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冯灵芝、周显信在《红旗文稿》2018年第10期撰文认为，40年前的"真理标准大讨论"拉开了思想解放与改革开放的历史帷幕，其中蕴含的实践第一、实事求是、反教条主义、人民至上、为真理献身等精神，至今仍然散发出耀眼的光芒，显示出超越历史时空的价值。1978年5月11日，《光明日报》发表的《时间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确立了以实践的发展推动马克思主义前进、用发展的马克思主义来指导新的实践的科学方向，这一标准也构成了新时代背景下我们继续解放思想、全面深化改革、衡量改革成败与否的"试金石"。"实事求是"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得以开辟的逻辑前提，也构成了真理标准精神的核心内涵。习近平总书记反复强调："对待马克思主义，不能采取教条主义的态度，也不能采取实用主义的态度。"不断推进理论创新，是反对教条主义最有力的武器。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对党的理论创新作过多次重要论述，他指出："我们党之所以能够历经考验磨难无往而不胜，关键就在于不断进行实践创新和理论创新。"党的十九大提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直面新时代我国的重大问题，彰显出对真理标准大讨论精神的继承与弘扬，充分体现了马克思主义改造世界的巨大力量。
"改革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对邓小平关于如何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论述的思考
姜淑萍在《党的文献》2018年第3期撰文认为，邓小平作为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对如何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作出了历史性贡献。其中一个重要思想就是把制度建设同改革相统一，强调通过改革推动和创新制度建设，不断发展完善社会主义制度。他坚信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对社会主义制度充满自信。在改革开放过程中，每当重大历史关口，他都能做到毫不动摇地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反对错误思潮，旗帜鲜明地表达对社会主义前途的坚定态度和信心，为中国的发展指明方向。同时，他也清醒地认识到社会主义制度还存在不完善的地方，需要通过改革革除弊病。他廓清了根本制度、基本制度和具体制度的关系，认为必须长期坚持根本制度和基本制度，不断改革具体制度;廓清了制度和方法之间的关系，冲破了僵化的思维模式，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打下了坚实基础。邓小平"改革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的主张，带给我们的启示是要正确处理坚持社会主义制度与推进改革创新、"变"与"不变"的辩证统一关系，把坚定社会主义制度自信和改革创新统一起来。
邓小平与1978年历史性伟大转折的实现
韩亚光在《当代中国史研究》2018年第2期撰文认为，1978年邓小平推动实现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的历史性伟大转折，开启了中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首先是端正思想路线，批判"两个凡是"，为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马克思主义思想路线重新确立发挥了决定性作用;其次是拨正政治路线，停止使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口号，把党和国家工作中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重新确立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马克思主义政治路线;再次是着力推动组织路线的矫正，平反冤假错案，加强中央领导机构，恢复民主集中制，重新确立了马克思主义组织路线。为推动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建设和发展，邓小平从主要路径和根本目的两个层面提出了新思路：将体制改革作为推动发展的主要路径，将促进人民致富作为发展的根本目的。为适应当时的国际形势和海峡两岸关系的新变化，邓小平转变统一方针，提出力争和平解决台湾问题，尊重台湾的现实，但不能"承担不使用武力的义务"。在对外政策上，邓小平继承、完善和发展了中国共产党反对霸权主义的传统，并赋予其对外政策新的时代内涵，提出反对霸权主义仍是中国外交政策的重要内容，实行对外开放成为中国对外政策的崭新内容。
邓小平开创改革开放伟业的十大贡献--纪念改革开放40周年
