继而形成了高等教育的改革过程理论[4]311。
潘懋元认为普通教育是基础教育，即每个公民理应接受的教育，也是整个教育体系的基础。高等教育虽具有普通教育性质，与普通教育都有着基于社会主义教育的共同成分，但是总体属于专业教育，对于经济建设和文化发展发挥着更重要的作用。受传统观念影响，长期以来对教育学的研究存在认识上的问题，即将高等教育简单地等同于普通教育，认为两者的基本原理是一致的，忽视了两类教育本身的内在差异性，即高等教育的“高”与“专”。潘懋元首次旗帜鲜明地指出高等教育的发展需要新学科的诞生，而社会主义新中国的高等教育实践经验正为学科的建立带来了可能性，因此教育科学工作者必须开展高等教育的理论研究[5]。随后，以潘懋元和刘佛年、朱九思为代表的一批高等教育理论工作者开始大力倡导高等教育的理论研究工作。潘懋元先生在此过程中，创造了诸多教育史上的“第一”。1978年在厦门大学他创办了中国高等教育第一个专门研究机构，即厦门大学高等教育科学研究室，标志了高等教育研究在中国成为了一个专门研究领域。随后，潘懋元意识到有了专门的机构的还需要专门的组织来保障研究的进程，于是经过1979年到1983年紧锣密鼓的筹备工作，于1983年正式成立了中国高教学会，使得中国高等教育研究开始向着有组织的方向发展。同年，国务院学位办将高等教育学正式列为学科专业目录中的教育学二级学科，使得高等教育学“登堂入室”。1984年由潘懋元主编的《高等教育学》正式出版，这是中国高等教育史上的第一部系统专著，他的出版标志着这门新兴学科的正式确立[3]233-234。这所有的一切，每一个环节都离不开潘懋元的执着与努力，可以说先生是中国高等教育学科当之无愧的奠基人，无论是对于理论的发展还是实践中学科的形成都有着卓越的贡献。 二、潘懋元教育思想的形成机制
潘懋元教育思想的形成既基于一定的时代背景，也基于自身独特的教育实践经历，还离不开中外教育家的思想熏陶以及自己对于教育研究事业的执着。19世纪，中国高等教育的发展一度受挫，随着一系列制度变革，高考招生制度得以恢复，培养了大批拔尖人才，缓解了当时专门人才的培养问题。这不仅在中国现代发展史上有着重大意义，对于亲历变革的潘懋元也有很大的触动。在政治运动中，教育发展的跌宕起伏使他充分意识到政治、经济、社会等外部环境对于教育的重要影响，这对于他之后探索并坚持的教育内外部关系规律有着直接关系。而此后，潘懋元的研究主题也是顺应时代的发展和社会的需求不断得以延伸，在中国民办高等教育、职业教育、一流大学建设等方面都取得了令人瞩目的研究成果。15岁就开始的从教生涯，而后厦大附小的重建以及厦门大学副校长的任职经历等也给潘懋元教育思想的形成奠定了坚实的实践基础。
在潘懋元高等教育思想的理论来源上，一方面是以杨贤江、蔡元培和伯顿·克拉克等为代表的一批中外教育名家对其的影响。杨贤江关于的教育与政治经济之间辩证关系的论述可以说是潘懋元“内外部关系规律”形成的思想启蒙。西方学者伯顿·克拉克关于高等教育管理体制改革的研究，特别是高校学术权力和学术组织的观点为潘懋元高等教育思想的形成提供了充裕的理论养分。而蔡元培兼容并包的思想也给了潘懋元在高等教育管理方面很大的启发，特别是蔡元培在北大任职校长期间“不拘一格降人才”的用人理念，使得胡适和陈独秀等一大批年轻教授脱颖而出，推动了北大的繁荣，这给了潘懋元在学校管理思想方面很大的触动[3]32，使得他敢于突破传统的教师聘任机制，以“才”识人、以“才”用人，解决了师资人才青黄不接的问题。潘懋元教育思想的形成不仅根植于中国的传统文化，同时还受到美国实用主义教育和苏联教育中质量观的深刻影响[6]，其自身所具备的丰硕知识底蕴，不同阶段的教学实践经历，求真的理论研究精神都是潘先生教育理论形成的奠基石。另一方面是以厦门大学历届校长为代表的一批近代教育家对潘懋元教育思想和教育实践的直接影响，在潘懋元看来，“校长应当是教育家，但教育家的校长并不多，能为后人所景仰并载入教育史册者就更寥寥可数”[3]6。陈嘉庚、萨本栋、王亚南等历届厦门大学校长的教学、管理思想对潘懋元后任厦门大学领导工作产生了比较直接的影响。潘懋元曾感慨“陈嘉庚的办学精神，一直为我所敬仰”。