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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说新语》是南朝宋刘义庆组织编写的一部有关魏晋时人逸闻趣事的小说，全书共选录了五百多位名士的事迹。其中的《贤嫒》专门记载女性的生活片断。该章共32则，选录了24位妇女的事迹。从中分析，我们可以发现：魏晋人对女性的审美重才智、重高洁，重精神独立；在婚姻择偶方面，魏晋人重门第，但也存在着相对的婚姻自由，另外，虽然玄风大振，儒学式微，儒家思想在民间依旧有着深刻的影响。
1 对女性的审美重才智、重高洁、重精神独立
魏晋之前，对女性的品评多依据四德的要求，即：妇德、妇容、妇言、妇功。东汉史学家班昭在《女诫·妇行第四》中对四德进行了诠释，妇德不必才明绝异，妇言不必辩口利辞，妇容不必颜色美丽，妇功不必工巧过人，“清闲贞静，守节整齐，行己有耻，动静有法，是谓妇德。择辞而说。不道恶语，时然后言，不厌于人，是谓妇言。盥浣尘秽，服饰鲜沽，沐浴以时，身不垢辱，是为妇容。专心纺绩，不好戏笑，洁齐酒食，以奉宾客，是谓妇功。此四者，女人之大德，而不可乏之者也。”从中我们可以看出女性最为重要的是为男性提供一个舒服愉悦的生活环境。听从男性的意愿，满足男性的需求。至于女性真正个性则被压抑贬低。这种背景上女性不可能拥有独立的人格，也不可能充分实现自身的价值。而这种女性审美观念在魏晋时期发生了变化。魏晋妇人在思想解放的潮流下也呈现出前所未有的生机和活力。因此时人对女性的品评也发生了变化。更注重女性的才气以及独立的精神和意志。《贤嫒》第一则，陈婴母亲在儿子春风得意之时，敏锐地提醒到“自我为儒家妇，少见贫贱，一旦富贵，不详，不如以兵属人，事成，少受其利。不成，祸有所归”不仅告诫儿子要有自知之明，不可贪图荣华富贵，同时为儿子指明了一条乱世保全之策。陈婴母敏锐的政治洞察力以及果敢的决断力体现了女性的独立与智慧。第五则赵母嫁女的故事，初读令人费解，一般父母嫁女之时，多会嘱托自己女儿要乖巧勤快，多讨公婆喜爱，而赵母却反其道而行之。要求女儿“慎勿为好”。余嘉锡先生讲：“盖古之教女者之意，特不愿其遇事表暴，斤斤于为善之名以招人之嫉妒，而非禁之使不为善也。”魏晋南北朝是个极重门第的时代，也是一个极重声名的时代，很多人把名誉看得极为重要，甚至为了博取名声不折手段，赵家母亲深谙世情，怕女儿为追求善名受累，或者招致他人嫉妒，所以临行之日才有了这番嘱托I由此也可以看出赵母的明智。第六、七、八则记录了许允妻的故事，许允妻奇丑，新婚夜被丈夫厌恶，但她并没有自卑气馁，而是理直气壮地质问丈夫为何重色不重德，许允不禁羞愧，遂相敬重。婚后她又利用自己对时事的准确判断帮丈夫及儿子摆脱政治劫难。第九则诸葛诞女面对丈夫的蔑视立刻反唇相讥，“大丈夫不能仿佛彦云，而令妇人比综英杰。”其勇气和机智可见一斑。第十一则讲山涛妻在丈夫的允许下偷听丈夫与好友阮籍、嵇康的谈话，达旦忘返。第二天当着丈夫的面对三人进行品评。得出了“君才致殊不如，正当以识度相友耳”的结论，评价客观独立，没有对丈夫刻意讨好，一个奔放快乐的现代女性形象跃然纸上。上面几位妇女一反传统妇女柔弱温顺，唯丈夫是从的形象，靠着智慧和才智表达着自己的思想，实现了人生了价值，也得到了时人的赞美。而另外一些人如班婕妤、贾充前妻李氏、王湛妻、李势妹和谢道韫等又都是凭着高贵纯洁的品质赢得了时人的敬仰。班婕妤面对赵飞燕的诬告，没有委屈辩解，没有歇斯底里，只是神色平静地说：“妾闻死生有命，富贵在天，修善尚不得福，为邪欲以何望?若鬼神有知，不受邪佞之诉；若其无知，诉之何益?故不为也。”其思想透彻先进，品质高洁不可侵犯。贾充前妻李氏应对后妻郭氏的凶悍及咄咄逼人，神色坦然，不卑不吭，使得郭氏甘拜下风。王湛妻婉约贤淑，不因自己地位低下而曲事于人，赢得了王家老少的欢迎。李势妹在桓温原配南康长公主的责难中，神色冰清，淡然说道“国破家亡，无心至此，今日若能见杀，乃是本怀。”其强烈的家国观念和视名利为草芥的精神，实在难能可贵。这些女性得以入选《世说新语·贤嫒》体现了时人对女性审美观念的改变，更加重视女性的才气智慧和独立。