石仲泉在《毛泽东思想研究》2018年第5期撰文认为，改革开放40年来，我国实现了梦寐以求的从站起来到富起来，并走向强起来的伟大飞跃，这首先应归功于邓小平明确提出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开创了改革开放的历史伟业，其中邓小平的十大历史贡献至关重要。（一）邓小平反对"两个凡是"，支持和领导真理标准问题讨论，推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实现历史转折。（二）主持制定《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完成了党在指导思想上的拨乱反正。（三）提出三个"大政策"，为开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披荆斩棘。（四）提出改革党和国家领导制度，成为建设中国民主政治制度的历史起点。（五）提出一切从社会主义初级阶级实际出发，明确"三步走"发展战略，强调坚持党的基本路线一百年不动摇。（六）不断推动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强调只有两个文明都搞好，才是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七）提出社会主义可以搞市场经济，为我国经济发展指明了方向。（八）提出"一国两制"构想，有力推进了中华民族和平统一大业。（九）坚持和平和发展是当代世界的两大问题论断，提出一整套指导我国外交战略的基本方针。（十）坚持把思想政治建设摆在党的建设首位，强调在整个改革开放过程中都要反对腐败。
壮大集体经济、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原则与路径--从邓小平"第二次飞跃"论到习近平"统"的思想
张杨、程恩富在《现代哲学》2018年第1期撰文认为，邓小平"第二次飞跃"论与习近平"统"的思想具有密切的思想关联，对新时代集体经济的壮大和发展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第二次飞跃"论要求辩证地处理好集体化和集约化的关系，坚持集体经营和共同富裕的基本原则，指导着我国应该走以共富共享为目标、以集体化为基础的农业现代化集约道路。习近平"统"的思想在理论和实践层面很好地发展了"第二次飞跃"论。"统"的思想所蕴含的"经济大合唱"思想、"大农业"思想、"统"与 "分"辩证思想、"四条底线"思想、"贫困村集体经济较弱"思想都是沿着 "第二次飞跃"的要求，指明了稳中有进地壮大集体经济的方法论。由此，新时代实现"第二次飞跃"论不能没有习近平"统"的思想的具体方法论作为行动指南，习近平 "统"的思想也离不开"第二次飞跃"论对中国农村改革与发展的指导意义。新时代亟须重温"第二次飛跃"论的战略思想以及习近平"统"的思想，来共同指导中国集体经济的发展，实现乡村振兴战略。 邓小平关于调整国民经济关系的思想探析
于革、孟宪生在《经济纵横》2018年第9期撰文认为，邓小平在不同历史时期，针对国民经济关系问题都有过论述，为改革开放后的探索奠定了重要基础。早在抗日战争时期，邓小平就高度重视根据地经济建设问题，重视根据地工农业生产，强调发展根据地商业贸易。在社会主义建设初步探索时期，邓小平特别强调要根据实际不断调整和完善国民经济关系，具体包括：调整国有企业的管理方式;调整集体经济的管理体制;重视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强调坚持按劳分配原则。改革开放以来，邓小平关于调整国民经济关系的思想更加体现出全面性、系统性和长期性等特征。一是调整所有制结构，结合我国经济发展的实际情况，对公有制经济和非公有制经济的关系作出了开创性论述;二是创新资源配置方式，基于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商品经济的理论以及对我国现实国情的深刻洞察，对计划、市场的属性和功能作出新的定位和阐释;三是促进企业发展，激活微观经济运行主体;四是重视农业和工业的改革，率先在农村开启改革，进一步推进工业改革和发展;五是实施区域非均衡发展战略和扩大对外开放，提出"两个大局"思想，利用特区窗口积极吸收外资和技术。邓小平关于调整国民经济关系的思想，对于新时代加强党对经济建设的领导、坚持和完善基本经济制度、实施区域协调发展战略、构建全面开放新格局等具有重要现实启示意义。
邓小平的社会主义经济-政治统一观
邸乘光在《江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8年第1期撰文认为，邓小平在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中，深化了对社会主义经济与政治关系的认识，形成了系统的社会主义经济-政治统一观。邓小平充分吸收了马克思关于经济与政治辩证统一的思想，借鉴和吸取了列宁在俄国建设社会主义以及我国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的经验和教训，把全党工作重点转移到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方面来，明确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以什么为中心的问题，提出了"经济工作是当前最大的政治"的重要论断。邓小平坚持首先从政治角度看经济问题，以政治的高度、国家建设的大局、人民群众的立场来认识和把握经济问题，并在实践中从坚持经济目标与政治目标的统一、经济建设与政治建设的统一、经济中心与政治保证的统一、经济改革与政治改革的统一、经济工作与政治工作的统一、经济发展与政治稳定的统一。邓小平的社会主义经济-政治统一观是马克思主义关于经济与政治辩证统一关系的基本原理同我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具体实际相结合的产物，是对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历史经验的科学总结，是邓小平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党的基本路线的重要思想基础。