他认为陈嘉庚对于中国传统文化的继承和对西方先进理念的融合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教育体系的建设具有重要意义。而萨本栋的“长汀精神”则为厦门大学树立了自强不息的南方之强形象，萨校长舍身治校和爱生如子的品格也在潘懋元后期的治校管理中得到了延续。王亚南校长坚持教学为主兼顾科研的办学理念，以及培养高层次人才的基本原则更是深深触动了潘先生的高校办学思想[7]，因此，潘懋元坚持认为大学校长应当适当参加教学、科研工作才能够更全面、科学地领导大学。正是秉承这样的思想理念，潘懋元无论身处何位都坚持站在教学一线，将教育理论研究扎根于实践的土壤。
三、潘懋元主要教育思想的研究与实践
潘懋元的教育思想十分豐富，主要集中于高等教育领域，既有对于高等教育改革与教育规律的探索，也有对高等教育管理的研究和实践，还有对高等教育研究本身的经验总结与反思。总体而言，教育的内外部关系规律是其整个高等教育思想的理论支撑，民办高等教育和高等教育管理思想等则是在其教育思想的精髓所在，在中国高等教育实践中影响深远。
（一）思想体系的理论渊源：教育的内外部关系规律
教育学的本质就是通过教育规律的研究引领实践活动的方向。对于教育基本规律的研究既是潘懋元教育思想中的核心内容，也是其整个高等教育思想体系的理论支撑，更是该领域研究各类教育问题、阐述教育现象的理论基石。包括教育的外部关系规律、内部关系规律，以及内外部关系规律[8]73。
1980年，潘懋元在赴湖南大学作讲座时，首次正式提出了“教育的内外部关系规律”，随后又结合实践对该规律进行了多次修正与完善。潘懋元认为所谓教育的外部关系规律即“教育必须与社会发展相适应”，教育可以看作为社会的子系统并受到来自外部的经济、政治、文化的制约。而教育的内部关系规律可以被看作是教育内部一些列关系和规律的总和，包括“教育要求与教育对象的身心发展以及个性特征的关系”“人的全面发展各个组成部分的关系”，以及“教师者、教育对象、教育影响诸要素在教育过程中的关系”。与此同时，内、外部规律之间并不是割裂的，总体而言外部关系规律制约着内部规律的运行，内部规律则是外部规律发生作用的基础[9]19-22。潘懋元从教育的功能和教育的本质等诸多维度探讨了教育基本规律的形成机制，并厘清了基本规律与教育工作方针和教育目的关系，形成了一个相互联系和制约的理论体系，极大地推动了高等教育的理论和实践研究进程。也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教育规律与教育实践相矛盾，理论研究工作和实际教育问题相脱节的难题。为教育工作者提供了从实践到问题，再经理论和推演，将理论放到实践中去检验的“双赢”研究范式。
（二）走在前沿的高等教育办学思想：大力发展民办教育
潘懋元自20世纪80年代就开始研究民办高等学校，并提出民办力量也是推动中国高等教育发展的动力。他在充分剖析了社会经济发展的历史进程，考察了国外私立高等学校的形成轨迹后，基于中国各阶段的基本国情和教育水平，论证了中国民办高等学校出现和发展的必然性。
第一，从理性层面看，当时的中国非公有制经济得到了大力发展，并已经成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这种经济体制结构的变化为民办高等学校的出现和发展奠定了经济基础[10]。即便初期社会大众对于民办教育的发展存有诸多质疑，但是以他为代表的一批学者仍坚定地相信民办高校将是中国未来高等教育发展的重要支柱，这是基于一种理性的认识和价值判断。
第二，潘懋元对于民办教育的热衷源自自身对民办教育的感情，特别是对民办高校创办者的感情。他曾深有感触地说，自己曾接触过许多民办高校的董事长、校长等核心管理人员，从内心很钦佩他们艰苦创业、执着追求以及委曲求全的品格。 他认为民办高等教育是经济体制转轨下的选择，也是中国高等教育迈向高水平、大众化的必由之路，而且在合作办学和内部管理体制改革方面都有其独特优势。