2 择偶重门第，但也存在着相对宽泛的择偶自由
在中国漫长的封建社会中，婚姻历来都是“父母之命，媒妁之言”，魏晋时期，门阀士族势力强盛，尤其是大族贵姓，更是与皇族平分秋色。如东晋时期便有“王与马共天下”的说法。为了维护本家族的利益，士族一方面控制九品中正制的选官机智，另一方面方面便是大族联姻，强强联手。周一良先生在他的《魏晋南北朝史札记》中提到：“婚是保持家族高贵血统的纯净，并借以攀结其他高门贵族的必要手段。”贤嫒第十八则讲到李络秀是个漂亮又有才华的女子，机缘巧合被士族周浚相中，欲纳她为妾，她同意嫁给他做妾，理由是“门户殄瘁，何惜一女?若联姻贵族，将来或大益”。在周家，她生了两个儿子，等儿子们成为达官显贵之后，李氏以命相逼，要求儿子和李家做亲戚。这才换来李家在贵族的社交场合获得礼遇。第二十五则记录了东晋才女谢道韫为了家族利益嫁给了王羲之的儿子王凝之。但王凝之资质平庸，谢道韫十分苦闷，发出了“不意天壤之中竞有王郎”的感慨。
魏晋时期虽然大多数都讲求门当户对，由于一些特殊的原因如家族的衰败或当事人自身的特殊情况等也存在着相对宽泛的自由。如第十二则，王浑妻钟氏为女儿选婿，认为“诚是才者，其地可移。”摒弃了门第观念。第十五则“王汝南少无婚，自求郝普女。司空以其痴，会无婚处，任其意便许之。”这一则讲到王汝南的父亲王昶在儿子娶妻问题上比较开明，完全依靠儿子的意愿，王湛最终得以娶到自己心仪已久的郝氏。
3 儒家思想仍然有着巨大的社会影响
儒家思想自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以来，在历代统治中一直处于核心的统治地位。到魏晋南北朝时期已经有了将近四百年的历史。魏晋时期，玄风大振，佛学大兴，儒家思想的核心地位受到动摇，但其影响仍然很大。尤其是一些少数民族政权的统治者对儒家思想更是情有独钟。例如前秦苻坚精通儒术，大兴学校。后秦姚兴时，学习儒家经典的学生多至一万人，《晋书》称当时的学风“学者咸劝，儒风盛焉”。北魏道武帝曾设太学、置五经博士，儒学更为兴盛。北周武帝将儒学列为第一位。由于社会意识相对独立于社会存在，儒家思想的惯性作用再加上政府的大力提倡，使得儒学在民间依旧有着深刻的影响。如贤嫒十四则，贾充的两个女儿都想将自己的母亲与父亲合葬，长久争执未决，最后贾充的后妻郭氏受其女牵连，未能与丈夫同穴。贾后乱政成为郭氏不得与贾充合葬的重要原因。从这个故事中，一方面我们可以看出孝道的存在，李氏和郭氏的女儿都欲尽孝道才为合葬事宜争执，另一方面郭氏的最终不得与丈夫合葬的原因是女儿乱政，从中可以判断忠孝思想在人们的心目中仍旧根深蒂固。第十则王经的母亲面对儿子死亡时的愧疚时，说道：“为子则孝，为臣则忠，有忠有孝，何负吾邪?”第二十九则郗超死后。其妻弟要接姐姐回家，鄱超的妻子表现出了“生纵不得与郗郎同室，死宁不得同穴”的贞洁和气概，都表现出儒家思想对时人思想中的烙印。
参考文献
[1]余嘉锡.世说新语笺疏.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
[2]周一良.魏晋南北朝史札记.北京：中华书局.1985.
