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简介：其实，中国的老百姓是懂得知足的，要求的并不过分，只要希望收入多一点，物价稳一点，房价涨得慢一点。面对如此疯狂的通货膨胀，老百姓在银行的那点存款一点点被蒸发掉了。老百姓无法“淡定”了，开始琢磨着炒房、炒股，但是，频频爆料出的信息是，房地产开发商囤地捂盘，股市内幕重重，让老百姓望而却步。老百姓“幡然醒悟”后，想去享受一下生活的时候，却发现买车竟然也要摇号了，而对于摇到车牌号的老百姓来说，感受到的竟然不是“幸福”，而是“幸运”，虽是一字之差，背后反应的确实老百姓的心酸与无奈。
　　请跟随《我们的生活为什么这么无奈》寻找百姓生活的答案。
　　
　　《郎咸平说：我们的生活
　　为什么这么无奈》
　　作者： 郎咸平
　　出版社：东方出版社
　　定价：32.00元
　　
　　绿皮车是我们对春运的一个美好记忆，不知道大家有没看过《春运帝国》和《铁道游击队》，那都是调侃春运和绿皮车的。绿皮车上有很多春运的故事，其中就有扒火车，也就是当大家挤不上火车的时候，窗户就变成了门，从窗户递包进去，然后把小孩塞进去。现在呢？我们高铁的窗户是全封闭的，你想扒火车都扒不了了。
　　在春运的故事里面有特别多的行为艺术。其中就有一个在婚纱店工作的小伙子，为了买火车票，他把他们婚纱店的服装模特搬过来，摆到买票的地方，让模特来排队，这个模特基本不用移动的，5个小时不用移动，等到第二天早上醒来以后，再过去把这个模特换走，他来排队，这就是行为艺术。所以我就想，我们老百姓想回家见见家里人的那张笑脸，就要先看到无数的苦脸和黑脸，所以我就想起“两伊”战争的时候，美国军队的一个口号，叫“回家的路要通过巴格达”。
　　现在是我们回家的路要通过一个春运的炼狱。而这个炼狱的本身所折射的问题，其实是我们整个铁路规划的失败。什么意思呢？就是不符合铁路经济学的这个基本原理。
　　请各位想一想，现在我们国家不是把大量资源投放在解决铁路运力的密度上，不是增加绿皮火车的运力，而是把大量资源投到一些毫不实际的高铁和动车上。
　　现在更可怕的是什么？我们产生了高铁崇拜，叫做高铁“大跃进”，这个高铁“大跃进”本身，真是太可怕了。
　　我举个例子，在我们“十二五”规划当中，在2020年之前要兴建的高铁是画实线的，2020年之后呢，考虑要建高铁的，或重新规划的画虚线，但是我们现在发现，很多的虚线现在都变成了实线，比如说郑渝高铁、昌吉赣高铁，还有赣州到深圳的高铁等等，它们应该都是画虚线的，结果现在的计划是要在2013年通车！还有，新疆也规划了3000公里高铁，它竟然也需要高铁！我对此感到不可思议。还有从昆明到拉萨的高铁，昆明段也在兴建，各位，我们真正需要的是什么？是老百姓致富，是要让老百姓更富裕，这才是我们应该做的事，而不是用那么多钱和精力搞个高铁。
　　如果是为了老百姓致富的话，搞些绿皮车的建设完全够用了，搞高铁的话，可不是为了老百姓更富裕，而是为了旅游的人，这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概念。
　　除了春运经济学，还有一个春运政治学，就是一张小小的车票背后的社会公正与公平问题。比如说最极端的模式，我们叫春运的计划经济模式，它的背后是什么？是倒票这个现象的出现，就是铁路内部的人用计划把这个票拿出来，给黄牛党去倒票，这个现在已经被否决了。另外一种模式呢，就是一些经济学家提的，春运的纯市场经济模式，就是全部推到市场去，提高票价，让买得起票的人回家，买不起就在原地过年，这是另外一种极端。而现在我们实行的是计划经济加市场模式，就是计划市场模式，这实际上是把最坏的计划和最坏的市场结合到了一起。