邓小平的党内批评和自我批评思想及其现实意义
庞超在《马克思主义研究》2018年第6期撰文认为，邓小平在继承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的基础上对批评和自我批评问题进行了积极的探索。在本质论层面，进一步将批评和自我批评提到无产阶级政党和共产党员党性的高度，明确了批评和自我批评同党的纲领、宗旨和性质的内在联系。在价值论层面，强调批评和自我批评是增强党的凝聚力和战斗力、推动党的事业不断前进的需要，指出批评和自我批评既是党克服缺点和纠正错误、不断改进工作的基本方法，又是解决党内矛盾、维护党内团结的锐利武器，是推动党内民主、实行党内监督的重要环节。在原则性层面，首次提出批评和自我批评都要站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上，从团结的愿望出发，以事实为依据，站稳党性立场，发扬民主精神。在方法论层面，系统阐述了正确掌握、自觉运用批评和自我批评武器的方式方法：批评要采取和风细雨、与人为善的态度，以说服教育为主;提倡当面批评，不要背后议论;要与党内组织生活制度建设结合起来;领导干部率先垂范是关键;鼓励和支持由下而上的批评，禁止压制批评的行为。邓小平关于党内批评和自我批评思想，对于新时代增强党内政治生活的政治性、时代性、原则性和战斗性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邓小平规范党内政治生活的历史审思
刘先春、葛英儒在《广西社会科学》 2018年第1期撰文认为，在党和国家发展紧急的历史关头，邓小平采取了重新恢复和确立实事求是思想路线、强化"一类组织建设"、健全党内政治生活的基本准则、全面整顿纠正党内多方面问题等四个方面的措施，彻底改变了党长期以来，特别是"文化大革命"以来党内政治生活不正常的现象，为改革开放伟大事业开创了良好的政治局面。这些理论和实践探索蕴含着丰富的政治智慧和深刻的哲学思维，启示我们要坚持用"四种思维"规范党内政治生活。（一）充分吸收党的历史智慧和营养的"历史思维"。要正确认识和评价党的历史问题，善于总结和借鉴党的历史经验和教训，继承和发扬党的优良传统，找准党的历史定位，坚持做到历史和现实的统一。（二）维护党的领导核心和中央权威的"核心思维"。要充分认识党的领导核心及中央权威的重要性，在党中央的坚强领导下不断提升治国理政的能力，毫不动摇地自觉维护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治国理政方略和实践部署。（三）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人民思维"。要坚持党的利益与人民利益的一致性，坚持为人民服务的宗旨与人民群众的实际需求相结合，把开展党内政治生活出发点、落脚点与人民群众的切身利益联系起来。（四）持续发挥党内法规的"法治思维"。要重视党内法规的作用，不断扎紧法规制度的笼子，强化法规制度的执行力度，凸显党纪规约的严明性、针对性和实效性。
全面从严治党纵深发展视阈下邓小平反腐败思想研究
凌德政、秦中亮在《苏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8年第5期撰文认为，邓小平正风反腐思想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思想理论体系大厦中一个承上启下的组成部分，对进一步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具有重要意义：（一）务实精神是邓小平反腐败思想的鲜明特质。邓小平反腐败思想最重要的表征是思想上的高度警觉，以服从大局为原则，提出终止政治运动的时代要求，强调要追究主要领导责任。（二）实用哲学是邓小平反腐败思想的思维特色。邓小平反腐败思想具有开拓性、创新性，继承和拓展了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党风廉政理论;具有周密性、系统性，是一个健全的科学体系;具有科学性、求实性，是邓小平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三）邓小平正党风反腐败建设理论对共产党坚定不移推进新的伟大工程具有重要的现实价值观照。反腐败斗争，关乎党的执政根基，关乎党的形象，关乎改革发展稳定大局，要正确认识把握反腐败斗争与维护改革发展稳定价值取向的一致性;正确认识把握治標与治本、惩治腐败与遏制腐败运行机制的互补性;正确认识把握全面从严治党与发展党内民主实践过程的共促性。 略论邓小平的改革方法论
陈开菊在《科学社会主义》2018年第3期撰文认为，邓小平改革方法论，是邓小平改革思想的精华，是邓小平留给中国人民的一笔珍贵精神财富。邓小平的改革方法论内容丰富，择其要点，主要包括：（一）"摸着石头过河"是邓小平改革方法论的精髓所在。在改革开放中，通过建立特区摸索改革的方法路子，政治体制改革同样提出试点先行。进行改革试验、由点到面地逐步推广，可以降低改革的风险，保证改革的顺利推进。（二）实事求是是邓小平改革方法论的基础。从我国的国情出发，就要深刻认识现实中的矛盾既有共性又有个性。走自己的路，就要在改革中坚持中国的特色和优势，不盲目照搬他国经验。（三）改革是一场伟大的试验，只能靠自己摸索，要敢闯敢试。胆子要大，就是要有闯的精神，有"冒"的精神，不要怕犯错。步子要稳，就是要把握稳健的原则，要把改革失误的代价降低到最小范围和最低程度，避免让失误从根本上影响改革大局。（四）分步骤、分阶段地实现改革发展的目标是邓小平改革方法论的一个重要特色。中国的改革从农村开始，再到城市，从容易改的开始，取得成功经验后再攻坚，从试点、试验开始，再到全面推广，改革坚持循序渐进的原则，才实现了改革的稳步前进。（五）邓小平将"两点论"与"重点论"结合起来，从国家发展和改革的全局出发，既做到统筹兼顾，又做到重点突破，妥善处理改革过程中种种复杂的矛盾关系，统筹兼顾一些事关全局的重大关系。
