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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研究缘起
中国现代高等教育经过几十年的发展，已经进入大众化阶段，如何提高高等教育质量是当今高校研究的共同课题。为提高教学质量和人才培养水平，全国高校均着手进行一系列教育教学改革，学分制改革成为众多高校的选择。
学分制，是为了计算选课制下学生学习量而产生的，它既是一项教学管理制度改革又是一项学习制度改革，给予学生极大的学习自主权，有利于学生根据自身特點最优化地利用教育资源发展自我。
然而，以教师挂牌选课、学生试听选课等为标志的选课制的实行，并不等同于选课制乃至学分制的真正有效运行。学分制对教学资源、教学管理等都有一定的要求，其对高等教育质量的积极作用需在一定的条件下才能真正发挥，同时也要考虑到大学生，尤其是大一新生对学分制的适应能力。因此，学分制在高校改革初期的运行效果和潜在问题都有待评估和分析。
在研究准备阶段，相关研究并不多见。值得借鉴的有重庆理工大学徐晓琳和邓成超2009年7月发表于《重庆工学院学报》的《学分制下选修课程的有效配置》一文，其中对影响学校选修课程资源配置效率的主要因素进行了论证分析，并基于这一视角提出了保障选课制度有效运行的解决方案。
在研究进行期间，出现了一些相关研究。福建广播电视大学谢程燕的《从专业规则制定谈学分制与自主选课实现》针对远程教育提出应改革专业结构体系，增强专业的兼容性。江苏工业学院王峰、眭荣方、阮霞的《基于完全学分制的选课模式及选课系统的实现》主要从选课管理流程和技术的角度阐述了选课制的实现。曲阜师范大学刘刚、王健《高校体育课程学分制的负效应及对策研究》针对体育课的选课负效应进行了阐述。宁波大学章联军的《学分制下学生自主修课指导模式探究》针对学生选课指导，提出了通过制度建设、过程控制、搭建交流平台等方式加强选课指导，确保选课制的运行。
二、研究问题与研究方法
研究的主要问题集中于：学生对学分制下的选课制的认知状况及其来源，学生与导师的互动状况，学生对自我选课的决策参考，学生对自我选课的反思性评价，学生对自我管理的评价，学生对教学资源的评价等。同时研究还关注参与挂牌选课的教师及教学管理人员对选课制的意见。
为了如实反映选课制的运行效果，本研究以西南政法大学（以下简称西政）为样本，将学生作为评价选课制效果的主体，以参与挂牌选课的教师、导师、辅导员、教学管理人员为补充，采取随机发放调查问卷结合深度访谈，以量化为主、质化为辅的研究方法。
本研究于2010年和2011年秋季学期向西政2009级和2010级学生发放调查问卷520份，回收问卷520份，有效问卷520份。
三、研究发现
1.教学资源相对不均衡，资源配置有待优化。
虽然大多数的本科院校，尤其是政法类院校经过多年的建设，已经达到或超过教育部制定的《普通高等学校基本办学条件指标（试行）》的有关规定，如生师比、具有研究生学位教师占专任教师的比例等指标对西政来说已经不是压力，但随着学分制的推行，学生对于优质教学资源的诉求变得更强烈，教学资源相对不均衡的问题逐渐显现。
图1
以西政为例，如图1所示，对学校挂牌课程的师资持肯定态度的学生仅占35%。在访谈中发现，学生对“明星老师”有强烈的选课意愿。在对课程选课情况进行两个学期的跟踪观察，发现有“明星老师”挂牌的课程往往在第一轮选课时就出现严重超额的情况。
在学分制推行2年之后，教师和教学管理部门都从不同渠道明确感知到这种对师资的期待和要求。这在学分制推行之前，还不是一个突出的问题。在学生开始享有选课的权力之后，学生间对一部分教师形成口口相传的评价取向，尤其是那些本来就拥有良好口碑的教师，这部分教师的“明星”效应被这种评价机制显著放大，致使选课扎堆现象变得十分突出。
由于这种选课的扎堆效应，教室容量和选课容量不匹配这一问题开始显现。为了尽量适应学生的选课需求，学校教学管理部门不得不尽可能扩大“明星老师”的课堂容量。但一方面这种调整需要考虑教学效果是否受影响，另一方面受到教室座位容量的限制。在学分制之前，为了保证教学效果，许多高校200座以上的教室并不多见，尤其是部分课程开始进行小班教学等教学改革之后，许多高校都更重视100座以下教室的建设。