[3]唐长孺.魏晋南北朝隋唐史三论.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1992.
[4]陈东原.中国妇女生活史.上海：上海书店，1984.
[5]司马光.资治通鉴.北京：中华书局.1956.
1 对女性的审美重才智、重高洁、重精神独立
魏晋之前，对女性的品评多依据四德的要求，即：妇德、妇容、妇言、妇功。东汉史学家班昭在《女诫·妇行第四》中对四德进行了诠释，妇德不必才明绝异，妇言不必辩口利辞，妇容不必颜色美丽，妇功不必工巧过人，“清闲贞静，守节整齐，行己有耻，动静有法，是谓妇德。择辞而说。不道恶语，时然后言，不厌于人，是谓妇言。盥浣尘秽，服饰鲜沽，沐浴以时，身不垢辱，是为妇容。专心纺绩，不好戏笑，洁齐酒食，以奉宾客，是谓妇功。此四者，女人之大德，而不可乏之者也。”从中我们可以看出女性最为重要的是为男性提供一个舒服愉悦的生活环境。听从男性的意愿，满足男性的需求。至于女性真正个性则被压抑贬低。这种背景上女性不可能拥有独立的人格，也不可能充分实现自身的价值。而这种女性审美观念在魏晋时期发生了变化。魏晋妇人在思想解放的潮流下也呈现出前所未有的生机和活力。因此时人对女性的品评也发生了变化。更注重女性的才气以及独立的精神和意志。《贤嫒》第一则，陈婴母亲在儿子春风得意之时，敏锐地提醒到“自我为儒家妇，少见贫贱，一旦富贵，不详，不如以兵属人，事成，少受其利。不成，祸有所归”不仅告诫儿子要有自知之明，不可贪图荣华富贵，同时为儿子指明了一条乱世保全之策。陈婴母敏锐的政治洞察力以及果敢的决断力体现了女性的独立与智慧。第五则赵母嫁女的故事，初读令人费解，一般父母嫁女之时，多会嘱托自己女儿要乖巧勤快，多讨公婆喜爱，而赵母却反其道而行之。要求女儿“慎勿为好”。余嘉锡先生讲：“盖古之教女者之意，特不愿其遇事表暴，斤斤于为善之名以招人之嫉妒，而非禁之使不为善也。”魏晋南北朝是个极重门第的时代，也是一个极重声名的时代，很多人把名誉看得极为重要，甚至为了博取名声不折手段，赵家母亲深谙世情，怕女儿为追求善名受累，或者招致他人嫉妒，所以临行之日才有了这番嘱托I由此也可以看出赵母的明智。第六、七、八则记录了许允妻的故事，许允妻奇丑，新婚夜被丈夫厌恶，但她并没有自卑气馁，而是理直气壮地质问丈夫为何重色不重德，许允不禁羞愧，遂相敬重。婚后她又利用自己对时事的准确判断帮丈夫及儿子摆脱政治劫难。第九则诸葛诞女面对丈夫的蔑视立刻反唇相讥，“大丈夫不能仿佛彦云，而令妇人比综英杰。”其勇气和机智可见一斑。第十一则讲山涛妻在丈夫的允许下偷听丈夫与好友阮籍、嵇康的谈话，达旦忘返。第二天当着丈夫的面对三人进行品评。得出了“君才致殊不如，正当以识度相友耳”的结论，评价客观独立，没有对丈夫刻意讨好，一个奔放快乐的现代女性形象跃然纸上。上面几位妇女一反传统妇女柔弱温顺，唯丈夫是从的形象，靠着智慧和才智表达着自己的思想，实现了人生了价值，也得到了时人的赞美。而另外一些人如班婕妤、贾充前妻李氏、王湛妻、李势妹和谢道韫等又都是凭着高贵纯洁的品质赢得了时人的敬仰。班婕妤面对赵飞燕的诬告，没有委屈辩解，没有歇斯底里，只是神色平静地说：“妾闻死生有命，富贵在天，修善尚不得福，为邪欲以何望?若鬼神有知，不受邪佞之诉；若其无知，诉之何益?故不为也。”其思想透彻先进，品质高洁不可侵犯。贾充前妻李氏应对后妻郭氏的凶悍及咄咄逼人，神色坦然，不卑不吭，使得郭氏甘拜下风。王湛妻婉约贤淑，不因自己地位低下而曲事于人，赢得了王家老少的欢迎。李势妹在桓温原配南康长公主的责难中，神色冰清，淡然说道“国破家亡，无心至此，今日若能见杀，乃是本怀。”其强烈的家国观念和视名利为草芥的精神，实在难能可贵。这些女性得以入选《世说新语·贤嫒》体现了时人对女性审美观念的改变，更加重视女性的才气智慧和独立。