邓小平疏导群众思想的基本方法论析
魏强、韩梦馨在《西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8年第5期撰文认为，邓小平疏导群众思想有着持久深入的实践探索和丰富深刻的思想论见。其一，思想疏导"要把国家的形势和困难、党的工作和政策经常真实地告诉群众"，这样才能以共同的思想号召广大人民群众充分贡献智慧和力量，凝心聚力共同推进社会主义事业不断向前发展。其二，思想疏导要以"改革的实际进展"和"丰富的事实"来说服群众，做好疏导群众思想工作，要用实践这个最硬的标准来解答人们的困惑，教育引导人民群众不断树立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和共产主义远大理想奋斗的信念和信心。其三，思想疏导要"坚持说服教育为主"，做到"透彻说理""从容讨论"，同时对于破坏社会安定团结局面和妨碍中国走社会主义道路的违法违纪行为，采用必要的行政手段和法律手段。其四，思想疏导要正确反映和对待人民群众的意见诉求，创造条件让人们充分表达意见诉求，积极回应群众的需要和期待，这是做好疏导群众思想工作的内在要求。深入总结、探析邓小平关于疏导群众思想的基本方法，对深化改革、凝聚士气人心、发扬社会主义民主、扎实细致地做好群众工作、增强社会治理能力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方法启示。
邓小平民族团结思想的历史发展及当代启示
刘玲在《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2018年第11期撰文认为，邓小平关于民族团结的独到认识和见解，是中国共产党民族团结思想和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抗日战争时期，邓小平提出团结抗战符合中华民族共同利益，民族团结是争取少数民族在内的一切中国人民共同抗日的重要途径。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在处理和解决民族问题以及具体的民族工作中，邓小平对民族团结的重要性、长期性、实现路径以及方法论等有着深刻的体察，坚持消除隔阂的前提是坚持用正确的态度、方法和原则处理民族问题。改革开放以后，邓小平从社会主义新型民族关系的特征入手，强调通过加强全国各族人民大团结与争取整个中华民族大团结，共同实现振兴中华民族的伟大目标。此外，在外交活动中，通过与被压迫民族的团结与合作，为和平稳定的发展环境奠定基础，实践着马克思主义的国际主义原则。从邓小平对民族问题认识的发展中，可以得出几点启示：一是坚持中国共产党在民族团结工作中的领导和核心作用;二是民族团结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三是民族团结具有丰富的思想内涵。邓小平民族团结思想深化了认识民族团结对我国统一多民族国家革命、建设和改革进程的重要性，为新时代民族团结工作提供了理论参考。
论习近平对邓小平思想政治教育思想的继承与发展
郑吉伟、郭发在《思想教育研究》2018年第3期撰文认为，中国共产党在长期的革命、建设、改革的实践中始终重视思想政治工作，将思想政治工作视为经济工作和其他一切工作的"生命线"。习近平思想政治教育思想既是对邓小平思想政治教育思想的继承与发展，也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邓小平和习近平都始终坚持把围绕中心任务和服务大局作为思想政治工作的基本职责，坚持物质文明建设与精神文明建设协调发展的理念，坚持总结经验和改革创新相统一的工作方法。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对新时代思想政治教育的作用与地位、领域和内涵等进行了一系列新论述：一是把培育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及有效整合社会意识的工作提升到国家顶层设计层面，将意识形态工作提升到极端重要的地位;二是拓展了思想政治工作的领域，将思想政治工作的对象从党内拓展到了党外，使思想政治工作从武装全党、教育人民拓展到凝聚人心、汇聚力量的党外人士统一战线;三是对社会主义发展历程作出新的阐释，提炼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基本理念，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认识提升到了新的境界，进一步丰富了思想政治教育的内涵。
继承、发展与超越--毛泽东、邓小平、习近平民族复兴思想之比较
郑大华在《湖南师范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18年第3期撰文认为，作为党的第一代集体领导的核心，毛泽东是中国共产党的中华民族复兴思想的提出者和奠基者，为了把一穷二白的中国迅速建设成为社会主义的富强国家，创造性地提出了"超英赶美"思想、"四个现代化"思想和"两步走"的发展战略思想。尽管由于种种原因，他的这些思想还不够成熟完善，但他给后人留下了一份宝贵的思想遗产。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作为党的第二代集体领导的核心，邓小平在领导中国人民进行改革开放、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历史进程中，在继承和发展毛泽东发展战略思想的基础上，提出了自己的"赶超思想""现代化思想"和"三步走"发展战略思想，并在实践中取得了举世公认的伟大成就。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又提出了"中国梦"、"五位一体"总体布局、"两个一百年"的发展战略和奋斗目标，这是对毛泽东、邓小平的中华民族复兴思想的继承、发展和超越。从"赶超"西方到"中国梦"、从"四个现代化"到"五位一体"总体布局、从"两步走"到"两个一百年"，见证了一代代中國共产党人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矢志不渝的追求和奋斗。