首先，民办教育的融资渠道多样化，可以有效解决当时国家经费投入有限和高等教育大规模发展之间的矛盾，通过社会资金的流入来缓解国家财政压力;其次，民办高校的办学定位可以与地域经济发展更为紧密地融合，既适应于地方的经济产业结构，也突出办学优势，与其他院校形成差异化发展趋势，凸显地方办学特色;再次，民办高校可以整合包括人力、设备资源在内的各类既有社会资源，弥补办学条件的缺失，加大社会资源利用率，降低办学成本;从次，民办教育本身具有灵活的办学管理机制， 在模式的创新、体制的改革等方面可能发挥着先导作用[11];最后，民办高校对市场的变化比较敏锐，可以根据社会和企业需要灵活调整专业设置方向，培养“定制型”人才，以迎合市场需求，化解毕业生就业难的问题。随后民办高校在上世纪90年代中期得到了较快发展，并享受到了良好的政策红利。潘懋元的民办教育思想不仅从理论上论证了民办高等教育存在的必然性，打破了大众对于民办高校认识的局限性，明确了民办高等教育的重要价值，还对民办教育的阶段性发展提出了一些列前瞻性的建议，通过学术力量为民办高校的发展营造了良好的政策环境，并对民办高校的产权性质、开放收费等都进行了合理界定，引导民办高等教育的良序发展。
（三）与国际接轨的教育管理思想：高校二元权力结构变革
教育管理思想是引导教育管理行为，决定教育管理成效的灵魂。高校的管理既要明确学校的整体定位和发展愿景，制定科学合理的战略规划，也要重视管理过程中的权力分配问题，实现二元权力结构。高校既是一类社会组织，又不同于一般的组织或机构，它教书育人的本质和服务社会的职能使它必须成为一种学术性机构，通过教学和科学研究创造社会价值。潘懋元认为高校行政权力和学术权力的出现是必然的，并且二者之间属于一种二元权力结构，都有各自的使用限度和范围，相互之间不应过分交叉。保障学术权力既是高等院校制定学校管理章程，完善高等教育法律法规的基础，同时也在整个高教系统中发挥着重要作用，是高等教育管理学的逻辑起点[12]。而从国际视域看，高等教育治理研究的视野也早已定位于描述院校决策过程的特性[13]191。
中国高校普遍存在二元权力结构的不平衡以及二元权力分割的问题，一方面，学术权力不能与行政权力“平起平坐”，学术权力的式微自然会导致学术生命力的日渐衰退;另一方面，行政权力与学术权力二者之间往往相互交融，要辨别每件事物的学术性或非学术性属性本身就存在一定的难度，要想重塑高校的二元权力结构，使之相辅相成也是有一定难度的，去行政化绝不是一个一蹴而就的过程。而所谓去行政化，并不是对行政管理的全盘否定，其内蕴是不能将行政权力凌驾于学术权力之上并取而代之[14]。因此，去行政化绝不能片面理解为去掉行政机构，忽视行政权力，而是要积极保障学术权力的合法地位和合理运行，从而指导学术活动和人才培养进程，培养更优秀的人才并创造更多的科研成果为社会服务。随后，迎来了学界对于现代大学制度和章程的反思，“去行政化”问题得到了广泛重视。《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也明确提出要“完善中国特色现代大学制度。完善治理结构。”而从现实境遇看，学术权力与行政权力往往相互交融[15]，二元权力结构失衡无疑是高校从管理走向治理的改革之路中必须直面的问题。从“管理”走向“治理”，强调的是实现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管理的基础是权力，是自上而下的，治理则是涉及多种利益相关者的权利，是自下而上的管理。因此，对于高等教育院校而言，从“管理”走向“治理”也可以理解为从“权力”转变为“权利”，由传统的层级式的管理体系变革为多元利益主体共同参与的“扁平式”管理体系，由权力的使用到权利的分配，以赋予高校更强的生命活力。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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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潘懋元，林莉.2020：中国民办高等教育的前瞻[J].浙江树人大学学报，2005（3）.
[12] 史秋衡.构建高教管理理论体系的若干思考——潘懋元高教管理思想研究[J].北京科技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1998（3）.