2 择偶重门第，但也存在着相对宽泛的择偶自由
在中国漫长的封建社会中，婚姻历来都是“父母之命，媒妁之言”，魏晋时期，门阀士族势力强盛，尤其是大族贵姓，更是与皇族平分秋色。如东晋时期便有“王与马共天下”的说法。为了维护本家族的利益，士族一方面控制九品中正制的选官机智，另一方面方面便是大族联姻，强强联手。周一良先生在他的《魏晋南北朝史札记》中提到：“婚是保持家族高贵血统的纯净，并借以攀结其他高门贵族的必要手段。”贤嫒第十八则讲到李络秀是个漂亮又有才华的女子，机缘巧合被士族周浚相中，欲纳她为妾，她同意嫁给他做妾，理由是“门户殄瘁，何惜一女?若联姻贵族，将来或大益”。在周家，她生了两个儿子，等儿子们成为达官显贵之后，李氏以命相逼，要求儿子和李家做亲戚。这才换来李家在贵族的社交场合获得礼遇。第二十五则记录了东晋才女谢道韫为了家族利益嫁给了王羲之的儿子王凝之。但王凝之资质平庸，谢道韫十分苦闷，发出了“不意天壤之中竞有王郎”的感慨。
魏晋时期虽然大多数都讲求门当户对，由于一些特殊的原因如家族的衰败或当事人自身的特殊情况等也存在着相对宽泛的自由。如第十二则，王浑妻钟氏为女儿选婿，认为“诚是才者，其地可移。”摒弃了门第观念。第十五则“王汝南少无婚，自求郝普女。司空以其痴，会无婚处，任其意便许之。”这一则讲到王汝南的父亲王昶在儿子娶妻问题上比较开明，完全依靠儿子的意愿，王湛最终得以娶到自己心仪已久的郝氏。
3 儒家思想仍然有着巨大的社会影响
儒家思想自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以来，在历代统治中一直处于核心的统治地位。到魏晋南北朝时期已经有了将近四百年的历史。魏晋时期，玄风大振，佛学大兴，儒家思想的核心地位受到动摇，但其影响仍然很大。尤其是一些少数民族政权的统治者对儒家思想更是情有独钟。例如前秦苻坚精通儒术，大兴学校。后秦姚兴时，学习儒家经典的学生多至一万人，《晋书》称当时的学风“学者咸劝，儒风盛焉”。北魏道武帝曾设太学、置五经博士，儒学更为兴盛。北周武帝将儒学列为第一位。由于社会意识相对独立于社会存在，儒家思想的惯性作用再加上政府的大力提倡，使得儒学在民间依旧有着深刻的影响。如贤嫒十四则，贾充的两个女儿都想将自己的母亲与父亲合葬，长久争执未决，最后贾充的后妻郭氏受其女牵连，未能与丈夫同穴。贾后乱政成为郭氏不得与贾充合葬的重要原因。从这个故事中，一方面我们可以看出孝道的存在，李氏和郭氏的女儿都欲尽孝道才为合葬事宜争执，另一方面郭氏的最终不得与丈夫合葬的原因是女儿乱政，从中可以判断忠孝思想在人们的心目中仍旧根深蒂固。第十则王经的母亲面对儿子死亡时的愧疚时，说道：“为子则孝，为臣则忠，有忠有孝，何负吾邪?”第二十九则郗超死后。其妻弟要接姐姐回家，鄱超的妻子表现出了“生纵不得与郗郎同室，死宁不得同穴”的贞洁和气概，都表现出儒家思想对时人思想中的烙印。
参考文献
[1]余嘉锡.世说新语笺疏.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
[2]周一良.魏晋南北朝史札记.北京：中华书局.1985.
[3]唐长孺.魏晋南北朝隋唐史三论.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1992.
[4]陈东原.中国妇女生活史.上海：上海书店，1984.
[5]司马光.资治通鉴.北京：中华书局.1956.