（编辑整理 付国英 胡潇涵）
"改革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对邓小平关于如何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论述的思考
姜淑萍在《党的文献》2018年第3期撰文认为，邓小平作为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对如何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作出了历史性贡献。其中一个重要思想就是把制度建设同改革相统一，强调通过改革推动和创新制度建设，不断发展完善社会主义制度。他坚信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对社会主义制度充满自信。在改革开放过程中，每当重大历史关口，他都能做到毫不动摇地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反对错误思潮，旗帜鲜明地表达对社会主义前途的坚定态度和信心，为中国的发展指明方向。同时，他也清醒地认识到社会主义制度还存在不完善的地方，需要通过改革革除弊病。他廓清了根本制度、基本制度和具体制度的关系，认为必须长期坚持根本制度和基本制度，不断改革具体制度;廓清了制度和方法之间的关系，冲破了僵化的思维模式，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打下了坚实基础。邓小平"改革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的主张，带给我们的启示是要正确处理坚持社会主义制度与推进改革创新、"变"与"不变"的辩证统一关系，把坚定社会主义制度自信和改革创新统一起来。
邓小平与1978年历史性伟大转折的实现
韩亚光在《当代中国史研究》2018年第2期撰文认为，1978年邓小平推动实现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的历史性伟大转折，开启了中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首先是端正思想路线，批判"两个凡是"，为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马克思主义思想路线重新确立发挥了决定性作用;其次是拨正政治路线，停止使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口号，把党和国家工作中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重新确立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马克思主义政治路线;再次是着力推动组织路线的矫正，平反冤假错案，加强中央领导机构，恢复民主集中制，重新确立了马克思主义组织路线。为推动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建设和发展，邓小平从主要路径和根本目的两个层面提出了新思路：将体制改革作为推动发展的主要路径，将促进人民致富作为发展的根本目的。为适应当时的国际形势和海峡两岸关系的新变化，邓小平转变统一方针，提出力争和平解决台湾问题，尊重台湾的现实，但不能"承担不使用武力的义务"。在对外政策上，邓小平继承、完善和发展了中国共产党反对霸权主义的传统，并赋予其对外政策新的时代内涵，提出反对霸权主义仍是中国外交政策的重要内容，实行对外开放成为中国对外政策的崭新内容。
邓小平开创改革开放伟业的十大贡献--纪念改革开放40周年
石仲泉在《毛泽东思想研究》2018年第5期撰文认为，改革开放40年来，我国实现了梦寐以求的从站起来到富起来，并走向强起来的伟大飞跃，这首先应归功于邓小平明确提出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开创了改革开放的历史伟业，其中邓小平的十大历史贡献至关重要。（一）邓小平反对"两个凡是"，支持和领导真理标准问题讨论，推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实现历史转折。（二）主持制定《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完成了党在指导思想上的拨乱反正。（三）提出三个"大政策"，为开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披荆斩棘。（四）提出改革党和国家领导制度，成为建设中国民主政治制度的历史起点。（五）提出一切从社会主义初级阶级实际出发，明确"三步走"发展战略，强调坚持党的基本路线一百年不动摇。（六）不断推动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强调只有两个文明都搞好，才是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七）提出社会主义可以搞市场经济，为我国经济发展指明了方向。（八）提出"一国两制"构想，有力推进了中华民族和平统一大业。（九）坚持和平和发展是当代世界的两大问题论断，提出一整套指导我国外交战略的基本方针。（十）坚持把思想政治建设摆在党的建设首位，强调在整个改革开放过程中都要反对腐败。
