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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个世纪80年代是中等职业学校发展的黄金时期，作为跳出农门的重要载体，中等职业学校是许多农村优秀学子的首选。进入90年代初以后，情况发生了变化，那时中国正从传统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那时候考入职校的学生仍拥有令人羡慕的“干部”身份，部分学生还能安置工作。就业拉动了职业学校的发展，职业学校的生源获得了保障。
后来，这些行政福利色彩的支持很快消失，干部身份日渐消失，更重要的是学生就业成为难题，职业学校的风光一去不返。90年代中期，职业学校跌入低谷，迎来了它的艰难时光。90年代中后期，为扶持职业学校的发展，各地采用了让职校走综合高中的过渡办法，一方面用对口升学的办学支持职校，那些不能对口升学的学生也能掌握一技之长。
“对口升学的门槛相对较低，又有国家名额支持，那时候每年从学校升入本科院校的学生有20多个，这对那些上普通高中没有多大出路的孩子具有一定吸引力。职教中心好像看到了新的曙光，可是，以升学为导向的模式与职业教育就业为导向的模式是有冲突的，随着国家缩减招生名额，升学人数锐减后，职业学校再次出现下滑趋势。”
转机出现在2005年11月，全国职业教育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温家宝总理在会上发表了《大力发展中国特色的职业教育》的讲话，这份讲话中透露，国务院已决定，“十一五”期间中央财政对职业教育投入100亿元，重点用于支持职业教育实训基地建设，充实教学设备，资助贫困家庭学生接受职业教育。
此后，各地亦开始扭转教育结构，加强了公共财政对职业教育的投入，2007年中等职业学校学生国家资助新政出台，农村户籍的学生和县镇非农户口的学生以及城市家庭经济困难学生，每生每年可获得1500元助学金。类似于义务教育全免的免费职业教育政策也进入一些地方的决策层视野，职业教育受到空前关注。财政部、教育部向各地下达了中等职业学校国家助学金预算，各省份按比例应负担的专项经费也得到落实，生源于是反成为职业学校大伤脑筋的问题。
内外交困
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职校的春天远没有到来。全国人大代表、华中师范大学教育科学院教授周洪宇研究发现，职业教育的复苏仍然有待于一些瓶颈的打通。
我国实行的是分级投入的办学体制，中等职业教育过去主要由地方政府和企业来承担，县级职教中心主要由公共教育经费分担，而技校由企业拨款。虽然目前很多职教中心都拥有了“国家重点”的帽子，但从教育部门获得的经费有限，经费投入欠缺是职教中心的普遍现象。加之，政府投入并没有形成制度，职教投入占公共教育经费的比例很低，很多地方仅在5%左右，又不能从民间资本获得资金来源。
技校的生存依存于企业，企业经营状况好就多给钱，没钱就不给。前些年众多国企举步维艰，很多技校招不到学生，没有运转经费，跌入困顿，一些学校仅是一块牌子养着一批技校老师而已。很多中等层次的职教中心都是由薄弱高中和技校转变而来，其人才培养模式、课程设置和教学形式都不能适应现代企业用人单位的需要，高等职业教育同样面临这样的困境。1998年我国高校大规模扩招后，中国的普通高校规模由过去的1000多所发展到2000多所，新增的1000多所高校中有70%~80%是高等职业技术学院，高职院校在高校扩招中承担了大部分生源，直接推动了高等教育大众化。
研究者也注意到，相当多的高职院校是由几所中职学校合并而来，在中职升高职的风潮中，由于片面强调规模，一些地方在升格标准上把关不严、放低门槛的结果是，一些濒临破产的学校时来运转，摇身一变获得了高等职业教育发展的机会。等它发展到相当规模后，这种情况已经难以为继，国家又开始严格审查，过去高职的审批权在各省教育行政部门，如今教育部采取了备案制。“在这股风潮中壮大的相当一大批高职院校，师资很差，教师要么不是应用型技能型人才，要么是低层次的技能型人才，只能适应中等技能教学，教学层次难以提升；它的课程体系还是沿用过去传统的体系，和企业、社会联系不紧……职业院校本身的职业化、技能型不强，办学模式存在问题。”周洪宇说。