2.专业与课程关系未受重视，选课制运行空间仍然有限。
调查发现，54.23%的受访学生对选课制本身持正面评价，但仅有45.19%的受访学生对课程资源持正面评价。
现有的专业设置机制主要以政府为主导，以高校自主设置为补充。这种机制有利于对高校的专业设置进行约束，保证专业设置的规范性，但显得灵活性不足。同时，高校本科专业是根据人类知识的学科分类和社会分工的行业和职业类别而设置的人才培养基本单元。[1]然而从高校人才培养活动来看，大学专业是课程的一种组织形式。[2]简而言之，对微观层面的人才培养来说，专业设置的实质是一个专业应开设哪些课程，这些课程应该达到哪些要求。一个专业的质量体现在人才培养方案的质量上，而人才培养方案的质量最终需要落脚到课程质量上。
然而，目前的体制及高校的专业建设重心都在某种程度上削弱了课程在专业建设方面的核心地位。一方面，作为专业培养基本单元的课程，在许多高校还处于“以点带面、点面结合”的发展阶段，课程的质量仍然良莠不齐。对学生来说，“可选”的优秀课程仍然需要“抢”。另一方面，作为课程的图谱，人才培养方案在制订方面往往受到各方制衡，难以有所突破，造成“千校一面”的局面，难以完全满足学生的选课诉求。部分课程的设置不被学生理解，在这些不愿意选的课程中“选课”反而让学生对选课制的认知产生偏差，甚至有学生表示自己是“受迫”选课。这些都不利于培植学生的选课自觉意愿。
如何向学生提供丰富可选并且适应学生需求的课程是选课制运行的基础性问题。对于西政这类学科专业丰富程度和综合性大学相比仍有差距的学校，优势和不足都十分突出。专业课程的质量和丰富程度往往让学生对特色不足的通识课程产生某种程度的“鸡肋感”。除了“深度利用”学校优势学科资源优势之外，在短期内，最好的解决方式是合理利用校外优质教育资源，和市内其他高校开展学分互认，进一步发挥学科优势。然而在实际操作中，仍然存在一些具体的困难，跨校选课的实现仍然需要时间。 3.学生选课缺乏有效的选课指导和干预机制。
本科生导师制的导师具有教育者与管理者的双重身份[3]，但在实践中由于导师缺乏基本的制衡手段，对学生缺乏约束力，其管理者的角色难以有效发挥。本研究的调查显示，36.35%的受访学生表示从未接触过导师，23.65%的受访学生表示仅和导师有过1次接触。
在访谈中我们发现，这并不意味着这些学生对自身学业上的问题具有较强的自治能力，无需帮助。恰恰相反，我们发现，与导师接触越多的学生往往表现出较强的自我调适和规划能力。学生和导师在制度上缺乏必要的联系，目前较为松散自由的联系模式，并没有鼓励学生更多地与导师进行交流。加之相当一部分的“90后”学生，在自我表达方面的确存在一些问题，这也阻碍了他们与导师的交流。
导师在学生选课方面的指导，限制在那些师生交流较为活跃的学生中，再借由这些学生扩散到群体中去。这种扩散的效率，在我们的观察中并不乐观。选课中的非理性因素或基于错误认知的选课仍然较为普遍。尽管学生对自身选课的自主程度评价较高，但从教师的反馈来看，大部分学生对选课的认知较为模糊，理性不足。很多导师反映学生在选课时考虑的主要是课程或考试难度等与专业学习无关的问题。
由于缺乏导师的有效干预与指导，选课制的运行效果受到一定程度的影响。
4.选课学生对选课制及学分制的适应仍然不足。
经调查，60.19%的受访学生认为自己非常了解选课制及学分制。67.5%的受访学生对自身选课的理性程度持肯定态度。调查发现，课程内容是受访学生最关注的选课决定性因素，并远远高于排在第二位的教师竞争力。
图2
如图2所示，受访学生在選课主要参考因素方面认为自己还是主要依据自身的兴趣和喜好。