壮大集体经济、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原则与路径--从邓小平"第二次飞跃"论到习近平"统"的思想
张杨、程恩富在《现代哲学》2018年第1期撰文认为，邓小平"第二次飞跃"论与习近平"统"的思想具有密切的思想关联，对新时代集体经济的壮大和发展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第二次飞跃"论要求辩证地处理好集体化和集约化的关系，坚持集体经营和共同富裕的基本原则，指导着我国应该走以共富共享为目标、以集体化为基础的农业现代化集约道路。习近平"统"的思想在理论和实践层面很好地发展了"第二次飞跃"论。"统"的思想所蕴含的"经济大合唱"思想、"大农业"思想、"统"与 "分"辩证思想、"四条底线"思想、"贫困村集体经济较弱"思想都是沿着 "第二次飞跃"的要求，指明了稳中有进地壮大集体经济的方法论。由此，新时代实现"第二次飞跃"论不能没有习近平"统"的思想的具体方法论作为行动指南，习近平 "统"的思想也离不开"第二次飞跃"论对中国农村改革与发展的指导意义。新时代亟须重温"第二次飛跃"论的战略思想以及习近平"统"的思想，来共同指导中国集体经济的发展，实现乡村振兴战略。 邓小平关于调整国民经济关系的思想探析
于革、孟宪生在《经济纵横》2018年第9期撰文认为，邓小平在不同历史时期，针对国民经济关系问题都有过论述，为改革开放后的探索奠定了重要基础。早在抗日战争时期，邓小平就高度重视根据地经济建设问题，重视根据地工农业生产，强调发展根据地商业贸易。在社会主义建设初步探索时期，邓小平特别强调要根据实际不断调整和完善国民经济关系，具体包括：调整国有企业的管理方式;调整集体经济的管理体制;重视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强调坚持按劳分配原则。改革开放以来，邓小平关于调整国民经济关系的思想更加体现出全面性、系统性和长期性等特征。一是调整所有制结构，结合我国经济发展的实际情况，对公有制经济和非公有制经济的关系作出了开创性论述;二是创新资源配置方式，基于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商品经济的理论以及对我国现实国情的深刻洞察，对计划、市场的属性和功能作出新的定位和阐释;三是促进企业发展，激活微观经济运行主体;四是重视农业和工业的改革，率先在农村开启改革，进一步推进工业改革和发展;五是实施区域非均衡发展战略和扩大对外开放，提出"两个大局"思想，利用特区窗口积极吸收外资和技术。邓小平关于调整国民经济关系的思想，对于新时代加强党对经济建设的领导、坚持和完善基本经济制度、实施区域协调发展战略、构建全面开放新格局等具有重要现实启示意义。
邓小平的社会主义经济-政治统一观
邸乘光在《江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8年第1期撰文认为，邓小平在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中，深化了对社会主义经济与政治关系的认识，形成了系统的社会主义经济-政治统一观。邓小平充分吸收了马克思关于经济与政治辩证统一的思想，借鉴和吸取了列宁在俄国建设社会主义以及我国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的经验和教训，把全党工作重点转移到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方面来，明确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以什么为中心的问题，提出了"经济工作是当前最大的政治"的重要论断。邓小平坚持首先从政治角度看经济问题，以政治的高度、国家建设的大局、人民群众的立场来认识和把握经济问题，并在实践中从坚持经济目标与政治目标的统一、经济建设与政治建设的统一、经济中心与政治保证的统一、经济改革与政治改革的统一、经济工作与政治工作的统一、经济发展与政治稳定的统一。邓小平的社会主义经济-政治统一观是马克思主义关于经济与政治辩证统一关系的基本原理同我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具体实际相结合的产物，是对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历史经验的科学总结，是邓小平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党的基本路线的重要思想基础。
邓小平的党内批评和自我批评思想及其现实意义