　　我的建议是什么呢？取消动车，取消高铁。当然不是完全取消了，只是不要再大举兴建这些东西了，这些都是好看的好玩的，我们统统不要，我们希望铁道部门能够让绿皮火车增加密度，固定时速的密度，能够像日本、德国一样，增加几十倍的运力，这不但不需要多加钱，相反还可以降低成本，然后票价还可以下降，让老百姓真的能够又快又便宜地回家过年。
　　现在每年需要我们铁路输送的是2.3亿人，对不对？大概总收入是240亿，那你拿出120亿来，让老百姓票价减一半可不可以？学生票价可以减一半，农民工为什么不可以呢？你这个暴利为什么不能拿来回馈给我们老百姓呢？我们今天的要求是什么？是要求铁路拿出一半的收入，让老百姓票价减半，同时我们还要求，不要搞高铁“大跃进”，要回归过去的淳朴，要藏富于民。如何藏富呢？增加绿皮火车的密度。这是我们的建议。要知道，高铁规划就是两三万亿，而每年春运2.3亿人次，其收入才240亿，这就意味着投在高铁的这三万亿的资金，能让我们的春运免费100年。如果这样的话，我们还有必要搞高铁吗？现在有句口号，叫“高铁开启幸福时代”，那我的呼吁就是“绿皮车让民众回归幸福时代”。
　　各位知道让我们铁道部官员感到骄傲的是什么吗？是我们高铁的长度全世界排第一，我们高铁的速度全世界排第一。但是各位晓不晓得，我们这个高铁的成本为什么这么高？如果你问相关人士的话，他们基本都会说，不是我们收费高，而是成本高。为什么成本高？因为有技术转让费。
　　他们自己吹牛说我们掌握高铁的关键技术。各位知道这些人是如何定义掌握关键技术的吗？非常可笑的，他们认为，超过15%以上的技术是我们的，就算我们掌握了关键技术，虽然85%是向别人买来的，只要自己占15%，就算我们的自主知识产权。那各位晓不晓得，我们为此要交多少钱？我告诉你，每一列高铁列车，我们大概要交2.5亿元人民币，在这之外还有8000万欧元的技术转让费。这是什么？这是典型的“我们得面子，外资得实惠”。
　　像这种铁路“大跃进”的疯狂之后，铁道部不小心吐露了我们的负债比例，是56%。怎么得出来的？我们做了一个计算，全国铁路的年收入大概3778亿元人民币，盈亏刚好平衡，不赚钱。但是如果建高铁的话，至少需要2万亿，那么一年利息支出大概就是500亿，我请问，你还这个利息的钱从哪里来？即使我们把慢车和快车都停掉，全部“被”高铁，“被”动车，大概收入也只能增加5%，也就是200亿，这200亿还不够交500亿的利息支出，这还不算本金。那你这笔账是怎么算的？最后由谁来买单？说到底还不是慢慢转嫁到消费者身上？
　　这样做的结果是什么？就是大量资源转到政府手中，转到外资手中，我们老百姓呢，就更贫穷，消费能力更低，内需更拉不动。
　　在经济学里面有一个词叫适当的发展模式，就是Properly。什么意思呢？就是说我们的基础建设千万不能超前，为什么？因为它占用了大量宝贵的社会资源，其实我们完全可以拿这个资源用来创新、创业，让企业创造利润，让老百姓更富裕，做到藏富于民。等到我们老百姓真正需要用到高速公路的时候，需要用到高铁的时候再建。因为这个东西非常贵，一下就几万亿，如果我们把整个社会资源都用到超前的高铁，超前的高速公路上的话，我们如何藏富于民？要知道，一旦花了就没有了，大量的资源流失之后，企业利润下降，老百姓消费下降，经济随之下滑。这叫什么？越建设，越发展，老百姓越贫穷。这是一种“失当”，而不是“适当”。
　　摘自《郎咸平说：我们的生活为什么这么无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