[13] 罗纳德·G.埃伦伯格.美国的大学治理[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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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唐文（1987—），女，汉族，江苏南京人，单位为江苏开放大学，研究方向为教育管理。
（责任编辑：董惠安）
关键词：潘懋元;高等教育思想;教育实践;理论贡献
中图分类号：G640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2095-6916（2021）16-0117-04
潘懋元先生（1920—）是中国伟大的教育家，2017年被推选为“当代教育名家”。先生是位富有传奇色彩的人物，在他身上出现了诸多“第一”。他从15岁开始走上教育生涯，从教经历十分丰富，从小学教到中学直至大学，教龄超过85年，做过小学教师、中学校长，也做过大学教务长、副校长。2020年恰逢先生百岁，厦门大学精心组织了“潘懋元教授从教85周年暨新时代中国高等教育改革与发展高峰论坛”，百岁教授线上畅谈教育，成为网红“主播”，这在整个中国乃至世界教育历史上都是并不多见的，先生是一位名副其实的学术型教育家。
一、潘懋元的教育实践经历
（一）从小学教师到大学校长的不懈奋斗
潘懋元既是一位敢为人先的教育理论家，也是一名甘于奉献的教师，还是一位有着卓越贡献的校长。他的一生都与教育事业紧密相连，从15岁走上小学讲台上了第一堂“失败”的课，他就坚信教育一定有着自己的模式与方法[1]400，并坚持边读书边教书，从小学教到了大学，从小学生带到了博士生。1981年，潘懋元在厦门大学招收了中国首批高等教育学专业的研究生，成为了该学科第一位硕士生导师。1986年厦门大学建立了中国第一个高等教育学博士点，潘懋元又成为了该学科第一位博士生导师。他的一生都站在教学一线，堪称教书育人的楷模。在2020年6月，作为“百岁老人”的他仍在网上作了有关高校发展的报告，成为了世界上最高龄的“线上”教师，在线观看人数高达三万多名。这些都源于潘懋元对于教育事业的热爱与追求。
潘懋元的教育实践活动十分丰富。他为人处世十分低调，总以教师身份为傲，却很少以“长”自居，他曾骄傲地说自己这一辈子最荣幸的事就是自己的名字在教师的名册中。即便是在就任厦门大学副校长职务期间，潘懋元仍然坚持“双肩挑”，一边分管教学、科研以及学生工作，一边奋战在教学和科研的第一线，并深入开展了一些列高等教育改革工作，这些都为其理论思想的进一步丰富奠定了实践基础。潘懋元认为高等教育管理是一类学术性职业，而大学校长是这一职业的高层，因此，大学的领导不能脱离学术工作，应置身于学术群体之中，处在教学、科研的第一线，简政放权却忙而不乱，在谋划学校发展战略的同时兼顾教学与科研，体现这一职业的学术性价值[2]。
1978年潘懋元任职厦门大学副校长，并分管教学工作。任职前潘懋元主管過招生和考试工作，并刚刚亲历了拨乱反正的社会变革，邓小平理论给予了他很大的思想触动。任职后，潘懋元在学校教学和管理方面取得了诸多成就，一是重视学校的基层组织建设，积极推进“教研室”的建设，以促进教师的专业化发展;二是重视基础课程教育，鼓励高水平教师带头上基础课，并将教学业绩作为教师晋升的重要考查指标;三是提出要恢复学分制，倡导实施弹性教学计划，促进学生“自由发展”;四是将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在教学计划中合理安排学生参与公益劳动;五是打破传统教师招聘束缚，不拘一格引进人才，培养了一批批优秀教师[3]27-32，为学校的发展作出了长远贡献。
（二）当之无愧的中国高等教育学科的奠基人
早在少年时期潘懋元就接受到首部教育理论专著的熏陶，即庄泽宣的《教育概论》，这不仅激发了他对于教育理论研究的兴趣，也对他后续创设高等教育学科埋下了理论的种子。1978年是高等教育研究和发展的春天，潘懋元经过数十年的教育理论研究与实践，敏锐地察觉到高等教育与普通教育之间的差异，中国教育的发展亟需将高等教育从普通教育的研究中“抽离”出来，对于大学生的教育不能像对待普通高中生那样，应明确其定位，遵循相应的规律。此后，先生将高等教育的改革问题在理论上进行综合并继而形成了高等教育的改革过程理论[4]311。
