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侯马、温县载书看春秋誓辞及誓约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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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毂梁传·隐公八年》曰“诰誓不及五帝”,范宁注:“五帝之世,道化淳备,不须诰誓而信自著。”可见,古人认为“誓”是五帝以后产生的,用来取信。《礼记·曲礼》云:“约信曰誓,莅牲曰盟。”春秋时代盛行盟誓之风,表示自己要遵守某项约定,如有违背,愿领受神灵的严惩,这样的誓辞在《左传》,《国语》等典籍中保存了许多。徐师曾《文体明辨》把约信之誓附于盟书之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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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森特·纳瓦罗(Vicente Navarro)是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布卢姆博格公共健康学院的教授和普姆蓓-费布拉大学(Pompeii Fabra University)的政治社会科学教授.同时,他还兼任国际健康服务杂志的主编.他在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医学院2003级毕业典礼上演讲指出,"不平等就是不健康".以下为纳瓦罗教授演讲的主要内容.
余恕诚先生《李清照〈词论〉中的“乐府”、“声诗”诠解》(《文学遗产》2008年第3期,以下简称《诠解》)一文指出:“李清照《词论》首句‘乐府、声诗并著,最盛于唐开元、天宝间’,按最正常的理解即是指唐玄宗开元、天宝年问教坊音乐与诗人们的声诗创作,为历史上最繁盛时期。
《宋诗选注》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出版的诸多宋诗选注本中学术质量颇高,流播最广,影响最卓的一部。如果说清初吴之振等编撰的《宋诗钞》当时“几于家有其书”,“所钞宋诗,久风行天下”,在有清一代由此掀起了一股浓厚的宗宋诗风,改变了明人独宗唐诗的局面,那么钱锺书编选的《宋诗选注》也因“名家名著”的非凡身份而版本甚多,发行量极大,
张丹,初名纲孙,字祖望,别号秦亭山人,钱塘人。与柴绍炳、毛先舒、陆圻、陈廷会、孙治、丁澎、吴百朋、沈谦、虞黄吴并称“西泠十子”,著有《张秦亭诗集》十二卷,另有《从野堂诗余》,又名《秦亭词》。
去年年末,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在京召开“文学史写作的理论与实践”国际学术研讨会,我在会上作了一次发言,我说我在初中求学时初次听中国文学史课,采用的教材是谭正璧先生的《中国文学史纲》,它也是我第一次接触的中国文学史著作,屈指数来,已逾六十年。我当时不可能想到,我以后会与文学史研究、编写工作产生难分难解的“姻缘”。
改革开放三十年,我们在古代文学研究领域里取得的成绩是巨大的。我同意袁行霈先生的看法,这三十年取得成绩的具体表现,在于更新观念方法,重视资料考辨,回归文学本位。
海因里希·伯尔基金会是一个与德国绿党关系密切的独立组织,是一个合法自治,决策开放的基金会。伯尔基金是由德国著名的诺贝尔文学获得者兼慈善家海因里希·伯尔(1917-1985)命名面来的。当前伯尔基金会已经在全球60个国家拥有200个国际合作项目。
关于《搜神记》编纂之缘起,传统观点以为干宝有感于父婢及兄再生,遂撰《搜神记》,但目下不少学者否定此说;或认为《搜神记》之编纂,乃因干宝由无鬼论向有鬼论转变而引发;本文从干宝思想及建武中任史官的身份出发,对干宝编纂《搜神记》缘起问题作以解析。《搜神记》撰成,干宝以之示名士刘忮,刘忮谓“卿可谓鬼之董狐”,明扬暗讥。对于刘忮何以讥讽干宝,有学者以为刘忮“属无鬼论一派”,故嘲讥笃信鬼神的干宝为“鬼董狐”;本文以为,刘忮嘲讥干宝,实反映出当时礼法之士与任情放诞名士之间的矛盾、冲突。
本文探讨了南宋诗人杨万里的诗学与理学的关系。杨万里的诗有其独特的风格,被称为“诚斋体”,这种诗风的形成有其理学思想的渊源。本文从梳理杨万里与理学家的师承关系入手,首先揭示其诗学中的“兴”与理学的联系,指出其“天人合一”的实质;然后进一步论述其诗歌意境所体现出的由“生”而“乐”即为典型的理学境界。在余论部分,文章勾勒了罗大经的《鹤林玉露》对揭示杨万里的理学境界所作的贡献。
晚明文人邓志谟曾创作了六种“争奇”式作品,对这六种“争奇”式作品,学霁大多视为小说文体,并在小说视野下对其予以诠释,但争奇故事又具备明显的戏剧性特征。这种现象的出现,与“争奇体”作品的特性有关。本文由此出发,在对这一系列作品作辨析的基础上,也探讨了戏曲与小说文体的相关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