从学生的自我评价来看，学生似乎对选课制及学分制的适应不存在显著问题，对自身选课持正面评价，似乎有较强的自主性。但由任课教师、导师、辅导员及教学管理人员的访谈我们发现，大多数学生在进校后的专业导入、学习规划方面概念模糊，对基础课的认知存在问题，对课程之间的关系认识不足，“轻基础课、重专业课”与“重学分、轻课程”的思想较为普遍，部分教师认为存在部分学生乱选课的现象。部分教师认为许多学生都存在自我管理和自主学习意识薄弱的问题。调查发现，只有33.08%的受访学生对自己的自我管理和自主学习持正面评价，还有受访学生明确表示不适应学分制，希望学校制定统一课表。
5.其他干扰因素影响选课制的运行效果。
随着社会的发展，评价体系的多元化，学生对大学学习的认知产生变化。部分学生对大学期间的学习并不重视，更关注一些职业资格的获得。在观察中我们发现，一些职业资格考试已经成为影响学生选课的一个重要影响因素。另外，就业也是学生一个需要处理的现实压力。这种以就业为导向的功利性学习模式，在学生中并不少见。这在某种程度上导致选课制的运行困境，选课制不得不为职业资格考试、公务员考试、招聘会让路。安排在特定学期的课程鲜有人问津，选课制在既定的学习周期内无法完全运行。
四、选课制运行的改革路径
基于以上的观察与发现，我们希望通过持续的改革，有效发挥选课制的积极作用，切实提高人才培养的质量。
1.重视新生入学初始教育。在现有的教育教学环境中，由高中进入大学的新生需要尽快适应大学的自主学习方式，这需要学校在新生入学时更多地考虑大学新生的学习习惯和认知能力，通过系统的初始教育，加深学生对学分制、选课制的理解，同时帮助学生建立对专业的基本认知，增强学生自我管理的意识。这些都将塑造学生选课的基本取向，显著减少学生的非理性选课。
2.优化教学资源配置，创新教学管理模式。学校要根据自身情况，优化教学资源配置，挖掘教学资源的潜力。尽量匹配学生选课需求与教学资源容量，同时适时调整教学管理，创新教学管理模式，以人才培养质量为导向，以学生和教师为本，提高教学管理的灵活性。例如，西政在实践中，开始将初次选课从开课学期初改为上学期末，这一方面确保了教学秩序的稳定，给教学管理争取了调整时间，便于教学管理部门根据学生选课需求及时作出调整，另一方面增加了学生考虑和调整的时间，减少了学生选课的盲目性。西政还在充实选课系统平台的课程、师资介绍之外，组织任课教师公开介绍课程内容、授课方式等信息，帮助学生选课。
3.重视专业内涵建设，科学制订人才培养方案，全面提高课程质量。贴近学生的个性化发展，以核心课程凝练专业特色，以优秀的课程群激发学生选课兴趣，以科学的人才培养方案引导学生科学发展。高校要坚持走“内涵发展”的路线，将专业建设落实到课程建设上，以课程为核心寻求专业建设的新突破，实现人才培养的特色化与个性化。借此真正调动学生的学习积极性，让学生切实感受到“有课可选”，真正实现选课制的有效运行。
4.建立科学有效的评教机制，促进课程与教师之间的良性竞争。通过真正反映教师授课水平的评教机制，给学生最科学的选课参考，同时也通过这种机制促进课程与课程、教师与教师之间的良性竞争，避免其他因素影响课程或教师评价，影响学生选课。西政正在尝试探索通过长期的教学信息的搜集，逐渐形成对课程和教师的科学评价。
5.完善导师制，加强有效指导。在现有学生管理体制内，应尽快落实导师的职责，赋予导师制衡学生的权力，创造导师与学生交流的制度化平台。增强导师的责任心，加强对导师指导行为的效果考核，加强学生对导师制的切身体验。以有效的选课干预与指导，增强学生选课的目的性，促进选课制的良性运行。目前，西政已经开始在部分班级试点导师评价制度，按学期对导师指导情况进行调查，及时调整导师制的运行。
学分制的改革不是一蹴而就的，选课制本身有多种涵义，推行一个制度并不意味着学分制改革的成功，最终成功与否的评价还是要落实到人才培养质量。因此，选课制及学分制的改革都应持续观察改革的效果，适时配套相应措施，真正发挥选课制对人才培养质量的积极作用。
参考文献：
[1]贾汇亮.高校扩招以来本科专业设置研究反思及展望.广东第二师范学院学报[J].2012，2（1）.
[2]潘懋元，王伟廉.高等教育学[M].福州：福建教育出版社，1995：128.
[3]吴太权，焦志伟.本科生导师制的实践与阶段性成果.教育教学论坛[J].2012（02）.