另外，高职院校省属的不多，主要是地市属，也就是说绝大多数高职院校都是地市投资。这样，沿海地区高职院校因为当地经济发展迅速可能获得的投资较多，中西部地区的许多高职院校由于地方财政有限获得的投入较差，一些高职院校所获得的投入仅比升格前两三所中职或技校所得的维持费略多，更多的只是在征地上得到了一些优惠。而办一所职业技术学院在仪器设备和实验设施上的投入往往比普通高校的投入还要多，因此，尽管这些中专、中职、技校升格为高职，但没有充足的投入，很难从办学质量上实现升格。因此扩招之后，很快就出现了毕业生就业难。
“也有少数在全国办得有影响的职业技术学院，它的毕业生供不应求，它的生源甚至强于一些省属普通高校。但只是凤毛麟角，一个省约40~50所高职，这样的学校所占的比例还不到10%。”
冲破困境
“任何一种教育的发展都有它的周期性，当强调某种门类时，意味着对其它门类的相对忽略，比如过去我们强调高等教育而忽略了基础教育，现在又强调向基础教育倾斜，提高高教质量，推进素质教育，在推进的过程中发现它们的结合点——技能型人才短缺，需要大力发展，未来职业教育发展到一定程度，同样面临相应调整。”周洪宇说。
目前，对职业教育是否存在推进过快的争论，周洪宇认为，这只是个技术问题，并不是原则问题。比如，过分强调比例，要求每年扩招100万，目标定得太机械，肯定会有问题，需要人事、劳动、教育、学校多方来研究论证，不能由哪个部门定个标准。历史地看，职业教育大发展并不是哪个部门在人为强力推动，而是社会的内在需求。中国正在成为一个制造业大国，需要大量高素质的专业技能型人才。我国技术工人只占全部工人的1/3左右，且多数是初中级工，高级技工和技师仅占4%，而一般发达国家高级工占到50%以上。目前我国制造业劳动生产率是美国、日本的4%，是德国的5%，从南到北蔓延的技工荒敲响了职业教育的警钟。周洪宇认为，未来一个时期，就业会越来越艰难，这对职业教育来说蕴藏着一定机遇，用人单位可能更趋于务实，对职业院校毕业生更青睐。但这个假设的前提是，职业技术院校必须尽快转变人才培养模式，切实提高教学质量，培养出社会真正需要的应用型、技能型人才。职业教育的成效显露之时，就是人们对学历崇拜瓦解之时。
后来，这些行政福利色彩的支持很快消失，干部身份日渐消失，更重要的是学生就业成为难题，职业学校的风光一去不返。90年代中期，职业学校跌入低谷，迎来了它的艰难时光。90年代中后期，为扶持职业学校的发展，各地采用了让职校走综合高中的过渡办法，一方面用对口升学的办学支持职校，那些不能对口升学的学生也能掌握一技之长。
“对口升学的门槛相对较低，又有国家名额支持，那时候每年从学校升入本科院校的学生有20多个，这对那些上普通高中没有多大出路的孩子具有一定吸引力。职教中心好像看到了新的曙光，可是，以升学为导向的模式与职业教育就业为导向的模式是有冲突的，随着国家缩减招生名额，升学人数锐减后，职业学校再次出现下滑趋势。”
转机出现在2005年11月，全国职业教育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温家宝总理在会上发表了《大力发展中国特色的职业教育》的讲话，这份讲话中透露，国务院已决定，“十一五”期间中央财政对职业教育投入100亿元，重点用于支持职业教育实训基地建设，充实教学设备，资助贫困家庭学生接受职业教育。
此后，各地亦开始扭转教育结构，加强了公共财政对职业教育的投入，2007年中等职业学校学生国家资助新政出台，农村户籍的学生和县镇非农户口的学生以及城市家庭经济困难学生，每生每年可获得1500元助学金。类似于义务教育全免的免费职业教育政策也进入一些地方的决策层视野，职业教育受到空前关注。财政部、教育部向各地下达了中等职业学校国家助学金预算，各省份按比例应负担的专项经费也得到落实，生源于是反成为职业学校大伤脑筋的问题。
内外交困
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职校的春天远没有到来。全国人大代表、华中师范大学教育科学院教授周洪宇研究发现，职业教育的复苏仍然有待于一些瓶颈的打通。