庞超在《马克思主义研究》2018年第6期撰文认为，邓小平在继承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的基础上对批评和自我批评问题进行了积极的探索。在本质论层面，进一步将批评和自我批评提到无产阶级政党和共产党员党性的高度，明确了批评和自我批评同党的纲领、宗旨和性质的内在联系。在价值论层面，强调批评和自我批评是增强党的凝聚力和战斗力、推动党的事业不断前进的需要，指出批评和自我批评既是党克服缺点和纠正错误、不断改进工作的基本方法，又是解决党内矛盾、维护党内团结的锐利武器，是推动党内民主、实行党内监督的重要环节。在原则性层面，首次提出批评和自我批评都要站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上，从团结的愿望出发，以事实为依据，站稳党性立场，发扬民主精神。在方法论层面，系统阐述了正确掌握、自觉运用批评和自我批评武器的方式方法：批评要采取和风细雨、与人为善的态度，以说服教育为主;提倡当面批评，不要背后议论;要与党内组织生活制度建设结合起来;领导干部率先垂范是关键;鼓励和支持由下而上的批评，禁止压制批评的行为。邓小平关于党内批评和自我批评思想，对于新时代增强党内政治生活的政治性、时代性、原则性和战斗性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邓小平规范党内政治生活的历史审思
刘先春、葛英儒在《广西社会科学》 2018年第1期撰文认为，在党和国家发展紧急的历史关头，邓小平采取了重新恢复和确立实事求是思想路线、强化"一类组织建设"、健全党内政治生活的基本准则、全面整顿纠正党内多方面问题等四个方面的措施，彻底改变了党长期以来，特别是"文化大革命"以来党内政治生活不正常的现象，为改革开放伟大事业开创了良好的政治局面。这些理论和实践探索蕴含着丰富的政治智慧和深刻的哲学思维，启示我们要坚持用"四种思维"规范党内政治生活。（一）充分吸收党的历史智慧和营养的"历史思维"。要正确认识和评价党的历史问题，善于总结和借鉴党的历史经验和教训，继承和发扬党的优良传统，找准党的历史定位，坚持做到历史和现实的统一。（二）维护党的领导核心和中央权威的"核心思维"。要充分认识党的领导核心及中央权威的重要性，在党中央的坚强领导下不断提升治国理政的能力，毫不动摇地自觉维护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治国理政方略和实践部署。（三）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人民思维"。要坚持党的利益与人民利益的一致性，坚持为人民服务的宗旨与人民群众的实际需求相结合，把开展党内政治生活出发点、落脚点与人民群众的切身利益联系起来。（四）持续发挥党内法规的"法治思维"。要重视党内法规的作用，不断扎紧法规制度的笼子，强化法规制度的执行力度，凸显党纪规约的严明性、针对性和实效性。
全面从严治党纵深发展视阈下邓小平反腐败思想研究
凌德政、秦中亮在《苏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8年第5期撰文认为，邓小平正风反腐思想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思想理论体系大厦中一个承上启下的组成部分，对进一步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具有重要意义：（一）务实精神是邓小平反腐败思想的鲜明特质。邓小平反腐败思想最重要的表征是思想上的高度警觉，以服从大局为原则，提出终止政治运动的时代要求，强调要追究主要领导责任。（二）实用哲学是邓小平反腐败思想的思维特色。邓小平反腐败思想具有开拓性、创新性，继承和拓展了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党风廉政理论;具有周密性、系统性，是一个健全的科学体系;具有科学性、求实性，是邓小平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三）邓小平正党风反腐败建设理论对共产党坚定不移推进新的伟大工程具有重要的现实价值观照。反腐败斗争，关乎党的执政根基，关乎党的形象，关乎改革发展稳定大局，要正确认识把握反腐败斗争与维护改革发展稳定价值取向的一致性;正确认识把握治標与治本、惩治腐败与遏制腐败运行机制的互补性;正确认识把握全面从严治党与发展党内民主实践过程的共促性。 略论邓小平的改革方法论
陈开菊在《科学社会主义》2018年第3期撰文认为，邓小平改革方法论，是邓小平改革思想的精华，是邓小平留给中国人民的一笔珍贵精神财富。邓小平的改革方法论内容丰富，择其要点，主要包括：（一）"摸着石头过河"是邓小平改革方法论的精髓所在。在改革开放中，通过建立特区摸索改革的方法路子，政治体制改革同样提出试点先行。进行改革试验、由点到面地逐步推广，可以降低改革的风险，保证改革的顺利推进。（二）实事求是是邓小平改革方法论的基础。从我国的国情出发，就要深刻认识现实中的矛盾既有共性又有个性。走自己的路，就要在改革中坚持中国的特色和优势，不盲目照搬他国经验。（三）改革是一场伟大的试验，只能靠自己摸索，要敢闯敢试。胆子要大，就是要有闯的精神，有"冒"的精神，不要怕犯错。步子要稳，就是要把握稳健的原则，要把改革失误的代价降低到最小范围和最低程度，避免让失误从根本上影响改革大局。（四）分步骤、分阶段地实现改革发展的目标是邓小平改革方法论的一个重要特色。中国的改革从农村开始，再到城市，从容易改的开始，取得成功经验后再攻坚，从试点、试验开始，再到全面推广，改革坚持循序渐进的原则，才实现了改革的稳步前进。（五）邓小平将"两点论"与"重点论"结合起来，从国家发展和改革的全局出发，既做到统筹兼顾，又做到重点突破，妥善处理改革过程中种种复杂的矛盾关系，统筹兼顾一些事关全局的重大关系。
邓小平疏导群众思想的基本方法论析