本课题系2010重庆市高等教育教学改革研究项目，项目编号103271。
中国现代高等教育经过几十年的发展，已经进入大众化阶段，如何提高高等教育质量是当今高校研究的共同课题。为提高教学质量和人才培养水平，全国高校均着手进行一系列教育教学改革，学分制改革成为众多高校的选择。
学分制，是为了计算选课制下学生学习量而产生的，它既是一项教学管理制度改革又是一项学习制度改革，给予学生极大的学习自主权，有利于学生根据自身特點最优化地利用教育资源发展自我。
然而，以教师挂牌选课、学生试听选课等为标志的选课制的实行，并不等同于选课制乃至学分制的真正有效运行。学分制对教学资源、教学管理等都有一定的要求，其对高等教育质量的积极作用需在一定的条件下才能真正发挥，同时也要考虑到大学生，尤其是大一新生对学分制的适应能力。因此，学分制在高校改革初期的运行效果和潜在问题都有待评估和分析。
在研究准备阶段，相关研究并不多见。值得借鉴的有重庆理工大学徐晓琳和邓成超2009年7月发表于《重庆工学院学报》的《学分制下选修课程的有效配置》一文，其中对影响学校选修课程资源配置效率的主要因素进行了论证分析，并基于这一视角提出了保障选课制度有效运行的解决方案。
在研究进行期间，出现了一些相关研究。福建广播电视大学谢程燕的《从专业规则制定谈学分制与自主选课实现》针对远程教育提出应改革专业结构体系，增强专业的兼容性。江苏工业学院王峰、眭荣方、阮霞的《基于完全学分制的选课模式及选课系统的实现》主要从选课管理流程和技术的角度阐述了选课制的实现。曲阜师范大学刘刚、王健《高校体育课程学分制的负效应及对策研究》针对体育课的选课负效应进行了阐述。宁波大学章联军的《学分制下学生自主修课指导模式探究》针对学生选课指导，提出了通过制度建设、过程控制、搭建交流平台等方式加强选课指导，确保选课制的运行。
二、研究问题与研究方法
研究的主要问题集中于：学生对学分制下的选课制的认知状况及其来源，学生与导师的互动状况，学生对自我选课的决策参考，学生对自我选课的反思性评价，学生对自我管理的评价，学生对教学资源的评价等。同时研究还关注参与挂牌选课的教师及教学管理人员对选课制的意见。
为了如实反映选课制的运行效果，本研究以西南政法大学（以下简称西政）为样本，将学生作为评价选课制效果的主体，以参与挂牌选课的教师、导师、辅导员、教学管理人员为补充，采取随机发放调查问卷结合深度访谈，以量化为主、质化为辅的研究方法。
本研究于2010年和2011年秋季学期向西政2009级和2010级学生发放调查问卷520份，回收问卷520份，有效问卷520份。
三、研究发现
1.教学资源相对不均衡，资源配置有待优化。
虽然大多数的本科院校，尤其是政法类院校经过多年的建设，已经达到或超过教育部制定的《普通高等学校基本办学条件指标（试行）》的有关规定，如生师比、具有研究生学位教师占专任教师的比例等指标对西政来说已经不是压力，但随着学分制的推行，学生对于优质教学资源的诉求变得更强烈，教学资源相对不均衡的问题逐渐显现。
图1
以西政为例，如图1所示，对学校挂牌课程的师资持肯定态度的学生仅占35%。在访谈中发现，学生对“明星老师”有强烈的选课意愿。在对课程选课情况进行两个学期的跟踪观察，发现有“明星老师”挂牌的课程往往在第一轮选课时就出现严重超额的情况。
在学分制推行2年之后，教师和教学管理部门都从不同渠道明确感知到这种对师资的期待和要求。这在学分制推行之前，还不是一个突出的问题。在学生开始享有选课的权力之后，学生间对一部分教师形成口口相传的评价取向，尤其是那些本来就拥有良好口碑的教师，这部分教师的“明星”效应被这种评价机制显著放大，致使选课扎堆现象变得十分突出。
由于这种选课的扎堆效应，教室容量和选课容量不匹配这一问题开始显现。为了尽量适应学生的选课需求，学校教学管理部门不得不尽可能扩大“明星老师”的课堂容量。但一方面这种调整需要考虑教学效果是否受影响，另一方面受到教室座位容量的限制。在学分制之前，为了保证教学效果，许多高校200座以上的教室并不多见，尤其是部分课程开始进行小班教学等教学改革之后，许多高校都更重视100座以下教室的建设。