潘懋元认为普通教育是基础教育，即每个公民理应接受的教育，也是整个教育体系的基础。高等教育虽具有普通教育性质，与普通教育都有着基于社会主义教育的共同成分，但是总体属于专业教育，对于经济建设和文化发展发挥着更重要的作用。受传统观念影响，长期以来对教育学的研究存在认识上的问题，即将高等教育简单地等同于普通教育，认为两者的基本原理是一致的，忽视了两类教育本身的内在差异性，即高等教育的“高”与“专”。潘懋元首次旗帜鲜明地指出高等教育的发展需要新学科的诞生，而社会主义新中国的高等教育实践经验正为学科的建立带来了可能性，因此教育科学工作者必须开展高等教育的理论研究[5]。随后，以潘懋元和刘佛年、朱九思为代表的一批高等教育理论工作者开始大力倡导高等教育的理论研究工作。潘懋元先生在此过程中，创造了诸多教育史上的“第一”。1978年在厦门大学他创办了中国高等教育第一个专门研究机构，即厦门大学高等教育科学研究室，标志了高等教育研究在中国成为了一个专门研究领域。随后，潘懋元意识到有了专门的机构的还需要专门的组织来保障研究的进程，于是经过1979年到1983年紧锣密鼓的筹备工作，于1983年正式成立了中国高教学会，使得中国高等教育研究开始向着有组织的方向发展。同年，国务院学位办将高等教育学正式列为学科专业目录中的教育学二级学科，使得高等教育学“登堂入室”。1984年由潘懋元主编的《高等教育学》正式出版，这是中国高等教育史上的第一部系统专著，他的出版标志着这门新兴学科的正式确立[3]233-234。这所有的一切，每一个环节都离不开潘懋元的执着与努力，可以说先生是中国高等教育学科当之无愧的奠基人，无论是对于理论的发展还是实践中学科的形成都有着卓越的贡献。 二、潘懋元教育思想的形成机制
潘懋元教育思想的形成既基于一定的时代背景，也基于自身独特的教育实践经历，还离不开中外教育家的思想熏陶以及自己对于教育研究事业的执着。19世纪，中国高等教育的发展一度受挫，随着一系列制度变革，高考招生制度得以恢复，培养了大批拔尖人才，缓解了当时专门人才的培养问题。这不仅在中国现代发展史上有着重大意义，对于亲历变革的潘懋元也有很大的触动。在政治运动中，教育发展的跌宕起伏使他充分意识到政治、经济、社会等外部环境对于教育的重要影响，这对于他之后探索并坚持的教育内外部关系规律有着直接关系。而此后，潘懋元的研究主题也是顺应时代的发展和社会的需求不断得以延伸，在中国民办高等教育、职业教育、一流大学建设等方面都取得了令人瞩目的研究成果。15岁就开始的从教生涯，而后厦大附小的重建以及厦门大学副校长的任职经历等也给潘懋元教育思想的形成奠定了坚实的实践基础。
在潘懋元高等教育思想的理论来源上，一方面是以杨贤江、蔡元培和伯顿·克拉克等为代表的一批中外教育名家对其的影响。杨贤江关于的教育与政治经济之间辩证关系的论述可以说是潘懋元“内外部关系规律”形成的思想启蒙。西方学者伯顿·克拉克关于高等教育管理体制改革的研究，特别是高校学术权力和学术组织的观点为潘懋元高等教育思想的形成提供了充裕的理论养分。而蔡元培兼容并包的思想也给了潘懋元在高等教育管理方面很大的启发，特别是蔡元培在北大任职校长期间“不拘一格降人才”的用人理念，使得胡适和陈独秀等一大批年轻教授脱颖而出，推动了北大的繁荣，这给了潘懋元在学校管理思想方面很大的触动[3]32，使得他敢于突破传统的教师聘任机制，以“才”识人、以“才”用人，解决了师资人才青黄不接的问题。潘懋元教育思想的形成不仅根植于中国的传统文化，同时还受到美国实用主义教育和苏联教育中质量观的深刻影响[6]，其自身所具备的丰硕知识底蕴，不同阶段的教学实践经历，求真的理论研究精神都是潘先生教育理论形成的奠基石。另一方面是以厦门大学历届校长为代表的一批近代教育家对潘懋元教育思想和教育实践的直接影响，在潘懋元看来，“校长应当是教育家，但教育家的校长并不多，能为后人所景仰并载入教育史册者就更寥寥可数”[3]6。陈嘉庚、萨本栋、王亚南等历届厦门大学校长的教学、管理思想对潘懋元后任厦门大学领导工作产生了比较直接的影响。