我国实行的是分级投入的办学体制，中等职业教育过去主要由地方政府和企业来承担，县级职教中心主要由公共教育经费分担，而技校由企业拨款。虽然目前很多职教中心都拥有了“国家重点”的帽子，但从教育部门获得的经费有限，经费投入欠缺是职教中心的普遍现象。加之，政府投入并没有形成制度，职教投入占公共教育经费的比例很低，很多地方仅在5%左右，又不能从民间资本获得资金来源。
技校的生存依存于企业，企业经营状况好就多给钱，没钱就不给。前些年众多国企举步维艰，很多技校招不到学生，没有运转经费，跌入困顿，一些学校仅是一块牌子养着一批技校老师而已。很多中等层次的职教中心都是由薄弱高中和技校转变而来，其人才培养模式、课程设置和教学形式都不能适应现代企业用人单位的需要，高等职业教育同样面临这样的困境。1998年我国高校大规模扩招后，中国的普通高校规模由过去的1000多所发展到2000多所，新增的1000多所高校中有70%~80%是高等职业技术学院，高职院校在高校扩招中承担了大部分生源，直接推动了高等教育大众化。
研究者也注意到，相当多的高职院校是由几所中职学校合并而来，在中职升高职的风潮中，由于片面强调规模，一些地方在升格标准上把关不严、放低门槛的结果是，一些濒临破产的学校时来运转，摇身一变获得了高等职业教育发展的机会。等它发展到相当规模后，这种情况已经难以为继，国家又开始严格审查，过去高职的审批权在各省教育行政部门，如今教育部采取了备案制。“在这股风潮中壮大的相当一大批高职院校，师资很差，教师要么不是应用型技能型人才，要么是低层次的技能型人才，只能适应中等技能教学，教学层次难以提升；它的课程体系还是沿用过去传统的体系，和企业、社会联系不紧……职业院校本身的职业化、技能型不强，办学模式存在问题。”周洪宇说。
另外，高职院校省属的不多，主要是地市属，也就是说绝大多数高职院校都是地市投资。这样，沿海地区高职院校因为当地经济发展迅速可能获得的投资较多，中西部地区的许多高职院校由于地方财政有限获得的投入较差，一些高职院校所获得的投入仅比升格前两三所中职或技校所得的维持费略多，更多的只是在征地上得到了一些优惠。而办一所职业技术学院在仪器设备和实验设施上的投入往往比普通高校的投入还要多，因此，尽管这些中专、中职、技校升格为高职，但没有充足的投入，很难从办学质量上实现升格。因此扩招之后，很快就出现了毕业生就业难。
“也有少数在全国办得有影响的职业技术学院，它的毕业生供不应求，它的生源甚至强于一些省属普通高校。但只是凤毛麟角，一个省约40~50所高职，这样的学校所占的比例还不到10%。”
冲破困境
“任何一种教育的发展都有它的周期性，当强调某种门类时，意味着对其它门类的相对忽略，比如过去我们强调高等教育而忽略了基础教育，现在又强调向基础教育倾斜，提高高教质量，推进素质教育，在推进的过程中发现它们的结合点——技能型人才短缺，需要大力发展，未来职业教育发展到一定程度，同样面临相应调整。”周洪宇说。
目前，对职业教育是否存在推进过快的争论，周洪宇认为，这只是个技术问题，并不是原则问题。比如，过分强调比例，要求每年扩招100万，目标定得太机械，肯定会有问题，需要人事、劳动、教育、学校多方来研究论证，不能由哪个部门定个标准。历史地看，职业教育大发展并不是哪个部门在人为强力推动，而是社会的内在需求。中国正在成为一个制造业大国，需要大量高素质的专业技能型人才。我国技术工人只占全部工人的1/3左右，且多数是初中级工，高级技工和技师仅占4%，而一般发达国家高级工占到50%以上。目前我国制造业劳动生产率是美国、日本的4%，是德国的5%，从南到北蔓延的技工荒敲响了职业教育的警钟。周洪宇认为，未来一个时期，就业会越来越艰难，这对职业教育来说蕴藏着一定机遇，用人单位可能更趋于务实，对职业院校毕业生更青睐。但这个假设的前提是，职业技术院校必须尽快转变人才培养模式，切实提高教学质量，培养出社会真正需要的应用型、技能型人才。职业教育的成效显露之时，就是人们对学历崇拜瓦解之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