2.专业与课程关系未受重视，选课制运行空间仍然有限。
调查发现，54.23%的受访学生对选课制本身持正面评价，但仅有45.19%的受访学生对课程资源持正面评价。
现有的专业设置机制主要以政府为主导，以高校自主设置为补充。这种机制有利于对高校的专业设置进行约束，保证专业设置的规范性，但显得灵活性不足。同时，高校本科专业是根据人类知识的学科分类和社会分工的行业和职业类别而设置的人才培养基本单元。[1]然而从高校人才培养活动来看，大学专业是课程的一种组织形式。[2]简而言之，对微观层面的人才培养来说，专业设置的实质是一个专业应开设哪些课程，这些课程应该达到哪些要求。一个专业的质量体现在人才培养方案的质量上，而人才培养方案的质量最终需要落脚到课程质量上。
然而，目前的体制及高校的专业建设重心都在某种程度上削弱了课程在专业建设方面的核心地位。一方面，作为专业培养基本单元的课程，在许多高校还处于“以点带面、点面结合”的发展阶段，课程的质量仍然良莠不齐。对学生来说，“可选”的优秀课程仍然需要“抢”。另一方面，作为课程的图谱，人才培养方案在制订方面往往受到各方制衡，难以有所突破，造成“千校一面”的局面，难以完全满足学生的选课诉求。部分课程的设置不被学生理解，在这些不愿意选的课程中“选课”反而让学生对选课制的认知产生偏差，甚至有学生表示自己是“受迫”选课。这些都不利于培植学生的选课自觉意愿。
如何向学生提供丰富可选并且适应学生需求的课程是选课制运行的基础性问题。对于西政这类学科专业丰富程度和综合性大学相比仍有差距的学校，优势和不足都十分突出。专业课程的质量和丰富程度往往让学生对特色不足的通识课程产生某种程度的“鸡肋感”。除了“深度利用”学校优势学科资源优势之外，在短期内，最好的解决方式是合理利用校外优质教育资源，和市内其他高校开展学分互认，进一步发挥学科优势。然而在实际操作中，仍然存在一些具体的困难，跨校选课的实现仍然需要时间。 3.学生选课缺乏有效的选课指导和干预机制。
本科生导师制的导师具有教育者与管理者的双重身份[3]，但在实践中由于导师缺乏基本的制衡手段，对学生缺乏约束力，其管理者的角色难以有效发挥。本研究的调查显示，36.35%的受访学生表示从未接触过导师，23.65%的受访学生表示仅和导师有过1次接触。
在访谈中我们发现，这并不意味着这些学生对自身学业上的问题具有较强的自治能力，无需帮助。恰恰相反，我们发现，与导师接触越多的学生往往表现出较强的自我调适和规划能力。学生和导师在制度上缺乏必要的联系，目前较为松散自由的联系模式，并没有鼓励学生更多地与导师进行交流。加之相当一部分的“90后”学生，在自我表达方面的确存在一些问题，这也阻碍了他们与导师的交流。
导师在学生选课方面的指导，限制在那些师生交流较为活跃的学生中，再借由这些学生扩散到群体中去。这种扩散的效率，在我们的观察中并不乐观。选课中的非理性因素或基于错误认知的选课仍然较为普遍。尽管学生对自身选课的自主程度评价较高，但从教师的反馈来看，大部分学生对选课的认知较为模糊，理性不足。很多导师反映学生在选课时考虑的主要是课程或考试难度等与专业学习无关的问题。
由于缺乏导师的有效干预与指导，选课制的运行效果受到一定程度的影响。
4.选课学生对选课制及学分制的适应仍然不足。
经调查，60.19%的受访学生认为自己非常了解选课制及学分制。67.5%的受访学生对自身选课的理性程度持肯定态度。调查发现，课程内容是受访学生最关注的选课决定性因素，并远远高于排在第二位的教师竞争力。
图2
如图2所示，受访学生在選课主要参考因素方面认为自己还是主要依据自身的兴趣和喜好。
从学生的自我评价来看，学生似乎对选课制及学分制的适应不存在显著问题，对自身选课持正面评价，似乎有较强的自主性。但由任课教师、导师、辅导员及教学管理人员的访谈我们发现，大多数学生在进校后的专业导入、学习规划方面概念模糊，对基础课的认知存在问题，对课程之间的关系认识不足，“轻基础课、重专业课”与“重学分、轻课程”的思想较为普遍，部分教师认为存在部分学生乱选课的现象。部分教师认为许多学生都存在自我管理和自主学习意识薄弱的问题。调查发现，只有33.08%的受访学生对自己的自我管理和自主学习持正面评价，还有受访学生明确表示不适应学分制，希望学校制定统一课表。