魏强、韩梦馨在《西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8年第5期撰文认为，邓小平疏导群众思想有着持久深入的实践探索和丰富深刻的思想论见。其一，思想疏导"要把国家的形势和困难、党的工作和政策经常真实地告诉群众"，这样才能以共同的思想号召广大人民群众充分贡献智慧和力量，凝心聚力共同推进社会主义事业不断向前发展。其二，思想疏导要以"改革的实际进展"和"丰富的事实"来说服群众，做好疏导群众思想工作，要用实践这个最硬的标准来解答人们的困惑，教育引导人民群众不断树立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和共产主义远大理想奋斗的信念和信心。其三，思想疏导要"坚持说服教育为主"，做到"透彻说理""从容讨论"，同时对于破坏社会安定团结局面和妨碍中国走社会主义道路的违法违纪行为，采用必要的行政手段和法律手段。其四，思想疏导要正确反映和对待人民群众的意见诉求，创造条件让人们充分表达意见诉求，积极回应群众的需要和期待，这是做好疏导群众思想工作的内在要求。深入总结、探析邓小平关于疏导群众思想的基本方法，对深化改革、凝聚士气人心、发扬社会主义民主、扎实细致地做好群众工作、增强社会治理能力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方法启示。
邓小平民族团结思想的历史发展及当代启示
刘玲在《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2018年第11期撰文认为，邓小平关于民族团结的独到认识和见解，是中国共产党民族团结思想和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抗日战争时期，邓小平提出团结抗战符合中华民族共同利益，民族团结是争取少数民族在内的一切中国人民共同抗日的重要途径。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在处理和解决民族问题以及具体的民族工作中，邓小平对民族团结的重要性、长期性、实现路径以及方法论等有着深刻的体察，坚持消除隔阂的前提是坚持用正确的态度、方法和原则处理民族问题。改革开放以后，邓小平从社会主义新型民族关系的特征入手，强调通过加强全国各族人民大团结与争取整个中华民族大团结，共同实现振兴中华民族的伟大目标。此外，在外交活动中，通过与被压迫民族的团结与合作，为和平稳定的发展环境奠定基础，实践着马克思主义的国际主义原则。从邓小平对民族问题认识的发展中，可以得出几点启示：一是坚持中国共产党在民族团结工作中的领导和核心作用;二是民族团结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三是民族团结具有丰富的思想内涵。邓小平民族团结思想深化了认识民族团结对我国统一多民族国家革命、建设和改革进程的重要性，为新时代民族团结工作提供了理论参考。
论习近平对邓小平思想政治教育思想的继承与发展
郑吉伟、郭发在《思想教育研究》2018年第3期撰文认为，中国共产党在长期的革命、建设、改革的实践中始终重视思想政治工作，将思想政治工作视为经济工作和其他一切工作的"生命线"。习近平思想政治教育思想既是对邓小平思想政治教育思想的继承与发展，也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邓小平和习近平都始终坚持把围绕中心任务和服务大局作为思想政治工作的基本职责，坚持物质文明建设与精神文明建设协调发展的理念，坚持总结经验和改革创新相统一的工作方法。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对新时代思想政治教育的作用与地位、领域和内涵等进行了一系列新论述：一是把培育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及有效整合社会意识的工作提升到国家顶层设计层面，将意识形态工作提升到极端重要的地位;二是拓展了思想政治工作的领域，将思想政治工作的对象从党内拓展到了党外，使思想政治工作从武装全党、教育人民拓展到凝聚人心、汇聚力量的党外人士统一战线;三是对社会主义发展历程作出新的阐释，提炼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基本理念，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认识提升到了新的境界，进一步丰富了思想政治教育的内涵。
继承、发展与超越--毛泽东、邓小平、习近平民族复兴思想之比较
郑大华在《湖南师范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18年第3期撰文认为，作为党的第一代集体领导的核心，毛泽东是中国共产党的中华民族复兴思想的提出者和奠基者，为了把一穷二白的中国迅速建设成为社会主义的富强国家，创造性地提出了"超英赶美"思想、"四个现代化"思想和"两步走"的发展战略思想。尽管由于种种原因，他的这些思想还不够成熟完善，但他给后人留下了一份宝贵的思想遗产。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作为党的第二代集体领导的核心，邓小平在领导中国人民进行改革开放、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历史进程中，在继承和发展毛泽东发展战略思想的基础上，提出了自己的"赶超思想""现代化思想"和"三步走"发展战略思想，并在实践中取得了举世公认的伟大成就。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又提出了"中国梦"、"五位一体"总体布局、"两个一百年"的发展战略和奋斗目标，这是对毛泽东、邓小平的中华民族复兴思想的继承、发展和超越。从"赶超"西方到"中国梦"、从"四个现代化"到"五位一体"总体布局、从"两步走"到"两个一百年"，见证了一代代中國共产党人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矢志不渝的追求和奋斗。
（编辑整理 付国英 胡潇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