潘懋元曾感慨“陈嘉庚的办学精神，一直为我所敬仰”。他认为陈嘉庚对于中国传统文化的继承和对西方先进理念的融合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教育体系的建设具有重要意义。而萨本栋的“长汀精神”则为厦门大学树立了自强不息的南方之强形象，萨校长舍身治校和爱生如子的品格也在潘懋元后期的治校管理中得到了延续。王亚南校长坚持教学为主兼顾科研的办学理念，以及培养高层次人才的基本原则更是深深触动了潘先生的高校办学思想[7]，因此，潘懋元坚持认为大学校长应当适当参加教学、科研工作才能够更全面、科学地领导大学。正是秉承这样的思想理念，潘懋元无论身处何位都坚持站在教学一线，将教育理论研究扎根于实践的土壤。
三、潘懋元主要教育思想的研究与实践
潘懋元的教育思想十分豐富，主要集中于高等教育领域，既有对于高等教育改革与教育规律的探索，也有对高等教育管理的研究和实践，还有对高等教育研究本身的经验总结与反思。总体而言，教育的内外部关系规律是其整个高等教育思想的理论支撑，民办高等教育和高等教育管理思想等则是在其教育思想的精髓所在，在中国高等教育实践中影响深远。
（一）思想体系的理论渊源：教育的内外部关系规律
教育学的本质就是通过教育规律的研究引领实践活动的方向。对于教育基本规律的研究既是潘懋元教育思想中的核心内容，也是其整个高等教育思想体系的理论支撑，更是该领域研究各类教育问题、阐述教育现象的理论基石。包括教育的外部关系规律、内部关系规律，以及内外部关系规律[8]73。
1980年，潘懋元在赴湖南大学作讲座时，首次正式提出了“教育的内外部关系规律”，随后又结合实践对该规律进行了多次修正与完善。潘懋元认为所谓教育的外部关系规律即“教育必须与社会发展相适应”，教育可以看作为社会的子系统并受到来自外部的经济、政治、文化的制约。而教育的内部关系规律可以被看作是教育内部一些列关系和规律的总和，包括“教育要求与教育对象的身心发展以及个性特征的关系”“人的全面发展各个组成部分的关系”，以及“教师者、教育对象、教育影响诸要素在教育过程中的关系”。与此同时，内、外部规律之间并不是割裂的，总体而言外部关系规律制约着内部规律的运行，内部规律则是外部规律发生作用的基础[9]19-22。潘懋元从教育的功能和教育的本质等诸多维度探讨了教育基本规律的形成机制，并厘清了基本规律与教育工作方针和教育目的关系，形成了一个相互联系和制约的理论体系，极大地推动了高等教育的理论和实践研究进程。也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教育规律与教育实践相矛盾，理论研究工作和实际教育问题相脱节的难题。为教育工作者提供了从实践到问题，再经理论和推演，将理论放到实践中去检验的“双赢”研究范式。
（二）走在前沿的高等教育办学思想：大力发展民办教育
潘懋元自20世纪80年代就开始研究民办高等学校，并提出民办力量也是推动中国高等教育发展的动力。他在充分剖析了社会经济发展的历史进程，考察了国外私立高等学校的形成轨迹后，基于中国各阶段的基本国情和教育水平，论证了中国民办高等学校出现和发展的必然性。
第一，从理性层面看，当时的中国非公有制经济得到了大力发展，并已经成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这种经济体制结构的变化为民办高等学校的出现和发展奠定了经济基础[10]。即便初期社会大众对于民办教育的发展存有诸多质疑，但是以他为代表的一批学者仍坚定地相信民办高校将是中国未来高等教育发展的重要支柱，这是基于一种理性的认识和价值判断。