5.其他干扰因素影响选课制的运行效果。
随着社会的发展，评价体系的多元化，学生对大学学习的认知产生变化。部分学生对大学期间的学习并不重视，更关注一些职业资格的获得。在观察中我们发现，一些职业资格考试已经成为影响学生选课的一个重要影响因素。另外，就业也是学生一个需要处理的现实压力。这种以就业为导向的功利性学习模式，在学生中并不少见。这在某种程度上导致选课制的运行困境，选课制不得不为职业资格考试、公务员考试、招聘会让路。安排在特定学期的课程鲜有人问津，选课制在既定的学习周期内无法完全运行。
四、选课制运行的改革路径
基于以上的观察与发现，我们希望通过持续的改革，有效发挥选课制的积极作用，切实提高人才培养的质量。
1.重视新生入学初始教育。在现有的教育教学环境中，由高中进入大学的新生需要尽快适应大学的自主学习方式，这需要学校在新生入学时更多地考虑大学新生的学习习惯和认知能力，通过系统的初始教育，加深学生对学分制、选课制的理解，同时帮助学生建立对专业的基本认知，增强学生自我管理的意识。这些都将塑造学生选课的基本取向，显著减少学生的非理性选课。
2.优化教学资源配置，创新教学管理模式。学校要根据自身情况，优化教学资源配置，挖掘教学资源的潜力。尽量匹配学生选课需求与教学资源容量，同时适时调整教学管理，创新教学管理模式，以人才培养质量为导向，以学生和教师为本，提高教学管理的灵活性。例如，西政在实践中，开始将初次选课从开课学期初改为上学期末，这一方面确保了教学秩序的稳定，给教学管理争取了调整时间，便于教学管理部门根据学生选课需求及时作出调整，另一方面增加了学生考虑和调整的时间，减少了学生选课的盲目性。西政还在充实选课系统平台的课程、师资介绍之外，组织任课教师公开介绍课程内容、授课方式等信息，帮助学生选课。
3.重视专业内涵建设，科学制订人才培养方案，全面提高课程质量。贴近学生的个性化发展，以核心课程凝练专业特色，以优秀的课程群激发学生选课兴趣，以科学的人才培养方案引导学生科学发展。高校要坚持走“内涵发展”的路线，将专业建设落实到课程建设上，以课程为核心寻求专业建设的新突破，实现人才培养的特色化与个性化。借此真正调动学生的学习积极性，让学生切实感受到“有课可选”，真正实现选课制的有效运行。
4.建立科学有效的评教机制，促进课程与教师之间的良性竞争。通过真正反映教师授课水平的评教机制，给学生最科学的选课参考，同时也通过这种机制促进课程与课程、教师与教师之间的良性竞争，避免其他因素影响课程或教师评价，影响学生选课。西政正在尝试探索通过长期的教学信息的搜集，逐渐形成对课程和教师的科学评价。
5.完善导师制，加强有效指导。在现有学生管理体制内，应尽快落实导师的职责，赋予导师制衡学生的权力，创造导师与学生交流的制度化平台。增强导师的责任心，加强对导师指导行为的效果考核，加强学生对导师制的切身体验。以有效的选课干预与指导，增强学生选课的目的性，促进选课制的良性运行。目前，西政已经开始在部分班级试点导师评价制度，按学期对导师指导情况进行调查，及时调整导师制的运行。
学分制的改革不是一蹴而就的，选课制本身有多种涵义，推行一个制度并不意味着学分制改革的成功，最终成功与否的评价还是要落实到人才培养质量。因此，选课制及学分制的改革都应持续观察改革的效果，适时配套相应措施，真正发挥选课制对人才培养质量的积极作用。
参考文献：
[1]贾汇亮.高校扩招以来本科专业设置研究反思及展望.广东第二师范学院学报[J].2012，2（1）.
[2]潘懋元，王伟廉.高等教育学[M].福州：福建教育出版社，1995：128.
[3]吴太权，焦志伟.本科生导师制的实践与阶段性成果.教育教学论坛[J].2012（02）.
本课题系2010重庆市高等教育教学改革研究项目，项目编号10327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