第二，潘懋元对于民办教育的热衷源自自身对民办教育的感情，特别是对民办高校创办者的感情。他曾深有感触地说，自己曾接触过许多民办高校的董事长、校长等核心管理人员，从内心很钦佩他们艰苦创业、执着追求以及委曲求全的品格。 他认为民办高等教育是经济体制转轨下的选择，也是中国高等教育迈向高水平、大众化的必由之路，而且在合作办学和内部管理体制改革方面都有其独特优势。首先，民办教育的融资渠道多样化，可以有效解决当时国家经费投入有限和高等教育大规模发展之间的矛盾，通过社会资金的流入来缓解国家财政压力;其次，民办高校的办学定位可以与地域经济发展更为紧密地融合，既适应于地方的经济产业结构，也突出办学优势，与其他院校形成差异化发展趋势，凸显地方办学特色;再次，民办高校可以整合包括人力、设备资源在内的各类既有社会资源，弥补办学条件的缺失，加大社会资源利用率，降低办学成本;从次，民办教育本身具有灵活的办学管理机制， 在模式的创新、体制的改革等方面可能发挥着先导作用[11];最后，民办高校对市场的变化比较敏锐，可以根据社会和企业需要灵活调整专业设置方向，培养“定制型”人才，以迎合市场需求，化解毕业生就业难的问题。随后民办高校在上世纪90年代中期得到了较快发展，并享受到了良好的政策红利。潘懋元的民办教育思想不仅从理论上论证了民办高等教育存在的必然性，打破了大众对于民办高校认识的局限性，明确了民办高等教育的重要价值，还对民办教育的阶段性发展提出了一些列前瞻性的建议，通过学术力量为民办高校的发展营造了良好的政策环境，并对民办高校的产权性质、开放收费等都进行了合理界定，引导民办高等教育的良序发展。
（三）与国际接轨的教育管理思想：高校二元权力结构变革
教育管理思想是引导教育管理行为，决定教育管理成效的灵魂。高校的管理既要明确学校的整体定位和发展愿景，制定科学合理的战略规划，也要重视管理过程中的权力分配问题，实现二元权力结构。高校既是一类社会组织，又不同于一般的组织或机构，它教书育人的本质和服务社会的职能使它必须成为一种学术性机构，通过教学和科学研究创造社会价值。潘懋元认为高校行政权力和学术权力的出现是必然的，并且二者之间属于一种二元权力结构，都有各自的使用限度和范围，相互之间不应过分交叉。保障学术权力既是高等院校制定学校管理章程，完善高等教育法律法规的基础，同时也在整个高教系统中发挥着重要作用，是高等教育管理学的逻辑起点[12]。而从国际视域看，高等教育治理研究的视野也早已定位于描述院校决策过程的特性[13]191。
中国高校普遍存在二元权力结构的不平衡以及二元权力分割的问题，一方面，学术权力不能与行政权力“平起平坐”，学术权力的式微自然会导致学术生命力的日渐衰退;另一方面，行政权力与学术权力二者之间往往相互交融，要辨别每件事物的学术性或非学术性属性本身就存在一定的难度，要想重塑高校的二元权力结构，使之相辅相成也是有一定难度的，去行政化绝不是一个一蹴而就的过程。而所谓去行政化，并不是对行政管理的全盘否定，其内蕴是不能将行政权力凌驾于学术权力之上并取而代之[14]。因此，去行政化绝不能片面理解为去掉行政机构，忽视行政权力，而是要积极保障学术权力的合法地位和合理运行，从而指导学术活动和人才培养进程，培养更优秀的人才并创造更多的科研成果为社会服务。随后，迎来了学界对于现代大学制度和章程的反思，“去行政化”问题得到了广泛重视。《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也明确提出要“完善中国特色现代大学制度。完善治理结构。”而从现实境遇看，学术权力与行政权力往往相互交融[15]，二元权力结构失衡无疑是高校从管理走向治理的改革之路中必须直面的问题。从“管理”走向“治理”，强调的是实现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管理的基础是权力，是自上而下的，治理则是涉及多种利益相关者的权利，是自下而上的管理。因此，对于高等教育院校而言，从“管理”走向“治理”也可以理解为从“权力”转变为“权利”，由传统的层级式的管理体系变革为多元利益主体共同参与的“扁平式”管理体系，由权力的使用到权利的分配，以赋予高校更强的生命活力。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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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唐文（1987—），女，汉族，江苏南京人，单位为江苏开放大学，研究方向为教育管理。
（责任编辑：董惠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